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 | Randy
編輯｜芝士鹹魚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十點人物誌(微訊號:sdrenwu)
近年來，外賣騎手交通事故頻發，引起廣泛社會關注，“外賣騎手，已成高危職業”的話題多次登上微博熱搜，將平臺演算法和外賣騎手權益等議題推上風口浪尖。
外賣騎手的生存困境，也是身處數字經濟時代每個人的困境。學者孫萍是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自2017年“青椒”時期開始研究外賣騎手。在持續近8年的田野調查中，她採訪追蹤了200餘位騎手，見證了“數字勞動”從邊緣議題到被更多人看見的過程。
學者孫萍
她發現，對比“朝不保夕”，“過渡勞動”更能詮釋外賣騎手的生存狀態。值得關注的是，“找份工作過渡一下”這種不穩定的勞動狀態，已經成為當下社會的常態，越來越多的人被捲進類似外賣騎手的過渡勞動中，“本想找份工作過渡，沒想到就這樣幹了一輩子。”
孫萍作品《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
今年7月，孫萍的新書《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出版。近期，我們採訪到了孫萍，試圖瞭解：什麼是過渡勞動？哪些職業帶有過渡的特徵？從過渡勞動到永久零工，會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嗎？
以下為對孫萍採訪和書稿內容的整理。
找不到穩定工作
他們打零工“過渡一下”
我是學者孫萍，80後，從2017年開始對“外賣騎手”這個群體做田野調查。那時我剛博士畢業，趕上中國網際網路發展史上萬馬奔騰的時期，北京的大街上每天都有穿著五顏六色衣服的送餐員，他們緊盯著手機，工作的每一個步驟都需要和手機互動。
外賣騎手屬於一種典型的演算法化的勞動，這引起了我的興趣。讀博期間，我的論文就是關注中小企業的“碼農”。當時我給自己立下了一個目標，持續10年關注外賣騎手群體。
8年來，我總共發放了7000多份問卷。調研的時候我問騎手，你為什麼會來跑外賣？他們經常會說“因為我想過渡一下”。他們給人的感覺是，找不到一份穩定工作時，先來做騎手，當作權宜之計。
孫萍在和騎手交流
在我們收回的問卷裡發現騎手的轉崗率特別高。如果我們去看一個有100名騎手的站點，每年可能會有70名以上的騎手離開，這是其它任何零工行業都無法企及的波動率。
他們可能會從a平臺跳到b平臺，再跳到c平臺，這樣跳來跳去，看似他們在尋找下一份工作，實際上是陷入了零工經濟的勞動圈當中，無法脫身。從這個語境上來講，外賣騎手成為了中國廣大不穩定人群當中的一員。
騎手隊伍中最多的一個身份，依舊是農民工。與千禧年前後出來務工的大批農民工一樣，騎手們多是透過老鄉、熟人、親戚關係等跑來特定的城市打工，佔我們調查總人數比例的7成。
在2022年北京、上海、深圳這三個地方的騎手中，6成以上的騎手都有負債，3成以上騎手負債10萬元以上。債務主要來自房貸、車貸，做生意失敗比如開的小餐館倒閉，以及贍養老人、撫養小孩的費用。騎手群體裡流傳一句話，跑外賣是拿命換錢，如果不是走投無路誰會去送外賣呢？
城市裡四處都有外賣需求，電影《逆行人生》劇照
當他們揹負著這些債款來到城市，掙錢就成了他們唯一的目的。
2017年之前那批騎手，有3000元的底薪和三險一金，相當於有“編制”。但如今“直營”取消後，外賣騎手以前與平臺公司簽署的勞動合同不再有效，轉而由第三方勞務公司負責騎手的勞動關係，屬於“外包”出去了。
因為不是正式工，騎手失去了相應的社會保障，在各個平臺之間流轉的速度變得越來越快，開始罵平臺、與平臺打官司，再到疫情後，僧多粥少，收入不斷下降。從前每天工作9小時，每個月能賺一萬左右，現在從早幹到晚，一天不落，每個月到手也才6千，掙錢變得越來越不容易。
關於騎手的收入來源、工作時間的調查
圖源：《過渡勞動》
而這份工作也不像他們當初想象得那麼自由。社會保障和基本工資的缺失，使得外賣騎手的工作帶有太強的自我計算和自我消耗。一旦捲入這樣的零工勞動，不安定性和朝不保夕的狀態，要求個體勞動者迅速地“支稜起來”，透過不停地算計，計算，安排，籌劃，競爭來獲得收入。
平臺企業在設計按需經濟時，背後的邏輯依然是將它看作一種消耗性而非成長性工作。系統對於外賣騎手的分級有著自己的一套規則，大部分外賣員會在半年左右升級並穩定在“黃金騎士”，而進一步升級則變得困難。
一位騎手告訴我，自己用了一年的時間，才從“黃金”變成“王者”。如果需要繼續升級，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長的時間。在我們的調查裡，6成以上騎手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騎手裡的“跑單戰士”，平均每天有15個小時在路上。朝九晚五、週末、年假等概念並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
如果升級失敗，騎手給出的解釋經常是“單不夠”“工作時間短”或者“不夠拼命”。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騎手們抱怨：一個訂單發出來，大家一起搶，最後總是會落到少數幾個人手裡。有人說是因為不同品牌的手機搶單速度不同，也有人說是距離的問題，還有人說是搶到的人用了作弊軟體。
一位經驗豐富的騎手認為，那幾個固定的人可以搶到單，是因為他們的“資料好，跑單從來不挑”，系統才會傾向於把好單派給他們。
在遊戲化的邏輯下，騎手勞動和後臺系統形成了微妙的互動迴圈：送單多、時效快的騎手會得到更多的訂單，而單量小、挑單子的騎手則不會得到系統的正反饋，存在被邊緣化的傾向。持續性、遵從性成為系統派單的主邏輯。
這些勞動者就像是一根根柴火，被投入到熔爐中燃燒自己，可能有一天，他們會被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榨乾而不得不退出。
全民零工的時代
撕不掉的社會偏見
我從2013年開始關注數字勞動議題，這些年來觀察了非常多數字化的職業人群，包括網約車司機、外賣員、快遞員、代駕員、直播和電商的從業人員。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都是“打零工之人”，他們的工作充滿了過渡性和不確定性。
過去的農民工群體，其實一直都是打零工的狀態，只是相比網際網路平臺產業下的零工，農民工群體從事的勞動沒有這麼快（的流轉速度）。
外賣騎手等待接單，受訪者供圖
為什麼數字化的職業人群和“過渡性”與“零工經濟”纏繞得這麼緊密，是因為過去十年間平臺經濟崛起了。中國目前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外賣平臺，相應地，外賣騎手也逐漸變為一種容納龐大就業人口的零工形態，伴隨著平臺要去打市場、拓市場的需求，把大批的勞動者捲入到了它設計的勞動規制當中，去創造一種全新的勞動模式。
“過渡勞動”的一個鮮明特點在於：它是受控於演算法技術而形塑的一種勞動，讓個體處於既被控制又感覺自由的狀態。
平臺化的零工經濟包裝了一種“普通人可以掌握美好生活”的假象，自己似乎可以決定要在什麼樣的平臺工作、以及能工作多久。很少有人看到這樣的“美好平臺話語”背後，其實是日漸固化的階層流動以及被限制的職業發展。對於打零工者來說，他們階層內的流動非常頻繁，階層的躍升卻並不常見。
電視劇《做工的人》
這個社會總體有一種區隔感，對於外賣騎手這類打零工者的汙名化一直存在。騎手的負面形象伴隨他們的勞動過程而產生，“闖紅燈”“逆行”“車速快”“粗魯”“不耐煩”成為他們隨身揹負的“標籤”。在實際的勞動場景中，外賣員可能遭受來自媒體，顧客，路人，保安，物業機構等主體的質疑和不信任。
曾凡勝是一名眾包騎手，他在北京東四環一個站點跑單，到了午高峰時段，有很多來自高檔購物中心的訂單，幾乎每次進去送餐他都會被保安攔下，不允許其進入，原因是“他穿著外賣騎手的衣服”。為了能夠進入大樓給顧客送餐，曾凡勝會把電動車遠遠地停在一邊，不讓保安看到，然後脫下外賣服，換上夾克衫，裝作顧客“混”進購物中心。
“穿著外賣服，他（指保安）就是我爺爺。換上夾克，我就是他爺爺。沒有別的，就是狗眼看人低。咱憑本事吃飯，不丟人。”他這樣解釋。
這種社會偏見體現於大部分帶有零工屬性的職業，在價值觀越傳統的地方，這種偏見越明顯。比如有個段子稱，當你回山東過年，一個公務員和一個自由職業者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哪怕這個公務員在北京一個月只掙6000塊錢，而自由職業者掙得比前者多多了，但公務員還是高高在上的，大家都覺得光宗耀祖，輪到自由職業者就靠邊站了，大家甚至懶得理你。
以“三和大神”為代表的日結工，他們卻拒絕安穩，用過渡性來形容他們的生活不準確，因為他們每天都是這種狀態，過渡性成了一種新的穩定性。
我有一個學生去北京的馬駒橋調研日結工，發現這群人非常有“掛逼”精神（維持著最低標準的生存狀態），總是在找工，幹一天吃三天，沒錢了再出來繼續找工。他們寧願做最累最髒的活，也不願被剝削，身體力行地拒絕被社會同化。
圖源NHK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
除了我們公認的打零工種類外，更多工作正在實際意義上“被零工化”。現在年輕人裡流行的數字遊民/斜槓青年的工作方式，也帶有過渡性，只是過渡的狀態不一樣。
數字遊民/斜槓青年群體，大部分是內容創作者，擁有文字、運營、攝影、設計等專業技能，他們受過高等教育，是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能的一群人，他們在過渡的過程中，想體驗的是不穩定帶來的意義感，透過逃離安穩的生活，去發現和創造自我，屬於中產階級青年對意義感的一種追尋。
而包括騎手在內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一方面他們打破了父輩在農村安土重遷，或是在工廠流水線上吃苦耐勞的勞動狀態；另一方面他們延續了父輩農民工的階級屬性。過渡勞動對他們來說是為了生計，以及對未來想要穩定下來的憧憬。他們在過渡的過程中，想要追尋的是一種穩定感。
你以為是“過渡一下”
其實一直在過渡
以“過渡勞動”之名，行“永久零工”之實，正在成為當下的一種勞動趨勢。這不僅波及到全中國8400萬零工勞動者，也是每個人在生活中都需要去面對的社會結果。
比如大廠的工程師，他們也會非常快地過渡，想不停跳槽去找薪資更高的工作。
再比如現在很多人喜歡不停換男女朋友，在交友軟體上不停換性伴侶。整個社會的勞動、工作和生活的狀態都進入了一個加速化的時代，大家的變動特別快，思路的轉換也很快，線上交友軟體加速了這種過渡性，匹配變得十分容易，大家沒有時間和耐心去等待了。
眺望城市的年輕人，圖源電視劇《做工的人》
對於平臺勞動者而言，過渡勞動有永久零工的趨勢，你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湧進去，平臺對零工勞動者的組織化也在不斷增強，組織化伴隨著職業化和相對穩定性，而這種相對穩定性其實就是永久零工的穩定性。
這種過渡性有個突出的特質：它在某些方面刺激整個社會“向錢看”。這是一種以短期收益為主的導向。長遠來看，這種過渡性會衝擊中國的人情關係和法理，會變得更加自由主義和市場化。
正如前文所述，很多人是從破產之際開始送外賣的，他們會充分調動自己的計算能力，思考怎麼去跑單，怎麼去多幹活，能夠快速賺回收益。
在這種語境下，傳統工廠裡一個流水線或集體小組共同趕工、互幫互助的形式是不太能夠出現的。外賣/網約車/主播的勞動方式是個人化的，原子化的，所有的風險和利益都由你一個人來承擔。集體感在消失，意味著一種共同意義感的消失，熟人關係或者是信任關係也在逐漸受到衝擊。
幾位工友坐在一起，電視劇《做工的人》
另一方面，平臺勞動加速了大家勞動的速率和時長，我們把更多的時間拿出來工作，而生活的一部分外包給了平臺的零工勞動者。人畢竟是社會性的動物，不能一天24小時工作，需要去體會“快”和“慢”的生活節奏，我們不能一直在辦公室電腦前坐著，要去做飯，要去運動，要去和人聊天，要和家人影片，得有這樣不停切換的過程。
而這樣的切換感，因為平臺的介入產生了非常大的阻礙。大城市的騎手，會存在嚴重的自我剝削的狀態，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跑單上，很少有用於社會再生產的娛樂時間。
很多人累了之後，可能會刷短影片或者和家人影片，很難從勞動過程中獲得正向的激勵，促使他希望去學習知識彌補不足。這種工作過於重複和機械，導致他缺少去自我提高和再生產的動力。
《過渡勞動》的封底印著騎手的寄語
人們可以去對抗這種無意義感，認為這只是一個短暫的過程，但實際上這種想法帶有很強的欺騙性。
調研小組2022年騎手調查問卷中問及“您還會幹多久外賣？”，其中有43.77%的騎手錶示“不太確定”。一些騎手抱著“幹一段時間試試”的想法投入其中，卻發現轉眼三四年過去了，自己依然沒有想好要幹什麼，似乎也找不到比跑外賣更合適、收入更高的工作，於是索性繼續跑外賣。
你覺得這份工作是“過渡一下”，實際上你可能一直都在過渡。因為有了過渡作為理由，當下變得可以忍受，未來變得可以期待。你會說服自己，做這份工作只是暫時的，我還會有未來。但至於未來在哪裡，你也很難回答。
平臺經濟的發展正在形塑一種“過渡文化”，一旦個體勞動者開啟流動，他們就會發現自己很難停下來。
按單計價造就了掙錢的快感，猶如打怪升級的遊戲化帶來了全然不同的勞動感知。為了提高自身收入，勞動者被“黏”在平臺上。雖然他們可以選擇在不同的平臺之間跳來跳去，選擇不同的工種，最終卻發現自己遊離在各種零工經濟中，無法尋得安穩、有保障的生活。
過渡勞動的過渡性，正在延展成為一種永恆的狀態。正如盧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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