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1956年7月26日，埃及總統納賽爾宣佈將英法兩國擁有的蘇伊士運河公司股份國有化。這一決定不僅威脅到英法兩國的政治顏面，也威脅到歐洲石油供應的穩定。作為回應，英法在以色列的幫助下秘密策劃了奪取蘇伊士運河的軍事行動。

然而出乎英法意料的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不僅沒有支援這場活動，反而與蘇聯一道對英法施加了巨大壓力，要求停火併撤軍。美國甚至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施壓，拒絕向英國提供財政援助，這導致英國面臨經濟恐慌和貨幣貶值的風險。

最終，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下，英法被迫撤軍，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也因此辭職。這場危機對英法兩國造成了巨大的國際羞辱，並深刻地揭示了英法兩國已經不再是全球主導大國。英法聯手建立的全球殖民體系宣告崩潰。

無獨有偶，2025年7月2日，五角大樓宣佈，由於擔心自身庫存下降過多，美國已暫停部分對烏克蘭的武器運輸。不僅如此，在俄羅斯攻佔烏克蘭最大鋰礦所在地舍甫琴科後，特朗普彷彿也遺忘了美烏礦產協議一般，沒有對此發表任何評論。這些情況不僅使得那些真誠相信美烏協議的可以帶來安全保障的地緣政治幼稚病患者感到失望，也將英法等國對特朗普幾個月的討好和輿論宣傳變成了無用功。

正如蘇伊士危機中美國迫使歐洲盟友撤退並導致歐洲影響力受損一樣，特朗普政府在俄烏問題上不可逆轉的態度再次將歐洲拋入影響力崩潰的殘酷現實。法國總統馬克龍表演出自己的變色龍本質，迅速從向烏克蘭派駐北約部隊變成了主動和普京打電話。不得不說，比起特朗普，西方建制派諸公可能更有TACO的本能。

如果說上一次“蘇伊士時刻”只是迫使歐洲承認自己淪為二流國家的事實，那麼這一次將徹底暴露歐洲的深層脆弱性和分歧，隨之而來的影響力崩潰將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力量動態和聯盟關係，影響長期的戰略佈局和全球責任分配。

1956年，歐洲面臨的是美國直接干預其行動，迫使其屈辱撤退。現在，歐洲面對的卻是美國撤回支援和缺乏興趣，這留下了一個“缺失的空白”，是歐洲“無論如何都無法彌補的”。這不僅僅是被推回，更是被拋在後面。

這種轉變也突顯了美歐關係的一個根本性變化：美國正在從一個積極管理其初級夥伴（即使是嚴厲管理）的高階夥伴，轉變為一個更具交易性、以自我為中心的參與者，並期望其他方獨自承擔負擔或面對後果。以冷戰為基礎的跨大西洋聯盟根基即將消散。

戰爭數學

希特勒對瓦格納的瘋狂迷戀並非沒有形上學理由。他在瓦格納的歌劇中看到了以個體意志對抗命運的史詩感。個人命運彷彿在這一刻得以昇華。這種人類意志的勝利很難不令人動容。唯一的問題是，意志的勝利也有其極限。正如意志無法在1945年給納粹德國帶來勝利一樣，意志也無法給八十年後的烏克蘭帶來勝利。

如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受到政治意願的強烈影響。除了澤連斯基個人強烈的表演性人格外，將“國際觀瞻”置於真實戰場需求之上也是烏克蘭廣泛依賴外援的結構性悲劇。

烏克蘭作為“專案”的結構性悲劇是一個關鍵的深層問題。套用商業邏輯來說，烏克蘭不僅要隨時透過財報（戰績）證明繼續援助專案的必要性，還不時需要對金主爸爸天馬行空的“創意”買單。這種狀況將烏克蘭從一個為生存而戰的主權國家轉變為其“金主爸爸”的“投資專案”。

這種“專案”地位從根本上損害了其軍事效能，因為戰略決策是為了產生“財報”（戰績）以維護“國際觀瞻”，而非追求最佳戰場結果。這是一種深刻的結構性缺陷，邏輯上保證了次優的軍事表現和高昂的傷亡。

血戰巴赫穆特是“國際觀瞻”最有力的證據。為了維持國際形象，尤其是在澤連斯基親自將巴赫穆特戰役上升到國家意志的情況下，烏克蘭軍隊被迫在地形不利的情況下投入大量精銳士兵捍衛這座缺乏戰略價值的城市。

俄羅斯正規軍則利用烏克蘭士兵與瓦格納拉鋸戰的時機，進行了有效的部隊動員和新部隊的編組。由於無法有效統計烏克蘭軍隊的傷亡數字，只能透過前線記者對醫院死亡人數的統計推算，烏克蘭至少損失了4.8萬士兵；相比之下瓦格納大約損失了1.3萬人。

被網友戲稱為“克林基餵魚”的搶灘登陸計劃則是“金主爸爸”突發奇想最明顯的表現。在2023年南線大反攻失敗後，在英國軍方的指揮下，烏克蘭建立了一套以海軍陸戰旅強渡第聶伯河的攻擊方案，意圖切斷克里米亞路橋。

不得不說，英國人的方案充分說明其作為19世紀海權國家的路徑依賴。唯一的問題是，後勤怎麼辦？俄羅斯強大的遠端火力意味其可以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摧毀運輸補給的臨時橋樑。結果就是由英國人精心培育的烏克蘭海軍陸戰旅不得不在缺乏補給和掩體的情況下在河漫灘的沼澤中苦難行軍。

最終在幾個月後，由於極大的傷亡比例差距，烏克蘭軍隊被迫取消了這次行動，其所組建的幾個海軍陸戰旅也基本被消耗殆盡。

現代戰爭是一門系統化的科學。部隊的平均作戰效能可以透過之前的戰場模型進行模擬和預估。武器的產量和威力受制於技術和工業生產能力的限制，戰場的投入兵力則由戰爭雙方的動員能力所決定。在這些影響戰爭數學的關鍵問題上，即便俄羅斯已然衰弱，也不是烏克蘭可以比擬的。

更何況在烏克蘭政府政治意願的指手畫腳下，烏克蘭軍隊在戰爭數學中的不利態勢被進一步擴大。在這種情況下，除了CSIS這樣鐵桿親烏的戰爭智庫還在極力鼓吹俄軍損失即將達到一百萬人（比烏克蘭總參謀部吹噓的130萬人還是要正常一點點），裝備損失慘重，前線攻擊動能即將消耗殆盡（即將了快一年）；大多數智庫的重點早已不是烏克蘭是否會勝利，而是轉移到究竟應該立地停火減少損失，還是必須為了西方價值觀避免烏克蘭失敗。

甚至在許多人高呼的戰鬥意志方面，烏克蘭的表現也很難說符合這些人的期待。根據烏克蘭真理報的專題採訪，匿名的徵兵辦官員承認每月實際能夠完成的指標僅為計劃的一半，即1萬5千人左右。但為了滿足澤連斯基和烏克蘭總參謀部只要指標不管實際的想法（完不成就薪資減半），徵兵辦官員不得不反覆將癮君子、酒鬼和身患嚴重疾病的無家可歸者每月關入徵兵中心數日，以此達到表面上每月滿足90%指標的假象。

更為糟糕的是，前線的逃兵率同樣在節節攀升。根據烏克蘭總檢察長辦公室的月度統計資料顯示，2025年上半年因為逃兵被起訴的數量就達到了9萬餘起，超過去了去年全年的起訴數。

在上述事實面前，任何烏克蘭勝利的想法可能必須依賴無法預測的奇蹟。尤其是考慮到特朗普政府暫停援助的做法，對奇蹟的信仰將會變成剛性需求。至於被許多親烏陣營寄希望的軍團制改革，即便從最樂觀的角度看，俄烏雙方也同時在進行部隊編制和指揮鏈的最佳化。指望透過軍團制改革大幅改變戰場態勢只能說充滿了創造性智慧的美感。

特朗普不在乎烏克蘭

“戰爭數學”的嚴峻現實（烏克蘭不可持續的損失、士氣下降）成為了歐洲為何如此迫切需要美國支援的原因。對去年的西方建制派而言，隨著特朗普在民意調查中支援率的不斷上升，它們不得不面對特朗普二次上臺的現實前景。考慮到特朗普在俄烏問題上的長期表態以及美國的決定性作用，如何防止特朗普對烏克蘭袖手傍觀顯然是頭等的幾件大事。

結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表現，以及右翼民粹主義席捲西方的力量格局變化，拜登時代以規則為主導的國際秩序是最先拋棄的說辭，建制派已充分相信將俄烏戰爭描述為捍衛西方價值觀的說法根本不可能打動特朗普。

相反，歐洲建制派將重點瞄準在特朗普本人剛愎自用好大喜功的性格上，他們試圖透過從對抗向討好的轉變，影響特朗普在具體問題上的看法。

一種是職場人際關係學的常用做法，即捧高帽。無論是英國首相代表英國國王邀請特朗普訪問，還是北約各國承諾在2035年前國防佔比達到5%，歐洲建制派用各種口惠而實不至的讚美和預期試圖透過滿足特朗普的情緒達到改變特朗普政策的訴求。

其目的不言而喻，即促使特朗普過分高估自己在俄烏問題上的影響力，借特朗普之手施壓普京。特朗普施壓成功自然皆大歡喜；如果施壓失敗，歐洲建制派也可以利用特朗普由於心理落差而惱羞成怒的心態讓其轉向繼續支援烏克蘭。

另一種則是商業上的資產收益表。用建制派的說法，對於特朗普這樣的商人，必須採用更為商業性的語言進行溝通。透過強調烏克蘭失敗後可能產生的遠期巨大損失，他們試圖說服特朗普現在對烏克蘭追加投資是綜合成本最低的時刻。當然這種幾千到幾萬億美元的預期損失究竟計算是否合理那就是一個科學加上信念的問題。

這種策略有效麼？有效又沒那麼有效。一方面，特朗普確實很享受這種吹捧的感覺，也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他與其他西方建制派領導人的正面衝突；另一方面，在實際的政治決策上，特朗普似乎將歐洲的聲音置若罔聞。無論是決定暫停對烏克蘭的部分援助還是下令轟炸伊朗核設施，歐洲人總是從新聞中才知道情況。這不得不說《是，大臣》的確是久經考驗的政治諷刺喜劇。可能歐洲的外交部長們確實只能透過電視新聞才知道美國盟友的行動。

嚴格而言，建制派的做法從一開始就是無稽之談。他們對特朗普的厭惡導致其普遍不願意相信特朗普存在長期邏輯自洽的世界觀，而更願意將特朗普視為反覆無常的小丑和兒童。所以他們以為只需要用廉價的象徵性許諾就可以將特朗普忽悠過去。

問題是，筆者之前文章曾經指出，特朗普在二十多年前作為改革黨候選人時就已在許多基本問題上建立了自己的判斷，並且這種判斷在二十多年內沒有發生重大偏移。指望一些好話和非實質性的許諾就說服特朗普繼續投資無利可圖的專案，恰恰是對商人意識的最大諷刺。

歐洲與特朗普之間戰略邏輯的根本錯位是歐洲策略失敗的核心。事實上，特朗普從一開始就沒有被歐洲人的煙霧彈所迷惑。在他表面上反覆無常的表態背後，他往往會在私下表達出真實的想法。

比如，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雖然特朗普在5月份與普京通話後公開表態普京希望和平；但在私下與歐洲領導人的電話中，特朗普清楚表示，普京不準備現在尋求和平，他知道自己在贏。這也是歐洲一切花言巧語失效的關鍵原因。

特朗普清楚知道西方民眾可能會支援繼續援助，但他們絕不會支援為了擊敗俄羅斯大幅加強自己的負擔。尤其是在西方財政相當緊張的情況下，大幅提高烏克蘭的援助等同於削減國內開支或者增加本國民眾稅收。或者把話說的更明白些，以現有力度支援烏克蘭是等死，加大力度支援烏克蘭是速死。

歐洲再次迎來“蘇伊士時刻”

從商業投資理解美歐在俄烏問題上的爭議是一個有趣的角度。烏克蘭專案實際上由兩個主要投資機構。這一專案近年來一直處於虧損中，且成為其中一家投資機構更換經營策略的原因之一。特朗普作為新的機構負責人認為這一專案沒有任何盈利空間，所以決定退出投資。或者在歐洲人真正大規模投入之前，他沒有意願對烏克蘭追加任何投資。

反過來，歐洲建制派也不敢在烏克蘭情況日益惡化的情況下追加投資，尤其是它們清楚沒有美國參與，等歐洲人拿著錢重建完軍事生產能力，烏克蘭早就成為涼透的屍體。

歐洲建制派畏手畏腳的做法進一步堅定了特朗普關於歐洲人將美國作為冤大頭的信念。或者說特朗普的話說，歐洲人在搭便車。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充其量只會投機式地從俄烏問題上撈取一些政治勝利，美烏礦產協議就是這類性質。但他也清楚的知道這份礦產協議並沒有什麼實際履行的價值，所以當俄羅斯攻佔舍甫琴科的鋰礦時，整個特朗普政府都以無事發生的態度看著這一切。

這種驗證隨後“證明”了特朗普進一步脫離的合理性，而這反過來又“加深”了歐洲的戰略困境並強化了其癱瘓狀態。這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惡性迴圈，將歐洲困在其影響力不斷衰退的境地。

惡性迴圈的最終結果就是歐洲最恐懼的情況——冷漠。本屆特朗普政府從根本上就沒有將俄烏問題視為美國需要考慮的核心戰略問題。在特朗普短暫的調解熱情消失後，美國政府將暫時放棄對俄烏和平的構建，直到新的力量平衡達成後（或者也可以稱之為等到雙方都具有真正的和談意願後）再參與到和平程序之中。這種缺失的空白是歐洲建制派無論如何都無法彌補的。

本次美國停止部分武器供應（主要是短程導彈和防空導彈）就是典型的例子。受到安全刺激，美國的軍事生產能力在逐步提升，每月愛國者導彈的絕對生產數量也高於俄烏戰爭爆發前的數量。問題是，美國的生產能力與各國對愛國者導彈的需求之間依舊呈現出供不應求的態勢。

拜登政府時期的做法是將烏克蘭的需求排到最高優先順序，這必然會導致其他客戶交付時間的延期。本屆特朗普政府在國際事務上不認為烏克蘭具有如此重要的優先順序。隨著烏克蘭優先順序的下降，美國國防部在滿足自己需求的同時，也優先試圖滿足沙特這樣的中東優質客戶。這才是美國以自己供應不足宣佈暫停部分援助的真正原因。

這種在基本問題觀念上的巨大差異是越來越多人認為歐洲將再次面臨“蘇伊士時刻”的底層邏輯。在過去數十年中，歐洲雖然與美國在諸如伊拉克戰爭這樣的問題上存在一些分歧，但重未再現過如同蘇伊士危機一樣根本性的對立。在特朗普政府看來，俄烏戰爭僅僅是歐洲人自己的問題，烏克蘭更是為了中美博弈而可以捨棄給俄羅斯的籌碼。

這不僅意味美國已從主要資助者轉變為一個更為超然的觀察者，它甚至可能會進一步轉化為像艾森豪威爾威脅制裁英法一樣的激烈反對者。畢竟對特朗普而言，未來制裁烏克蘭也沒有什麼道德顧慮和意識形態困境。

一旦美國完成上述轉變，歐洲的政治影響力將像蘇伊士危機一樣受到嚴重打擊和下滑。更為令歐洲黯淡的是，上一次只是讓歐洲人承認自己不再是地緣政治的玩家；這一次將代表歐洲不再是地緣政治的中心。

甚至在經濟上，中美兩國也幾乎壟斷了所有的先進產業鏈，歐洲製造業水平的大幅下滑是肉眼可見的事實。從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轉移程序將大大加速。

在這種新的地緣政治局勢下，各國正日益優先考慮基於即時關切的務實、注重結果的參與，而非意識形態上的結盟。這使得傳統的聯盟建設和責任分擔變得複雜且過時，並反過來導致國際關係格局將更加流動和不可預測。影響力必須透過實際利益來獲得，而不是透過意識形態來假設。

對在軍事上嚴重依賴美國，自身戰略重組程序緩慢低效的歐洲而言，這絕對是無法直面的噩夢。歐洲自殖民主義時代留存的國際影響力將會被清掃一空，它只能愈發依賴美國“爸爸”的仁慈，仁慈到不會拋棄愈發喪失利用價值的歐洲。

在歐中問題上，歐洲建制派也存在類似的困境。它往往高度高估自己的影響力，站在意識形態高地審視中國。它對中國在俄烏問題上的指手畫腳就是典型的表現之一。根據南華早報的獨家報道，在這兩天王毅與卡拉斯的這兩天會談中，“據稱，在長達四個小時、涉及廣泛地緣政治和商業不滿問題的辯論中，王毅給卡拉斯——前愛沙尼亞總理，去年年底才開始擔任歐盟事實上的外交事務負責人——上了好幾堂‘歷史課，講了好幾堂課’。

”針對卡拉斯的指責，王毅明確表示‘北京不希望看到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失敗，因為擔心美國隨後會將全部注意力轉移到北京身上。’”並且“王毅否認了有關中國在財政或軍事上為俄羅斯的戰爭努力提供物質支援的說法，並堅稱如果中國這樣做，衝突早就結束了。”如果南華早報的報道屬實，那麼這明確不僅明確意味我國是不會為了歐洲的地緣政治利益而讓自己的地緣政治環境惡化，更意味著地緣政治中心已不可逆地轉向太平洋。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對眼下的歐洲國家而言，敦促烏克蘭立刻投降可能是短期內利益受損最小的方案。一方面歐洲國家更容易將烏克蘭的失敗視為烏克蘭自己的失敗，將核心原因歸咎為烏克蘭人自己缺乏抵抗意志；另一方面，俄羅斯廉價的能源供給能夠有效緩解因為能源價格高漲引發的通貨膨脹和製造業成本高昂。

總而言之，歐洲再次面臨的“蘇伊士時刻”，其殘酷性遠超1956年。彼時是美國的強力干預迫使歐洲屈辱後退，而今日則是美國的主動抽離，將歐洲赤裸裸地暴露在其自身結構性缺陷與戰略癱瘓之上。特朗普政府的冷漠與交易性姿態，無情地撕碎了歐洲建制派精心編織的幻想與卑微的討好策略，將歐洲推入一個“缺失的空白”——一個它既無能力填補，又無法承受其後果的巨大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