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與大大的世界

作者：謝敏之（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講

師）

原文載於《電影評論》雜誌2024.11/12月刊

原標題：“《小小的我》：殘障題材電影的現實主義探索”

內容提要：《小小的我》以腦癱患者劉春和的經歷為核心，展現了殘障人士在多重困境中的掙扎與成長，觸及社會偏見與家庭矛盾等多重議題。女性創作者以平視的視角記錄了劉春和的抗爭與蛻變，將個人的生命書寫延展為對殘障群體和邊緣個體的關注。影片以現實主義風格的表現手法，揭示了殘障群體“被尊重卻未被看見”的尷尬處境，啟發未來現實題材電影的創作方向。

關鍵詞：《小小的我》現實主義殘障題材女性視角

近年來，關注殘障人士生活與困境的影片逐漸成為影壇的一抹亮色。這些作品不僅以細膩的敘事和情感描繪觸動人心，更透過展現特殊群體的生存狀態，引發了對社會議題的廣泛關注，影片《小小的我》便是其中的佳作。電影透過細膩的敘事與真實的情感描繪，勾畫出主人公劉春和在多重困境中頑強求生的歷程，帶領觀眾走入他充滿痛楚與希望交織的內心世界。

殘障題材電影中的人性關照

作為一名腦癱患者，劉春和的生活是一場與命運的漫長博弈。扭曲的手指與不協調的動作，給他帶來的不僅是身體上的痛苦，更多的是在與周圍人互動時的無力感。穿衣、吃飯這些原本簡單至極的活動，在他眼中卻成了艱難的任務。走路時不穩的步伐不僅是對他身體的限制，也是在社會活動中與他人疏離的象徵。腳步無法跟上心中的渴望，他也無法真正融入到一個正常的世界，彷彿被禁錮在了一個無法掙脫的牢籠。他渴望參與更多的活動，追尋夢想的腳步，但每一步都顯得沉重而艱難。身體的缺陷是他與世界之間難以逾越的屏障，但他依然勇敢面對，懷抱著對生活的渴望，每一次嘗試都是與命運的抗爭。

開場鏡頭從劉春和扭曲的腳緩緩移向他的臉龐，隨後切入他在天台寫下“遺囑”的場景。這種直白卻充滿尊嚴的呈現方式，沒有憐憫的俯視，也沒有刻意的煽情，而是用鏡頭構建了一種深沉的共情，讓觀眾看到他的脆弱，也感受到他的堅韌。影片從劉春和的視角切入，透過鏡頭語言傳遞出一種不被定義的生命態度。這種敘事方式不僅讓觀眾直面殘障人士的生活狀態，也為接下來的敘事奠定了平視的基調。在這樣的敘事框架下，《小小的我》不僅聚焦劉春和的成長故事，也藉助人物的命運折射出中國殘障題材電影在塑造人物形象時的多樣性和深度思考。

近十年的中國殘障題材電影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表現出多樣性，尤其是對“失常者”“超常者”和“正常人”三種形象的探討。“失常者”透過焦慮和偏執揭示社會的不公，例如《無名之輩》中的馬嘉旗；“超常者”展現身殘志堅的頑強精神，而“正常人”則以真實的世俗人生彰顯殘障者的多元形象，他們有悲喜有情慾，正如影片中雅雅對劉春和關於性的提問。如作家史鐵生所言：“殘疾人的愛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麵，最沉重的一個原因，是性功能障礙。這是一個最公開的懷疑——所有人都在心裡問：他們行嗎？同時又是最隱秘的判決——無需任何聽證與申辯，結論已經有了：他們不行。這公開和隱秘，不約而同都表現為無言，或苦笑與哀憐，而這正是最堅固的壁壘、最絕望的囚禁！”[1]

《小小的我》電影截圖

殘疾不僅體現為身體的侷限與障礙，更深層次上，它還蘊含著因歧視而形成的心理壓迫與精神創傷。影片透過劉春和在社會中的掙扎，揭示了他作為“邊緣人”的多重困境。他常常被他人投以異樣的目光，甚至被錯誤地認定為智力低下。外界對他的偏見似乎是無法撼動的事實，哪怕他不斷努力去證明自己。影片中的咖啡店一幕便是典型的象徵：他在應聘中做的一系列努力，只為證明自己是個記憶力很好的普通人。而僱主也並非因為認可他的能力而聘用他，僅僅將他視作一種噱頭，一種可以吸引目光的工具。這種歧視不僅剝奪了他作為獨立個體的尊嚴，更讓他深深感受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孤立與無助。每一次嘗試，每一次失敗，都是對他內心深處自信的摧殘，使他在迷茫與自我懷疑中掙扎，漸漸地，他的夢想似乎變得遙不可及。社會的誤解與偏見讓他的努力顯得格外沉重。他的遭遇折射出殘障題材電影中揭示社會不公與歌頌人性善意的敘事傾向。

在家庭世界裡，劉春和的困境是他與母親之間的關係，這段關係充滿了緊張與矛盾。母親的形象打破了傳統“無私奉獻”的刻板印象，展現了女性作為個體的複雜性與主體性。由於生產意外導致兒子患上了腦癱，深重的自責讓她在日常生活中築起了控制與保護的屏障，試圖透過過度照顧與控制來彌補內心的愧疚。然而，這種自責和不安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消耗了她的耐心與生活的熱情，甚至讓她開始想象沒有劉春和的生活是否會更好。儘管這種情感衝突令人心碎，但卻真實反映了母親的心理掙扎與現實壓力，揭示了人物的複雜性和多面性，避免了單一的聖母形象。劉春和與母親之間的情感糾葛，不僅是對家庭倫理問題的深刻探討，也是對殘障者心理世界的深度挖掘。

影片透過層層展現劉春和的困境，讓觀眾直視一個人在殘酷現實中的掙扎與堅持。每一次跌倒與重生，都是對命運的無聲抗爭，也象徵著殘障人士在社會中追求平等與尊嚴的普遍願望。劉春和的努力不僅是生命的堅持，更是一種超越個體的精神象徵——殘障的價值不應由身體的侷限來定義。電影透過第一人稱的內聚焦視角，細膩呈現了殘障者的內心世界，呼籲社會給予更多理解與關懷。這種視角使觀眾不由自主地感同身受，在靜默中傳遞深刻的情感共鳴。影片展現了個體生命的頑強，也拓展了廣泛的社會議題。殘障題材電影的價值，不僅在於呈現生理上的不完美，更在於對殘障人士內心世界的尊重與理解。《小小的我》正是透過這種深刻的關注，使觀眾意識到，殘障不僅是身體的限制，更是情感與生命複雜性的體現。這種電影的力量正是在於它挑戰了社會偏見，深刻提醒我們，真正的尊重與包容，來自於對每個人全方位的關愛與理解。

《小小的我》電影截圖

女性創作者視角下的生命禮讚

電影《小小的我》的女性創作視角，展現了細膩而真實的情感力量，其藝術表現與情感共鳴令人深思。全女性創作者班底不僅為影片注入了獨特的溫暖與力量，更在敘事與角色塑造上體現出對現實與人性的敏銳洞察。

影片中，雅雅的角色塑造尤為深刻，她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女神”或“拯救者”，而是一個在現代困境中掙扎的複雜個體。作為人類學專業的畢業生，她在經濟壓力下成為“全職女兒”，依賴家庭卻無法找到人生的方向。這一處境賦予她既自信灑脫又迷茫不安的雙重面貌。雅雅對劉春和的欣賞是真摯的，她的猶疑卻並非因對方的身體狀況，而是源於自身的無力感。她擔心尚未安放好自己的人生，無法承擔對劉春和的更多責任。導演沒有將雅雅工具化，也未使她淪為單一化的標籤，而是以誠實與剋制的筆觸，呈現了她的閃光與脆弱，讓觀眾看到一位鮮活的當代女性。

這種真實與複雜，同樣貫穿了影片對劉春和的描繪。影片拒絕將他的殘疾符號化，拒絕煽情或消費殘障群體，而是用平視的視角，真實呈現了他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掙扎與努力。導演以一種自然輕快的方式娓娓道來，讓觀眾不被迫感動，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他的堅持與尊嚴。劉春和的形象不再是“勵志工具人”，而是一位在家庭呵護與社會偏見之間，努力尋找自我與尊嚴的普通青年。

影片的情感共鳴源自對角色深刻且真誠的塑造。雅雅與劉春和的互動，既是兩顆孤獨靈魂的相遇，也是關於尊重與邊界的探討。雅雅的退卻並非冷漠，而是展現了一個普通人在情感與責任之間的掙扎。她的故事折射出許多當代女性的真實處境：在自我價值感的尋找、原生家庭的束縛與社會環境的壓力中，如何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存之道。

女性創作者的視角賦予了影片一種獨特的敏銳與溫柔。她們善於從個體與家庭的微觀細節切入，用細膩的情感刻畫，展現宏大的人性悲喜。《小小的我》以細膩與剋制為基調，深入探討“被忽視的人群”，如腦癱患者、殘障人士以及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導演對角色的尊重與關懷，讓觀眾得以從平等的視角觸控這些邊緣化群體的生活狀態，同時反思自身與他人的相處之道。

透過對雅雅與劉春和的雙重刻畫，影片不僅探討了個體與社會的複雜關係，還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命題——如何在愛與理解中真正“看見”彼此。當一個家庭裡有特殊的孩子，當女性在代際責任與自我追求之間掙扎，我們又該如何找到平衡？這種對現實的關懷與剖析，讓《小小的我》成為一部超越勵志主題的深刻作品。

最終影片以一種柔和而深刻的情感力量，展現了在困境與傷痛之上，依然能夠綻放的希望之花。女性創作者賦予影片的不僅是溫暖的底色，還有對生命韌性與尊嚴的深刻敬意。它讓觀眾在雅雅的複雜與猶疑、劉春和的成長與掙扎中，感受到一種真實而珍貴的情感觸動，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線方式。

毛尖指出，女性影像的崛起與社會文化環境的轉變密不可分。她提到，女性在公共空間中找到夥伴的意義重大，全女主電影、全女觀影團、全女播客、全女脫口秀等形式的出現，標誌著新倫理空間的形成。然而，儘管女性影像取得了進步，但在票房和社會接受度方面仍面臨挑戰，需要繼續努力。她呼籲，為女性而戰，也為男性而戰，歷史是我們的負擔，也是我們的動力。[2]《小小的我》透過女性創作者的視角，展現了對現實與人性的敏銳洞察，推動了女性影像的進一步發展。電影以其細膩的情感刻畫和對邊緣化群體的關注，展現了女性創作者在當代影像中的重要作用。

《小小的我》劇照

現實題材電影的延展與啟示

中國現實題材電影創作呈現出的復興趨勢，既反映了市場的繁榮，也凸顯了藝術創作的深度探索。《小小的我》作為一部聚焦殘障題材的現實題材電影，不僅在題材選擇上具有開拓性，更在創作理念與表現手法上展現了現實主義的多維可能性，為當代中國電影人如何在“深化現實”與“拓展想象”之間找到平衡提供了有益的參考。[3]

現實主義風格以其細膩的真實感打動人心，成為電影最具魅力的亮點之一。劉春和的一句臺詞深刻揭示了殘障人士在社會中的邊緣化境遇：“我在人群裡，跟各種各樣的目光撞上過。有憐憫我的，有恐懼我的，也有厭惡我的，但是很少有敢直視我的。”這段臺詞不僅道出了殘障人士看似被尊重卻未被真正看見的處境，也反映了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普遍冷漠與漠視。影片在此情感表達的基礎上，將這一主題進一步拓展至老年人群體。在兩者的互動中，巧妙地構建了兩個弱勢群體之間的共鳴與互助。當劉春和耐心地教老人們使用智慧手機時，這一幕不僅揭示了老年群體的困境，也在情感上達到了與觀眾的深切共鳴。這種溫情的描繪自然地將老人與劉春和的故事交織在一起，展示了兩者之間的相互關懷，也深化了社會對邊緣群體忽視的反思。這種真實而客觀的呈現，傳遞出對公平與包容的強烈期盼，讓人不禁思考，何時才能真正讓每一個被遺忘的個體都能在社會的目光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如恩格斯所言：“現實主義不僅要求細節真實，更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4]影片中的每個角色都帶有真實而不完美的面向，正是這種貼近生活的刻畫，使得電影在情感表達上更加深刻，觸動了觀眾的內心。例如，影片中的外婆，將對女兒陳露的歉疚轉化為對孫子劉春和無微不至的關懷與陪伴。外婆的角色不僅是現實的象徵，更是情感的紐帶，連線著幾代人之間的愛與複雜情感。她在影片中的塑造避免了過於理想化或完美的形象，而是展現出真實的多面性和複雜性，使得角色更加貼近生活。每個人物在追求生存和生活的過程中，都展示了自己的掙扎與成長。這種“真實不完美”的人物塑造正是現實主義風格的核心體現，也促使觀眾更加深刻地理解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在這種真實的描繪中，觀眾能夠感同身受，體會到每個角色在面對挑戰時的痛苦與勇氣，進而引發強烈的情感共鳴。

《小小的我》劇照

電影在創作中展現的現實主義精神核心與傳統現實主義電影揭示問題、批判現實的路向不同，它透過情感的遞進與角色的轉變，為觀眾傳遞出生命的韌性與希望。這種“溫暖”的表達方式，並非忽視生活中的苦難，而是在直面苦難的同時，挖掘其中的人性光輝與希望力量。

現實主義的創新還體現在影片型別化的嘗試上，透過融入家庭倫理與個人成長的主題，打破了傳統現實題材電影“紀實化”的單一框架；戲劇化的敘事節奏和溫暖的情感鋪墊，不僅增強了藝術表現力，還提升了觀眾的觀賞體驗。電影以貼近真實的方式再現了劉春和的生活狀態與精神世界，透過手持鏡頭的運用，營造出一種生活的臨場感。透過易烊千璽的明星效應，實現了對觀眾的最大化抵達，他的演技也帶有強烈的說服力和感染力。同時，還融入了懸疑元素，如劉春和的夢境段落，增加了影片的深度和懸疑感。圍繞劉春和設定的三個關鍵女性角色，展現了不同型別的親情和愛情，突破了傳統影視作品中對弱勢群體的刻板印象。儘管現實題材電影的創作在藝術與市場上都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仍面臨諸多挑戰。例如，現實題材創作充滿難度和陷阱，包括現實禁忌、審查制度以及觀眾粉絲的苛求。在素材選擇與藝術加工上，創作者需要不斷創新，避免題材同質化與敘事單一性的困境。《小小的我》透過大量生活細節的描寫，真實地反映了腦癱患者的生活現狀，避免了型別化處理的俗套，透過詩歌的表達和主體性的建立，展示了主人公對自身生活的掌控和突破的決心。這種紀實手法使影片增強了情感的厚度，使觀眾不僅是在觀看一個故事，更是在經歷一個成長的旅程。

未來，現實題材電影創作應更加註重多重視角的多樣化表達，探索角色的複雜性與主體性。同時，透過引入傳統文化元素與多元敘事方式，打造獨特的美學風格。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背景下，中國現實題材電影可以透過跨文化交流，構建更豐富的表達體系，讓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現實主義作品成為世界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影片的創作與公益實踐聯動也為現實題材電影的社會價值注入了更多活力。電影團隊與新華社聯合推出公益短片《別叫我腦癱》，用“五慢症”這一更溫和的稱謂替代“腦癱”的俗稱，減少了公眾對這一病症的誤解。這種藝術與社會教育的結合，不僅為影片增添了現實意義，也推動了公眾對殘障群體的關注與尊重。

《小小的我》電影截圖

結語

由女性團隊主創的影片《小小的我》從題材的選擇到風格的呈現，再到和新媒體的聯動，都體現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創新。該片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殘障人士的生命歷程，喚起觀眾對生命意義的思考與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在引發共鳴的同時也收穫了不錯的票房。如何在真實與藝術表達之間找到平衡，既忠實反映社會現實，又兼具觀賞性，依然是創作者不斷面對的重要課題。現實主義的力量在於真實與共鳴，而未來的創新則在於將現實與想象更加有機地結合，讓更多觀眾在影院中找到屬於他們的真實與希望。透過電影，讓那些“未被看見”的人群真正獲得尊重與關注，是現實題材電影最深遠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