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經濟之外的影響

在1930年代初，面對美國政府威脅加徵關稅，加拿大一度樂觀認為，這不過是美國總統的競選言辭，最終不會真正執行。然而，他們的判斷大錯特錯。1930年胡佛簽署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美國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從1929年的40%提升至1932年的60%，導致全球貿易體系迅速崩潰。

今天，世界似乎正在重蹈覆轍。斯穆特-霍利關稅的初衷是保護美國農民，但由於美國國會內部利益交換，關稅覆蓋面迅速擴大至多個行業。如今的關稅政策同樣荒謬。2024年3月4日凌晨，特朗普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後來對汽車製造商提供了暫緩），同時對個別國家進口商品額外加徵10%的關稅。儘管美國民眾普遍不支援與盟友爆發貿易戰，但這一政策仍然得以實施。

歷史學家常將斯穆特-霍利關稅視為經濟大蕭條的導火索，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其實是貨幣政策失誤。美聯儲未能有效應對銀行倒閉，導致貨幣供應急劇收縮，而通貨緊縮反過來又推高了實際關稅水平，使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進一步放大。

但更大的危害在於，這些關稅政策加劇了民主國家之間的分裂。早在1920年代，國際聯盟曾推動“關稅休戰”協議，試圖維持國際貿易體系。然而，斯穆特-霍利關稅的實施激怒了美國的盟友，使他們感到被盟友背叛。1931年，英國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提出“帝國特惠制”，為整個大英帝國建立關稅壁壘，並於1932年透過《渥太華協定》正式實施。這一政策使得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紐西蘭和南非在內部貿易上享受優惠待遇，同時對外設立高額關稅。類似的保護主義政策也出現在荷蘭和法國的殖民體系中。例如，日本出口產品被排除在印度（英屬殖民地）和印度尼西亞（荷屬殖民地）之外，削弱了日本國內自由派勢力。

貿易保護主義還會助長反美情緒。例如，1930年代的古巴嚴重依賴對美出口蔗糖，關稅政策使古巴經濟陷入衰退，最終導致1933年的反美革命。儘管革命政府隨後被美國支援的政變推翻，但美古關係從此長期冷淡。同樣，加拿大當時為報復美國關稅政策，提高了雞蛋和小麥等商品的進口關稅，隨後爆發大選，最終親美的自由黨下臺，反美、支援關稅保護的保守黨上臺。如今，加拿大自由黨因對特朗普持更強硬立場而在民調中上升，並可能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受益。

在1930年代，由於與美國簽訂的貿易條約，一些國家無法直接報復性加稅，但它們採取了更隱蔽的方式，例如對美國製造的汽車設定進口配額，甚至發起民間抵制。義大利皇家汽車俱樂部曾呼籲國民抵制美國汽車，認為駕駛美國產汽車是不愛國的表現。這與今天抵制特斯拉的行為頗有相似之處——特斯拉的創始人埃隆·馬斯克是特朗普的親密盟友。

關稅政策還與貨幣體系相互作用，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動盪。當時的金本位制度要求各國貨幣與黃金掛鉤，使各國在應對危機時缺乏靈活性。1931年，英國率先放棄金本位，英鎊貶值，使得英屬殖民地的出口競爭力上升。然而，這也引發了其他國家的反應，它們紛紛提高關稅或實施外匯管制，以防止黃金流出本國財政系統。最終，美國和法國被迫退出金本位，但全球貿易已遭受嚴重破壞。

今天，美元在全球貿易中扮演著類似金本位時期黃金的角色。全球約一半的貿易以美元結算，美國的軍事力量進一步鞏固了美元的主導地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巴里·艾肯格林研究發現，與美國有軍事聯盟的國家更傾向於持有美元儲備，而美聯儲也更願意在全球金融危機時充當最後貸款人。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向盟友提供了貨幣互換額度，幫助穩定全球金融體系。

但是，現在特朗普已經把國際秩序變得更加“交易化”——盟友關係不再牢不可破。如果未來爆發類似大蕭條的金融危機，特朗普會對盟友提供金融支援嗎？美國的盟友們可能要考慮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尋找其他經濟保護機制，甚至推動新的金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