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社交平臺的聾人相親會直播畫面。網路截圖
有人說，覺得很開心，很久沒有人關注他的想法，“還不戴有色眼鏡地跟我聊一會兒天”。
編輯 | 秦珍子
深夜1點，在某網路平臺，一名男主播隨機進入一個靜悄悄的直播間。
他向直播間女主播打招呼說：“你好，美女！”沒有第一時間聽到回應。
這句語音問候幾秒後被轉成文字，出現在女主播張樺的另一部手機螢幕上。她看到資訊後，趕緊用文字輸入“你好，聽不見”。
張樺的個人簡介裡寫道：“我是聾人，小時候燒壞了，不會說話，聽不見，打字一般……真的單身，找物件，正常人喜歡，互相尊重。”
也許是看到了這段簡介，男主播表示“這怎麼連麥”；有人發彈幕問：“直播間找物件靠譜嗎？”
在這場文字對聲音的交流中，男主播率先切斷了連線。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先導計劃博士研究生曹孛嫣從事無障礙與人機互動研究，與聽障主播交流多了，她發現一個細節。“他們互相打招呼時說‘找物件了沒’，就像‘聽人（聽力健全的人）’問候‘吃飯了沒’那麼自然。”
一些聽障主播告訴曹孛嫣，他們很難找到物件。過去，他們主要透過特殊學校或殘聯舉辦的線下聚會結識新朋友；現在，社交媒體成了主要途徑。
曹孛嫣說，約會軟體、論壇、貼吧、直播平臺等都成為他們拓展社交圈的渠道，有人在論壇和直播平臺舉辦的相親大會上找到結婚物件。
社交只是聽障人士融入網際網路的訴求之一，在直播平臺上，有聽障主播在科普法律，有人在帶貨，有人在透過直播幫其他聽障人士找工作。
“但是也沒那麼樂觀。”曹孛嫣說，渠道開啟後，才發現技術能解決的問題很有限。
“我們需要機會”
曹孛嫣所在的課題組關注殘障人士的人機互動。根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資料，我國聽障人士約有2780萬，相當於全國每50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有聽力障礙。翻閱資料後，曹孛嫣發現，研究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溝通的文獻很有限。
2020年10月26日，杭州，一位聾人主播在直播時與丈夫共跳“手語舞”。視覺中國供圖
與兩位聽障主播交流過後，她曾感受到一種特別的生命力。“我們的訪談顯示，除了人們熟知的直播動機如經濟收益或社交需求之外，許多主播認為他們的直播能夠打破社會對聾啞人的刻板印象。”
“Sparkling Silence（璀璨無聲）”，這個有點詩意的表達被曹孛嫣放入學術論文的標題裡——她的訪談物件包括，一名18歲的聽障男孩想改變人們對手語歌曲只能“慢”的看法，他用手語唱搖滾歌曲；一名電子遊戲玩家想讓公眾知道，聽障人士也能玩得很好；一位美妝聽障主播，總是以漂亮的形象出現在鏡頭前。
曹孛嫣的訪談物件並不諱言直播為自己帶來經濟收益。“平臺流量大、門檻低，我們更容易上手。”一名聽障主播找朋友在她直播時充當她的戀人，“儘管這是一場作秀，但這段戀情或許還能吸引更多觀眾”。
除此之外，他們多了一個渠道獲得情感支援。有人說可以被家人看見，有人鍛鍊了社交技能，還有人想推廣手語文化。一位主播自述：“我希望公眾能夠意識到，聽力障礙並非只是殘疾人群體的問題。老年人也有行動不便和聽力下降的情況。手語可以幫助有聽力障礙的老年人進行交流，還能預防痴呆症。”
井曦葵是一名帶貨的聽障主播，她最長一次直播時間是48小時。“聾人和聽人不一樣，每個產品需要花1小時以上去介紹，有時候還要拆開用著、吃著來表達感受。”因為用手語表達，井曦葵只能展示完再介紹，不能像聽人主播那樣邊說邊展示。“這點和健聽群體不一樣，一天幾百個產品，（每個產品）花幾分鐘就過。”大多數時候，井曦葵忙一個晚上，只能介紹10個產品。
根據井曦葵的觀察，她的聽障粉絲都喜歡看娛樂性強的直播。她推測，是因為他們生活中可供娛樂的選擇太少，“過得很單調”。她講解商品時，努力讓表情更豐富，打出極有韻律的手語，身體也隨之擺動，像在舞蹈。有時，她會用上銅鑼，鑼聲就成了寂靜直播間裡唯一對聽人觀眾有意義的響動。
“我們需要的是‘機會’。”井曦葵很慶幸自己抓住了直播平臺的機會。2014年，她創業做母嬰用品工廠店。2020年，工廠資金鍊斷裂，同年母親逝世，揹著債務的她選擇回到家鄉。那段時間，為了生存，井曦葵做了很多工作，擺攤烤麵筋、做微商、做家政服務等，兩年還了80萬元。這僅是她債務的冰山一角，“掙錢跟不上還錢的速度”。
在眾多聽障人士裡，井曦葵算幸運的，她讀過大學，成長過程中幾乎從未與社會“斷聯”。2022年，井曦葵曾到深圳找出路，開始接觸直播行業，如今，她算聽障群體裡小有名氣的主播。不僅解決了自己的飯碗，“團隊裡除運營之外的所有人都是聽障人士”。
井曦葵眼中的直播平臺有能力平等地為聽障人士提供就業崗位。“很多傳統行業因殘疾人的缺陷而拒收，或者沒能給足平等的機會，直播平臺沒有那麼多的限制，只要你敢上，就有機會。”
很少有人願意等我打出“你好”兩個字
有時，井曦葵仍然會感覺到，自己被困在無聲直播間的“玻璃牆”內，不得不面對來自健全人和聽障群體的質疑。
井曦葵在直播中用手語講解產品。受訪者供圖
她回憶，2016年起有很多聽障人士開始做娛樂直播，但內容良莠不齊，帶貨的產品也沒有質量保障。幾年下來，很多網友一看到“聽障主播”，就覺得是騙人的。
曹孛嫣也提到，曾經有段時間，平臺流量有意向殘障人士傾斜，很多健全人偽裝成殘障人士吸引流量，有的“聽障主播”播著播著就開始說話了。如今，一些聽障主播說，自己被當成騙子舉報，然後被平臺“封號”或限制流量，申訴時又接不了客服電話，非常苦惱。
技術讓原本單一的社交方式變得更加多元，問題也隨之出現。一些聽障人士選擇用約會軟體，他們沒有首先表明自己的身體狀況，聊了一段時間後才“坦白”，很多人都經歷過言語傷害或對方失聯。曹孛嫣說：“即便是可以建立戀愛關係，但因為聽障人士在現實生活中對親密關係的渴望更強烈，失望就更多。”
井曦葵也關注到一些在舉辦相親活動的聽障直播間，她一方面覺得可以透過網路來拓展聽障群體的交友圈子，娛樂性很強，另一方面擔心，“聾人分辨能力不夠強，平臺若沒有更完善的信用系統，他們有被欺騙被傷害的風險”。
曹孛嫣說：“一些身體健全但經濟條件一般的男性會更傾向於尋覓漂亮的‘微殘’女性，尤其是聽障這種沒有外在特徵的人群。”這種傾向並沒有被一些聽障女性排斥，她們考慮的是，健全人的收入往往更高些。
因為聽障群體的受教育水平整體低於健全群體，他們更容易成為不法分子覬覦的物件。如今，社交平臺的內容稽核強度足以應付性暗示及暴力內容的傳播，但在以手語為主的直播間，這樣的內容傳播往往沒有限制，只能等待“被舉報”，一些冒犯性的話語也出現在這些直播間中。
另一重困境是，正如曹孛嫣的訪談物件曾經抱怨的那樣，有一次她在直播時豎起了中指，結果直播間立馬就被系統封閉了——她只是想說“中指”這個詞。
“大資料”偶爾也加劇著聽障人士與“有聲世界”的溝通困境。
今年是張樺透過直播連麥方式找物件的第二年，她希望自己能找到一個聽人男友，但更多的時候，平臺都會推薦她與聽障主播連麥。好不容易遇到一個聽人，她與對方的溝通十分困難。
“很少有人願意等待我把‘你好’打在手機螢幕上給他看。”她常常希望，對面主播的話能直接用文字精準顯示在螢幕上，現在她所使用的語音轉文字的軟體還聽不懂一些地方方言。她還希望自己打出的手語也能變成文字即時出現在對方的螢幕上。
曹孛嫣調研發現，聽障主播分為兩類，一類是用寫字、打字等方式與觀眾交流，另一類為手語主播。當主播用手語進行直播時，直播間內幾乎全都是聽障使用者，而“文字主播”則可以吸引到更為廣闊的使用者群，一位主播解釋了她使用寫字板的原因：“聽障人士的收入通常低於非聽障人士。我想要從觀眾那裡獲得更多打賞，所以需要吸引更多的非聽障觀眾。”
大多數時候，“文字主播”和“手語主播”間互不認同，“手語主播很不喜歡文字主播，因為他們覺得好像在給聽人賣藝。”
其實，“聾聽共融”是井曦葵一直想突破的問題，讓聽人從自己的需求出發，正常判斷，買貨支援聽障群體，而不是透過同情。
避免數字鴻溝越來越深
在不斷深入研究的過程中，曹孛嫣逐漸發現，技術和網際網路平臺給聽障群體提供了工具和渠道，讓他們可以連結世界，但一些根本問題沒有被解決。比如，在AI能完成撰文、繪畫、疾病診療等高難度任務的當下，從技術上來講，手語識別似乎並不是什麼難題。
一位聽障主播透過手寫板與觀眾交流。網路截圖
為解決聽障主播困境而提的建議裡，曹孛嫣就提到引入專門的手勢識別功能，她還建議內容稽核人員增強對聽障人士的瞭解，或者在工作中接受一些手語培訓、建立平臺認證流程，對申請認證的殘疾人進行身份核實等。
現實是，曹孛嫣說：“用於訓練有效手語識別模型的資料集很少，手語識別仍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中國聽障人群有兩套手語體系，自然手語是在聽障群體中自發形成的，透過“手手相傳”的方式廣泛運用於我國聽障人群中，這也就導致了地區間的適用差異；文法手語與漢語逐字對應，需要同時懂得漢語拼音、漢字字形和象形手語，掌握者多為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及高校學生，社會上大部分聽障者無法看懂和使用。
北京師範大學曾在2012年針對近1萬名聽障者開展過一次跨地區調查，結果顯示只有8%的聽障者能看懂電視臺的手語新聞，56%的聽障者能看懂一些，29%的聽障者表示基本看不懂。
曹孛嫣表示，中國手語地方差異化大，通用手語覆蓋面窄，這就意味著，“來自福建的聽障使用者可能看不懂黑龍江聽障主播打的手語，所以他們彼此或許只能意識到‘這個世界不止有我這一種手語’，談不上真正的交流”。
計算機專業出身的曹孛嫣放棄了去研究“怎樣讓演算法越算越快”，她試圖去解決自己內心深處真正關心的問題——每一項技術誕生之初都希望人類能走向平等和幸福，在技術發展越來越快時要避免“數字鴻溝”越來越深。
“部分聽障主播甚至覺得，很多東西（比如手語文化）沒有被大眾認可，自己都開始懷疑這些東西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存在。”曹孛嫣說，“適老化改造”“無障礙改造”就是要彌補公共設施、軟體應用等在設計之初沒有考慮特殊人群需求的缺失，“一個包容且更易訪問的設計應當從技術開發階段就考慮到無障礙研究的視角，賦予殘障人士自主權和控制權”。
曹孛嫣最近的研究課題是利用一個交流軟體幫助聽障兒女與自己的聽人家人實現“無障礙交流”。在回答為什麼跟父母關係沒有那麼好的時候，很多聽障人士都傾向於認為是自己性格非常糟糕。這讓她理解，為什麼他們那麼渴望同外界建立連結。
聽障人士參與曹孛嫣的課題研究、接受訪問有“被試費”，但不少人都拒絕收取。有人說，覺得很開心，很久沒有人關注他的想法，“還不戴有色眼鏡地跟我聊一會兒天”。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樺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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