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國兩會上，來自陝西的政協委員李冬玉在討論關於“撤併小縣”的話題時舉了一例：
某縣2019年常住人口3.02萬，行政事業和社會組織120餘個，財政供養人員6000餘人，財政供養人員比為1:5。
由此，“公務員經濟”一詞開始走進輿論視野。
最近兩年，伴隨“縣城婆羅門”群體的出圈，對於“公務員經濟”的討論熱度越來越高。而且從低線城市到欠發達地區，從人口小縣到東北大區，似乎越來越多地方陷入到依賴“公務員經濟”的泥潭。
但這個範圍究竟有多廣，此前人們只有模糊的感覺，缺乏定量的資料。
現在，資料來了。
最近，財經媒體人劉曉博團隊釋出了2023年部分省市的“體制內強度指數”。
所謂體制內強度指數，是指一個地方體制內人員（包含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繳存公積金人數佔當地全部繳存人數的比重。
比重越高，這個地方的體制內強度指數就越高，市場化程度就越低，就越不適合創新和創業，也不適合投資買房。
其實，體制內強度指數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一個地方對於“公務員經濟”的依賴程度。市場經濟越發達，體制外繳納公積金的人數比例就越高，體制內強度指數就越低，反之亦然。而按照指數釋出團隊的說法，一個地方的體制內強度指數低於33%，是比較合理的。
對照這個標準，我發現了一個令人驚掉下巴的真相：
偌大一箇中國，不依賴“公務員經濟”的強市，居然只剩下20個了！
其中，體制內強度指數低於20%，也就是對“公務員經濟”依存度最小的7座城市，無一例外都位於長三角和大灣區。
而體制內強度指數低於33%，經濟發展主要不依靠“公務員經濟”的20座城市，從分佈來看，除了成都外，其餘皆位於東部沿海地區，包括長三角10座（上海、江蘇5座、浙江4座），大灣區4座，京津冀2座（北京、天津），東北1座（大連），山東1座（青島），福建1座（廈門）。
相反，GDP前50強城市中體制內強度指數超過60%，對“公務員經濟”依賴度最高的8座城市中，除了襄陽位於秦嶺淮河線以南，其餘都是北方城市。
排名最高的榆林，這幾年靠著大發資源財，經濟增長飛快。“中西部非省會第一城”“西北第二城”等美譽頭銜一頂接著一頂，被媒體吹捧得很高。但看看它高達73.38%的體制內強度指數，讓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擲千金的中東土豪和他們背後頂著五六十度酷暑高溫沒日沒休工作的外籍勞工。
當然，上面這些都還符合我們對於中國區域經濟的常規認知，下面我來說幾個有點出人意料的新發現：
發現一：蘇錫常體制內強度指數低於深圳
相比於浙江和珠三角，半個身子處於北方的江蘇，一般被認為更偏大政府一些。這話放在蘇北沒毛病，但拿到蘇南就大錯特錯了。
從體制內強度指數來看，7座指數低於20%的城市中，浙江只有一座省會杭州（14.3%）。而且根據說明，各省的省直機關公積金是單獨管理的，沒有計算到省城。所以像杭州、廣州、成都、南京等省會城市對“公務員經濟”的實際依賴度，要高於公佈的資料。
剩下的6座，雖然廣東江蘇五五開，各3座，但蘇錫常的數值明顯低於深莞佛。特別是被譽為“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和市場體系最健全城市”的深圳，體制內強度指數為16.42%，比蘇南三市都要高，比最低的蘇州更是高出近60%。
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深圳擁有多家央企總部，國央企的整體實力遠勝蘇錫常，但另一方面，蘇南體制外的市場發達程度也可見一斑。
發現二：廣東半數城市體制依賴度堪比北方
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卻有兩個廣東。
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這種貧富差距也反映到了省內不同城市對體制、對“公務員經濟”的依賴度上。
廣東一方面有多達7個城市的體制內強度指數低於30%，數量位居各省之冠；但另一方面，指數高於60%的廣東城市更是多達10個。其中揭陽對於“公務員經濟”的依賴程度甚至超過80%，比榆林等一眾北方城市還高。
反觀江蘇，指數超過60%的城市只有1個徐州（63.9%）。而浙江更是1個都沒有。指數最高的麗水，也只有53.3%。
事實上，江浙不僅是對“公務員經濟”平均依賴度最低的省份，浙江更是目前已公佈數值省份中，唯一一個下轄各市體制內強度指數均較2020年大幅下降的省份。
這可能既是外來人口持續湧入浙江非公領域的結果，反過來也成為浙江在各省之中最受流動人口青睞的原因。
發現三：4大直轄市指數多處於正常區間
在一般人的固有印象裡，直轄市因為行政級別高，官員數量多，央國企扎堆，體制內強度指數應該高於其他城市才對。但從資料看並非如此。除了重慶略微超出33%（37.63%），其餘京津滬三市都低於30%，處於正常值區間。
這倒不是說人們的印象不對。只是由於直轄市人口眾多、經濟體量龐大，呈現體制內外雙強的局面。哪怕體制內再怎麼“處級多如狗、局級遍地走”，但放到全市大盤裡，也達不到內地小縣3萬人口6千靠財政供養的比例程度。
發現四：煙臺的“資源詛咒”
在山東，青煙威這三市往往被並稱，它們代表的是一種有別於山東其他地區的海洋文明，經濟更發達，市場意識也更活躍。這點從青島、威海的體制內強度指數均低於30%也能看出。
比較蹊蹺的是，煙臺的指數卻高達66.82%，甚至超過泰安、聊城、臨沂等一眾魯西南城市，成為前50強城市中“公務員經濟”依賴度第三高的城市，也是前10高城市中唯一的沿海城市。
我向煙臺的朋友諮詢，得到的答覆是：煙臺有礦。
除了金礦產量佔全國的接近一半，海里還有石油。渤海油田的幾個重要產油區，比如蓬萊、渤南（主要在龍口招遠海域），也在煙臺境內。
過去這些年，隨著國家清理整頓，資源礦產領域GUO進民退，導致資源型城市的體制內強度指數普遍較高。我比較了一下其他幾個代表性的資源型城市，比如前面提到的榆林，以及東北的鞍山（72.09%）、本溪（76.76%）、撫順（81.07%）、鐵嶺（83.19%）等，發現確實都在70%以上。
而這或許可算作“資源詛咒”的另一種表現吧。
發現五：西北的“東北化”比東北更甚
北方體制內強度指數高於南方，內陸高於沿海，這是大家都能猜到的常識，但具體哪裡的指數最高，是山河四省？是東北？還是……
正確答案是：西北。
雖然這些年唱衰東北的聲音最為強烈，甚至發明了“東北化”這個詞，用來形容一個地方經濟失去活力，但其實西北的情況更嚴重。
從已經公佈資料的遼寧、甘肅兩省來看，前者至少還有大連（22.92%）這樣一座指數正常的城市，省會瀋陽的指數也才42.13%，而甘肅所有的地市，包括省會蘭州，體制內強度指數都超過了70%，4個地市更是超過了90%，為各省所僅見。
至於前一陣因為武大女研究生一篇小作文“黑紅”的嘉峪關市，也高達89%。從這個角度來看，該女生第一時間選擇逃離並沒有錯。她的錯在於，只想逃離嘉峪關，而不想逃離甘肅，甚至一門心思想著如何能調回家鄉蘭州。問題是，蘭州又好到哪裡去呢？
這也是我為什麼經常說，農耕時代殘留下來的鄉土情結，是阻礙全球化時代年輕人追尋幸福、通往成功最大的阻礙。
一旦清除了這個思想阻礙後你就會發現，絕大多數人的家鄉都是不值得待，不應該回的。偌大一箇中國，真正還有希望的城市就只剩下那20個不靠“公務員經濟”維持的強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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