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線上的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到這裡跟大家分享對提振消費的看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5年的經濟工作做出了九項部署，其中第一條就是“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可見其重要性。

今天我想從財政的視角切入，跟大家彙報財政如何提振消費。對這個問題，我們要討論三個事情。

第一個問題要回答財政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有著怎樣的角色和職能。其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意味著財政不只是技術層面宏觀調控的工具，已經從工具層面上升到國家治理層面；其二，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提出“科學有效的財稅體制是最佳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於是這就意味著財政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含義，而是上升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戰略高度。在中央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樣的角色和定位之外，我想提出，“財政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或者說是“理解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和關鍵所在”，我想這是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只有具備一定的職能，才可能更好地實現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的目的。

要回答的第二個問題，什麼是消費？這個問題是很基礎的問題，為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關於消費和投資的關係、關於消費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我們形成了一系列的流行性認知，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矯枉過正的認知，影響到了我們對於投資和消費的判斷。很多人在談到，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搞投資似乎就不對，只有支援消費是對的；再比如，有人提及發錢就能提振消費，刺激就能提振消費，有必要釐清四個流行性認知，避免消費和投資之間的“二元對立”。要投資還是要消費，這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事實上經濟活動中這兩者是有機整體，兩者都需要。關鍵是投資和消費中的比例關係，以及要投到哪些短期有需求、中長期能夠最佳化供給結構的領域上。

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後，才能真正地回答好第三個問題也就是財政如何去更好地提振消費，在今天我可能要提出短期和中長期提振消費的八條建議。

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這個觀點：

第一，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主要是研究經濟的增長問題、波動問題（經濟週期）和風險問題三個方面，既要平穩發展又要防範風險。財政在推動經濟增長、熨平經濟波動和防範化解經濟風險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財政透過減稅降費和擴大支出，能夠提振消費和擴大投資。除了這種工具意義層面之外，更需要認識到，財政是連線政府和市場、中央和地方的橋樑紐帶。當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理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都能夠得到比較好的發揮和啟用，這樣的情況下經濟能夠得到較好的發展。

其次，財政具有逆週期調節的功能，經濟下行期的時候擴大支出，經濟上行期的時候減少支出，有助於熨平經濟波動。

最後，財政還可以防範和化解房地產風險和金融風險，包括現在的保交樓、收儲等等舉措都是防範化解房地產風險，這是財政防風險的職能。

首先，財政本身就要推動自身的財稅體制改革，構建現代財稅制度，以更好服務高質量發展。同時，經濟改革本質就是利益格局的調整，我們既要實現利益格局的調整，又要實現經濟社會的穩定，財政需要以一定的支出確保改革的順利推進。

其次，發展方面，剛剛也談到了，財政透過收支和關係的理順可以促進建設和發展。

再次，穩定，財政透過國防和外交支出促成外部秩序的穩定，透過一系列經濟建設和民生保障支出等促進形成國內秩序的穩定。

第三，金融、土地、社保和國資等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問題，而中國的金融、土地、社保、國資問題的背後其實也是財政問題。地方金融機構穿透之後是地方財政，土地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的資源資產，是政府性基金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土地承載著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國資更是如此，我們有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當我們討論金融土地社保國資這些問題，都繞不開財政。

從以上三個維度可以看到，財政對於推動經濟增長、熨平經濟波動、防範化解經濟風險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財政服務於改革、發展和穩定；財政與金融、土地、社保和國資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因此，我認為，財政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和關鍵。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於消費的討論非常多，社會上關於消費形成了一系列流行性認知，似乎有很強的“共識”，這些認知的背後是符合樸素的直覺，但還需要思考與經濟學規律是否是匹配的？這裡我們簡單舉例子。

第一個流行性認知是“凡是支援消費就是好的、支援投資就是不好的”。隨著前些年投資效益的遞減以及舉債投資形成的隱性債務和無效投資，於是社會上很多人提出現在要消費而不要投資，不要搞投資了，或者只要涉及到消費的都是好的，需要支援，投資這塊就是不好的。這裡面需要避免消費和投資的二元對立關係，不要糾結於要投資還是要消費，兩者之間都是經濟的有機整體。關鍵是兩者之間的比例關係，以及如何提高投資效益，找到短期是需求、中長期能夠最佳化供給結構的領域，這些是更為關鍵的核心問題。

具體可以看到，確實要承認投資效益邊際的遞減，但是也要看到一個經濟活動裡面不可能只有消費沒有投資，也不可能只有投資沒有消費，這都是不現實的。如果說經濟活動只有投資沒有消費，投資形成供給之後消費如果越來越少，就會出現供大於求，就會出現物價的下行，出現企業的虧損，出現失業的上升。設想另一個存在，只有消費沒有投資，於是會出現什麼情況？首先是物價的上漲，其次可能會看到需求得不到升級，市場大量充斥陳舊落後的產品。

投資活動在短期形成經濟需求，但在中長期形成經濟供給、最佳化供給結構，最終服務於消費，而且投資活動轉化為從業人員的收入將帶動消費，消費能夠再次帶動投資；各類投資間也有關聯，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能夠帶動製造業投資，不是簡單的此消彼長的關係。政府投資仍有必要，基建、民生領域亟需補短板，推動財政支出從以物為主轉向以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消費為主。

未來投資要實現四個掛鉤：人口流動、人口結構、安全、潛在經濟增速。從人口流動看，中西部地區的基建投資有些超前，但人口流入區域的基建投資還不夠，一線城市的停車設施和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遠遠不夠；從人口結構看，人口老齡化率上升，意味著更多的醫療、養老機構投資需求還很大；從安全層面看，當前極端自然災害多發頻發，需要有更多功能完善的地下管廊、海綿城市、農田水利建設來應對自然災害，以及大量的老舊小區需要改善電線燃氣管道；從提高潛在經濟增速看，新能源、新質生產力領域還非常需要投資。所以不能說投資沒有空間。

第二個流行性認知是“消費是經濟發展的手段和方式”。很多人談到消費就提及消費是經濟發展的手段和方式，要讓消費驅動經濟增長，但驅動經濟增長最終是靠制度與技術。需要看到消費是經濟活動發展的目標、目的，而不是一種手段。經濟的發展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居民更好的消費，而不是讓消費簡單地淪為穩定經濟增長的工具，這恐怕就有點本末倒置。我們“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也要求我們的發展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居民的消費。這是第二個認知需要釐清的。

第三個流行性認知是“只要發錢就能解決消費不振的問題”。社會各界都寄希望於發錢就能夠解決消費不振的問題。發錢的效果在短期是沒有問題的，短期階段性的發錢可以擴大消費，但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不僅是當下，還有更長遠的未來。

於是就要問一個問題，錢從哪裡來？各個國家的政府是不直接創造財富的，它是參與財富分配。政府發的錢從哪裡來？只能來自於在座各位的納稅，或者就是盤活存量資源和資產，再就是發債，發債又來自於哪？當代人的債務是下一代人的稅收，於是就可以看到錢不是無源之水，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們更多的需要看到發錢這個事情不具備長期的可持續性，如果要提高居民的收入佔比，要透過中長期的國民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而不是寄希望於一次性的發多少錢。

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發錢的方式和發放的群體比發錢本身更為重要，如果說是給14億中國人民普發，這種同樣的是1000元，對偏遠的中西部的農村地區，與對於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的中產而言，這種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在當下我想我們更多地是要把有限的子彈和資源用到更多的能發揮出實際效果的群體和領域，這個是更為重要的使命。

第四個流行性認知是“刺激性政策就能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應該說短期也是可以奏效的，從中長期這個觀點未必能夠成立。2008年的例子，國際金融危機期我國採取的反危機舉措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也可以看到後面面臨著經濟增速換檔、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局面。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疫情期間採取車購稅減半徵收的方式，刺激汽車消費，在當期取得了較好效果。2009-2010年廣義乘用車銷量同比為59.1%和30.5%，但是2011-2012年增速下降為2.8%和6.8%，意味著當期效果顯著，但此後則產生了消費透支而後勁不足的後果。刺激性的政策對提振消費短期是有效果的，從中長期恐怕還要推動更大的改革。提振消費不能僅靠刺激，還要推動改革完善制度。

從長期看，消費取決於三個方面因素：消費能力、消費意願和供給對需求的適配性。消費能力跟收入有關；消費意願與居民對未來的預期，尤其是與後顧之憂有比較大的關係；供給對需求的適配性也直接影響消費，居民想消費，是否有相應質量的產品和服務去匹配。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提升消費能力、意願和層級。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加力擴圍實施‘兩新’政策，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擴大服務消費，促進文化旅遊業發展。積極發展首發經濟、冰雪經濟、銀髮經濟。”這段話中各句之間的邏輯關係是什麼？

首先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一個是適度提高基本養老金，一個是提高基礎養老金，這都是跟收入有關的政策。

其次提高消費意願。消費意願在哪？在財政的部分，特別談到要進一步最佳化財政支出結構。這個含義是什麼？就是要更多地推動財政支出從以“物”為主轉向以“人”為主，以投資為主轉向投資和消費並重的格局。事實上這些年也可以看到，中國的財政支出，以一般公共預算為例，醫療、教育、養老、住房保障這四大類支出佔一般公共預算的比值2023年是40.7%，與10年前的2013年上升5.5個百分點，一直在最佳化支出結構，但是與我們的期待還有一些差距，所以要進一步最佳化支出結構。

最後是供給的適配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第二點工作就談到要發展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我想這不僅是最佳化供給結構，而且是提高供給對需求、消費的適配性。所以我們說提高消費這三個層次，在中央經濟宏觀會議都談到了。

第一，提高消費要解決居民消費能力的問題，要提高收入。加大對特定群體的補助和支援，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並提振消費，包括對失業大學生的補助、對農村老人群體的補貼、對於二孩以上家庭的特定補貼等。正如前面談到，全民的普發不現實，發放的群體、發放的方式更為重要。

這裡談到加大對特定群體的補助和支援，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提振消費。我們提出三個群體：1）待業大學生和失業青年群體：可考慮直接發放補貼助其度過過渡期，以及透過企業用工補貼的方式增加就業崗位。目前16-24歲（不含在校生）失業率偏高，若每人每月發放500元，則一年需要364億元，但隨著青年失業率下降，支出將逐漸減少。2）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領取待遇人員，尤其是農村老人群體。2023年實際領取待遇人數17268萬人，養老保險基金支出4613億元，人均每月僅223元。有必要提高發放標準，例如逐步提升至400元、500元、600元，則每年分別增加支出3668億元、5740億元和7812億元。3）給二孩及多孩家庭發放生育補貼。例如對3歲以下的二孩及多孩新生兒，每月補貼500元，2022年3歲以下二胎及多胎新生兒合計約1800萬，則每年需要1000億元左右。這樣就把促消費與促進社會穩定、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促進生育更好地結合起來了。

第二，增發國債，探索中央層面成立“房地產穩定基金”，先期規模可在2萬億左右，專項用於保交樓、收儲存量房和房企存量閒置土地等，緩解房企流動性壓力，以堅定不移的決心並釋放強烈的訊號推動房地產“止跌回穩”。房地產的穩定可以修復居民的資產負債表，財富效應讓居民能消費、敢消費。居民的收入是提振消費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除了給特定群體的補貼之外，還有中央提出的穩住樓市股市。穩住樓市股市也就是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以及財富效應能夠起來，帶動消費。現在穩定房地產市場更多的是由地方政府來實施，包括透過收儲，盤活閒置的土地，改善房地產的現金流，提振企業房地產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但是地方政府仍然面臨“三保”等一系列問題，穩住樓市的能力可能相對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是可以探索從中央政府層面成立房地產穩定基金，由房地產穩定基金來用於保交樓和收儲等。房地產穩住了，對居民的消費也能夠起到相應的效果。

第三，透過適當的財政補貼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意願，推動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持續發力，並擴圍至服務消費。這一年以來正在做的事情，“兩新”政策尤其是其中的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1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7000億用於“兩重”，3000億用於“兩新”，這裡面又有裝置的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帶動下，耐用品消費繼續保持較快增長。8-11月汽車零售額同比分別為-7.3%、0.4%、3.7%和6.6%，逐月快速回升；傢俱零售額與之相似，8-11月同比分別為-3.7%、0.4%、7.4%和10.5%；家電是以舊換新政策的重點支援物件，9-11月家電音像零售額同比持續保持20%以上的增速，大幅高於8月的3.4%。發改委的釋出會也宣佈了這樣的政策，將“兩新”政策進一步擴圍到手機等相關的消費品。

上述三條是短期政策，要立足長遠更好地提振消費，這就需要從長計議，長遠的政策是什麼？我想包括五條改革舉措。

第四，進一步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透過完善稅制、增加轉移支付、加快農村土地市場化流轉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制度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蹴而就，我想重點談談完善稅制的方面，這也是我的老本行，我的老本行是從財稅看宏觀、從宏觀看財稅。很多人講我們的稅收，對比中國和美國，稅收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效果有待進一步提高。主要原因在於個人所得稅的佔比相對偏低，個人所得稅覆蓋的人群只有小几千萬的人口，這樣的情況下，自然而然發揮出整個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相對比較有限。

這裡有一個矛盾，很多專家和企業家都在呼籲，要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或者免徵額，大家要注意到一個問題，當不斷提高起徵點和免徵額之後，覆蓋的人群要越來越少，這必然會削弱個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受到影響。我們要思考和明白一個道理，你到底想要什麼，不可能什麼都要。既要讓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上移，又讓個人所得稅發揮出更大的效果，這兩者之間本身就是矛盾的。我更多的談個人所得稅怎麼樣改革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收入分配越來越公平也有利於提振我們的消費。比如，個稅徵收從過去11大類分類徵收，進入到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未來是不是可以徹底進入到綜合徵收，不再區分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所有所得的稅收都是統一一個標準。再比如，專項附加扣除可以進一步完善，以家庭為單位來考慮，老人越多、孩子越多附加扣除也越多，這樣也有利於更好更公平地實現社會的分配。再比如，加強對娛樂明星、直播帶貨等等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徵管。當然，我們還可以透過稅收、社保二次分配和鼓勵慈善捐贈等第三次分配縮小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分化。

第五，最佳化財政支出結構，財政政策的重點從投資為主轉向投資和消費並重的格局。換句話說，投資為主意味著是促進供給、促進生產。投資和消費並重意味著是兼顧生產和需求，供需要實現更高水平的平衡，提高對消費者支援的力度。這裡展示了一張圖，代表著各類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2013-2023年，社保就業、醫療、教育、住房保障四大塊支出之和佔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為40.7%，較2013年上升了5.5個百分點，基建投資相關的佔比這些年在下降。也就是說這些年財政支出結構在不斷的最佳化，未來要進一步最佳化，降低居民的後顧之憂，提高邊際消費傾向。

第六，深化財稅體制和戶籍制度改革，劃分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程序，穩定農民工預期，釋放消費和住房需求。為什麼這麼多年提到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但是目前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只有48.5%，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序還在推進，原因在哪裡？核心是財政問題，是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到底由誰來承擔？這個需要劃分清楚，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來承擔需要劃分，如果按照誰受益誰買單的原則，人口流動到了廣東、江蘇、浙江等這些東部省份，自然由這些省份來承擔。但是另一個角度可以看到，人口的流動事關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構建，從這個角度講，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可以由中央政府來承擔。中央政府的抓手在哪？可以透過轉移支付，就是轉移支付跟人走。核心要劃分清楚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到底由中央還是地方來承擔？以及承擔的比重到底如何？

總結一下，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和關鍵；我們對於投資和消費要有更加清晰的認知，就是投資和消費不是二元對立，兩者是一個有機的迴圈和整體；提振消費要從根本上解決消費能力、消費意願和供給對於消費需求的適配性。

再過十多天是中國傳統的除夕和春節，祝願各位領導、各位朋友，以及線上的各位朋友，大家春節愉快，在新的一年裡一切順利，身體健康！人如瀟湘流且長，心若洞庭闊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