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己爭取的第一份自由。
採訪、撰文｜旺仔
編輯｜三金、野格
來源 | 十點人物誌
（ID:sdrenwu)
當越來越多畢業生選擇透過考研延緩就業壓力，名校研究生退學，聽起來就像是一次掉隊。
據統計，2025年全國碩士研究生考試報名人數388萬人，計劃招生總人數為87.22萬人，這意味著有將近300萬人落榜。而在中國高校在校大學生（包括本科碩博）中，每年約有50萬人退學，在校生主動退學率接近3%。在研究生群體中，未按期畢業者佔比高達四分之一。
近年來，儘管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進入研究生體系的門檻相對降低，但學生面臨的學業和心理壓力並未隨之減輕。相反，在學術要求、就業焦慮與個體期待的多重夾擊下，不少頂著名校光環的研究生陷入持續的內耗與倦怠之中。
他們曾是被家人和老師寄予厚望的“尖子生”，如今卻在課題中止、實驗半途、論文未完的情況下選擇離開。他們為什麼選擇放棄？我們找到幾位退學的研究生，想要了解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經歷與思考。
他們說，退學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積攢許久的委屈、恐慌與壓抑突然找到出口。他們試圖自救：有人去滑輪、畫畫、當主播、做電商、講脫口秀，還有人搬去大理，在風大的海邊告訴媽媽：“開滴滴也很開心”。
這意味著，他們願意承認——曾經堅定選擇的道路，如今已不再適合自己，於某個岔路口停下腳步，坦然面對內心的聲音：也許這一切，不值得我繼續下去。
退學那天，
“我像個老鼠一樣逃出實驗室”
找導師簽退學單那天，席萱儘量把自己縮排實驗室的角落，生怕撞上任何人的目光。她低著頭，資料夾捏在手裡，汗出了一層。
“像只老鼠一樣，”她回憶，“我乾的是一件這麼大逆不道的事。”
導師辦公室的門虛掩著。她不敢直接敲門，只在門口踟躕。這位導師是出了名的脾氣大，一言不合就拍桌子罵人。大家背後稱他是“院裡的牌面”，一邊調侃，一邊敬而遠之。
她把退學表夾在資料夾裡，站在辦公桌前，把檔案小心地推了過去。
“老師，我準備……我想退學了，請您幫我填一下這個表。”她儘量讓語氣聽起來平穩，不要顫抖。空氣凝固了一瞬。導師抬頭看她，只問了一句：“怎麼想退學了呢？”
席萱舌頭有些打結，機械地照著準備好的內容往下講。她說自己做實驗提不起勁，拖延嚴重，連心理諮詢都試過了，還是無解。她努力維持語速平穩，甚至說到讀書是父親的期待，自己其實從沒真正喜歡這個方向。話說到這裡，她知道已經沒有回頭路。全程，她只說自己哪裡不行，絕口不提導師和實驗室的半句不是。她不能激怒他。一次機會，不能出錯。
最後，導師簽了字。席萱夾起那張表，從門口走出去，像剛從密閉的深水中浮出水面，喘了一大口氣。
退學，不是一個輕率的決定。對很多人來說，那張研究生錄取通知書背後，是年復一年的努力與代價。能走到這一步，本身就是一道篩選。
為了進入課題組，席萱曾拒絕一所C9高校的保研機會，轉身投入考研。她認準了那位導師，相信這個實驗室能帶來更好的科研機會。
與席萱一樣，Eva的“研究生入場券”同樣來之不易。她大一選了十五門課，清晨五點起床，八點準時進教室；白天排滿課程，晚上要“肝作業”、準備各種比賽，常常一坐就是深夜。有時一週連軸轉，幾乎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一睜眼就在教室。這樣的自律幾乎貫穿了她的整個大學生活。
同樣決定退學的工科生周望是二戰考研生，兩次都堅持考的原專業電氣工程，二戰落榜後被調劑到了新能源汽車方向。
他們曾一度把“研究生”視為通向理想人生的必經之路。席萱幻想自己一路科研升階，最後成為高校導師，家人都為她感到驕傲。周望雖然是跨專業起步，但一邊自學補課一邊完成任務，從未鬆懈。他們都在那個起點上，真誠又用力地想把命運向前推一把。
因此，退學並不是一個衝動的決定，從第一次冒出“退學”的念頭，到真的走到這一步，大多數人都掙扎了好幾個月。
農學專業的龐程那會兒已經情緒崩得厲害。半個月裡，她幾乎每天失眠到凌晨三四點，醒來還得去實驗田幹活。有天凌晨四點才上床，兩個小時後她又站在田地裡，身體沒來得及暖和，腦袋眩暈得快站不住。可當她向父母傾訴自己的崩潰時，換來的卻是：“你再堅持一下。”
龐程早上在地裡幹活
周望第一次跟家裡提退學，是在研一的十月份。他在電話那端猶豫半天，家人一開始還以為他在開玩笑——畢竟考研二戰成功、調劑上岸實屬不易，怎麼可能說退就退？
席萱則揹負著更深的內疚。她頻繁回家或跑到大理，藉口說是散心，實則是在逃避。
她注意到，家人們對她讀研這件事賦予了過度的象徵意義：“我不用帶禮物，也不用做出成績，只因為我是研究生，他們就對我另眼相看。如果我退學，他們就不會以我為傲，而是以我為恥了。”
通向理想的門票，
進入的卻是圍城
研究生階段與本科的最大不同，在於重心從“學習”轉向“研究”。不再是按部就班地上課、寫作業，而是要圍繞一個課題開展系統性的科研工作。
這種轉換，對很多人來說並不自然。幾乎所有“卡殼”的開端，都是從科研壓力開始的。
周望選導師時做了很多功課。他本科是電氣工程，擔心跨專業吃力，就挑了一個仍和電氣有交集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借助過往積累，減少起步難度。但他很快發現，這不過是自己一廂情願的預設。
在第一次和導師交流研究計劃時，他提出了一個基於本科背景構思的選題，沒想到導師當場否決，理由是“組裡已經有人在做”。緊接著，導師給他指派了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這對周望來說幾乎是完全陌生的領域。他試探著問，能否讓高年級的同學帶一帶，導師卻斬釘截鐵地說：“沒有人能帶。”換句話說，一切都得靠他自己摸索。
自那之後，每週一對一的組會成了他最緊張的時刻，導師像一個只等結果的“專案老闆”，永遠只丟擲一句：“做得怎麼樣了？”而他沒有資源、對研究主題又毫無經驗，只能硬著頭皮上。
Eva則是在別的地方撞了牆。她一路高考保送、名校加持，留學、創業也都嘗試過，履歷上滿是光鮮。研究生階段，她選擇了金融方向，但並非出於興趣，而是順應家人“這麼好的成績不能浪費”的期待。
起初她抱著試一試的心態，開始學習投資、銀行等課程，卻很快感到吃力。真正走入實習崗位後，這種不適感更為明顯。她逐漸意識到，自己對金融的理解並不紮實，對行業節奏和邏輯也很難共情。“我可能真的不適合這條路。”她開始懷疑。
但現實也沒有給她留下太多喘息的空間。根據智聯招聘2024年的報告，金融行業的“黃金時代”正在遠去。投簡歷的人數同比增長近46%，而校招職位卻大幅縮減，崗位供需比飆升至5:1。
Eva不禁思考：即使咬牙堅持畢業，又能怎樣？那些她曾憧憬的西裝筆挺、言辭利落的金融人形象，現在看來更像是一場泡影。
Eva在做金融實習時在茶水間拍下的照片
在科研之外，還有更隱性的挑戰：實驗室，也是人際衝突與權力結構的角力場。
大四那年，龐程保研後提前進入實驗室熟悉，一開始的熱情很快被澆滅：沒有人歡迎她，也沒人介紹她是誰。導師只遞給她一張排班表，上面寫著待完成的“活兒”。她只能跟著一個同級同學含糊學習，剩下的任務都是靠自己摸索。
彼時，課題組正執行一個大專案，由三位博士主理。龐程被安排參與棉花纖維處理實驗，按照輪班表每兩天出一次工。暑假，她被預設要跟著師姐下地幹雜活——澆水、施肥、自交雜交，頂著烈日，忙活到夜幕降臨，畢業假期也不翼而飛。
過程中，龐程慢慢領悟了這個體系的真實法則：“沒有誰來教你，沒有誰來扶你，大家都只是資源分配中的可替代勞動者。”老師是發號施令的“老闆”，學生則成了隨便使喚的“工具人”。她苦笑著說：“我比較好說話，所以大家都把活分到我這裡。”
在龐程的研究生生活中，最令她深陷困擾的，是一位外表和氣、實則處處耍心眼的師兄。
這位師兄剛到實驗室不久便讓她幫忙做實驗，名義上是“帶一帶新人”，實際上是把自己該完成的任務全數轉交出去。
更讓她難以接受的是，師兄從未親自做過一次實驗，卻始終在群裡的排班表上掛著自己的名字。“他明明什麼都不做，卻裝得比誰都積極。”龐程說。
一次實驗中，龐程終於崩潰了。她扔下手裡的工作，衝出房間，站在走廊盡頭撥通媽媽電話。電話一接通，情緒已先一步潰堤：“我真的撐不下去了。”
龐程在地裡幹到晚上7點拍下的照片
不久之後，又一件小事把她壓得喘不過氣。那段時間母親從老家趕來看她，她提前跟一位師姐商量換班，對方答應了，還把新排班表發到了群裡。她照表上了崗，卻在幾天後得知，自己的名字依舊出現在原來的時間段。師姐解釋：“有人反映你幹得太少，又補了一次。”
後來才知道，那位師兄私下說她偷懶，建議大家多安排些工作給她。龐程去找師姐，師姐讓她找老師，她硬著頭皮跟老師解釋自己已經完成了工作，可老師根本不聽，只冷冷地說：“排都排你了，你就再去一次。”語氣裡甚至有些不耐煩，“下次會少排。”
那一刻，她忍無可忍，聲音哽咽：“我媽來了，我都還沒見她一面，我真的已經做過了，而且平時活兒也最多。”導師臉一沉，說道：“我們課題組就這樣，適應不了就走人。”
當退學成為一種選擇
即便在痛苦而掙扎的研究生生活中，他們早已對光鮮的科研履歷、鼎鼎大名的導師和看似體面的學術環境完成了某種“祛魅”，卻依然無法下定決心離開。直到最後一根壓死駱駝的稻草出現。
對龐程來說，那根“稻草”是一個國慶節的電話。當時她剛剛申請調到新的導師組，相比之前組內的壓抑感，這裡讓她稍微鬆了口氣。
10月2日，她和一位高中同學回老家聚會，隨手發了條朋友圈，記錄下久違的家鄉夜色。結果，這條看似平常的動態引來新導師的質問：“怎麼一聲不吭就回家了？”
龐程懵了。她覺得國慶回老家很正常，但導師卻認為她“不敬業”。龐程心裡說不出的委屈和不甘，那一刻她動了真念頭：我要找工作，不想再上學了。
龐程離開武漢時拍下的照片
周望向輔導員表達退學意圖後，導師暫時將彙報頻率從每週調整為每月。起初，他以為獲得了喘息空間，可彙報次數雖少了，每次電話仍舊是那句：“做完了嗎？”他聽著那句問話，常常覺得荒唐——在沒有任何支撐、缺乏方向的前提下，又要怎麼憑空交出成果？
在對退學猶豫不決的時間裡，席萱常常失眠。
她覺得實驗室像一個小人國，所有人都專注於用精密儀器觀察微小的結構，沉浸在對細節的掌控感中。但正因為“看得太小”，這個系統常常忽略了更廣闊的維度，比如人類的感受與情緒，每個人都不敢表達疲憊、不滿或者反抗。一旦有人嘗試表達這些不那麼“理性”的內容，反而會被視作軟弱、可笑。
為了逃離壓抑的環境，每天傍晚六點，席萱都迫不及待地衝出實驗室，在小區廣場與孩子們一起玩輪滑。他們的歡聲笑語是她一日中最真實的慰藉。
他們開始嘗試從說服自己開始，再一步步去說服身邊的人——讓“退學”成為一個可以被接受的決定。
龐程和媽媽進行了一場嚴肅對談。她坦承，這些年她一直在按別人的劇本生活，從未探索過自己的方向。研究生生活不僅沒帶來成長，反而像抽走了原本屬於她的那股活力和真實感。媽媽靜靜聽完，過了很久，她終於點頭，接受龐程的選擇。
席萱的媽媽陪她去大理散心。在回民宿的計程車上，席萱試探著開了口。她說，其實像司機這樣的工作，也能給別人帶來真實的價值，也可以開心，“你看，開滴滴也挺不錯的。”
媽媽沒有反駁。席萱順勢說出自己的真正想法：“所以，我準備退學了。”
媽媽輕輕勸了句：“還是讀完再走吧。”
但席萱沒有退讓，這一次她堅定地說：“可這是我的人生。”
車廂內剎那靜默。媽媽終於說了一句：“那你和你爸先別說，我來幫你。”那一刻，席萱知道，母親已然站在她這邊。
那天她們來到洱海邊，大風拂面，氣溫微涼，卻讓母女倆感到前所未有的放鬆。湖面泛起漣漪，遠山靜謐，時間彷彿慢了下來，這是屬於她們的平靜時光。
“有人說你勇敢，
也有人說你在逃避”
像從某種長期的壓迫中掙脫出來，退學給他們帶來的是難以言喻的輕鬆感。但很快的，這份輕鬆就被另一種情緒取代——茫然。
席萱把這種感覺形容為“非痛苦的失重”：就像被猛地從地面拽起，漂浮在空中。
她像個犯下“大壞事”的人，等待著未知的審判。離開實驗室，意味著人生真正由她掌握，她一邊默唸“別懷念過去”，一邊告訴自己不要恐懼。
在決定退學之後，每一次來自他人的理解與支援，都變得格外珍貴。他們曾長時間陷於否定與自我懷疑之中，因此任何正向反饋，也能成為支撐他們往前走的力量。
龐程去找研究生輔導員簽退學手續時，其實做好了心理準備，以為會遭到勸阻。
但讓她意外的是，對方並沒有試圖挽留，反而平靜地說：“你有自己的想法，也清楚自己想做什麼，我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事。”那一刻，龐程熱淚盈眶。
龐程投了上百份簡歷，最後選擇進入一家電商公司做管培生。面試時，幾乎每一家公司都會問到她的退學經歷，她選擇如實作答。有的人聽了之後表示不理解，問她為什麼不把讀研堅持下來；有人斷定她會後悔；也有面試官只是點頭說知道了。
周望一開始也想過是否要隱瞞，但後來他覺得真誠更重要，“畢竟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覺得你有勇氣，也有人覺得你是逃避，但最終要選的是那個能和你價值觀相合的人”。
Eva她曾是那種典型的“做題家”，從河南小鎮一路答題出線，考入國內頂尖高校。如今，她才漸漸意識到，人生不是一場持續的選擇題考試，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
退學後，起初她按照慣性繼續“答題”——實習、面試、進入光鮮的金融機構和大廠，見識了職場最前線。可那些原本被視作人生“滿分答案”的經歷，並沒帶來預想中的成就感。
現在，她嘗試做一名主播，對她來說，“既然退學了，就要改變得徹底一點”。
席萱退學後搬去了大理，在古城上脫口秀開放麥，每週都上臺講段子，也做起了自媒體。舞臺下的觀眾來來去去，有時會有人在她的社交平臺留言，問她怎麼捨得在研三退學——“就差一點點，不拿個學位太可惜了。”
面對這些質疑，她曾試著解釋，後來乾脆換了一種方式來形容那場退學——
“就像一場離婚”。
如果說結婚是為了幸福，那麼離婚也是。“很多時候我們太容易接受‘升學’這個決定，彷彿它天經地義，卻羞於承認‘退學’也可能是走出困境的一種方式。”
在席萱看來，那些讓人崩潰的實驗室、沉默的導師、無法呼吸的節奏，是一種不適合她的“婚姻關係”，而她只是從一段不適合的關係中走出來。
“退學是我重新選擇生活的起點，是我為自己爭取的第一份自由。”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