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GDP最高的地級市，憑什麼是它？

*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新刊出爐！點選上圖，一鍵下單↑↑↑

「蘇州製造」

全球每三臺筆記型電腦，有一臺產自蘇州；全球每鋪設五公里的光纖，有將近一公里產自蘇州；鼎盛時期，每三臺兒童汽車安全座椅就有一臺產自蘇州。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小家電、光伏元件、工業機器人，等等，蘇州製造在全球市場都佔據重要地位。作為中國製造的一個縮影，改革開放後，蘇州從發展鄉鎮企業到外向型經濟，再到自主創新企業湧現，在一輪輪產業升級中總能抓住機會。如今，蘇州是GDP最高的地級市，而且製造業的貢獻率仍保持在40%以上，長期位居全國首位。今年，我們探訪了亨通集團、信達生物、好孩子集團和科沃斯機器人，它們創業於不同年代，最終得以在各自領域發展起來。我們想從中探尋，蘇州製造升級有什麼方法論。

主筆｜張從志

足球和工業

“蘇超”火了。“蘇超”，全稱是江蘇省城市足球聯賽，參賽隊伍被網友戲稱為“江蘇十三太保”，基本都以業餘球員為主，有中學老師、大學生，還有快遞員、程式設計師，妥妥的草根聯賽。但幾輪比賽過後，不管是爭奪榜首的球隊，還是“爭奪”榜尾的球隊，都獲得了驚人的話題度。

這一流量現象，和江蘇各地方政府在背後的推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蘇超”雖然草根，但一開始就有政府做頂層設計，賽事組織則由江蘇省體育局聯合13個地級市政府聯合主辦。13地都有自己的體育場館，甚至有的是罕見的專業足球場。隨著“蘇超”的熱度起來，各市文旅部門抓緊行動，民間的贊助商也開始湧入賽場，甚至一些本地的體育概念股股價應聲上揚。

“政府搭臺，民間唱戲。”除了文旅產業，製造業企業也不能錯過熱度。幾輪比賽過後，作為江蘇“經濟一哥”的蘇州隊戰績不佳，在倒數前三徘徊。蘇州市人工智慧行業協會此時釋出了一則通知，面向全社會徵集人工智慧技術賦能蘇州足球隊的創新產品及解決方案，稱要藉助智慧製造的力量，提升球隊的訓練水平和競技表現。上網一搜索，我發現蘇州市人工智慧行業協會的反應還不算最快的，蘇州製造的元素早就滲透到了賽場內外。比如，有紡織企業在開發非遺文創圍巾、球隊主題抱枕；有的科技公司開發了智慧助威手環；就連球員穿的護腿板，也被升級為智慧護腿板，據說可以監測膝關節受力資料。據說，某些場次的比賽時間，也是AI系統根據近半年市民空閒時段大資料得出的最優解。

今年6月上旬，中美“關稅戰”的陰霾剛剛散去，我們在蘇州探訪製造業時，各種場合裡的話題已經從“關稅稅率”迅速切換成了足球比分。在企業裡，有的接待人員下了班送走我們，就急著要去看球，有的正在搶門票，打算週末帶著家人去現場圍觀。儘管本地隊伍賽季表現不佳，卻絲毫沒有妨礙人們的參與熱情。

一個有製造業氛圍的地方，與足球這一運動，其實有著天然的契合。現代足球的發源，本身就離不開工廠和工人群體。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催生了大量工廠和產業工人，工人階級在有限的業餘時間裡尋求娛樂，而足球因低成本、強對抗性和團隊協作特性成為他們的首選。英國的曼徹斯特、利物浦等工業城市的球隊，最早則直接由鐵路工人、船廠工人組建。在歐洲大陸的米蘭、慕尼黑和拉美的港口城市蒙得維的亞、布宜諾斯艾利斯，同樣複製了“工廠—俱樂部”的模式。在工業化的漫長曆史中，足球俱樂部成為工人社群認同的核心載體。

2025年5月10日，蘇州，江蘇省城市足球聯賽第1輪，蘇州隊2-2宿遷隊。（圖｜視覺中國）

今天的工廠和19世紀的工廠早已不同，但製造業需要的東西和當年的足球一樣，依然是低成本環境、分工與協作和持續的創造力。

過去三四十年來，作為中國製造的一個縮影，蘇州製造始終保持競爭力。從鄉鎮企業，到外資工廠，再到如今的創新型產業崛起，蘇州在一次次產業升級中都不曾掉隊，甚至領先。2024年，蘇州工業總產值為4.7萬億元，排名全國第二，僅次於上海，是全國工業最發達的地級市。在傳統的紡織、鋼鐵、IT等產業基礎上，形成了如今高階裝備、電子資訊、先進材料三個萬億級支柱產業，生物醫藥更成為近年來的增長亮點。到2024年，蘇州有七座智慧工廠入選為“燈塔工廠”，這代表著全球製造業最先進水平，而蘇州是國內擁有“燈塔工廠”數量最多的城市。

如果把蘇州看作一支足球隊，把製造業的競爭看作一場漫長的賽事，它為何總是能保持很高的競技水平？

“在蘇州，就是造飛機、大炮，都能攢出來”

20世紀80年代初，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蘇南模式”，指的是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南通等地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費孝通是蘇州吳江人，他那聞名中外的調查物件“江村”，位於吳江區七都鎮的開弦弓村。提出“蘇南模式”後，費孝通跟蹤研究多年，還提出將蘇南的經驗推廣至全國，幫助中國實現一條具有本土性的現代化路徑。

鄉鎮企業，脫胎於計劃經濟時代的社隊企業，屬於集體所有制企業。這些鄉鎮企業創辦之時，普遍一窮二白，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要技術沒技術。不過，當時的市場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供給稀缺，很多東西只要能造出來，就賣得出去。很多鄉鎮企業就這樣白手起家，靠著借來的錢，從國外引進被淘汰的技術和裝置，完成了早期的原始積累。

當時不只蘇州，全國很多地方都在辦鄉鎮企業，但發展都沒蘇州這麼突出。蘇州大學商學院教授、蘇州市社會科學院院長王俊告訴我，蘇州緊靠上海的區位優勢在其中發揮了作用。她提到，上世紀80年代，當時的蘇州有個“星期天工程師”的現象，就是一到週末，在上海的工廠、科研院所工作的工程師們就紛紛坐上小巴、小汽車，跑到蘇州的鄉鎮企業裡，幫他們調裝置，解決技術問題。後來的研究者認為，這是一種智力資源的共享機制，但對當時的鄉鎮企業來說，也是無奈之舉。不過，這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當時蘇州的產業人才不足的劣勢。

上世紀90年代，上海推動浦東開發後，外資入華的步伐加快，並開始往上海周邊腹地延伸。在蘇州，崑山的中國臺灣企業，太倉的德企，蘇州工業園區的日企、韓企，等等，都開始全面湧進。

蘇州崑山常年位居全國百強縣第一，這裡走出了諸多優質製造企業（蔡小川攝）

除了區位優勢，蘇州各區縣政府的招商引資工作扮演了重要角色。王俊說，蘇州的招商引資邏輯，往往一開始都是市場自發的，但政府看到苗頭起來後，就開始強有力地去引導、推動，最終取得成功。

1984年，緊挨著上海的崑山自費建立國內第一個縣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以此開始引進外資。到90年代，他們趕上臺灣電子資訊產業轉移的大潮。據說當時很多地方都在爭搶IT企業，但崑山人是把筆記型電腦拆開，看裡面到底用到了哪些零部件，然後看崑山缺什麼，最後根據這個資訊出去招商引資。所以，崑山很早就把產業鏈完整建立起來了。巔峰之時，全球每三臺筆記型電腦就有一臺是崑山造的。後來，這套“鏈式招商”的方法被蘇州幹部帶到了更多地方。

近幾年，崑山在培育的“甜蜜產業”，也延續了當年的邏輯。最初，是有些企業在這裡設了咖啡豆倉儲中心，後來當地產業和招商部門一研究，就開始圍繞咖啡豆的加工、交易、創意以及周邊的飲料、甜品等鏈條去找專案。如今，國內市場最大的兩個咖啡巨頭星巴克、瑞幸在當地都建成了規模龐大的產業園。

星巴克在蘇州崑山建設的工廠，是在美國和歐洲之外第一個規模化咖啡烘焙工廠，裝置上具有“集大成”的特點（蔡小川攝）

有“德企之鄉”之稱的太倉，早期引進德資企業的過程也是各個商學院的經典案例。當年參與招商的人，有一個正是王俊在蘇州大學的學生。他告訴王俊，當年他們接觸德企完全是偶然的。當時有個德國企業老闆來國內考察，到了太倉後，發現這個地方很像他們德國的家鄉，但看了一圈就準備到北京去了。“那會兒正是春節，大年三十，太倉的同志乾脆就陪著他們一起去了北京，到大年初一才趕回來。這個過程讓對方有點感動，於是決定在太倉投資試試，後來發展還不錯。”王俊說。德國很多企業都是家族式的，到外面投資有個習慣，就是一個帶一個，把親朋好友、合作商都介紹過來。太倉市有關部門也意識到這一點，後來主動跑到德國去搞各種推介活動，辦了德國“太倉日”，一大批德國的“隱形冠軍”企業就這樣進入了太倉。

這個階段的蘇州，產業發展轉為外向型經濟模式。原來的鄉鎮企業，由於外資的匯入，以及國內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很多開始陷入經營困難。為了適應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蘇州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推動鄉鎮企業改制，很多改為了私營企業或者合資企業，以迎接新的市場競爭。外資主導的階段，也是蘇州製造業增長最為迅猛的階段。從工業產值增速來看，2000～2010年這10年間，蘇州年平均增速保持在20%以上。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院長、教授、首席專家劉志彪對蘇州模式的研究持續了二三十年。他說：“中國過去的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江蘇尤其是蘇州是一個代表，其基本特點是大進大出，兩頭在外，也就是進口國外的中間投入品和機器裝置，在國內進行加工生產，然後根據國際市場的需求出口到國外。兩頭在外，既要大規模進口，也要大規模出口，而且進口的目的不是為了國內的消費和投資，而是為了滿足國外市場的需求。”這也導致蘇州經濟中外貿佔比越來越大。外貿依存度是一個地方的外貿進出口額與GDP的比值，可以用來衡量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對進出口貿易的依賴程度。2000年代初期，蘇州外貿依存度一度超過180%，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全國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城市。

今年4月初，特朗普政府宣佈向全球施加“對等關稅”。一週後，4月10日，蘇州市在全國城市中第一個成立“穩外貿”工作專班，從24個市級部門抽調人手聯合辦公，以應對關稅衝擊。“五一”假期結束後，我在“穩外貿”專班見到了蘇州市商務局副局長張皓。他在市政府一棟大樓的負一層辦公，工作專班當時就設在那裡。他們當時制定了一系列應對措施，要幫外貿企業渡過難關。

張皓談到，過去10年來，蘇州的外貿依存度已經大大下降，2024年降至98%。“蘇州以前是典型的來料加工城市，很多原材料都要從外面運進來，加工完再運出去。但這些年，我們正在慢慢轉變為進料加工，本土企業掌握了產業鏈更多控制權。這個過程中還形成了很多自主品牌，比如好孩子、科沃斯、追覓、萊克電氣，等等。”張皓當時就判斷，中美“關稅戰”不會持續太久，對蘇州來說，政策的應對更要著眼長遠，要進一步幫著企業去轉型。

創立於蘇州的萊克電氣，以高速電機為核心技術，在全球小家電市場建立了多個品牌（圖｜視覺中國）

外資企業很多都是全球佈局的跨國公司，它們將蘇州深深捲入全球供應鏈之中，也幫蘇州培養了人才和技術，製造業生態由此更趨於成熟。據統計，蘇州目前擁有35個工業大類、172箇中類、513個小類，覆蓋國家工業分類標準的90%以上，是國內工業門類最全、配套能力最強的城市。用張皓半開玩笑的話說，“在蘇州，別說造一臺掃地機器人，你就是造飛機、大炮，都能攢出來”。

章燕和她的丈夫都是從美國回來的海歸博士，一個學的是電子工程，一個研究空氣動力學。他們在美國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時候，曾給蘋果電腦研究過散熱解決方案，雖然專案不太成功，卻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一種有潛力的過濾技術。2009年，他們聯合另外三位留美博士創立了蘇州貝昂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貝昂”），研發出一種離子風淨化技術，做出了不用更換濾芯的空氣清淨機。章燕說，他們選擇在工業園區創業，就是看中了這裡的供應鏈比較齊全，而且外資工廠培養了一批熟練工人和管理人員，給他們組建工廠提供了基礎。如今，他們的業務已經拓展到了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在歐美、日本等市場建立起了自主品牌。

“為企業服務，既要積極主動，又不能太頻繁”

蘇州有5個市轄區，4個縣級市，加上工業園區和高新區，一共有11個管理單元。當地經常把這11個單元稱為11個“板塊”。各個“板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產業。這背後，離不開政府那隻手。劉志彪在分析蘇州模式與溫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的區別時，就強調蘇州的強政府主導是“蘇州模式”的特徵。

作為中國和新加坡高層合作的成果，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正是強政府主導的代表。就拿生物醫藥產業來看，這個產業能成為工業園如今的支援性產業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但一路走來，又在情理之中。蘇州工業園區1994年成立之初就引入了醫藥專案，但當時主要是附加值很低的仿製藥。2000年後，一批跨國藥企落戶到園區，給園區帶來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標準和研發理念。2006年，園區正式將生物醫藥列為“一號產業”，出臺專項扶持政策，還建立了BioBAY（蘇州生物醫藥產業園）作為核心載體。後來，園區裡又引入一系列生物醫藥科研機構，還設立政府引導基金，把著名的冷泉港實驗室亞洲分部也爭取到了工業園。於是，信達生物、康寧傑瑞等一批本土創新藥企開始崛起。

政府要深入到產業發展之中，自然需要一批懂產業特點、尊重產業規律的幹部。2008年時，蘇州試點了一個叫作“科技鎮長團”的制度。有十幾個來自江蘇省內高校的教授、博士被選派到蘇州下屬的常熟市擔任鄉鎮和開發區的黨政副職，主要負責科技管理、產業創新工作。後來，這項政策推行到整個蘇州乃至江蘇，任職部門從鄉鎮擴大到縣市一級行政部門，選材的高校也擴充套件到全國重點院校和科研院所。過去十幾年來，有上千位教授、博士被選派到蘇州各個鄉鎮和部門，推動了很多專案的落地。有不少外地的青年學者以團員的身份來到蘇州後，留在當地，開啟了自己的創業。王俊說，以前通常是派一個人直接到某個鄉鎮，或者科技局去掛職，從去年開始，市裡面提出來，選材的思路要更加傾向於產業鏈的邏輯。“要找到懂這條產業鏈的人，這樣就更容易把創新鏈和產業鏈對接。”王俊有個朋友是研究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現在就被請到了相城區掛職。

在2024蘇州國際科創大會上，一家公司正在展示人形機器人（圖｜視覺中國）

但政府這隻手，到底什麼時候伸出去、伸多遠，是個複雜的課題。今年，為了做好人才和就業工作，蘇州把年度投資額3億元以上的重大專案梳理出來，由人社部門牽頭成立了專門的工作小組，一對一地給企業提供服務。人社部門已經給企業發放了5000多份調查問卷，摸排出各個專案開放出的崗位型別、所需要人才數量，等等。他們還制定了一套專門的量表，比如對緊缺的技能人才，可以按照打分列為五個等級，根據等級的不同，政府再提供包括薪酬補貼在內的支援。

蘇州市人社局就業處處長鄭睿涵告訴我，他們給自己的定位是服務者的角色，但給企業提供服務的時候，既要主動積極，又不能太頻繁，否則可能引起企業的反感。“我們現在在重大專案中總結出，人社部門最佳介入的時間是專案投資的前三個月。這時候，企業對用工的需求比較明確，自己能解決的已經解決了，有困難的，我們再來調動手裡的資源給他們去匹配，或者組織企業去院校或者社會上招人。”

政府各個部門之間“卷”服務，在蘇州行政體系內是常有的事情，這背後也反映了蘇州承受的壓力。隨著土地資源的緊張、人力成本的上升，蘇州近年來出現了產能轉移的趨勢，尤其是外資的轉移更引人注目。這種趨勢，在2018年中美第一輪貿易摩擦後變得更加明顯。

“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發展起來的生產製造能力，也是憑藉相對低廉的成本優勢而來的，現在有新興的市場來替代中國也在情理之中。相比東南亞、墨西哥這些地區，中國包括用工、土地、稅收等在內的絕對生產成本確實已經沒有優勢。”張皓並不諱言。他告訴我，過去幾年，蘇州的確有一批企業走出了國門，有外資企業，也有本土民營企業。“他們一方面是被倒逼著走出去的，轉移了部分產能到海外；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其實也是向一家跨國企業轉型。從跨國公司培養的角度來講，反而刺激了他們的跨區域投資，提高了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張皓在蘇州下面的區縣不同部門任職了10多年，對產業發展有自己的理解。“我認為產能的轉移始終是一個市場行為。對於蘇州來講，我們能做的就是透過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幫企業創造更多價值。”在今年這一輪“關稅戰”打響後，張皓髮現，比起2018年的那次衝擊，這次反而讓企業和政府應對起來更加從容。“2018年之後，很多企業一方面是去海外佈局，另一方面是研究相關的政策。對於哪個地方行，哪個地方不行，哪些產能留國內，哪些留國外，大家都研究得很透了。”張皓認為，如果做外貿業務的企業像以前一樣對海外情況不瞭解、沒有佈局，那外部環境變了，企業就只能乾著急。

劉志彪曾用經濟學中的“套利”概念分析過江蘇經濟發展的幾個階段：一是“農轉工”階段，即“蘇南模式”，是我國最具代表性的農村發展路徑。可以看成是“國內市場套利”或城鄉套利階段；二是“內轉外”階段，即以滿足國內市場為主，轉向利用外資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階段。可以看成是“國際市場套利”或國內外套利階段；三是“投轉創”階段，即根據轉型升級的要求，把投資驅動型經濟轉化為創新驅動型經濟的發展階段。可以看成是“要素市場套利”階段。劉志彪認為，江蘇在前兩個階段的“套利”都很成功，實現了經濟轉型，但到第三個階段，就遇到了障礙，而根本的原因在於制度，“只有制度創新和制度改革，才能真正驅動創新”。而這，還需要作為制度供給者的政府付出更多努力。

搶人、留人

今年7月，蘇州要舉辦一系列人才活動，包括2025高校技術轉移轉化大會、第二屆蘇州國際科創大會、第17屆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這些活動往年分散進行，但今年卻集中安排在一起，目的是造出更大的聲勢。在搶人方面，蘇州拿出了真金白銀。評上頂尖人才的，蘇州最高可以給到1億元的資金支援；對重大創新團隊，給1000萬元～3000萬元的專案資助；還有入選的領軍人才、青年學者等，也可以拿到幾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的生活、購房和薪酬補貼；對畢業來蘇州工作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分別有每月不低於800、1000、1500元的租房補貼。每年求職季，蘇州還面向來蘇面試的應屆生，給他們提供免費喝咖啡以及遊園林、逛博物館的門票。

歷數這些政策，可以看到一個製造業城市對人才的渴望。蘇州市委組織部人才二處處長袁媛介紹，今年從二三月份開始，他們就和下面各縣區出去徵集人才和專案，海外人才尤其是一個重點。在對接的過程中，他們明顯感到今年願意歸來的海外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比往年更多。在一些前沿科學技術領域，很多海外學者感到限制因素越來越多，天花板越來越低。為了抓住這股海外人才迴流的趨勢，很多地方都推出了鉅細無比的人才政策。“我們統計局前幾天還出了一個調研報告，羅列了海外人才現在關心的話題，比如創業平臺、產業的聚集度、創新創業政策，還有子女的教育入學政策，等等。這些都是我們要關注的方向。”

在王俊看來，一個工業城市要吸引人才，尤其是投資者和創業者，打造一個穩定、良好的營商環境非常重要。“而營商環境最核心的就是法治。要讓一個產業鏈能不斷聚集、延伸，就要讓企業家敢投資。這時候，他就需要對未來有一個穩定的預期，對自己的行為後果有一定的預見性，這些都需要法治的保障。”此外，蘇州獨特的歷史人文生態也是一個優勢，市裡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透過各種活動，把來蘇州的人帶進園林和古鎮，體驗本地的文化。王俊就認識一些企業家，有的是被蘇州古城的小橋流水打動，有的是聽說蘇州有自己的交響樂團和芭蕾舞團，潛移默化中產生了嚮往。

亨通集團在常熟打造的國際海洋產業園，專門生產面向海洋場景的線纜類產品（蔡小川攝）

亨通集團是國內光通訊行業龍頭，如今有2萬多名員工。亨通管理學院院長李谷村在公司專門負責人才的培養和建設。他告訴我，亨通在全球十幾個國家設立了產業基地，在150多個國家有營銷和技術服務公司，對他們來說，眼下最缺的人才就是懂全球商業規則、有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人。“比如你要國外的員工週六加班，人家說上不了，他要去做禮拜，你怎麼辦？或者你要人家加班，他們有工會出來干預，你怎麼跟工會去溝通？”李谷村講到，尤其是去發展中國家，要把他們的員工融進一套高效的生產製造體系，挑戰是非常大的。

作為行業龍頭企業，亨通也參與到不同的人才制度改革中。比如在高校和企業之間，過去產學研脫節問題突出。“以前高校的教授、博士，人家想到民營企業來，又有顧慮，覺得幹不好怎麼辦，沒有退路。現在我們在做一個改革試點，企業跟高校聯合引進人才，高校給他編制，我們給他提供研發資源、薪酬待遇。有了成果，高校可以拿去報科技重大專項，企業則掌握了創新技術，推動產業化。這就從制度上提高了我們對人才的吸引力。”李谷村說。

人才引進來後，還要留得住。2020年，江蘇省人社廳授予亨通評定正高階職稱的許可權，在全省民營企業中首開先河。在亨通內部，負責這項工作的就是李谷村。他說，現在的企業要培養人才，物質激勵有各種辦法，但這還不夠，社會認可對大家來說也越來越重要。

亨通作為光通訊領域的巨頭，掌握著全產業鏈技術，也參與制定了很多行業標準，這個行業最需要什麼能力，他們比很多政府部門理解得更深。李谷村告訴我，獲得正高階職稱評審許可權後，他們就可以更好地結合產業實際需求來評價人才，給企業培養人才梯隊帶來了幫助。“而且企業評職稱，因為參評的人互相知根知底，所以每年評選的時候，組織者必須做到更加公開公正透明。”去年，蘇州工業園區也獲得了生物醫藥工程正高階職稱評審許可權，具體的評審工作則由園區的生物醫藥產業促進會來執行。

隨著製造業數字化智慧化轉型的推進，對產業人才的界定標準也變得模糊。“比如一個寫程式碼的，他好像既要實操，又懂理論，那他到底是技能人才還是專業人才？”李谷村說，他們去年開始試點“一證雙評”制度，讓技能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可以一次評價，拿到兩種證書。結合這些評價體系，企業也可以有針對性地制定薪酬體系和晉升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