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我們每個人都是重構自己周邊關係的主人公。”——黃梅

記者｜孫若茜

大風過後，北京的天氣轉瞬回暖。黃梅說她每天都有一段戶外活動的時間，那是一天中她少有的不為照護患病的先生所牽絆的短暫時光。於是我們就把採訪約在了她的小區裡，臨近正午，曬著太陽。從遠處走來時，我沒有認出她——牛仔褲、棒球帽，襯衫外面套著抓絨的馬甲，腳步很快，直到坐在花園的長椅上摘下帽子，才露出她花白的短髮和年紀。

2023年黃梅出版了一本學術著作——《奧斯丁問題：“方寸象牙”上的群己之思》，以對簡·奧斯丁六部小說進行的細密的文字分析，結合思想批評，她討論了作家在其所處的時空裡“為那個正在生成發展、尚未徹底定型的‘現代’社會所思慮考量究竟什麼是所謂‘幸福’，對於人類個體生存來說什麼是‘真正重要的東西’”。就理解奧斯丁而言，黃梅是國內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對黃梅來說，奧斯丁是與她“相處”最久、使她懷有特殊情感的作家之一。因此，當我以“簡·奧斯丁誕辰250週年”為由邀約採訪時，她的聲音聽起來很開心，用她的話說，她“願意討論奧斯丁的事情，也覺得自己有點兒責任”。

電影《傲慢與偏見》（1940）劇照

採訪時，黃梅是有備而來的，依據我在微信留言中提到的選題設想，她在一張A4紙上寫了幾點想要談及的問題。但聽到我前一天採訪了清華大學新雅書院中以閱讀簡·奧斯丁作為必修課的學生，她手裡剛剛開啟的“提綱”又被折了起來，要我趕快先講一講，她覺得很有意思，那麼我就先講講：

第一批考入清華大學新雅書院的理科生們做夢都沒有想到，他們入學以後熬的第一個通宵不是為了微積分，而是為了簡·奧斯丁——2016年，時任書院總監的甘陽設定了一門全院必修課“自我·他人·社會”，所依託的文字就是簡·奧斯丁的小說。學生們問甘陽，為什麼不選莎士比亞？甘陽說：因為簡·奧斯丁是教人如何過上幸福生活的。

作為“通識教育實驗區”，新雅書院的結構有很多特別之處，比如新生入學第一年是沒有院系、沒有專業的。書院文理兼收，但考進去的大多數都是理科生，一年以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會選擇計算機、自動化或者一些偏經管類的專業，讀人文學科的學生並不多。對很多人來說，簡·奧斯丁可比微積分難多了！但更讓他們想不到的是，很多年後，當有的人回憶起和同學們共讀簡·奧斯丁的那些夜晚，才意識到不管自己身在何處，境遇如何，很多時候竟都在以一種所謂“奧斯丁模式”思考和生活，李設（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大一上半學期裡幾個月的時間，李設都和同級的90多位同學一起活在奧斯丁的世界裡。他告訴我，別說入學以後熬的第一個通宵是為了奧斯丁，就算第二天微積分考試，前一天的半夜三更也還是能在新雅書院的自習室裡碰到有人捧著奧斯丁的小說讀，這樣的畫面對他們來說司空見慣。至於這門課的成績，甘陽強調討論重於論文，因此，學生們就時不時聚在書院地下一層的自習室裡，十個人一組地聊奧斯丁。有時候，正式的討論結束，話還沒說夠，他們就一起到操場上散步，多半是在晚上，每個人掏出自己的手機，開啟手電筒，一瓶飲料扣上去手裡就有了一盞彩色的小燈，走累了圍坐在地上繼續聊，話題裡依然還有奧斯丁。

說實話，這個畫面對我來說，美好到有點兒近乎失真了，學生們熬夜讀書並不稀奇，作家的魅力背後恐怕還有些教授的“淫威”，但是，夜晚的散步，奧斯丁的話題從何而起呢？李設向我解釋說，當然不是走著走著就肅然起敬地聊起作家來，有時可能就是一個滑稽的話頭，比如：“我今天碰到了一個很差的男生，怎麼說呢，簡直就是‘清華柯林斯’！”不用多說，這份偶遇究竟是什麼樣大家立刻心知肚明。接著，或許就會有人再提供一個“清華凱瑟琳夫人”，從書中的人聊到身邊的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畢竟，如果沒有一同細讀過奧斯丁的小說，剛剛從五湖四海聚集到同一個操場，一年以後又要奔赴各個不同院系和專業的他們，能打破陌生的恐怕也只有“我做過你們老家的試卷”這樣的話題了。因此，他們非常珍視簡·奧斯丁提供的“共讀文字”和大家都無比投入的共讀經驗。

這幅由簡·奧斯丁姐姐卡桑德拉用鉛筆和水彩創作的簡·奧斯丁肖像畫，是唯一一張經過她本人認證的畫像

還原自己的生活

作為一個旁觀者，這份共讀經驗本身就已經足夠讓我羨慕，稱得上是幸福了，但是李設告訴我，甘陽一再向他們強調：如何回到真實的生活，還原自己的生活場景才是真正重要的。更何況，“奧斯丁教人如何過上幸福生活”的方式也絕不可能到此為止。我們都知道，她那六部完整出版的小說：《理智與情感》《傲慢與偏見》《愛瑪》《曼斯菲爾德莊園》《諾桑覺寺》《勸導》，以及兩部未完成的遺作《蘇珊夫人》和《桑迪頓》，無一不在圍繞婚姻並肯定婚姻。

這一點，作家在《傲慢與偏見》的開篇寫下第一句話時就已經開誠佈公：“有錢的單身漢總要娶位太太，這是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這句話固然帶有反諷的意味，但並不妨礙她將筆下幾乎所有的故事都就此展開，不論男女，頭等大事似乎都是找個人結婚。這就是我們要向奧斯丁學習的幸福之道嗎？如今我們都很清楚，婚姻從來都不是通往幸福的必經之路，奧斯丁本人也從未在真實生活中進入婚姻。但不能否認的一點是：美好的愛情和婚姻的確是會給予人強烈的幸福感的，哪怕只是透過閱讀“隔靴搔癢”，也很難不會讓人讀到嘴角上揚。

黃梅說起過，她第一次接觸西方小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一個朋友把《傲慢與偏見》介紹給她，她問：講的是什麼故事？朋友簡略地說：講的是一個不是很有錢的姑娘最後嫁給了一個有錢人的故事。她想：這不就是個老掉牙的故事嗎？況且，那時候有錢並不是人人仰慕的事情，相反，還是最受批判甚至打擊的。可即便帶著這樣的“成見”，她依然被小說裡伊麗莎白和達西的相知打動了。黃梅重讀奧斯丁的小說是在上世紀90年代，四十出頭的年紀，和現在的我相差不多，於是，我們交換了作為身處不同時代的“同齡人”的閱讀感受：即便已經對小說的情節瞭然於心，即便已經在現實生活中經歷過愛情和婚姻，我們都還是會被打動。

要宣告的是，我們並不是“戀愛腦”，恐怕任何人都會嚮往達西和伊麗莎白的浪漫。奧斯丁也絕不是“戀愛腦”，她不主張沒有愛情的婚姻，但同時，她也從來沒有停止過“算賬”，在她筆下，沒有經濟保障的婚姻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們也為夏洛特嫁給柯林斯的選擇觸動——她不得不在步步受限的實際生活中為自己尋找出路，卻極盡所能地營造出了一些自己的空間。

英國巴斯是簡·奧斯丁文學地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站在女性的角度，以黃梅的話說，當立足微觀生活的時候，無論女性如何選擇自己的生活，都有可能成為創新者、營造者、建設者。“這不限於選擇一個合適的性伴侶的問題。雖然每個人在營造自己周圍關係的時候，它可能都是必要的經歷或者考慮過的問題，但這遠遠不是生活的全部。它的複雜性，它的形態已經遠遠超過我們原來的想象。”黃梅告訴我，她是特意用“性伴侶”，而沒有用類似“尋找一個理想夫婿”之類的表達——“社會變化太快了。”但不管怎麼說，“能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你瞭解比較深厚的同伴，依然是人生最重要的幸福要素之一”。

她進而說道，我們現在談奧斯丁，並不是要以她提供的形式來解決問題，而是看她對問題如何辨析、推敲、觀察，在她筆下不同的人又是如何營造、包容、探索關係的。由此，我們怎樣在做好自己的同時去結構更大的世界，這才是更重要的。黃梅說：“我們每個人都是重構自己周邊關係的主人公。”

我竟是愛瑪？

具體如何？甘陽在“自我·他人·社會”的課綱中還提及“改變”：“在奧斯丁筆下，女人因為男人改變自己，或男人因為女人改變自己，並非必然就是屈從他人喪失自我。相反，這種相互改變可以是自我成長、自我道德發展的途徑。”

跳出愛情和婚姻，在任何一種與他人的關係中，“改變”也同樣適用。我想起李設說起的一段經歷：大四的時候，他和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發生了一點分歧，兩人幾乎100天沒有聯絡。那時，他們各自都非常難受，直到一個緩和的契機出現，他們以不斷地大量地聊天作為方法才重新建立起聯結。後來，當他們有機會在英國碰面時，一起到巴斯參觀了奧斯丁紀念館，因為他們覺得那種願意為很好的朋友改變自己，重新接納對方的能力，就是奧斯丁教給他們的——他們在《傲慢與偏見》裡學到過，在《理智與情感》裡同樣學到過。

讓李設和他的同學們產生更為切身的反思的，是小說《愛瑪》。愛瑪年輕、聰明、漂亮，自以為是宇宙中心，樂於對別人的人生指手畫腳，她意識不到自己犯的錯，並不知道所作所為對別人是一種冒犯，至少未必是真的對人家好。之所以說“切身”，是因為凡是考進新雅書院的學生，多半在“當地”會是個“狀元”，是他們曾所在的共同體中的天之驕子，是愛瑪。這無關性別，很多男生也沒想到竟會發現自己就是愛瑪。讓他們反思的問題來了：你真的以為自己那麼聰明嗎？真的和別人那麼不一樣嗎？誰才是維繫著共同體、維繫著情感的中心，是愛瑪——你，還是被人看不上的貝茨小姐——那些你不起眼的同鄉，或者埃爾頓太太——那個你嫌她庸俗的七大姑或八大姨？到底要不要那麼絕對地否定身邊的人？對一個人來說，真正重要的是什麼？過年回家，他們開始重新感受和接納，是不是那個他們以為很俗氣的親戚說起話來，才讓他們有家的感覺？

電影《愛瑪》（2020）劇照

建立新的共同體同樣是一個問題。李設記得甘陽總是問他們類似的問題：“你們宿舍每週難道都不在一起吃頓飯嗎？”按他的話說：“共同體是要能閒扯到一塊兒去的。”李設知道，這背後的問題是：你們想要的友誼是什麼樣的呢？是沐浴焚香般地在一起聊聊海德格爾，還是能接受彼此狼狽的樣子，一起不那麼斯文地大快朵頤。一輪輪的反思讓他感覺，奧斯丁讀下來，就像是提供了一個紮實的成長體系。

同樣是《愛瑪》，黃梅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中得到的觸動來自這位女主人公無意識間為父親所做出的犧牲——她是海伯裡村年輕一代淑女中唯一沒有離開過村落的人。“從愛瑪的態度，可以看到奧斯丁的成熟。”對於黃梅來說，現在，照顧她患病的先生是很重的責任。“我和愛瑪的不同在於，我認識到自己正在付出，相比她無意識的付出，我更深地陷入了‘現代自我’。”但她確定，過往共同經歷過許多困難後的他們，現在依然要共同面對命運。“過去，很多方面我被他照顧和幫助，現在，在儘可能兩全的情況下，該我多多擔當，做些必要的犧牲。擔當的分寸，我們每個人都在探索，也必須探索，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在我們前面沒有正規化。”

做一個很好的讀者與愛者

黃梅可接受採訪的時間有限，我們趕緊回到那張A4紙。她首先想要表達的一點是，如今再談奧斯丁，很重要的是傳遞出對外國文化開放的態度。“我們一定要作為繼承者，接受全人類迄今創造的所有有價值的文化成果。”相似的表達也出現在此次我對甘陽的採訪中——當我看到除了“自我·他人·社會”這門講簡·奧斯丁的課之外，新雅學生的另外三門必修課分別是“大學之道”“美國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和“古希臘文明”時，首先想到的是，讀奧斯丁與後兩門課最大的不同，或許是能使人回到有煙火氣的真實生活。甘陽告訴我，還有一點，是瞭解西方的重要性。他說：“我是最早提出強調中國文化主體性的，但我也一再強調，並不是只有研究中國才叫中國的文化主體性。”

他們也不約而同地談到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英法戰爭幾乎貫穿奧斯丁的一生，以及在那樣動盪的時代，奧斯丁在小說中透過對人、對生活細微之處的觀察和描寫，向社會劇變做出的回應。“奧斯丁有放眼宏觀之處。具體到我們進入工業化時代，面臨人際關係的崩解狀態，每個人在努力建立微觀的共同體時，如果不同時放眼宏觀，恐怕做任何選擇都可能是錯的。”黃梅說。這聽起來的確很像是口號，但實際上，比如現今的國際形勢、比如科技最新的突破，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極其迫近的問題。

電影《傲慢與偏見》（2005）劇照

而李設向我提到他的一重感受：在他所選擇的PPE（政治學、經濟學與哲學）專業，起初，甘陽會希望學生們大量地閱讀海外的研究，作為學生，他感覺到老師似乎希望他們能夠達到與國外學者“過兩招”的水準，至少也要能形成對話。但這兩年，他發現課程設定出現了一些調整，甘陽為他們所選的文字似乎越來越少地關注學界前沿的論戰觀點。過去，他在“莎士比亞與政治哲學”課後，要求學生補習大量的英國史，講梅爾維爾的《白鯨》前要學生用八週讀大部頭美國文學史。現在，老師連講兩學期的電影課，幾十部名作，卻甚至都不要求他們讀電影史。李設說：“老師讓我們享受人類文明傑作的態度，就好像越來越想要照看我們這些年輕人的生命一樣。比起做一個厲害的學者，老師好像越來越更加希望我們能把自己的一生過好，做一個很好的讀者與愛者。”他告訴我，他的這種個人感受，即便是在一起喝酒時，也從沒有向老師求證過。

採訪甘陽時，我把李設的話轉述給了他。他告訴我，這種改變的確存在，源自他最近幾年在校園裡感受到的學生由內卷造成的個人困擾。他聽到學生中流行的一句話：我對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對我個人毫無信心。“國家永遠很好，個人永遠很糟，這怎麼可能呢？不現實的。”但是他可以理解這背後傳達出的悲觀，這和學生們當下面對的就業形勢不無關聯。其實清華北大的學生找工作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他們原本的期待和現實中存在著落差。“他們的心態一個字就能形容：喪。我覺得現在要拯救學生個體，我要他們花更多的心思反思自己，關照自己。”他提到二戰中丘吉爾看到戰壕內計程車兵人手一本簡·奧斯丁的書，感慨他們很清楚自己正在捍衛的究竟是什麼。毫無疑問，任何時候，我們都要回到一個問題：如何過上使我們安身立命的幸福生活？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週刊》2025年17期。文中引用的簡·奧斯丁作品譯文均為譯林出版社孫致禮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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