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年前，某個社交軟體上突然湧進一大波外國人。
這波外國人裡，有曬貓圖的，有對賬比菜價的，有向中國人學做飯的，還有一波很特別的人，是專程過來求助的。
他們都是年幼時被遺棄的兒童，現在長大成人，想要尋找親生父母。
我有點疑惑，這些人看上去活得都挺好，吃穿不愁，臉上也掛著笑，為什麼一定要尋找親生父母呢？
帶著這個問題，我問了兒童福利院的專家，我的作者紀良安。
十幾年前，她就在兒童福利院做康復師，迄今照顧過兩百多個孩子。
紀良安告訴我，這樣的孩子挺多的。命運好像賦予他們一種執念，只有找到親生父母，他們才能更清楚“我是誰”，才能更好地與這個世界相處。
她就花了三年時間，幫助一個10歲的女孩尋找親生母親。
沒想到，從福利院的院長、老師，再到民警，所有人都在阻止她們。
為了讓孩子適應正常家庭生活，福利院會把身體不錯的孩子，送進寄養家庭。這些孩子由輔導員老師負責，只在過節的日子回到福利院，平常我們很少見到他們。
唯獨一個叫黨妮的十歲女孩，跟我不太熟，卻隔三差五跑回福利院，就為照顧我。
我工作忙，有時來不及吃飯，她就幫我打飯，為保溫，還拿蓋子把飯菜蓋上。下雨了，她就找一塊防雨布，幫我蓋住露天停放的電動車。
就連我給孩子做康復訓練，她都特意待在我身邊，哄那些拒絕訓練的小朋友，讓他們積極配合。
幾個月以來，她像是我的小秘書，但是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對我這樣好。
直到有一天，她堵在我下班路上，說：
“姐姐，我想你幫我，找我的親生媽媽。”
寄養家庭的孩子，歸輔導員管理，尋親不是簡單的事，我要是幫她，有點越界。可是這個女孩為我做過那麼多小事，搞得我不忍直接拒絕。
我說：“那我先了解一下你在哪裡被找到的。”
黨妮恐怕在學校聽見同學說什麼，或者電視上看見什麼，才想起找媽媽的。十歲的孩子想法來得快，去得也快，過陣子，她可能就忘了。
沒想到一個月後，黨妮又在下班路上堵我，她問：“那件事怎麼樣了。”
沒等我回答，她就把書包放在地上，騰出裡面的課本，露出埋著的零食：薯片、巧克力、餅乾……多數零食都是進口的。包裡還有一個禮品袋，她拿出袋子，把零食放進禮品袋，羞懦懦地說：“給你！”
這個孩子竟然在賄賂我。
震驚之餘，我心中警鈴大作。那麼想找親生母親，難道寄養家庭對她很差？想到這兒，也顧不得許多，我決定跟她回家一探究竟。
回家路上，黨妮去菜市場買了幾個土豆，半個冬瓜，一些蘋果，她邊買邊和我嘮家常：“我媽腰不好，這些太重了，我給她拎上去。”
等跟著她回到家，黨妮介紹：“這是福利院的老師，她來家裡看看。”順手把菜遞給養母。
養母是個四十多歲的老阿姨，長髮染成棕色，眯眯眼，笑起來很爽朗。她朝我打聲招呼，接過黨妮手裡的菜，嘴裡絮叨：“你又瞎操心，把你的學習搞好，別再讓老師請家長了。”
黨妮招待我坐下，給我倒水，還拿出瓜子。養母說：“你趕緊寫作業去，我招呼老師。”
黨妮不情願地回屋裡寫作業。我和阿姨隨便聊著，心想語言可以欺騙，環境騙不了人，想知道真實情況，得靠自己尋覓。聊到一半，我發現她總是望向黨妮，心裡正在疑惑，養母突然起身，衝進黨妮房間，一把拽住馬尾。
“跟你說多少次了，抬起頭來寫字，會瞎的。”
養母的動作很粗暴，卻有點熟悉的感覺，小時候趴著寫作業，我親媽也這樣。
僅僅這樣一個動作，離下結論還差得遠。我趁著養母做飯，參觀了一下她的家。養父母的房間很簡陋，床鋪、沙發、衣櫃是舊傢俱，地板已經裂了，可是黨妮的房間，完全不同，一看就是精心佈置過。
她房間裡貼著淡藍色小王子圖畫的桌布，牆上掛著一些獎狀，拿木製邊框鑲起。書桌可以升降，椅子是人體工學的，檯燈還是智慧的，可以調節高度、亮度和光源，這些都不便宜。
見我進屋，黨妮扔落筆，翻出家裡的相簿。照片裡除了她和養父母，還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那是養父母的親生女兒。可是幾乎每一張全家福，黨妮都在最中心的位置。
這時，養母給她端來一杯水，裡面泡了紅棗、枸杞和玫瑰。
我已經很難說，“寄養家庭對黨妮不好”這種話了。
等到吃晚飯時，所有飯菜都端上桌，阿姨先是一筷子夾住最大的雞腿，放進黨妮碗裡，接著扭臉朝我笑笑，夾中另一隻雞腿，放進我碗裡，說：“你吃你吃。”
養母對黨妮不是不好，是太好了。
後來我還得知，養母的親生女兒在外地讀大學，老兩口在這裡，就是為了陪黨妮上學。人體工學椅，就是姐姐省吃儉用存錢給她買的。老兩口在老家蓋房，留給黨妮最大的一間，還給她準備嫁妝，甚至遺囑裡，財產都是黨妮和姐姐對半分，拿她當親生的孩子。
那晚回家路上，我有點懵，黨妮生活在這樣一個家，為什麼非要找親媽？
我打算認真和她談談，瞭解一下這個孩子。
遭到遺棄的孩子，多數都想找到親生父母。社交軟體上就能看到很多，我還曾經到美國和幾位被收養的孩子聊過。
他們都已經成年，受到很好的教育，住在豪宅，生活條件很棒，但是依然想找到遺棄他們的親生父母。
這是命運賦予他們的執念，只有解答這個問題，他們好像才能更清楚“我是誰”，才能更好地與這個世界相處。
然而那都是成年以後，十歲的黨妮，距離這件事早了很多年。
在福利院外，我單刀直入地問：“你為什麼想找到親生父母？”
黨妮說：“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是誰，來自哪裡吧。媽媽扔掉我，肯定迫不得已，有她自己的苦衷，她也很牽掛我吧，我不想她一直生活在牽掛和內疚中。”
聽到後半句，我眉頭差點皺起，這孩子怎麼回事？
自2014年開始，我除了在福利院工作，也一直在做遺棄兒童有關的社會調研。我去過很多貧困縣城，走訪過村委會、派出所和縣醫院。
經過四年調研，得出的資料顯示，只有30%的父母是走投無路，多數不過是嫌棄孩子有先天疾病，或者單純不想負責任。
我以要寫一篇寄養家庭孤兒的論文為由，向輔導老師調取黨妮的檔案。她非常健康，只有耳廓畸形，外耳廓輕度粘連在一起，不影響聽力，只是看上去彆扭。這點問題就扔掉，恐怕很難說父母有苦衷。
聽到黨妮的話，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孩子非常天真。
然而天真，不是我對黨妮的第一印象。
有一回，黨妮想要參加一個去海南的夏令營，來到福利院，希望院長能負擔一些費用。寄養家庭孩子的生活費、學費以及醫藥費，由福利院全額承擔，但夏令營這種非剛需專案，就要看寄養家庭的父母和院長商量。
那天正逢市裡領導到福利院突擊檢查，黨妮看見了，從居室裡直接跑到外面，強行和領導搭訕。領導問她一些生活上的問題，她就一個勁兒誇福利院和院長：
“福利院特別好，院長爸爸對我們特別好，經常帶我們去玩。”
院長被誇得天花亂墜，送走領導以後，都樂得合不攏嘴，當天就拍板，由福利院承擔了夏令營的大部分費用。
在那以後，我就記住了這個女孩。儘管在福利院待過十多年，我清楚這些孩子都早熟，可是看見黨妮，還是忍不住感慨，這孩子太懂成年人的心思了。
黨妮想找親媽，就必須得到成年人幫助。她先找到輔導員和院長，但是都被拒絕了。
後來有一回，她偷聽到我訓斥一位義工，這才盯上了我。那時福利院撿到一個孩子，阿姨抱著餵奶，一位義工說，父母太不是東西，這麼小就丟掉。
我把她叫出來說，你不要當著孩子的面，把你的情緒、你以為的真相傳遞給孩子，讓他們在恨的環境中長大。
黨妮說：“你和他們不一樣。你理解我們，不對我們的親生父母妄下結論。”
於是她沒事就來福利院，照顧我，給我當小秘書，似乎就是為了有朝一日，向我提出“幫忙尋找親媽”的請求。
這孩子聰明，懂得察言觀色，可是在看待親媽這件事上，卻好像非常天真。
我感覺她有點矛盾，於是暗中觀察，想看看，她是不是故意在我面前表現天真，可是我的猜想錯了。
黨妮常常和小孩們玩過家家的遊戲，總是抱著一個洋娃娃，溫柔地哄著它：“你睡吧，媽媽就在這裡呦。”
有個平常總愛惹是生非的男孩，對著嬰兒車裡的孩子說：“你真可憐，這麼小你媽媽就不要你了。”黨妮趕緊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推出嬰兒的房間，說：“你不要在她面前這樣講，她媽媽肯定是有難處、有苦衷的。”
我聽到她說的最多的話就是“她是有苦衷的”，有個孩子纏著護理員要抱，護理員把孩子推到地上，被開除了，黨妮也說：“她當時肯定是有其他重要的事，不是故意的。”
在黨妮的眼裡，錯了的人，總是有苦衷的。
這個早熟、聰明的孩子，好像一遇到親媽這件事，就瞬間變得很天真。
福利院春遊，紀良安和黨妮的合照
聊過以後，黨妮對待我更加殷勤。
除了給我帶零食、幫我打飯、給我的電動車蓋防雨布，幫助我給孩子們做康復訓練，就連我午睡的時候，她都要牢牢盯住我周圍，要是有孩子叫我，她就趕緊跑過去和人家說，姐姐在休息，她值夜班很累的，你需要什麼，我來做。
這種無微不至的照顧，讓我有點羞愧，每每看著她，感覺像欠她好多。
黨妮出生的時候，本地還沒有福利院，只有收容所，她的檔案是手寫的，很陳舊，只寫著華安派出所送來，距離福利院14公里。
趁著週末，我帶黨妮來到華安派出所，想借警察的嘴，看看能否讓她退卻。
進派出所，我只說自己是鄰居姐姐，讓黨妮自己對警察說。她見到警察，沒有一點膽怯，大方說自己是福利院的孩子，想找親生父母，希望警察能告訴她，被遺棄的地點，管轄的派出所在哪。
警察說：“要查也得福利院或監護人，至少也是你們拿著福利院的書面授權書。”
就這樣，我們灰溜溜地走了。回去路上，黨妮邊走邊哭。
我原以為，這回該死心了吧？結果沒過兩天，派出所打來電話：“這個小孩又來了，死活不說家長電話，只說你的電話，你趕緊過來把她領走。”
我來到派出所，當著黨妮的面，只能和警察說：
“我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員，小孩執意要找親媽，能不能通融一下？”
警察說：“我查過她的原始資料，不在本地。沒有授權，你往下問人家也要你的身份，你們還是回去找院長開介紹信吧。”
黨妮找過院長，被院長拒絕了，不肯讓她找親媽。我想這下算是徹底吃了閉門羹，於是在派出所門口，對黨妮說：“警察說得對，這種資訊也不能隨便告訴別人，沒有合法手續，是不可能問到的。”
這樣說就是為了勸退黨妮。可是這個孩子，往派出所門口一蹲，就開始哭。我要拉她走，也拉不動，一直蹲在派出所門口。
我只得說：“這個事肯定是需要經過院長的，我回去和他談談，看看能不能讓他同意。”
說到這兒，黨妮才抬起頭，像看到希望，擦乾眼淚，點點頭。
這孩子好像一下子，就把我拿捏住了。
回到福利院，我再問黨妮，為什麼非讓我幫她，被院長、輔導員拒絕，再去不就好了。
黨妮的回答讓我吃驚，她說：“他們只是在這裡上班，把我當成工作。”
我接著問，要是我也不幫她找親媽，她要怎麼做。
黨妮說：“那我就找我姐，我姐沒我媽那麼敏感……反正這件事不能讓我媽知道，我要是和她說，會傷害她。我媽對我很好，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跟她說，才能讓她明白，我不是不喜歡她，不是生活不幸福，我沒有別的心思。”
換句話說，我是黨妮在福利院唯一的選擇了。
我問，要是姐姐也不幫你找呢？
黨妮盯著我，絲毫沒有動搖，“那我就等到十八歲成人，自己去找。”
“倘若結果非常殘酷，你是不是還想知道？”
她不明白“殘酷”指什麼，我繼續說：“你被親生父母扔掉，大機率有幾種情況，比如未婚先孕，或者未成年懷孕無力承擔，或是連自己也養活不起，沒有能力撫養孩子，但是也有可能因為你耳朵的缺陷，嫌棄你，覺得你是負擔，不想要你。”
她愣住了，思索了幾秒，很快說：“我可以接受，無論什麼結果，我都想找到媽媽。”
看來這孩子是鐵定心了。
不願意幫助黨妮，又不直接拒絕她，是因為我打心裡感到膽怯。
當黨妮告訴我，我是她除家人以外最後的選擇時，我莫名揹負了一筆巨大的情感債務。好像別人的命運掌握在我手裡，我的抉擇，將改變她未來的人生。
不幫她做這件事，她勢必繼續找下去，絕不會像自己說的那樣，等到十八歲。這孩子能獨自跑到警察局，指不定哪天就能做出更出乎意料的事。
如果幫她找到親媽，結果是親媽很惡劣，或者有很嚴重的疾病，譬如精神病、半身不遂，黨妮都將受到巨大的情感衝擊。她嘴上說能接受，可是我不大相信天真的話。
兩種抉擇，對我來說都是沉重的考驗。萬一選錯了，黨妮的人生可就難了。
所以我只能一直拖著，躲著。那陣子我經常感到緊張、糾結，甚至連續做噩夢。心理學的書籍告訴我，這是焦慮、心理壓力大的表現。
直到福利院的一場會議，讓我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黨妮的事。
福利院有個五歲的孩子，問一位志願者，“我是不是被丟掉的。”
志願者不知該怎樣回答，實話實說承認了，結果孩子鬧情緒，哭起來。這事被一位在隔壁辦公的領導聽到，在福利院召開全體會議。
領導在會上說，以後我們的工作要重大改革，凡是孩子問起身世，統一說父母去世了，不要節外生枝，搞那些亂七八糟的。要把孩子分為三類，第一是能收養的，按照收養家庭喜歡的模樣培養，他們喜歡什麼樣，我們就把孩子培養成什麼樣。
第二是難收養的，儘快給孩子找到寄養家庭，送走，讓他們和寄養家庭建立連結。
最後是有重大殘疾的，註定18歲以後無法走進社會，要直接進社會福利院的。所有老師和阿姨，不要跟這種孩子產生過多的感情。如果在兒童福利院照顧得太好，到了社會福利院和養老院，他們適應不了那裡的環境。
“以後的工作，就統一按照這個模板進行。”
這些話讓我如坐針氈，非常憤怒。
為節省人力和物力，簡化工作流程，他們打算把這些孩子馴化成不要有麻煩、不要有問題的樣子。這是工業流水線，生產罐頭產品，是批次馴化馬戲團裡的動物，唯獨不是對待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成年人總是在分析利弊，找出看上去最划算、最有利的一種活法，去安排孩子。但是利弊不該是人活著的唯一目的，我們也不該用利弊的演算法度過人生。每個人的人生都應該由他們自己經歷，而不是大人設想出一個成本最低、最划算的方式。
我找保育阿姨吐槽，怎麼能這樣，結果阿姨說這也挺好，至少工作起來比較省事。
會後，我又看到了黨妮，她已經幫我打好熱騰騰的飯菜。
我突然想到，黨妮不就是領導眼裡，“有問題、有麻煩”的孩子嗎？按照領導的想法，她最好按部就班地在寄養家庭長大成人，而不是瞎折騰，解答內心的疑問。
我沒有發言權，也沒有權力改變福利院的做法，但至少，這裡有一個孩子，還沒有被培育成千篇一律的乖小孩，她在尋求我的幫助，想讓我陪她，走上一條充滿問題和麻煩的路。
我有點動心了。
我找到院長，和他說了黨妮的事情。自從這家福利院2013年建院，院長就在，現在他任期將滿，準備調離，工作上的重大變革，只能交給下一任院長，要是等到他離任，黨妮的問題，或許真的只能等她長大成人以後了。
院長滿臉愁容，“幹嘛非要找呢？寄養家庭對她多好。”
我說：“我們沒法替孩子活，如果不幫她做這件事，她始終都有這執念，幹出什麼事就不好了。我去寄養家庭看過，的確是非常好的家人，但是隻有成年人才計算利弊、好處，年輕時只會跟著自己的喜好走，利弊也不是活著的唯一目的。不然就幫她找找看？”
院長皺著眉頭想了半天。我恐怕不是第一個來找他的人，黨妮在找我之前，直接找過他，也找過輔導老師，阿姨，能找的人都找了，她們可能都來向院長彙報過。
也許是覺得拗不過這個孩子，真怕她出事，院長嘆了口氣說：“那你就帶著她週末、假期去吧，不要告訴寄養家庭，不要傷人家的心。”
院長開啟電腦寫了一份說明書，蓋好章，遞給我之前，又囑咐我，“你把握好分寸，如果查到親媽太混蛋，就趕緊停止，別讓她受到什麼傷害。”
我拿著授權書，帶黨妮又來到派出所，仍舊是上次接待我們的警察，他無奈地搖搖頭，仍然不是很願意讓她往下找，“你為啥非要找呢？福利院過得不開心？”
黨妮說：“沒有，福利院很好，寄養家庭也對我很好，我就想知道我是誰。”
但是尋找一個孩子的過去，註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警察查到黨妮在一個叫春心收容所的地方待過，距離這裡40分鐘車程。打不通電話，我們乘坐大巴過去，結果收容所關了。
向街道社群打聽，也沒有訊息，去管轄派出所，查收容所當年的管理者，半天沒查到，警察讓我們回去，查到給我打電話。
直到三個多月以後，當年收容所的所長給我打電話，讀出黨妮的檔案。
原來黨妮被遺棄後，被一家人撿到，這家人養了她10個月，想要收養她，但是最終也沒辦法上戶口，這才報了警，警察把她送進收容所。
檔案裡只有簡單描述，沒有寫是誰撿到她。我們只好詢問那家人報警的龍林派出所，電話打不通，一查距離福利院約80公里，也不是馬上能去的，就想等黨妮放假再說。
然而到了假期，疫情席捲，所有事都停滯了。
疫情封閉學校，黨妮經常到福利院來，除了繼續做我的小秘書，每次我上夜班，她都要留宿和我睡，和媽媽說我給她補習功課。
我的宿舍有兩張單人床，分配給我和另外一位老師，那位老師就住福利院對門，幾乎從不睡宿舍。等我把孩子們安頓睡了，回到宿舍，和黨妮就像是大學室友那樣，熄燈，擰開一盞小檯燈，聊聊天。有一回我問：“你真的不怕得到親生母親不愛你的結果嗎？”
她從被子裡鑽出來，坐起來說：“不會的，沒有哪個媽媽不愛自己的孩子，她一定是有苦衷的。扔掉我，她也一定很內疚，那我現在長大了有能力了，我要救贖我媽媽。”
我不由地感慨，她尋找親媽的決心有多強烈，那股“天真”的勁兒就多氣人。
2021年的下半年管控放鬆，黨妮又來找我，問我是不是可以去找撿到她的那個人了？
我還是沒有下定決心，依然害怕她的“天真”接受不了黑暗的真相。
於是，我以過幾天要出差為由拖延，她給我打電話，問我哪天回來。到回來那天，我說又去了趟別的地方，要晚幾天才回去。過四五天，她又給我打電話，問我什麼時候回。
我實在躲不過這種催命般的追問，索性和她攤牌。
回去以後，我約黨妮在麥當勞見面，再重複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如果親媽不愛你，不想要你，你還要找她嗎？”
她也還是那句話，“沒有媽媽不愛自己的孩子。”
我說：“我以前照顧過一個女孩，被母親扔掉過四次，你也認為她的媽媽愛她？”
她有點疑慮，撓撓頭，依舊說：“她肯定有什麼難處。”
我又問，那殺人犯呢？殺人犯也是有苦衷的？
她居然說：“你看電視劇上殺人的，都是被逼到牆角了。”
我看著眼前這個12歲的女孩，突然覺得，她需要被現實上一課。樂觀、善良固然是很好的品質，但是任何事都是一把雙刃劍，過了那條界限，都會是一種災難。
每個人成長的路上，都有那麼一兩件事，打破理想與現實的分界。或許是被最要好的朋友出賣，或許遇人不淑，離婚，或許是被騙了錢，走上破產還債的路。
我從小生活在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裡，爸媽都是機關單位的，小區裡住的，都是清華大學畢業的科研人員，遇到的人都是高知。我自幼就像活在溫室裡，一點都不瞭解現實世界。
2006年，我最好的朋友突然從荷蘭回國，給了我一張肝癌晚期的診斷書。她說這次回來是希望我和她男朋友一起陪她去荷蘭，度過人生最後一段路。
到了荷蘭才知道，她找我們來的真正目的：她希望我們簽署一份安樂死同意書。不是法律檔案，只是家屬同意書，是醫院為了避免日後糾紛的一道手續。
我的朋友自幼被遺棄，奶奶去世後沒有親屬，在事實關係上，我和他男朋友是唯一有資格簽署家屬同意書的。為了讓我們簽字，她拒絕打止痛劑，讓我們目睹她的痛苦。在社工和律師的幫助下，我們決定放她走。
決定是我和她男朋友一起下的，但是執行那天，他消失了，最終由我一個人簽署。
一個月後，在她的追悼會上，我遭受到她的同學、老師、鄰居的譴責和攻擊，他們說“是你殺了她”“你會遭到報應的”，我用眼神向她男朋友求助，他躲開了，沒有解釋她的痛苦和強烈的願望。
我無力辯解和反駁，只能被淹沒在這種攻擊裡。從那天起，我與整個世界隔絕，再也不敢置身陽光下，只能蜷縮排臥室，拉上窗簾，不敢見光，不能聽到任何聲音，即便耳機裡的聲音也會把我自己嚇到。
19歲那年，我被確診為創傷後應激心理障礙（PTSD），休學，躲在家裡一年未與外界接觸，也沒有再說過話。直到在一位精神科醫生姐姐的幫助下，我進入兒童福利院，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對我來說，這是人生真正的開始，所謂“長大成人的一瞬間”。雖然無比疼痛，熬過去，可能會獲得新生，而黨妮也該經歷這個瞬間了。
兩年多來，我一直不願意幫助黨妮尋找親媽，我拖延、逃避，反覆打退堂鼓，就像是一個旁觀者，害怕打破她的美夢。
現在我突然意識到，黨妮的美夢殼子太厚了，我必須幫她打破這殼子，呼吸外面真實的空氣，即使外面的空氣沒有那麼純淨，充滿了硝煙和殘酷。
黨妮望向我，好像在拿眼神乞求我不要放棄。
在麥當勞，我們達成了一致。我向她承諾，在往後的調查中，無論出現什麼樣的資訊我都不會隱瞞，如果最終結果不好，都是她必須要承受的代價。
她馬上使勁點點頭，“好好，沒問題。”
直到此刻，我才真正登上了這件事的舞臺，下定決心陪她到最後。
我安頓好工作，在2022年五一假期前，和黨妮的養母說，假期我帶她去大峽谷旅遊。兩年多來我們已經熟悉，阿姨很放心讓黨妮跟我出去。
就在那個五一假期，我們甩掉所有的疑慮，開啟這趟尋親之旅。
黨妮在一個偏僻的縣城被遺棄，要走很長的盤山路，沒有高速，有一段還是石子路，很不好走，我們先坐了一趟公共大巴，到達一個縣城包了一輛車，大概走了五六個小時，終於到達黨妮出生地管轄的龍林派出所。
接待的警察不是很願意幫忙，問了一連串“為什麼要找親媽”“福利院過的不好嗎”“孩子有什麼病嗎（他以為是得了一些需要父母捐獻的疾病）”，發現都不是，他就更疑惑，“那你為啥非要找？”
黨妮回答過太多遍這個問題，有點不耐煩地說：“你就別管是為啥了，反正就是要找，我們有福利院的批文，你要不放心你給福利院打電話確認。”
警察說：“哎呀，我又沒懷疑你，你看看我們這，路也不好走吧，又窮，教育水平也差，比不了你們城市，你就是找到了，你那媽也很窮，養不起你的，還是你們那邊好。”
黨妮撅著嘴，直勾勾地看著警察。
警察說：“行行行，我給你找，這十幾年前的了，這可得翻一陣子呢，等我們所長回來他估計知道在哪，我剛來一年，舊檔案不知道在哪。要不你們先找個賓館休息，我找到了給你們打電話。”
黨妮撅著嘴說：“你可別想騙我，我找不到我就不走了，我天天來。”
我們找了一家賓館暫住。大概兩三個小時後，我收到電話。打電話的是所長，他說：“找到撿她的人了，地址我簡訊發給你。”
片刻後，我收到簡訊，除了地址外，還有一句：
你帶孩子跟那家敘敘舊，然後就帶孩子回去吧，不要讓她再找了。
他沒有明說，但我感覺他們已經找到當時的筆錄，內容應該不樂觀。但是我也不打算打退堂鼓，走到這裡，就讓她面對。
我們從賓館找了一輛三蹦子，走了五六公里，終於抵達撿到黨妮的人家。這個村子是比較新的農村，房屋建築看著挺氣派。站在那家門前，黨妮說：“咱們買一箱牛奶吧？”
我們環顧四周，沒有看見商店。黨妮也不想走得太遠，於是作罷。
我剛要敲門，黨妮攔住了我說：“待會兒你問人家，我不好問。”
我挺好奇，“為什麼不好問？”
黨妮說：“人家是跟我有感情的，可是我一點印象都沒有，一上來就問人家資訊，不是顯得我太功利了嗎？你本來就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員，問這些事情很正常。”
“天真”的腦子，好像瞬間切換了。
我敲門，一位大概60歲的阿姨開門，頭上繫著紅色紗巾，穿著有點髒的舊圍裙，戴一副黃銅耳環。黨妮迫不及待地問：“阿姨，十幾年前你是不是撿到一個小孩？”
阿姨點點頭“對對對”，黨妮說：“我就是！我來看看您！”
阿姨很激動，抓著黨妮的肩膀，半天也忘了請我們進去，“你都長這麼大了”。
進門以後，阿姨淚眼婆娑地撫摸著黨妮的頭，“當時我特別想要下你，可是上不了戶口。你小時候可乖了，都不哭的。”然後開始一連串問題，“你現在幾歲了？在哪上學呢？學習好不好……”
老阿姨為招待我們，把茶几上擺滿各種水果，像是要把家裡所有吃的都拿出來，“中午一定要在這吃飯，我先去把米飯燜上。”說著就去廚房張羅。
我們也不好一上來就問人家關鍵問題，想著吃飯的時候，邊吃邊聊著問。黨妮一直朝我使眼色，還在底下拽我的褲子，那意思好像是說：你怎麼不問？你快問呀。
這時阿姨接了一個電話，嘴裡說的方言，我只能聽個大概。阿姨說：“嗯對，為什麼啊？”她問了幾次“為什麼”，最後“額…好…哦…嗯”，掛掉電話仍然一臉疑惑。
我覺得是派出所的人，於是假借幫她做飯，聊起來：“你記不記得在哪撿到她的？”
阿姨一看就是老實人，大大咧咧不會撒謊，聽我這麼一問，坑坑巴巴地說：“那個…哎呀…是我老公撿到的，他說來著，我忘了…”然後趕緊轉移話題，“你們有啥忌口不？我給你們做炸排骨，黃燜雞，兩個青菜，你看行吧？”
我隨意附和著，更加確定剛才是派出所打來的電話。
滿滿一桌子菜，黨妮卻心不在焉，咬著筷子，撥兩下米飯，到最後也沒吃兩口。我餘光都能感覺到，她一直在看我。我只能繼續追問，可是阿姨都以“我老公撿的”“忘了”“你現在這麼好，就不要想以前的事了”為由不願回答，然後轉移話題。
問不出什麼，我們只能告別阿姨。
出門以後，黨妮很沮喪，嘴裡一直嘟囔：“怎麼會什麼也不記得呢。”
回到龍林派出所，警廳裡站著一位老警員，一見到我們，就瞪大眼睛，衝我使眼色。他就是龍林派出所的所長，到阿姨家以前那條簡訊，就是他發給我的，恐怕阿姨接到的電話也是他打過去的。
所長把留黨妮在外面，單獨叫我進辦公室，掰扯一頓，問出那個問題：為啥非要找媽？
我只能重頭和他講了一遍。
所長說：“我看了當時的筆錄，這媽很惡劣啊！確定要告訴孩子嗎？”
我很堅定，“是的！起初我和院長都是不贊同的，你問的這個問題我問過她不下十遍了，每次她都很堅定。我們大人是不能以為你好的名義，把我們認為不好的事情擅自遮住，她需要自己去經歷，這個事前前後後快三年了，她自己想清楚了。就告訴她吧。“
所長若有所思，還是不肯罷休，“給你們院長打個電話。”
我撥通院長的電話，跟他講出現在的情況，再把電話遞給所長。他們用方言交流著，我想筆錄裡記錄著的情況大概不樂觀，可能比我想象的還要惡劣，所長怕孩子承受不了，要和院長再次確認。
說了一會兒，所長放下電話，嘆了口氣，“你出來吧。”
他讓我先坐，他去裡面拿出一個資料夾，從資料夾裡找出其中的兩張，大概是涉及到我們無權檢視的隱私，只有這兩頁能給我們看。我和黨妮並排坐在所長對面，他把那兩張紙放在桌子上，遲疑半秒鐘，又突然猛地按住，一下推到我面前說：“字跡不清楚，你先看吧。”
其實筆錄寫的非常清楚，所長不願意給黨妮，就是因為情況太惡劣了。
2009年7月，張蘭在山上採菌子，看到一個女人將一個包裹放在樹下，女人東張西望，看到有人發現她，她趕緊跑了。張蘭快走幾步，發現是一個孩子，她喊女人：“你別走，你別走，你給我站住！”
張蘭背起籮筐，手裡抱著孩子追趕女人，追上後問：“你是不是張家村的？我見過你。你不要孩子了？”女人聽到這話準備跑，被張蘭死死抓著，張蘭說：“孩子有什麼問題？你有什麼困難咱可以想辦法嘛，你不能不要孩子。”
女人甩開張蘭，張蘭抱不穩孩子，只能放開女人，女人跑掉了。
安頓好了孩子，張蘭去張家村找那個女人，她在村裡晃悠了三個小時，碰到回來的女人，女人說：“那你讓警察來抓我，抓了我我也不要。”說完女人跑掉了，張蘭沒有追。
讀完，我抬頭望著所長。他又給我使眼色，盼著我能在最後時刻改變主意，不讓黨妮得知殘酷的真相。可是我早已經下定決心，不管什麼情況，都不再瞞著黨妮。
我還是把這兩頁紙給了黨妮，所長嘆了口氣，拿著保溫杯去倒水了。
黨妮手裡握著這兩頁紙，邊看邊哭，眼淚掉到紙上，止不住。
所長倒水回來，拍了拍黨妮，“小姑娘，我能理解你找親媽的心情，這是你們第一次來，我想把你們打發走的原因。這種媽不如不知道。沒什麼，就是有這種人，你就忘了她吧，回去好好孝敬你養母。”
這種話黨妮聽過很多遍了，她不理所長，坐在椅子上一直哭，後來趴在桌子上哭。所長又單獨找我說：“那個女人不在我們的管轄範圍，可能是被發現遺棄，怕有麻煩。遷走到哪，我們是可以查到的，但是沒有必要再找了吧？”
我沒敢看他，低頭說，“讓她自己決定吧。”
所長白了我一眼。
最後黨妮還是說，“我還是想見她一面。”
聽她這麼說，所長滿臉不可思議地問：“這娃娃智商是沒有問題的吧？有啥病沒？”
我說：“她沒病，很善良。”
所長說：“太善良也是病！”
黨妮聽到這話，眼角還掛著淚，撅起嘴瞪了人家一眼。
所長在辦公室查到黨妮親媽的現居地址，還打了一個電話，和那邊的派出所打招呼。出來的時候，他手裡拿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一串地址。可是這回他沒有給我，而是直接把紙條遞給黨妮說：“孩子，去愛值得你愛的人。”然後出去了。
黨妮手裡握著紙條，好像沒聽見，“懂得感恩”“珍惜當下”“愛值得愛的人”這種話她在福利院聽過夠多了。
離開派出所，快天黑了，我們在賓館住下，我想看看黨妮最後的決定。
等她情緒恢復一點，我問：“你想明天回家，還是去找她？”
她欲言又止，沒有回答我，這是我兩年多以來，第一次見她在這件事上猶豫。最後她說：“我們還是找她去吧，聽聽她怎麼說，她當時也有難處吧。”
我想劈頭蓋臉一通撕掉她的遮羞布，黨妮卻突然趴在床上嚎啕大哭，邊哭邊說：“怎麼會有人不愛自己的孩子？世界上真有這樣的人嗎？”
我有點懵，感覺她“天真”的模樣，在我心裡裂開一道縫隙。
第二天起來，黨妮和我說：“我們還是去找她吧，問問她為什麼不愛我。”
於是我們前往生母現居地的管轄派出所，由於龍林派出所的所長打過招呼，我們一進來，這裡的警員就知道是要找媽的人。一位比較老的警員說：“她就在前面左拐，加油站旁邊的那排房子住，你確定你要去嗎？”
黨妮沒有馬上回復，好像有點猶豫。
警員說：“還有一個資訊，龍林派出所不知道，你想知道嗎？”他看向黨妮。
黨妮瞪大眼睛看著他，幾秒後，還是點了點頭。
“我們前幾年協助其他所解救被拐兒童時，被抓的人販子交代罪行，提到她，她要賣掉一個孩子，因為耳朵有缺陷，人販子沒有要。”
黨妮沒有哭，看上去也沒有情緒，只是呆呆地坐著。外面下起暴雨，派出所把我們安排在閒置的宿舍裡，讓我們先休息，等雨小再做決定。
黨妮佇立窗前，望向遠處加油站旁邊那排房子，不知道在想什麼。
這時我的電話響了，是她的養母，問我們什麼時候回來，下雨了，要不要開車接。阿姨在電話裡嘮叨著，我望向窗邊的黨妮說：“她去上廁所了，我稍後問她，給你回電話。”
我走過去說，你媽給你打電話了，說要來接我們。
黨妮沒有說話，前面是遺棄她、要賣掉她的生母，後面是愛她的養母。
暴雨下個不停，好像故意給這個女孩多一刻抉擇。
那時我覺得，她肯定還是要去的。將近三年，這一路不知道去過多少地方，前面五百米，就到終點了，不去見一面說不過去。
而且看過筆錄，聽完警察說人販子的事，我心裡都非常憤怒，想質問這個親媽，甚至都想臨走時罵她兩句。
黨妮突然說：“姐姐，我們回去吧，我想我媽了。”
她拿起我的電話，撥給媽媽說：“媽，你不用來接我們，我們自己回去，晚上能到，下雨開車不安全。”我聽到阿姨在電話裡嘰嘰喳喳，囑咐不停。
掛電話前，黨妮有點哽咽地說：“媽，我想吃炸菌子土豆燜飯。”
她掛掉電話，抱住我說：“謝謝你，姐姐，你打心底尊重每個孩子，這幾年陪我胡鬧。我再也不會找她了。”
我只是覺得悵然若失。
黨妮的決定，顛覆掉我對這孩子的印象。
三年時光，百里山路，走到最後一步，總得畫上句號有份交代吧，可是黨妮選擇不要。
我終於明白，她在這件事上根本不是“天真”，而是一直在欺騙自我。
黨妮和我講過，她們班同學都知道她是福利院的小孩，對她格外好。有一次她被其他班的同學欺負，他們班十幾個人找人家打架。
班裡有調皮愛捉弄女生的男生，但是他們從來不捉弄黨妮，到她值日的時候，還幫她一起打掃衛生，體育課跑步的時候看她落下太多，前面的幾個同學故意跑慢一點。
她三歲被福利院接管，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里長大，爸爸、媽媽、姐姐都很疼愛她，在學校受到老師和同學的照顧，住在村裡，鄰里間也友好熟絡。
在她的世界，所有人愛著她、關心她，唯獨那個親生母親不愛她、不想要她。
黨妮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只能給生母找藉口，“她肯定是有苦衷的。”
最後，她選擇保留那份幻想，寧願繼續騙自己，也不願意觸碰最後的真相。
回程的長途巴士上，黨妮坐在靠窗的位置，臉朝窗外，哭了半小時，後來閉上眼，趴在前面的靠背上，直到送她到家，我們也沒有再提這件事。一週後，黨妮給我發信息：
你有沒有覺得我很傻？
我問她，怎麼會傻呢？
她說，我相信一個不愛我的人有苦衷，很傻，而且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媽不愛我了。
我說，會有這樣的人，但也會有很多人覺得你好勇敢。這個年齡，我們都願意在美好的夢裡沉溺，很少有人願意主動離開美夢，認識世界的真相，也很少有人知道自己要什麼，願意承擔相應的結果，你12歲就做到了，我12歲既沒有自己的想法，也不敢承擔責任。
這場碎夢之旅後，黨妮還是經常來福利院，常常帶給我禮物，給我編過一頂帽子，媽媽做的鮮花餅，去外面採了花做成花束送給我，只是再也沒有提過她的親生母親。
我感覺她沒有以前活潑開朗，變得成熟穩重了一些。
黨妮把寒假安排得很滿，春節前就把學校的作業寫完了，還把下個學期的課本預習了一遍。春節期間，她去福利院幫忙，問院長，我當義工你能給我錢嗎？院長問，你要錢幹什麼，她說，我想報個英語班。
院長不知道，黨妮為啥突然冒出這個想法，但我清楚。碎夢之旅後，黨妮問過我做什麼工作比較好，我說那得看你興趣。她說，如果也沒什麼興趣，那做什麼會生活比較優越？
我說英語吧，英語很好，應該能找到不錯的工作。
後來院長給黨妮報了英語班。有一次我週末去看她，她還在背英語，跟我說，我要好好學習，以後讓爸爸媽媽姐姐過上好日子，我要帶媽媽去國外旅遊。說到這兒，她突然問我，哪裡與中國最不一樣？
我說，可能是土耳其吧，房子都是五顏六色的，和中國很不一樣。
她說，那我以後就帶我媽去土耳其。
我有些欣慰，自己的決定沒有錯。這段旅途讓她重新認識這個世界，之前自己幻想了一個世界，還是一個小孩子，這次之後她要承擔責任了。
改變的還不止是黨妮。碎夢之旅剛結束時，我怕黨妮情緒很糟，我也不能每天看著她，就把整件事告訴了她姐姐，讓她姐姐注意一下。
黨妮的姐姐問我，為什麼願意帶著她胡鬧，我說，需要有個人把她的夢砸碎，或早或晚，你我都無一倖免，只是她在這個年齡找上門，那就現在吧。
黨妮的姐姐覺得，我和黨妮都很了不起，因為多數人只敢活在“安全與正確”的選擇裡，而我們敢和這樣的選擇說不。曾經她也是很保守的的人，現在好像也受到影響。
黨妮碎夢之旅半年後，姐姐辭掉公務員的工作，開啟間隔年，說是需要明白我要什麼，再去工作。後來她去斯里蘭卡支教，回來以後讀研究生，打算去當老師。
而我在一年後，漸漸遠離了福利院的日常工作。與領導層教育理念的不合，註定讓我在這裡無法施展抱負，也沒法去真正改變那些孩子的命運。
與其在這裡空耗，不如把有限的人生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不過遇到“有麻煩、有問題”的孩子，我還是會過去幫忙。
與其封鎖那些麻煩和問題，把孩子培養成乖寶寶，不如陪伴他們走過生命中的陣痛，經歷過這些的孩子，往往比我們想象中更能承擔責任。
碎夢之旅兩個月後，我擔心黨妮的情緒問題，和養母打招呼，讓黨妮週末跟我回家。於是週五放學，我去學校接她，她半天也沒出來，原來是被老師留下改作業。
老師見人來，就讓她走了，臨走時問黨妮，這是誰呀。黨妮猶豫了一下說，這是我姐姐。
離開學校，黨妮好像特別開心，她對我說：
“我覺得我們像戰友，你陪我經歷了自己的戰役。”
讀完這篇故事，我總是想起小時候我媽教我騎腳踏車的事。
我上車，她就在後面扶著，騎兩步，她鬆手，我啪地一下摔倒了。回頭一看，我媽一直望著我，招招手讓我爬起來。
於是我再上車，她再扶著我，鬆手，這回我多騎了五米，又摔了。
後來我摔的次數越來越少，騎得越來越遠，就這樣一點點學會騎腳踏車。
要是我媽一直抓著車屁股不撒手，或者我摔了，扭臉一看她沒人影了，也許這輩子我都學不會騎腳踏車。
在黨妮的夢碎之旅中，紀良安也許就是這樣的吧。
陪伴孩子，不是讓她絕對安全、沒有問題，也不是任由她自己肆意胡鬧，而是在安全的範圍內陪著她，讓在她經歷殘酷真相時知道，背後有人陪伴，摔倒也不怕。
每一次爬起來，她都會變得更強大。
（文中部分人物、地點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畫：大五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