2014年，我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撰文哀嘆，美國的政治衰敗已經根深蒂固，政府機構功能越來越失調。當時我寫道：“僵化的認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結合，讓體制改革的努力付諸東流，在不對政治秩序造成重大沖擊的情況下，沒有人能保證當前的局勢會發生很大的改變。”

在隨後的幾年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特朗普的崛起似乎可能帶來那種衝擊。回顧2016年總統選舉期間的政治衰敗問題，我因看到“兩黨的選民都站起來反對他們眼中的腐敗、搞內部交易的建制派，轉而求助於激進的‘圈外人’以對美國政治‘徹底洗牌’”而備受鼓舞，但我也警告道：“民粹主義兜售的靈丹妙藥幾乎無濟於事，這些想法一旦被接受，就會扼殺增長，加劇萎靡不振，不但無法改善現狀，反而會使情況進一步惡化。”

事實上，這些“靈丹妙藥”受到了美國人的歡迎——或者至少有足夠多的美國人支援特朗普入主白宮。情況確實變得更糟了，並且以驚人的速度和規模持續惡化，這在當時是難以預料的。這種惡化在1月6日暴徒襲擊美國國會大廈事件中達到高潮——這是美國總統鼓勵的叛亂行為。

與此同時，引發這場危機的根源仍然沒有改變。美國政府仍然被強大的精英集團所控制，這些精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破壞整個政權的合法性。而且美國政治體系仍然過於僵化，無法進行自我改革。然而，情況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兩種新出現的現象使情況大為惡化：新的通訊技術使民主審議的共同事實基礎消失，曾經“藍”和“紅”派別之間的政策差異已固化為文化認同上的分歧。

從理論上講，美國政府被精英階層佔據可能是美國民眾團結的來源，因為這激怒了政治分歧的雙方。不幸的是，持有這種態度的不同群體有著各自目標相同。對左翼人士來說，這些精英是企業和資本主義利益集團——化石燃料公司、華爾街銀行、對沖基金億萬富翁和共和黨的大金主——這些人的說客和資金一直在努力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任何形式的民主清算的影響。在右翼人士看來，邪惡的精英是好萊塢的文化權力掮客、主流媒體、大學和大公司，這些人信奉一種“覺醒的”世俗意識形態，與美國保守派所信奉的傳統或基督教價值觀相左。即使在人們認為這兩種觀點有可能重疊的領域，比如對大型科技公司力量的日益擔憂，雙方的擔憂也互不相容。“藍色美國”（Blue America）指責推特和臉書宣傳陰謀論，宣揚特朗普主義；而“紅色美國”（Red America）則認為，這些公司對保守派抱有無可救藥的偏見。

美國政府體制的僵化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成問題，但它也有其優點。總體而言，憲法的制衡發揮了作用：儘管特朗普一直在努力削弱美國的制度基礎，但法院、官僚機構和地方官員阻止了他做出最壞的決定。最明顯的例子即特朗普為推翻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所做的努力。司法系統——法官大多由特朗普任命——拒絕容忍特朗普一方在法院提起的數十起無意義的訴訟。身為共和黨官員的佐治亞州州務卿布拉德·拉芬斯佩格（Brad Raffensperger）和其他監督喬治亞州選舉的官員，英勇地站出來反對總統——特朗普曾向他們施壓，以非法方式扭轉他在該州的歷史性失利。

然而，限制特朗普的關卡同樣也會對未來試圖從根本上改革體制失靈的努力構成障礙。最重要的制度缺陷之一是，由於選舉團制度和參議院的組成，共和黨人擁有關鍵優勢，這使他們即使在握有較少的國家和州選票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掌握權力。考慮到透過和批准修正案的門檻堪比登天，對美國憲法的修改，比如取消選舉團制度，根本就是天方夜譚。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微弱多數使共和黨在內閣任命等普通問題上失去了否決權，但更大的改革——如哥倫比亞特區作為州的地位，或透過新的投票權法案以對抗共和黨剝奪選舉權（disenfranchisement）的努力——將遭遇共和黨阻撓議事。即使是相對不那麼雄心勃勃的立法，當選總統拜登也需要憑藉運氣和技巧來推動其透過，比如新的刺激計劃和基礎設施支出。眾議院民主黨人最近提出的改革方案中所設想的結構性變革在很大程度上仍無法實現。

正如我在2016年的文章中指出的，美國政治中最根本的功能障礙是國家政府機關之間相互制衡的制度與政治極化相互作用，這種方式導致了政治程序的停滯和持久的黨派鬥爭。此後，這種極化變得更加嚴重和危險。其中一個驅動因素是技術，它削弱了主流媒體或政府等老牌機構塑造公眾信仰的能力。昆尼皮亞克（Quinnipiac）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如今，77%的共和黨人認為，2020年的選舉中存在重大欺詐。有人說，右翼正大踏步走向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特朗普和他的許多擁躉肯定是這樣。但是有數千萬投票給特朗普並繼續支援他的人，不是因為這些人不喜歡民主的理念，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在捍衛民主，反對民主黨竊取了總統選舉。

解決這一由技術引發的問題將是未來一段時期的重大挑戰之一。1月6日國會大廈遭襲後，推特和臉書撤銷了特朗普的競選平臺，這是正確的做法；作為對國家緊急情況的短期反應，這一決定是合理的。煽動暴力不等同於行使受保護的言論自由。但從長遠來看，私營企業自行做出這種對公眾有重大影響的決定是不合法的。事實上，美國一開始就犯下了一個巨大的錯誤——美國不該讓這些平臺發展得如此強大。我和兩位學者最近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中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是，發展作業系統與應用之間的“中介軟體”（middleware）公司的競爭層，平臺將內容稽核的任務外包給這些公司，從而削弱平臺的力量，並允許使用者對他們遇到的資訊享有更大的控制權。這不會消除陰謀論，但會削弱這些平臺放大邊緣聲音、壓制其他不受歡迎的聲音的力量。

除了技術的發展，政策問題的爭論轉變為身份認同的鬥爭，這也對加深美國的兩極分化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美國政治極化肇始，兩派美國人在稅率、醫療保險、墮胎、槍支和海外軍事力量使用等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些問題並沒有消失，而是被由種族、民族、性別和其他廣泛的社會標記所定義的固定群體身份和成員資格問題所取代。政黨已經被政治部落（political tribes）所取代。

部落主義的興起在共和黨中表現最為明顯。特朗普輕而易舉地讓共和黨及其選民放棄了信仰自由貿易、支援全球民主和反對專制等核心原則。隨著特朗普個人神經質和自我沉迷的加深，共和黨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對特朗普的忠誠度成為判斷共和黨人的標準：如果對特朗普的所作所為有絲毫批判，這個人就會被掃地出門。最終，共和黨拒絕在2020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施政綱領，而只是簡單地確認，共和黨將支援任何特朗普想得到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戴口罩和認真對待新冠肺炎疫情的簡單行為變成了尖銳的黨派問題。

所有這一切都建立在2016年之後出現的明顯的地理和人口社會鴻溝之上。正如政治學家喬納森·羅登（Jonathan Rodden）所表明的那樣，支援和反對特朗普情緒的唯一相關的是人口密度。美國被劃分為藍色城市和郊區，紅色遠郊和農村，這種劃分反映了價值觀上的巨大文化分歧——這種分歧在美國以外的許多國家都存在。

但結構性因素無法完全解釋目前的情況。去年秋天NPR /益普索調查顯示，近四分之一的共和黨人相信匿名者Q（QAnon）陰謀論的核心主張——即所謂的“一群崇拜撒旦的戀童癖精英們試圖控制我們的政治和媒體。”

部落主義也存在於左翼，但以一種不那麼明顯的形式存在。身份政治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會運動之後誕生於左派。對於一些左翼人士來說，透過身份動員來反對有關種族、民族、性別或性取向的歧視，已經演變為要求群體承認和積極肯定群體的差異性。但總的來說，藍色的美國要比紅色的美國更加多樣化。拜登當選總統後，民主黨內部各派系將在這些問題上出現重大分歧，而這些問題在特朗普領導下的共和黨內從未發生。

誰都不知道拜登就職後，美國將走向何方。主要的不確定因素是共和黨內部將會發生什麼。特朗普和他的追隨者對國會大廈發動的暴力襲擊嚴重突破底線，致使一些共和黨人最終公開與其決裂。特朗普任總統期間並沒有讓共和黨在政治上處於強勢地位：共和黨從2017年取得總統選舉並控制參、眾兩院的大滿貫，到如今一無所有。但對特朗普的個人崇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共和黨，以至於衝擊國會這種暴力行為甚至都不會引起人們的反感。可以想象，隨著之前的主流共和黨人逐漸適應失去權力的現實，並認識到需要透過擴大該黨聯盟來爭取贏得未來的選舉，他們將緩慢而穩定地重新奪回權力。另一種可能是，特朗普可以把自己描繪為為了國家而犧牲一切的殉道者，從而保持對共和黨的控制。更為極端的一種可能則是，特朗普和他的鐵桿支持者變成地下“恐怖分子”，用暴力回擊他們眼中非法的拜登政府。

這一局面最終如何發展將對未來幾年的全球民主產生重大影響。特朗普送給了美國的對手和威權主義者一份大禮：一個分裂的、專注於國內事務、與自己的民主理想相矛盾的美國。拜登入主白宮、民主黨在國會取得微弱優勢，這些並不足以讓美國恢復其國際地位：特朗普主義必須被徹底否定、失去合法性，就像20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一樣。那些在國家機構周圍建立規範護欄的精英們必須重拾勇氣，重新樹立他們的道德權威。這些政治精英們能否迎接挑戰不僅將決定美國機構的命運，更重要的是，決定美國人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