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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 鄭永年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客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 劉承乾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導讀】今年以來，從新能源汽車、光伏產業再到外賣平臺，行業內卷引發了廣泛關注。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要求破除地方保護、市場分割，並打通要素配置堵點。隨著國內外局勢變化，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逐漸從增量競爭轉向了存量競爭，改革開放初期促成經濟發展的地方政府競爭模式反而成為了發展的阻礙。當前，內卷式競爭已經成為了一種同質化競爭、一種逐底競爭、一種沒有發展的競爭。如何解決內卷式競爭問題迫在眉睫。本文詳細梳理了中國內卷式經濟的成因、表現與解決方案，有很強的參考價值。

本文指出，在當前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內卷經濟集中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招商引資中的超常規優惠。實踐中，各地政府通過出臺“超常規優惠”，包括壓低土地成本甚至提供免費土地、稅收返還等，努力爭奪存量企業資源，極易帶來政策的無效損耗。第二，沿海向內陸地區的逆向招引。沿海地區向內陸爭奪企業資源，此類沿海向內地的招商引資極易演變為優勢地區對劣勢地區的資源虹吸，從長遠來看不利於全國各地區間的均衡發展。第三，政府引導基金的統籌缺失。截至2022年末，74.18%的政府引導基金集中在地市和區縣層級，缺失政府統籌和基於勞動分工的投資安排，部分政府基金正在導致城市和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第四，企業外遷的行政阻礙。例如，東部多地出現阻止企業外遷案例，某半導體企業出海受阻，也有地區的市場監督、住建部門以行政手段限制企業流動的案例出現。

本文提出的改革策略包括：改革以鄰為壑的地方政績考核模式，例如，透過建立“內貿指數”機制，改變政府行為偏好；加強基於比較優勢的區域統籌與分工，尤其是省級層面的頂級規劃；建立支援地方間橫向聯絡的區域協調機構；推動促進國際合作與分工的“單邊開放”，從國際市場中獲得增量，需要透過單邊開放的方式以市場邏輯克服對華政治封鎖；落實適度放鬆監管的“第三支箭”。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走出“內卷經濟”

“內卷經濟”正在成為中國地方發展的“新常態”。近十年，中國經濟增速逐漸落入 6%~7% 的新區間。這一方面是經濟總量增長的必然結果，因為經濟基數越大、增長就會越慢；另一方面也是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升的內生後果。這種壓力促成了中國經濟從以往的數量型經濟擴張向質量型經濟提升的轉型。經驗地看，這種轉型需要很長的時間，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經濟體來說。不巧的是，當中國依然處於這個困難的轉型過程中時，中國經濟還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近年來，隨著外資和民營資本投入的減少，新增經濟活動變少。當一個經濟體的新增經濟活動處於增長狀態，也就是這個經濟體處於擴張過程中時，往往不會出現內卷現象；但如果新增經濟活動增長緩慢，各類經濟主體不以增加新的經濟活動為重、而是以競爭存量為主時，一個經濟體便會進入內卷狀態。

國際學術界常以“發展型政府”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就。“發展型政府”指的是國有資本和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但是，當外資和民營資本減少投入、國資和地方政府逐漸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時，內卷便不可避免。在新的發展要素增量（尤其是科技）匱乏的情況下，追求經濟績效的地方政府必然圍繞要素主體（尤其是企業）就存量展開競爭。爭奪有限的存量資源必然形成內卷經濟。不斷升級的內卷經濟已經導致地方政府的競爭手段持續加碼，地方和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成為常態。由內卷經濟造成的惡性競爭影響著企業的營商環境，如果不加以遏制，那麼便會成為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阻力。本文將在分析內卷經濟的成因和表現形式的基礎上，提出克服內卷經濟的一些可能舉措。

▍內卷經濟是外資和民營資本投入減少情況下的地方政府競爭

內卷經濟的實質是地方政府間的惡性競爭，在當下中國，主要有三方面特徵。其一，這是一種同質化競爭；其二，這是逐底競爭；其三，這是沒有發展的競爭。同質化競爭即相同產業形態內部的競爭，指不同地區不顧比較優勢的差異，在同一產業或生態位上競爭，是對市場份額而非產品質量的競爭。逐底競爭指各個城市和區域間利用不同的標準與條件，不顧經濟利益地向下競爭。在競爭過程中，地方政府為了創造競爭優勢，主動提供稅收優惠、社保減免，以降低標準的方式參與競爭。沒有發展的競爭指的是競爭以爭奪要素資源為目的、以損害其他城市和區域利益為代價來滿足本地的經濟增長需求，資本在城市或者區域之間移動，並不能促成國家總體的發展。當所有地方政府都參與內卷時，其結果是徒增政府的營商成本。由此，即便競爭能帶來紙面上的經濟數字，也無法促進國民總體福利的增長，也就是沒有真正的發展。

那麼，為何改革開放初期的地方政府競爭能帶來發展，今天內卷經濟下的競爭反而有損於發展呢？關鍵在於要素和市場的供給。改革開放後，一方面，外資和民營資本的投入合法化，促成從公有制經濟向混合所有制經濟轉型。尤其是在製造業領域，民營資本佔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向世界市場出口大量的中國製造或者組裝商品。無論是外資和民營資本所代表的生產要素，還是出口所面向的國際市場，其特點都在於規模龐大。要素和市場的超量供給決定了身處需求側的中國地方政府能夠較為簡便地獲取發展所需資源，也就無須捲入過度競爭之中。儘管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由來已久，但這是外向性的競爭，以競爭外資和民資為主。經驗地看，以外資和民營資本為主體的製造業有效地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而城市化則促進了房地產業的勃興。無論是製造業、城市化還是房地產，都造就了中國多年的增量經濟，各級政府從增量經濟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現在的情況就很不相同了。在外部，經濟面臨複雜的國際環境，國際經濟下行，國際要素市場和商品市場都趨於萎縮；同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持續對中國發起貿易打壓，逆全球化逐漸成為眾多國家的政策選擇，導致國際市場向中國封閉。在內部，民營資本因為各種內外不確定因素陷入低迷，投入減少。這些結構性因素決定了地方政府無法從外部獲取足夠的要素供給，缺乏足夠的外部市場消化國內產能，同時又沒有條件來調動民營資本的積極性。地方政府因此全面轉向內部競爭，以爭奪國內生產要素和市場份額為主要目標，其結果便是內卷經濟。

▍內卷經濟的典型表現與影響

（一）招商引資中的超常規優惠

內卷經濟首先表現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是圍繞企業資源的地方政府競爭。實踐中，各地政府通過出臺“超常規優惠”，包括壓低土地成本甚至提供免費土地、稅收返還等，努力爭奪存量企業資源，極易帶來政策的無效損耗。過去五年間，東部某地為了提高本區的稅收數字，透過承諾大額稅收返還以吸引同市其他區縣企業轉到本區註冊建檔，形成稅收窪地。在實際經營過程中，這些企業的經營地並未發生改變，但註冊地發生遷移，確實提高了該區的稅收政績；但從發展的視角來看，由於招引企業並未實際入駐，也就無法培育本地產業體系，本地的經濟“增長”僅僅是數字遊戲，而非惠及百姓的切實“發展”；從國家稅收的視角來看，雖然稅收數字增加了，但由於隨後的稅收返還與補貼並未在地方稅收收入中相應抵扣，也就難以發現，這種稅收增長的背後，實際上是國家稅源的流失。同時，在很多地方，這種招商引資方式在快速增加地方政府債務。很多招商引資活動為本屆政府提供了光彩的資料，但留給下屆政府更多的債務。一些地方已經陷入惡性債務危機，處在事實上的破產狀態。

（二）沿海向內陸地區的逆向招引

傳統的招商引資主要是內陸地區到沿海地區吸引企業進駐，但近年的招商引資反其道而行之，沿海地區也前往內陸地區爭奪企業資源，產生了“逆向招引”現象。2023 年，東部某市前往西部地區舉辦投資合作推介會，吸引內陸高新技術企業進駐。該市部分割槽縣更在西部設立招商服務點，將“向內陸招商、從內陸引資”確立為常態化的政策目標。無獨有偶，南方某區2023 年上半年 80% 的新增投資來自全國其他地區，10% 來自省內其他城市，僅 10% 來自境外。應警惕的是，如果缺乏對等互惠的政策安排，此類沿海向內地的招商引資極易演變為優勢地區對劣勢地區的資源虹吸，從長遠來看不利於全國各地區間的均衡發展。

（三）政府引導基金的統籌缺失

從 2021 年起，政府引導基金頗受地方政府青睞，當前政府引導基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在於層級偏低、缺乏統籌。無論是從基金數量還是資金規模上看，地市級、區縣級引導基金都是當前中國政府投資的主力。截至2022 年末，國家級、省級、地市級、區縣級政府引導基金的數量佔比分別為 1.50%、24.31%、53.40% 和 20.78%，市縣級數量合併近 1500 只；而資金規模佔比分別為 7.47%、38.44%、42.69% 和 11.40%。設立政府基金不是不可以；相反，如果設計和應用得好，政府基金可以扮演風投的角色。新加坡的淡馬錫基金和歐盟基金都在促進當地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但在中國地方層面，由於缺失政府統籌和基於勞動分工的投資安排，部分政府基金正在導致城市和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具體而言，大量政府基金都要求所投基金（子基金）或企業按一定比例投資於本地區（即“返投”），迫使被投企業轉移經營；多數政府基金聚焦國家政策關注的熱點領域，導致新能源汽車、積體電路等行業投資價格虛高。

（四）企業外遷的行政阻礙

除了在企業“請進來”的環節惡性競爭，地方政府也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積極內卷，典型案例便是為企業外遷設定行政阻礙。2020 年 5 月，東部某地網民在國務院“網際網路 + 督查”平臺反映，其在辦理企業外遷業務時，當地市場監督管理局以“為經濟考慮”為由，不同意其外遷申請。同年 10月，東部另一地市的市長信箱收到網民來信，反映當地住建部門以“本地公司流失數量過多”為由，不允許其經營的小型建築企業外遷至其他地區。企業走向海外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南部某半導體企業在出海過程中受到各級政府機關的阻撓，希望其把所有經濟活動留在國內，不希望看到企業國際化。在內部，人為設定企業遷出的障礙，不利於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更扭曲了成本與價格機制調控下的企業市場行為，不利於企業的發展。在國際層面，這種做法更阻礙著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客觀上導致和國際市場脫鉤。

▍如何阻止內卷經濟？

應當指出的是，內卷經濟雖然能為企業帶來優惠與支援，但無法催生服務型政府，反而導致政府對市場主體的不當干預。其本質是地方政府利用其有限的行政資源與權力，創造稅收窪地、監管窪地，透過讓渡政府財政權利和百姓基本福利，來吸引和操控企業主體。一方面，內卷經濟會助長企業政策套利之風，無益於企業本身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另一方面，行政邏輯壓倒市場邏輯、罔顧地區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這些行為也無益於地區產業體系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區政府可動用的行政資源也存在差異，發達地區財力雄厚、行政立法自由度高，相較欠發達地區有更強的實力參與內卷。因而，內卷經濟的後果必然是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而要超越與破除內卷經濟，關鍵在於：第一，深化以地方考核體系為核心的行政體制改革；第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第三，支援地方政府間的橫向協調；第四，鼓勵企業“走出去”；第五，落實松規的“第三支箭”。

（一）改革以鄰為壑的地方政績考核模式

內卷經濟是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一種表現，因此克服內卷首先要從地方官員的動機入手，也即改革影響官員行為的政績考核模式。這方面，可以考慮設計“內部貿易統計指標”補充地方經濟發展的衡量體系。

20 世紀 90 年代初的世界銀行報告指出，中國各省間的內部貿易佔 GDP的 22%，低於歐盟成員國之間內貿佔比的 28%，也低於蘇聯時期各加盟共和國之間貿易的 27%。經過多年的改革，這種情況不僅沒有改變，反而在惡化。2018 年，中國內貿增加值佔 GDP 比重進一步下降至 13%。中國各省之間的貿易往來顯著低於每個省份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從經濟活動上看近似獨立的國家。正因為貿易往來較少，各個省份、城市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甚至互為對手，在相同的產業領域激烈競爭。

換言之，中國的每個省份或城市實際上都以其他國家為合作伙伴，與其他國家形成基於要素稟賦的產業分工，進而導致了省份間、城市間的惡性競爭。從某種角度來看，也正是因為中國地方政府長期偏重外貿，企業和政府傾向於西方技術的應用，並且以出口為目標對標國外先進產業。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和政府往往忽視技術創新，尤其是自主創新，最終往往導致自身“繫結”於“中等技術”的水平。

形成外貿偏好的重要原因在於，外貿資料是一種高頻的統計指標，是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體現。然而，同等重要的內貿資料卻缺乏統計，指標的缺失也降低了各級政府對內貿情況的關注。全國層面的內部貿易可以透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加以反映，但特定省份對其他省份、特定城市對其他城市，這類具有指向性的資料尚缺乏科學的統計。因此，有必要設立內貿指數機制。例如，當前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代表的都市圈正在開展一體化融合發展試點，廣東可作為內貿統計的先行省份，按季度統計各地市間的內貿資料，並以年為單位釋出“廣東內貿指數”。在指標建立上，可參考國家統計局的對外經濟貿易欄目，設立“省內貨源地發貨總額”“省內目的地收貨總額”等指標。以此為政績考核，鼓勵各地市加強與周邊地區間的貿易往來，加強省內地市間的產業互補而非經濟內卷，再開全國風氣之先。

（二）加強基於比較優勢的區域統籌與分工

在削弱下級政府之間過度競爭動機的基礎上，上級政府需要承擔起更多的統籌職能。所謂統籌，即“制度統一、分類籌劃”，這一概念常用於描述中國的社保制度改革，也同樣適用於總體營商環境體系的建設。

就內部來說，良好的營商環境的核心在於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內部經濟迴圈的關鍵堵點，促進生產要素資源在更大範圍內暢通流動。對於招商引資工作，可以設立負面清單制度，劃清招引工作的紅線與底線，並設定為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一票否決”專案。很多地區早已設定了有關招引工作的“一票否決”制度，但是，現行的“一票否決”是要求地方官員必須做到什麼。由於激勵過強，“一票否決”很容易導致動機扭曲，如今地方政府之間的惡性競爭便和這種“一票否決”制度有關。相反，以建立統一大市場為目標的“一票否決”，則是劃定什麼不可為，不會導致激勵扭曲問題。例如，可以禁止臨近城市之間和區域之間的互相招商引資，或者說從臨近城市和區域的招商引資在政績核算時需要打一“折扣”。

分類籌劃，則是要依據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做頂層規劃。當前的區域分類籌劃在地市層面做得比較好，一個地市下轄各個區縣之間往往有明確的功能區分，核心城區、邊緣城區、周圍郊縣劃定各自的服務業、工業、農業職能。但是上到省級層面，這種分類籌劃的功能就明顯偏弱。不同地市間往往競相發展相同產業，帶來內卷。因此，對於省委省政府而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推進省級統籌，依據不同城市的比較優勢，為全省各個地市設定產業發展目標，促進彼此間的分工與互補。應當強調的是，分類籌劃並非計劃經濟，而是在科學判斷的基礎上，以市場的力量培育每個地市的核心產業、以行政的力量杜絕相鄰城市間的產業重疊。以廣東為例，廣州是世界商貿中心，深圳是科創中心，香港則是金融中心，這些城市的比較優勢是不可能互相替代的。單獨把某一城市拿出來談，都有侷限，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的發展需要從整體去考慮，一定要有合理的勞動分工。

（三）建立支援地方間橫向聯絡的區域協調機構

除了依賴傳統的垂直科層關係管控地方政府間的競爭，還應該創造地方間橫向聯絡的機制，以協商而非命令的方式推進地方政府間的合作。從世界三大灣區和我國長三角的區域一體化經驗來看，設立區域城市群建設協調中心，是統籌區域規劃與發展、遏制地方政府內卷的有效手段。

以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為例，三省一市成立了示範區理事會作為決策機構，又下設執委會負責實際操作，這些都是政府層面的協調機構。但是僅有政府層面的協調遠遠不夠，要讓企業家、企業成為主體，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為此，長三角又成立了以企業家為主體的開發者聯盟。當然，這些對區域經濟一體化而言還是遠遠不夠。如果對比粵港澳大灣區和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就會發現後兩者存在各種各樣的協調機構，有政府協調機構、企業間的協調機構、行業間的協調機構、社會組織間的協調機構等等，而這些協調機構往往都是自下而上的。面對當前經濟下行的現實困境、行政體制僵化等弊病，就是要從體制外尋找解藥，充分發揮自下而上的力量，即企業和社會的能動性。

應當強調，區域一體化並非簡單集權或者分權，而是以創立協調機構的方式創造地方間的橫向聯絡。中國的區域一體化發展需要在上下級政府間創造一箇中間層級。這個中間層級並不是正式的科層序列，而是一個交流平臺。它首先是一體化參與方之間的協商平臺，促進下級政府間以合作為目的的交流，避免垂直管理所帶來的塊塊分割，在地方政府間設定緩衝器，削弱過度競爭、經濟內卷的動力；同時，它也是上級政府積極參與的協商平臺，在下級政府達成合作時能夠提供政策支援，在競爭激烈、缺乏共識的情況下能強硬幹預，其特點在於手段的靈活性、適應性，是上下級行政命令之外的“第二軌”；最後，它也是社會力量發揮橋樑作用的協商平臺。只以政府為主體的協調是很難推進的。一旦涉及主體性和份額，很多問題無法在政府層面得到解決或者妥協，而企業間的協調是相對比較靈活的。社會力量的合作反過來也能促進行政機構間的合作。

（四）推動促進國際合作與分工的“單邊開放”

外部要素與市場的供給不足也是內卷經濟的重要根源。較之內部經濟，外部經濟是增量經濟，在缺少外部經濟活動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便會圍繞企業對內部的存量進行競爭，導致內卷。因此，克服內卷的一個有效方法便是要從國際市場中獲得增量。因此，在內部開放的基礎上，還應踐行以“單邊開放”為主要特徵的“第三次開放”。

面對歐美髮達國家，單邊開放意味著以市場邏輯克服對華封鎖的政治邏輯。美國“封殺”中國、與中國脫鉤是其國內冷戰派的政治邏輯。這樣做並不符合資本邏輯，因為資本是要走出去的；也不符合科技邏輯，因為科學技術需要向外延伸；更不符合市場邏輯，因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如果中國踐行單邊開放，遵循市場邏輯的資本和企業自然會主動來華投資與經營，歐美國家行政當局很難封殺這種民間的自發行為，對華封鎖的政治邏輯也就會實質上失效。這種情況也已有例項。例如，儘管美國這些年來努力和中國“脫鉤”，但中國的產品迄今依然深度嵌入在美國的產業鏈中。經驗地看，中美之間的直接經貿減少了，但中國與美國的貿易伙伴例如墨西哥和越南的貿易增加了，也就是說，中國的產品透過墨西哥和越南等經濟體和美國發展間接的經貿關係。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透過單邊開放來推進落實因政治問題而暫時無法生效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簡單地說，單邊開放可以利用資本邏輯、科技邏輯和市場邏輯凝聚西方社會與資本界的親華力量，克服西方反華力量的政治和行政邏輯。

面對東南亞等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單邊開放則能以提供發展機遇換取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空間。應當看到，對較小經濟體來說，大國的單邊開放本身便是一個好的國際公共品。美國的開放就為很多國家提供了公共品，比如為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提供產業轉移、發展和就業。中國對於東南亞國家的吸引力同樣在於單邊開放。在東盟十國中，只有城市國家新加坡屬於發達經濟體。如果向普遍處於欠發達狀態的其他東南亞國家要求對等開放，那在實踐過程中將面臨諸多基於經濟實力的不對等談判，合作將很難達成。目前中國想要拉動區域經濟發展，所能做的就是單邊開放。

單邊開放具體怎麼做？供應鏈、產業鏈的延伸是一種有效方式。如前所述，內卷經濟的一個典型案例便是企業遷出的行政阻礙，這同樣包括企業出海過程中所遇到的阻礙。同時，中國企業本身也抱有不開放的心態，很多企業包攬產品的上下游產業，所有零部件都由自己生產組裝，這種過度的垂直一體化往往會造成效率低下。經驗地看，歷經 40 餘年的超級全球化，如今很少有發達國家的企業還在生產整產品，而是選擇把核心環節抓在手中，而將其他上下游供應鏈、產業鏈向外延伸。以新能源汽車為例，我國的企業可以把零部件生產轉移到東南亞國家，承接產業的東道國就有了就業和稅收，自然也會歡迎中國企業進一步走出去。同時，更多的中國企業可以利用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資源等生產要素，積累更多資本來推動國內的技術升級。

（五）落實適度放鬆監管的“第三支箭”

2024 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短期來看，這套政策組合拳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例如緩解地方債務壓力、穩定房地產和必要的公共服務水平；但從長遠來看，在存量經濟活動不變的情況下，加大貨幣供應與財政支出可能會導致一個更加“內卷”的經濟。

前述的政績考核、區域分工、橫向協調等改革是針對行政體系內部困境的對症下藥。單邊開放則是置身行政體系外部，謀求更多的要素與市場供給，但依舊是基於已經存在的、相對成熟的經濟活動。對於內卷經濟而言，更有效的辦法是透過技術進步創造和增加“新的經濟活動”（新產品、新服務、新消費場景）。因此，除了“寬鬆的貨幣”與“積極的財政”這兩支箭以外，還需要“第三支箭”——松規，即透過適度放鬆監管為這些新經濟活動釋放空間。

通過鬆規創造新經濟活動的例子不勝列舉。當前各地都在發展的低空經濟其實並非新生事物，很多國家早已在發展。中國的情況本質上是之前政府沒有放開，現在同意了，因而馬上就出現了這種新的經濟活動。由這個邏輯出發，私人船舶產業其實也有廣袤的發展空間。中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也是當今世界上造船技術最高的少數國家之一，但國內的私人船舶產業還沒有發展起來。可以預見，猶如今天的低空經濟，一旦政策容許，私人船舶產業便會快速發展，其規模甚至會比低空經濟大得多。

更為迫切的松規則是在生物醫藥、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等前沿技術領域。儘管我國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原創性科技成果，但由於監管過度或者監管不科學，這些新技術很難落地，也就無法轉化成相應的經濟活動。更加可惜的是，這些在中國因為過度監管而無法落地的技術往往流落到海外，尤其是美國。實際上，美國一直在透過寬鬆的監管對其他國家產生的新技術進行“割青”。現在特朗普重新執政，政府效率部改革的核心就是去監管。一旦這一改革完全落實，勢必將迎來新一波更大規模的“割青”。

縱觀我國現存產業和已有技術水平，還有很多因為政府政策因素沒有發展起來。我國擁有 41 個工業大類、207 個工業中類、666 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經濟活動種類是最多、最齊全的。儘管在一些領域例如環保，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強化監管。但在新技術領域，政府需要適度放鬆監管，讓新技術落地。新技術的落地不僅可以催生新的經濟活動，也可以賦能現存技術產業的升級。可以預見，如果新的經濟活動被大量釋放出來，那麼“內卷”必然減少甚至消失。總之，無論是寬鬆的金融政策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要和具體的經濟活動融合起來。如果寬鬆的金融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的松規政策能夠“三箭齊發”，那麼不僅可以解決目前地方政府間過度內卷的問題，更會推動中國經濟躍上一個新的臺階。

編輯 | 郝煜東‍‍‍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2期，原題為《走出“內卷經濟”》。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絡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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