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歲像一道暗河。表面上看，人們已渡過湍急的成長階段：工作、成家、養育子女。可當提起原生家庭時，他們又會突然變回手足無措的少年。
帶著原生家庭的烙印闖蕩世界，又在某個重要抉擇時刻被拽回原點。他們的現實人生也因此陷入詭異的停滯，既無法真正逃離，又難以徹底和解。
在人生某個時段，他們仍時常會回到原生家庭的現場，在原地打轉。
被父親勒索的10年
2022年秋天，我接到老家的電話，說父親醉酒後騎車摔倒，被送進ICU。我告訴打電話給我的親友：“這是我最後一次為他交錢。如果他再喝醉惹事，我不會給他出錢，如果你們出錢救他，錢我也不會還。”我放著狠話，但掛上電話，還是止不住難過。
我甚至會想，父親是在透過自虐來獲得跟我的聯絡。
2017年一整年，父親常在深夜給我打來電話，目的只有一個：要錢。如果我不接，很快就會接到鄰居、警察或物業打來的電話。他住在我為他租的老家的房子裡，故意縱火、扎鄰居的車胎，假裝自殺。他不斷地製造麻煩，如果我不接他的電話，他就驚動別人來緊急聯絡我，再由我一次次地處理善後。
直到34歲，我對此仍有陰影，有時接到父親的電話，我會陷入深深的抑鬱，常常睡到中午，要託朋友來喊我起床，洗澡、穿衣這樣基本的生活行為，對我來說都很艱難。
抑鬱再次復發，這讓我總是不斷閃回到原生家庭的災難現場。
我和父親曾經相依為命十多年。我來自內蒙，父親也曾是個“正常”人。我小時候，他和母親在鎮上擺佈料攤。他總能吸引顧客：拉人進攤試穿新花樣，或悄悄觀察別人的挑選習慣再順水推舟推薦。那幾年，我們家是村裡最富的幾戶之一。
我上初中時，父親和母親離婚了，我被判跟父親生活。但他之後總是喝醉，在家裡發酒瘋，對我發洩：“都是因為你，你媽才跟我離婚”、“都是你害的。”還反覆說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工作。
當時我只覺得委屈：爭奪我的撫養權的是他，如今反倒怪我。現在想來，父親那時就開始透過製造我對他的恐懼和愧疚感，以此對我進行情感勒索。
中學起，我接受了自己要一路照顧著父親生活。父親只偶爾去打零工，家裡沒錢，高中時，我和他租房住，那棟平房破舊、潮溼，我白天上課，晚上到家，他躺在床上等我回來做飯一起吃。母親每月給我的撫養費，有時需我們一起分用。
我離家去內蒙上大學，怕他出事，把他接到我大學所在的城市，和他一起租房，月租120塊，母親每月給我400元生活費，剩下的錢只勉強夠我吃飯，我就去食堂洗碗勤工儉學。那時想到結婚，我都會想，要找一個能接受我帶著父親一起嫁過去的人。
圖丨2013年，張曼裕和父親關係尚好的階段
父親對我的勒索從情感轉到經濟上，是我大學畢業後。
我把他送回老家，而我拼命工作，後來去了北京，幹講師、賣保險、做編劇，沒日沒夜地卷，省吃儉用，精打細算過日子，學習股票知識和定投指數基金，才漸漸有了積蓄。而父親的行為愈發不著調，他的目標變成從我這裡獲得錢：他會在老家吹牛，以女兒能掙錢為名，向別人借錢，甚至瞞著我，向我當時的男友借錢。
我確診抑鬱是在2014年，29歲的我出國留學讀MBA後。我要在倫敦待1年，出發前我留給父親一萬二生活費，交齊房子的物業水電，想著他還有養老金，在老家，這足夠花用。
我留學2、3個月時，他打電話催我寄錢，說把錢花光了，“你不給我，我就沒飯吃。”我站在倫敦街頭，試圖和他講：“我給你錢，我下個月就得流落街頭了。”他卻回：“你先給我，我以後還你。”
我難以置信，頭一回看清父親：為了自己有錢花，女兒在外是否能活下去是不重要的。
這認知足夠將我擊潰。在英國，我被確診為重度抑鬱。心理諮詢師讓我記錄每週最恐懼的事情，我發現，我反覆書寫的是：父親來電。我害怕接他的微信和語音，全是威脅和索求。每次接到，都意味著麻煩：給他錢，幫他還錢，一連串我必須處理的爛攤子。
我嘗試擺脫父親的勒索。2022年春節，我去母親家玩了一天，他不停打電話讓我回去，我拉黑了他的號碼，那天他撥了500多個電話。第二天我回家去看他，走在廣場上，他突然冷冷抱怨，“你買的手機太難用。”然後將手機扔到地上，砸得稀爛，看著我，我明白了：他要我去撿，去再買一個。
我曾一遍遍反芻他這樣羞辱我的用意，陷入花大量時間和原生家庭的掰扯中。而他曾嫻熟運用憤怒和威脅，製造焦慮和恐懼，來控制我。但那天，我看著他，沒撿。
父親那次醉酒搶救後，不久後，我把他送進了老家一家養老院。現在我已經40歲，轉行成為一名心理諮詢師，我盡力讓自己的生活的重心放在：看書，睡覺，做美食，健身，試著縮減父親對我生活的影響，將生活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是三年裡，我仍會不時接到護工的電話，告訴我，父親在養老院對人大吼大叫 ，和其他老人刻意引起衝突，就是為讓護工給我打電話，或許，直到最後的分別到來，我才能不用再接到他的電話。
陳江，36歲，媒體人
2023年，我從廣州辭職，跳槽到北京，就為離家更近。同年，我又如願落腳在天津，高鐵一個半小時左右就能到河北—父母離開東北買房安家的地方。每個週五傍晚，我會踩點衝進車站。
在這兩年裡，尚未進入婚戀的我，從原生家庭中獲得了被愛的感覺。有時，我會提前一兩天和母親指定自己回家想要吃的飯菜，大碴粥、紅腸等東北正宗經典美食，和姥姥一起看電視，由媽媽陪我去市周邊，幫我買好我想要的衣服和鞋子。
2024年9月，我身上長了皰疹，媽媽特地從家裡來到我的出租屋裡，帶我看病，為我煮飯。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春天，我會請母親來北京居住，照顧我的飲食起居。
我在家吃飯、看書、睡覺，偶爾會幫助母親乾點家務，節假日的時候，我也會為父母添置點禮品，表達對他們的感謝。
每週頻繁地與父母互動，我和父母間的關係卻有了更多裂縫。父母對我不太滿意，他們覺得我36歲了，未婚未育，沒有他們所期待的穩定工作——這似乎是不能容忍的。而我們之間常常起衝突的，是漸漸撕裂的金錢觀。
從廣州跨城跳槽到北京時，我父親一點不關心我的職業發展，只會用斥責的語氣說，那你不得賠人家房東押金？對他而言，幾千塊的押金遠比人生規劃重要。
最讓我難以接受的是，2022年一次回家，母親拿起我吃過的排骨，啃食剩餘不多的肉渣，似乎但凡有一點餘留，她的心都會抽痛。我幾乎是向母親吼：“人有臉，樹有皮。你知不知道？”
母親還會將吃剩下的帶魚再打掃一遍邊刺，剩下的梨核抄起來就啃，在公交車上拿著塑膠袋吃著泛酸的葡萄，又把皮吐回袋子裡……
這會在潛意識中，激發我家庭匱乏的早年記憶。父母來自東北小城，60後，這代人受經濟匱乏與恐懼失去的折磨，他們怕花錢，更怕艱難累積的財富一去不返，
小時候，父母竭力託舉我，將我培養成為縣城裡的高考狀元。但買課外讀物或者教輔資料時，他們仍會心疼錢，問我，怎麼買這麼多書？
我不希望這種節約，一種由深層焦慮演化出的生活哲學，讓我們家人之間愛的表達變形。排骨事件爆發後，3年來，我每次吃排骨、帶魚、水果，必須把吃剩的殘渣收拾好，第一時間丟進垃圾箱，不給我媽一絲一毫撿漏機會。
當我５歲還在東北小城時，我常常覺得自己遇到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他們撫育和支援我；當我35歲，卻有點幻想別人家父母——城市中產，文化階層，開明，有現代意識。
35歲後，一年50餘次的跨城回父母家，即便我今天在天津這樣的城市和國企單位，享受物質相對豐裕的生活，但父母在外人看來並不體面的“摳索”， 仍一遍遍地刺痛我、提醒我，我們仍是被匱乏困住半生，不敢享受的人。
時至今日，母親依舊不理解我在出租屋裡買花、掛畫、擺擺件的意義。她那套對抗貧瘠的生活邏輯嗡嗡作響。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會定期回家。身處其中會窒息，長期遠離又感到飄蕩無根。這也許是我和原生家庭之間微妙的平衡點吧。
一面獨立女性，一面情緒黑洞
今年2月，夢見丈夫出軌，我哭著打電話控訴他。正在見客戶的他不便回應，說幾句便掛上，我不依不撓又打過去，差點影響了他和客戶的會面。
和丈夫在一起五年，每天，我都會問他：“你愛我嗎？”他回答：“我愛你。”丈夫日常起居很照顧我，但只要他口頭不表達，就會加劇我的不安感。
在外我是一個獨立女性，能負擔得起北京房子的首付，2022年到2024年，在一家業內知名的廣告公司，我連續3年被評為優秀員工。但我的另一面，是過度、用力索取他人的關心和肯定，除了伴侶，我會在同事、朋友甚至小貓上索取，我甚至會每天問我的貓：“你愛我嗎？”。
直到今年3月，一個朋友評價我為情緒黑洞，我才思索到：這是因為我一直強求父母用高濃度的情感關愛我，但從未成功過。
我來自山東，父親務農，母親是家庭婦女，他們信賴打壓式教育，孩子對父母應該絕對服從。父母發自內心對我的不肯定，還因為性別。因為生了我和妹妹，他們在村裡被人瞧不起，舊觀念包圍下，他們重男輕女的思想嚴重。我小時候，父親甚至說我們家的家產由堂弟來繼承，老了要靠堂弟養老送終。我上大學時，父親打電話說想收養一個兒子，我在電話這頭大哭，他只疑惑我為何反應激烈。
2006年，讀大學的我獲得全國性文學大賽一等獎。父親賺錢不易，仍為我出了1千餘元去上海領獎的車費錢。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車去上海，還在頒獎的大禮堂裡見到我喜歡的作家，我為自己觸及到更大世界感到驕傲。回家後，我把獎盃遞給父親看，他說：“連獎金都沒有？就拿回個玻璃杯子？不會是騙子吧？”
親密關係裡的否定，是一種微妙的暴力。父母的愛，也會讓我陷入矛盾，一方面覺得他們在精神上對我施暴，一方面又認為他們在為我吃苦。因此和他們溝通時我常常情緒失控。
不止對父母，我對戀人也過度索求。後來他越來越害怕和我說話，我還覺得他有阿斯伯格症，讓他去看醫生鑑定，結果當然是沒有。
後來，我開始接受心理諮詢。諮詢師同我聊起這個議題：“你為什麼還執著於父母的認可？”
她的耐心解釋下，我轉換角度去看待父母，我一直把他們當作父母—應該無條件愛我的完美親人角色。而如果把他們看作普通人，一個情緒失控的男人，一個長期隱忍的女人，這兩人出生在底層，一生都在受貧窮之苦，沒學習過如何做父母。我接受了他們的難以改變，後來，竟慢慢放下，也放棄了對完美親情的期待。
不過，現在我在感情裡得不到正反饋時，仍然會失控，這讓我的婚姻充斥著急風驟雨。一次看到丈夫提著肉菜等重物，不想他太累從口袋掏出門禁卡，我大力拉拽門禁壞了的小區門。丈夫希望恪守規則，說了句“這樣不好”。我的好意得不到他的理解，當即炸了，罵他“是不是有病”。丈夫氣急奪門而出，幾小時後才回家。
家，遺留給我了災難性思維
風少，35歲，營銷策劃
我覺得自己情感不順，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父親。
我曾有一個交往三年的女朋友，她陪我租房多年，甚至願意跟我住在狹窄的單間。但當我們開始談婚論嫁，遇到彩禮、房子這些現實問題時，我很害怕，我怕我的原生家庭被嫌棄。
分手時，前女友問過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別人的父母都能幫襯一下孩子，你的父母不能？”這個問題把我問住了。
後來我陸續遇到幾個讓我心動的女孩，但每一次我都止步於曖昧。我不敢推進，也不敢去承諾。
父親這個不定時炸彈，讓我常有生活岌岌可危的感覺，而內心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很難建立親密關係。
2020年冬天，父親在老家閒來無事，想試試自己買的老鼠藥好不好使，毒死了鄰居家的狗。鄰居家的阿姨曾招待我去家裡吃過飯，孩子與我還是初中同學，從親戚電話中得知此事，我的羞恥感瞬間爆棚。
對方打算報警處理，經過中間人溝通，最後賠了對方三萬元——對父親和我來說，這絕不是一筆小數目。雖然我知道鄰居的狗並不值這個金額，但我需要給父親一個教訓——他闖的禍都會付很大的代價，且代價需要我來買單。
我來自內蒙古呼倫貝爾下面的鄉鎮，是個小鎮青年。四歲那年，父母離婚了。父親的古怪和摳門在我們那一帶出了名——即便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極寒天氣裡，他也不讓母親多燒柴，以至於把年幼的我凍的抽搐，後來被奶奶抱去送醫。
我被判給了父親，但其實長時間是跟著爺爺奶奶一起生活。他對我的養育和教育參與度很低，只負責出學費，但每次交學費都是一場戰爭，需要爺爺、奶奶和我輪番吵一架才能把錢要出來。
父親還在爺爺奶奶家蹭吃蹭喝，比我還像個孩子。隨著年紀的增長，我甚至覺得自己有點像父親的“父親”。他不愛說話，沒什麼朋友，別人和他說話，他只回“嗯”或“哦”。逢年過節，人情往來，我要穿梭在親戚間，代他送禮維持關係。
高中畢業，我考到了天津。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內蒙古。離家後，我釋懷了很多，盡力把他的性格、思維、行為與自己的生活做隔離。我以為我自由了，像風箏一樣飛得越來越遠。但我忘了，那根線，還攥在父親手裡。他闖禍、生病、日常小事都需要我來善後。
長久以來，擁有這樣一個父親讓我感到恥辱。我意識到：自己在替父親承擔後果，也在為整個家庭的古怪買單。有這樣的父親、這樣的家庭，讓我在親密關係中很自卑。
我渴望有個自己的家，但一遇上有好感的女孩，我彷彿感到我身後仍隱隱約約站著父親。
圖丨現在的風少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江、梁心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