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影《小小的我》熱映，
讓無數人看到劉春和的困境和夢想，
也讓從前很少被關注到的群體——
腦癱（現被倡議更名為“五慢症”）患者
進入大眾視野，許多觀眾感嘆：
第一次在大銀幕上清晰地看到這群人，
第一次知道，原來腦癱並不意味智力障礙。
中國有600多萬五慢症患者，
每年新增病例4萬至5萬人，
在公共生活中卻幾乎隱形。
偏見與誤解之下，患者難以融入社會，
在就業學習的發展機會上有很大缺失，
也難以融入周遭環境進行正常交友，
更不要說向大眾展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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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慢症患者在網路分享自己的生活
《小小的我》成了一個改變的引子，
一些患者以此為契機，向公眾展現真實生活：
化個漂亮的妝，請朋友們喝奶茶，
賣自己做的手工藝品……
普通人的日常，也是他們的日常。
未曾看見、未曾瞭解，滋生誤解與偏見；
而正視偏見、破除偏見，需要每個人的參與。
從《小小的我》開始，
看見，就是改變的第一步。
《小小的我》裡，五慢症患者劉春和去咖啡店做兼職，寫詩，考駕照，學打鼓；他有困苦，有夢想，也有情感需求。
此前對病症並不瞭解的觀眾，在關注之餘，也許心裡會打個問號：
患者開車上路真的安全嗎？寫字速度很慢，要怎麼考試？他們真的擁有和普通人一樣的情感需求嗎？電影所展現的，是基於患者的生活事實，還是一種藝術加工？
電影之外，也湧現出不同身份視角下的種種疑問：
患腦癱影響升學嗎？考試有加分嗎？他們更為敏感脆弱嗎？結婚生子可能嗎？在路上見到患者，需要主動上前提供幫助嗎？不敢看他們，算是一種隱性歧視嗎？
最近，“苔花公約”被提出並漸漸普及，呼籲社會各界支援殘障人士平等參與社會生活。一些企業積極響應僱傭殘障人士，卻也不免擔心：
我主動為殘疾人提供就業機會，是不是容易遭遇輿論風暴？如果錄用後發現人崗確實不匹配，解聘殘疾人是否合適？
產生這許許多多的疑問並不奇怪，畢竟對大多數人來說，五慢症實在太陌生了。「看見」之後，「瞭解」才成為可能，提問與交流正是觀念進步的重要過程。
將這些問題拋給患者本人，以及與患者有過真實接觸的伴侶、朋友、駕校教練、律師等等，才能得到更真實的答案。來自他們的聲音，組成了這支《小小的問答》。
我們用文字摘錄了部分問答——
Q：五慢症患者能考駕照嗎？開車上路安全嗎？
乘風助夢駕校謝老師：他們可能存在運動功能受限的問題，但只要到專業的體檢機構，經過體檢符合要求了，就是可以考取駕駛證的。
有一部分人在體檢的時候可能不達標，到專業的機構透過正常的康復訓練後符合標準，也是可以考取駕駛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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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上的特殊裝置
乘風助夢駕校餘教練：肯定安全，因為他們拿的執照跟我們平常一樣的，是透過公安部頒發的合格的駕駛證。還有重要的一點是，他們開的車子跟我們不一樣，比如，方向盤上有萬向輪，有助推器等等。
Q：和五慢症患者組建家庭的人，後來都怎麼樣了？
患者家屬耿鼕鼕：我們是從網上認識的，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也提前做好了心理建設，把他的情況想得很嚴重。但是我真正見到他的時候，發現好像也沒有那麼嚴重，他能正常地向我走過來，聊天說話我也能聽得懂。我覺得好像跟我（之前）理解的患者不太一樣。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還特意給我買了一個口紅帶著，我覺得這個男的挺會來事兒的。後來過節的時候他都是買口紅，沒完沒了，導致我家裡口紅氾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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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鼕鼕與愛人
結婚之後，一開始最大的問題是，我比較獨立，所有的事情都大包大攬，他就覺得好像沒有被需要。我就覺得要做個分工：我做飯，他洗碗，我拖地，他扔垃圾，我送孩子，他接孩子。
他屬於那種比較黏人的，動不動就要親親抱抱摟摟。有個週末，他讓他爸爸媽媽提前把孩子接回老家去，突然跟我說帶我去看日出。我記得那天晚上霧很大，但是我們又很興奮，聽著歌，就這麼一直開著車。
他是五慢症患者，對他來說是不幸的；但是我們相愛之後，我確信我是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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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劉佳迪律師連線
Q：如果聘用了五慢症患者，但他不稱職，我可以解僱他嗎？
君合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合夥人劉佳迪：當然可以。
無論是五慢症患者，殘疾人士或者是其他普通人，企業在解除勞動合同時都應當遵守相同的法律規定，確保公平公正，當然也要考慮對於殘障人士的特殊要求。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企業有義務為殘疾員工提供適當的工作崗位和相應的工作環境。中國是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締約國，中國法律對殘疾員工的就業權利的保障，實際上是基於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要求。
從更高的維度上來看，公平公正，無論是對殘疾人還是普通人而言，都是一致的。平等地對待殘疾人勞動關係的形成和解除，其實是在保護所有人的勞動權利。
Q：五慢症患者考大學有加分嗎？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社會學系系主任、副教授張宇蓮：據我瞭解，加分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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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考殘疾考生合理便利申請表示意
但殘障考生參加高考會有一些特別的安排，他們可以填一個《普通高考殘疾考生合理便利申請表》，有12項便利措施可以申請，包括盲文試卷、大字號的試卷等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彌補考生身體的殘障，讓他可以正常參加高考答題。
殘障學生在學習的道路上還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我們還是要為他們的就學之路掃除許多障礙，讓所有的考生都能擁有公平的考試和學習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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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黃特和他的朋友們
Q：如果我和五慢症患者出去玩，需要注意什麼？
患者黃特的朋友們：其實和平常交朋友沒什麼區別，我們甚至還一起去周邊城市特種兵旅遊過。
小點是有的，比如說（幫忙）擰瓶蓋；他有時候會把鞋帶往裡面一塞，但也完全不影響他走路。
其實什麼都不用想，有空想還不如先出門，好朋友在一起玩什麼都很開心。見上一面，你心裡所有的忐忑或者不瞭解，都會煙消雲散的。
看完這些小小的回答，你可能也感到，五慢症患者的面貌和他們的情感與困境，脫離出刻板印象，愈加清晰起來。
很長時間以來，腦癱這個詞被冠以偏見：不能正常學習，不能正常工作，交不到朋友，無法正常出行……甚至被進一步汙名化，演變成一句粗話，築起病恥感的高牆。
作為一種永久性發育神經障礙，它的主要表現之一是運動障礙，可能是痙攣型（表現為肌肉僵硬）、不隨意運動型（如舞蹈樣動作）、共濟失調型（平衡與協調受損）或其他混合型別。“100個患者裡，有99個症狀都不相同。”儘管存在智力障礙風險，但大多數患者的智力水平與普通人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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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各行各業的患者們
我們看到，有患者成為詩人，站上舞臺中心起舞；有患者以優異成績成為數學博士；還有患者成為脫口秀演員、健身教練、廚師、外賣員、博主、配音員……
當偏見與歧視被剝除，腦癱患者，只是“慢了一點”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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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叫我腦癱》中，志願者們為腦癱重新起名
最近，一群患者、患者家屬、殘障人士教育工作者、醫療工作者和媒體工作者，發起了一個改名倡議，希望以「五慢症」代替「腦癱」，源於清代醫師張璐在《張氏醫通》中對腦癱症狀「五遲」（立遲、行遲、齒遲、發遲、語遲）的記載。
改名倡議的真正意義，或許已經超越名稱定義，它更是一種以更客觀視角去看待患者的呼籲。一位觀眾留言說：“如果可以，我更願意直呼你的名字，問聲好。”
也許我們更該進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對待社會中的“弱者”？
“殘疾人就該待在家裡，不要出來給社會添亂。”“整個城市都有無障礙通道，還要求什麼？”這樣的傲慢言語並不少見。
劉春和說：“我在人群裡，跟各種各樣的目光撞上過。有憐憫我的，有恐懼我的，也有厭惡我的，可很少，會有一種眼神是敢於直視我，拿我當自己人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在某個情境下成為“弱者”“少數”和“邊緣人”，就像電影裡的“全職女兒”，和不會使用智慧手機的老年人。本就不存在涇渭分明的“我們”與“他們”。
也許短時間內無法徹底解決結構性問題，消除患者的發展困境，但至少先平等地看見每一個人；如果有機會，伸出雙手傳達自己的選擇，就像《苔花公約》所倡議的，從給予一個小小的崗位、學習或參與機會開始，多份理解，少些偏見。
平等地學習與工作的權利，追求快樂的慾望，愛與被愛的能力……這些都是每一個“小小的我”與生俱來，也需要加倍珍惜的東西。
期盼《小小的我》成為一個新的開始，期盼影片外的世界，終將不再有“我們”與“他們”的區隔；期盼越來越多人真誠地說出那句：“慢一點，也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