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正文
創作這部電影的初衷是什麼?

導筒directube:小妹她身上的這種在苦難中卻依舊堅韌的生命力,是否有一部分力量是源自於她的母親和家庭?
張帆:是的,就近來說一定是這些,因為她所揹負的責任就是這些東西,但是放大一些來說,這更是中國女性血液裡所流淌的堅韌。就拿文學作品舉例子,比如餘華老師的《活著》裡面的家珍,還有莫言老師的《豐乳肥臀》裡的母親和女兒們,以及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裡的玉紋,等等。中國女性身上的這些特質,在西方是很難找到的,因為西方的社會關係並不是一個“熟人社會”,西方社會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獨立、民主、自由,和東方價值觀是不同的,同樣對於血緣和地緣的連結也沒有我們這片土地來得深厚,當然,這並沒有好壞之分,只是東方女性在覺醒上是有枷鎖的。脫離固有的價值觀,追求獨立,放棄傳宗接代或是建立家庭,這些幫助女性脫離舊時代困境的觀點是這個時代下一部分人努力在做的,但是在整個大環境當中你也不能否定另外一面的那些選擇,那些依舊選擇堅持舊觀念的那一類人。因為個體的認知、經歷還有所處的環境是極其複雜的,這些都塑造了最終的選擇,無論是電影還是世界都需要更多元的聲音,那樣的時代才是健全的。

導筒directube:電影裡還有一個角色是萱萱媽媽,他們家的精神困境其實跟小妹家是相似的,他們都是來源於同一個地方的。有很多她的故事是電影裡沒有拍出來的,比如她為什麼選擇結束生命,在角色處理上為什麼會選擇留白的方式?
張帆:你捕捉到這個人物線特別的貼切,是有必要來說一下這個人物線背後的故事。在開機半個月前,我去北京七棵樹拜訪製片人方勵老師。方老師還沒看過我劇本,我只是坐在那裡和他描述我要拍的故事,那時候還沒有萱萱媽這個角色。我就記得方勵老師聽完後對我說,“人不經歷生死,無法真正地脫胎換骨。” 我要如何才能讓小妹在合適的情境下經歷生死,給她設定一個狗血情節嗎,不太合適,後來我們想的是給她找一面“鏡子”,以此讓她擁有面對生死的可能,同時看到另一個自己,那面鏡子就是萱萱媽。萱萱媽其實和小妹是一樣的,因為他們倆都是蒼山人,當時萱萱媽的角色設定就是對照小妹做的,一樣是漂泊異鄉的人,生活在城市的底層,也是同時是單親帶著一個孩子。但是後面這條線我改得倉促,無論是萱萱的角色,還是萱萱媽和小妹的關係,包括萱萱媽她的自殺行為,都表現得不夠貼切。當然也是因為我個人能力的問題,還是有些遺憾的地方。比如,當時我在老家找演員,找了一個素人小姑娘,這個小姑娘身上帶著一種悲傷,她的一些經歷和萱萱又是恰好重合的。但是因為她沒有表演經歷,實拍的時候她有些東西做不到,可能因為緊張會控制不住地眨眼,我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導演”,所以,在素人演員表演這塊也有些遺憾,當然不是因為演員,還是因為我的問題,我忘記是哪位導演說過,“沒有壞演員,只有壞導演。” 順便說一下,我們整部戲只有郭柯宇老師這一位是專業演員,其他基本都是素人,這其實很考驗郭柯宇老師的演技,稍不留心就會和身邊的其他人脫離出來,顯得刻意,但是郭柯宇老師很厲害,這裡我就不多描述了,留給觀眾未來在大熒幕上去感受。

導筒directube:媽媽的離開,對於小妹來說的話,更多的是一種解脫,還是會給她一種開始新生活的勇氣?您認為電影的最後小妹會如何繼續她的生活
張帆:一部分來說確實是的,本身小妹需要揹負著照顧母親的責任,其實是非常疲憊的,而母親的離開,這背後似乎是母親留給女兒的“善”,而這個“善”是有延續的,是流動的,它會流淌到小妹身上,它會延續小妹的“善”,也會轉化成小妹的勇氣。母親的離開也同時象徵著故鄉的不在,故鄉本身也離開了。但是所有的結局選擇都沒有絕對的黑和白,我們都生活在灰色當中。之所以電影的最後是開放的,就是因為生活本身的灰度,它是沒有答案的。生活的選擇也不是那麼簡單就能做的,我們都是在夾縫當中生存,現實也不允許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指向。作為創作者,我認為我們不能去用那種小聰明,用似乎上帝的視角去看待我們創作的那個世界。如果故事最後給到的只是屬於創作者的結果,甚至是一種說教式的人物引導,我覺得是在自欺欺人。我只是在我樸素的認知當中,儘量地把我對世界、對生活的感受傳遞出來,擺到檯面上。我只是把問題放到這兒,讓觀眾自己去看,所有問題都沒有標準的答案。

導筒directube:在很多戲劇衝突裡沉默中爆發才是常態,但是在亞洲文化語境下,更多人會選擇在沉默中繼續隱忍,就像您電影裡的角色們一樣,您認為這種現象是怎麼產生的?
張帆:你說的“隱忍”這個詞特別好,我覺得這是東方情緒裡特有的,我們這個文化圈裡邊造就了它,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我們突然把另外一種語境的價值觀空降到我們這個環境裡面,它本身就是不適的。但是我們現在的所有趨向都覺得那樣是對的,但是沒有對錯。那如果再退一步,其實我們身邊就有更好的例子去做對比,我們站在少數民族的視角上,現在所謂相對的中庸,對他們都是已經是很激烈的,是違背傳統的。我們的位置是恰好處於很多少數民族和西方之間的一種狀態,在空間上沒有上下之分,我們處於這種狀態去觀察差異的同時,身後還有一種更原始的力量。但真正和少數民族建立密切連結的人很少,很少會有人真正站在他們的角度去思考。大多數人還是陷在城市和現代社會的角度中,這樣不自覺地就變得困惑了,這也是一種價值觀上的水土不服。

導筒directube:異鄉漂泊這個話題對於電影製作人來說也是非常常見的現象。在拍攝的途中有沒有遇到和作品相呼應的部分,這其中有沒有讓您感觸特別深的事件?
張帆:那個時候我們去找景,電影裡小妹在上海那個出租房其實空間很小,兩張床,兩個窗,後面是個櫃子,裡面再一個洗手間,然後出去就到那個狹窄的弄堂,透過上海一個平面攝影師朋友我知道上海有幾片這樣的地方,我想找那種老的,魚龍混雜的地方,就是本地人和租客混雜在一起的地方。其實以前上海有很多,但是這兩年變化太快了,當我要拍的時候,很多地方都已經拆遷了,沒拆的很多也下拆遷令了,居民都已經陸陸續續搬出來了。我們那個小屋是靠北方向的,上海的冬天非常冷,就是坐一上午我的腿就凍麻了,感覺骨頭裡都是涼的。劇組給我準備個小太陽也不行,就是好冷。碰巧的是我一個老鄉,也是臨沂人。在七浦路靠批發服裝生意賺錢。她就是一個當地的租客,正好我們去的時候她們房租也快到期了,就讓我們在那租了一個月來拍攝。她就和小妹的情況基本是一致的,只是沒有拖家帶口,就自己一個人孤零零地租了一個這麼狹小的空間在做生意,但是她家裡有孩子,我經常會看到她和家裡人影片。

導筒directube:電影最後一部分有一個場景,他們在天台上談話的時候,就像到了一個懸崖邊一樣,下面是一大片霧,好像很難去看清後面發生了什麼,結尾部分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處理方式呢?
張帆:就像我中間有一個橋段,是一個人在橋上讀西西弗斯,其實我想表達的就是存在主義嘛。最後那個結束就是荒誕的。生命本身就是荒誕,世界一片虛無,存在即合理,存在即意義。當然這裡的存在並不是當下的,而是一個賓語,存在是一個時間概念。
我們之所以生而為人,我們的認知,我們的選擇是先於存在的,那就是意義本身。當然我只是把存在主義的皮毛硬搬上去了,做了一個相對魔幻現實的處理。家鄉的離去本身也是帶有一定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就比如那個唱歌劇的人,在當時的情境下看似也是魔幻的,當現實中去到鄉鎮或者地方廣場,恰好有人在練男高音其實是合理的,再比如橋上的讀書人和主播也同樣是在現實語境下合理的。但當我們以第三視角目睹這種畫面的時候才驚覺其中荒誕的部分。
採訪/撰稿:董子瑜

導筒現場 · 杭州
《蒼山》超前點映+導演現場映後
活動詳情:
時間:
2月22日 週日
放映:14:30-16:19 映後張帆導演到場交流

地點:
杭州德信影城(西溪誠品巨幕店)
西湖區蔣村街道紫霞街155號
西溪誠品2F
報名方式:
票價: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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