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天書
美國之音最近死了，一方面是死於黨爭加劇，一方面也是相對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時代的必然結果之一。在這個時代，主權機構不僅在利用美國之音這樣的平臺進行對外宣傳時事倍功半，對內宣傳的效果也與日俱下。
實際上，社交媒體成為了美國之音所承擔職能的新宿主，美國之音所扮演的意識形態煽動者或者傳播者的角色反而在社交媒體時代被充分取代甚至強化。比如，MAGA基本盤和右翼群體正在透過社交媒體廣泛傳播民粹和陰謀論，有對美國內的，也有對外部的，比如關於芬太尼問題。右翼陰謀論在對外攻擊的同時，更多被用來當成一種對內凝聚手段，隨著中美力量此漲彼消，美國會更加需要這種對內洗腦的宣傳。哈里斯敗選之後，民主黨內部也在反思，是不是要學特朗普，搞一些左翼民粹和陰謀論來動員選民。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MAGA群體有時候又會羨慕中國，認為中國社會在DEI和工業發展上的態度非常對他們的胃口。萬斯副統領“愛有差等”的說法更是被某些人諷刺為“儒家思想”。MAGA群體對中國愛恨交加的局面很有可能會長期持續下去。
然後，今日的政治性播客正在承擔美國之音作為意識形態和顏色輸出的生態位。這類播客在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非常發達。他們中大多數從一開始就會對自己的政治光譜進行自我定位，建立自己的受眾群體。在具體形式上，他們以探討熱點時事並與觀眾進行長時間互動的方式，以及邀請名人接受採訪的方式獲得關注度。
社交媒體的廣泛興起使得人人都可以成為資訊的創造者。主流媒體的影響力，或者說控制力被進一步削弱。以YouTube平臺為基礎的政治性播客成為了民眾的新寵。無論是在左邊還是右邊，越來越多的播客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以前只有大媒體才能佔據的位置。
Joe Rogan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作為坐擁4000萬粉絲的頂流播客，他的政治影響力甚至超過了許多傳統政治人物。在2024年大選白熱化階段中，特朗普和哈里斯都試圖爭取接受採訪的機會。最終特朗普獲得了長達三小時的深度訪談，Joe Rogan也在大選的最後一刻呼籲支援特朗普。
二次上臺的特朗普顯然意識到社交媒體時代的新動向。在他看來，美國之音這樣的媒體現在連被爭奪的價值也不存在了。比起反覆的爭奪，將這類過時而無用的“民主黨機構”掃地出門才是更為高效和準確的辦法。於是，一切都結束了。
政治播客的優勢
這些播客在意識形態傳播或者煽動上與美國之音這樣的官方指導機構，甚至所有的主流媒體相比，具有兩個難以取代的優勢。
第一個優勢就是快。這些播客往往在新聞發生的第一時間就會開啟自己的節目，與聽眾分享自己的看法。社交媒體時代對這種時效性的情緒需求已達到了變態程度。或者更準確地說，觀眾想要立刻看到的是播客怎麼看以及應該怎麼做的指示。誰先在社交媒體上形成某種敘事優勢，誰就可能擁有對整個事件更大的定義權。
當主流媒體還停留在報道事實的時候，政治性播客已開始對這些問題進行定位和解答，並迅速透過社交媒體將自己的答案傳播出去。真相和事實反而沒那麼重要。或者說，真相和事實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主觀性構建的成分。畢竟意識形態的煽動者或者傳播者優先滿足的是意識形態敘事的自洽性。
更為糟糕的是，無論主流媒體如何精簡自己的製作流程和稽核機制，它們還是無法在快這件事上追上這些從草根中崛起的政治性播客。
第二個優勢則是共情。從形上學角度看，意識形態的傳播和煽動是將人轉化為特定共同體成員的過程。共情是維繫這種紐帶的關鍵步驟。正如筆者分析特朗普和澤連斯基在白宮的民粹主義表現所說的那樣，這種共情充分賦予了在現實生活中可能缺乏交集的成員一種擬製的血緣聯絡。用通俗的話來說，你覺得他真的是和你一夥的。
從客觀形勢看，政治性播客對自己政治光譜的定位使得他的觀眾也會具有相似的意識形態偏好性。這種預先篩選的做法已為建立某種特定意識形態的共同體提供了良好基礎。演算法推薦下的同溫層現象在客觀上強化了這種相似性所帶來的群體認同，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過程被大大加快。如果你支援民主黨，那麼你可能會將Vaush和Hasan的話奉為圭寶；如果你支援共和黨，那麼Rogan和Shapiro顯然更對你的胃口。
Hasan Minhaj，印度裔
從主觀手法看，政治性播客放棄了剛性說教或者輸出策略，反而採用高度口語化的表達和鬆散輕鬆的語言在觀眾心中塑造出一種在與朋友對話的親密感。這極大契合了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逐漸崩塌以來民眾愈發強烈的反建制情緒。民眾想要的不是主流媒體趨同化的分析和反覆的教育灌輸，他們需要的是“真實”和“人性”。這種反建制的情緒是希拉里在2016年敗選的重要誘因之一，比起冷冰冰的政治機器，出言不遜的特朗普才像一個活生生的真人。
政治播客的影響力
讀者們當然會覺得，這些政治播客不就是國內的鍵政影片自媒體？形態上確實類似，但中西方的社會形態不同導致兩者影響力截然不同，美國這些政治性播客在西方世界，甚至全世界的影響都在與日俱增。無論是Rogan公開在前排參加特朗普的就職典禮，還是Hasan公開被邀請參加民主黨全國大會，都是這種影響力進一步擴充套件的徵兆。
對於國內一些想當國師的鍵政自媒體來說，影響力再大，大多也只能處在“網路國師”的位置。放美國就不一樣了，比如Joe Rogan這種坐擁四千多萬粉絲的，你哈里斯想要被採訪，就給我到德州來，老子才不會遷就你去華盛頓特區。時間多久是我定的，我說三小時就要三小時，你只想要一小時那就拜拜。這可能就是國內一些自媒體理想中自己的樣子吧。
Joe Rogan
在全球影響力方面，隨著網際網路資訊的廣泛滲透，物理距離和國界線越來越無法阻止資訊的同步傳輸。兩個不同世界觀和立場的中國人也可能因為這些播客中的某個觀點迅速激發自己的情緒反應，進而引起強烈的情緒對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能不得不承認，這些政治性播客在意識形態傳播這一點上早就超越了美國之音，也超越了整個主流媒體。
其實特朗普本人就是美國乃至全世界的頭號“播客”。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的各種言論恰恰符合了社交媒體時代的傳播需要。他成功地將資訊傳達給了他的支持者，激起這些人的政治熱情。
反觀傳統媒體，即便意識到這個現象，也無法阻礙它們塑造典型對民眾進行教育的衝動。這背後當然是傳統媒體難以擺脫的結構性問題。在一次次的“教育”過程中，傳統媒體自身的公信力不斷折損，將越來越多的人推向政治性播客的懷抱。以至於特朗普那句“Fake News”現已深入人心，連民主黨人也開始熟練使用其這一套路。
全球達利特領班的反撲與大狗糧時代
由於特朗普的強勢上位和Joe Rogan這類大V的支援，看起來MAGA和右翼群體目前處於輿論強勢地位，其實也並非完全如此。特朗普和馬斯克折騰的越狠，民主黨的基本盤，以及全球“正道世界”的擁護者們就越需要有與MAGA對立的播客作為他們的嘴替和發聲筒，這是一片廣闊的市場。（“正道世界”主張繼續維持某種全球進步自由主義敘事，繼續lgbt平權，繼續自由世界等一系列內容的意識狀態聯盟）
右翼政治播客不是沒有全球市場空間，雖然傾向特朗普主義的本土主義者可能沒有向外輸出意識形態的強烈意願和動力，但在與民主黨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的對抗中，整全對整全是唯一的辦法。這也是為何很多親特朗普的播客也會向歐洲等地區傳播自己，萬斯對德國選擇黨和羅馬尼亞極右翼候選人的支援是這種邏輯的外顯表現之一。再比如安德魯泰特這種（不過他是英國人，也不限於播客）。
安德魯泰特
但特朗普和右翼群體們終歸是在逆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全球化。而全球“正道世界”的擁護者們多是各國將自己定義為“世界公民”的群體，用現在流行的贏學中的概念來說，就是達利特領班群體（達利特在印度種姓制度中屬於最底層，贏學視角認為，西方構造的種族歧視體系中，包括黃種人在內的被歧視者就被當成了達利特，而達利特領班群體則試圖透過對西方進行模仿和皈依，實現精神上的“種姓上升”）。這個群體擁抱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全球化，且普遍屬於中產和以上，有需求有財力為政治播客們付費買單。
對民主黨基本盤和達利特領班群體來說，現在亟須大量的政治播客站出來對抗MAGA宣傳和中俄這些國家的強勢反擊。所以我們能看到，像the young turks 和pod save America這類代表性播客，這次都在清一色批評特朗普廢除了美國之音。
對外，像vaush這樣的美國播客會批評斯塔默廢除nhs獨立機構，批評德國的afd。對他們來說，全球美國意味著必須要對外國事件做出符合全球美國和進步美國的價值評判。你特朗普和馬斯克支援afd，那我們就激烈反對。特別是像lgbt，環保這類議題，本來就是跨國界的。
vaush的播客
這些面向“正道世界”支持者市場的播客語言風格也是高度意識形態宣傳化的，比如特朗普和特朗普支援的政治力量就是納粹，這與美國之音在冷戰的那種善惡二元論形式上很一致。
意識形態煽動者或者傳播者們已經從媒體機構散落千家萬戶，親民主黨的政治性播客們正在以更為有效的方式將意識形態輸入到全世界的同溫層中，美國之音的死亡只會促使他們進一步認為需要將自己的意識形態灌輸給全世界。這場兩個美國的鬥爭已經把全世界都席捲了進去。
比起美國之音還需要政府撥款，沒了撥款就要停擺，這些政治播客不管是為了名還是利，不需要經費驅動，可以自己上陣，反正全世界的達利特領班們出得起錢。比如最近就能發現，油管上一些本來平常不聊政治的網紅大V最近突然開始涉政開始參與抹黑中國的話題並獲得遠高於平常的訪問量。
從這個角度說，你說“正道世界”的狗糧斷了嗎？完全沒有。只不過從以前美國政府，或者外務省之類的給“達利特領班”們發錢，變成了全球龐大的“達利特領班”們自掏腰包給新一代播客大V們掏錢，這市場不是縮小了，反而海闊天空了。正道世界的狗糧發不完，世界可謂已經進入了“大狗糧時代”。
無論如何，在社交媒體時代已無法逆轉的情況下，意識形態傳播究竟意味著什麼，是所有人和所有國家都需要重新揣摩的問題，而每個人都應該找到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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