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彼德·斯洛特戴克
文｜ 張序
“一個致力於從事理論的職業必須被視為某種程度上的禁慾苦修，而且這是一個幫助從事學術活動行動者本人不斷得到塑造的過程。”
——《思想的假死》
如今活躍在公眾視野的諸多歐洲哲學家中，彼德·斯洛特戴克的語言不僅尤為晦澀，還夾雜著毫不掩飾的斥責，這也許和他年輕時在慕尼黑大學接受的哲學、歷史和德國文學的相關教育不無關係——這所大學的知名校友們可從來不以平易近人和幽默著稱。他因1983年發表的哲學論文《玩世理性批判》而名聲大噪，彼時才三十多歲的斯洛特戴克用批判犬儒主義的方法揭示了現代社會中缺少道德功能的虛假意識。這本書被譯成了三十多種語言，不僅讓人們睜開雙眼看到了西方思想革命遺留下的病症，也讓作者一躍變為時代的診斷者。之後的《球面學》三部曲，更是讓他成了日耳曼語學界的公認代表，沒有人敢用一句話粗暴地概括這三本超過2000頁的鉅著，它是關於世界的，也是關於智識的，從古希臘到當下，從歷史政治到哲學人類學，斯洛特戴克建立了一種屬於自己的診斷方式，希冀讓人類可以透過建立不同的共同體，立足於殘酷的自然當中。
進入學者的思想體系並不簡單，但是細心的人總會找到某些巧妙的“捷徑”。這位德國學者2000年和2010年在慕尼黑巴伐利亞藝術學院和圖賓根大學的演講隨筆最近推出了中文譯本，即《蔑視大眾》和《思想的假死》，薄薄的兩本小書基本涵蓋了斯洛特戴克在當時已經愈發成熟的分析批判方式。由球體包裹組成的，或者說以哲學為圓心所做的圓周運動，是否在診斷之後，可以為現代社會找到治癒之道呢？
診斷的初因
一種憤懣，或者說成是一種恐懼也未嘗不可。斯洛特戴克的視域是極為開闊的，《蔑視大眾》中他對逐漸主體化的大眾有著清醒的認識，只不過要拉上極富盛名的卡內蒂來做實人群之黑的論斷，因為“卡內蒂的強項在於他一以貫之的不討好獻媚”，這種強調為哲學家的觀察設定了極為客觀的前提，也是他進行大眾心理學推演的基礎，卡內蒂的《群眾與權力》認為，20世紀大眾心理學的基本問題是被惡和假所裹挾。群眾在成為主體之後變得遲鈍且不透明，這種聚集不僅形成了旋渦，還導致了“曾經有著自我慾望認知的民主主體的理性浪漫形象的完全坍縮”，“大眾”的形成是一種退化，它不再顧及單一個體的自我肉身感受和空間感受，個人意志在聚整合黑色團塊中的釋放成了一種釋然，平等主義可能會帶來瞬間的幸福感，但其根源並非所有人的平權意願，而是絕大多數人的自我放縱。在時代中越行越偏的人群最後匯合成沒有潛力的後現代大眾，現代性的優質特徵就快要煙消雲散，哲學家在用每個人都參與卻不自知的真相敲打著沒有止步的腳踝。
大眾的形成不僅影響了社會，也改變了學者們的研究視角。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特戴克的嘶吼更加清晰明瞭，本該得到延續的古代歐洲理論文化，如今卻成為一種基於罪行之上的認識論信仰。這種罪行的實施者看起來與常人無異，可他們卻將延續形而上學傳統的理論家暗殺，斯洛特戴克甚至將其稱為“天使謀殺案”。實踐理論的生活本該不涉及外部狀態或物件，而是發展實踐者本身，使其作為能動主體的塑造性練習，這種生活既是沉思的，也應當是積極活躍的，然而當代作者卻要引入區別，最終使實踐生活的維度變得愈發不可見，也讓學者和知識分子們無法看清現代社會中的“人類狀況”。本該延續清晰脈絡的理論學術生活卻越來越渾濁，未來何為呢？
作為方法的譜系學
毋庸置疑，斯洛特戴克是一位傑出的師者，無論是在慕尼黑巴伐利亞藝術學院，還是在圖賓根大學，他對時代癥結的闡述都有理有據。就算尼采已經對智識生活的傳承產生了極大的干預，他仍願意沿用經典的譜系學方法，告訴觀者本該作為思考者的哲學家最終是如何被殺死的，以至於混沌復現；而在蔑視的概念之下，思想和道德又是如何從縱向控制轉向了橫向控制，讓本來有個性的個體走向了普遍性和同質性的大眾集結，最後走入幾乎再難以找到差異性的平庸。幾乎無人敢否認哲學始於柏拉圖時代，斯洛特戴克對胡塞爾的惺惺相惜就如同胡塞爾意欲抓住霍夫曼斯塔爾的手臂一樣，現象學中最為哲學家受用的“懸置”概念被擺放在顯眼的位置。這時候哲學還沒有和科學分離，或許這兩者本就不該分離，被區分開就意味著要有高低之分，但觀察者應該是純粹的，胡塞爾一生都在努力創造一種沉思的生活方式，然而時代改變了，類似蘇格拉底“神遊症”般對理論的純粹思考都捲入了生活問題，胡塞爾最終在晚年領悟到，理論必須克服抽象性，回到先驗性。
現象學的懸置方法似乎並沒有給思想的發展提供解決之道，反倒是留下了一個難題，讓人們更懷念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將靈魂和身體進行分離的形而上化，繼而讓真正的觀察者，也就是有懸置能力的人在特定的練習地點出現。直至20世紀上半葉，西歐思想與古希臘最大的不同就是《道德譜系》，尼采以倫理學導師的姿態讓道德的真實根源迴歸於怨恨，這不僅實現了對否定世界和生活的基本態度的劃時代重組，也肯定了美德的傾向。
《思想的假死》一書雖然用心理政治學的方式，將柏拉圖主義的城邦生活沿著譜系學的脈絡縱向行進到當下，但斯洛特戴克最終不得不承認，具有懸置能力的人的產生，並非有什麼貴族非貴族的差異，也沒有明確的節點來區分，觀察者的產生與其載體文化的命運糾纏在了一起，所有努力追求知識的生活方式都是值得尊重的。
而《蔑視大眾》中，斯洛特戴克迴歸到“集體”的流動方向，縱橫交叉地深挖奉承作為顛倒的蔑視所產生的遺傳性疾病史，看公共領域如何被鬥爭和潮流所分裂。從霍布斯開始將大眾臣民化，到斯賓諾莎發現了哲學意義上的大眾，直至馬克思的階級論，大眾的演變並非是某種進步，而只是蔑視的結構性變化，尼采更是把“人群對其超越地平線的設施的一切蔑視變成了物質以及抵抗的大眾，以獲得一種糾正的、增效的蔑視”。走向主體性的大眾似乎真的喪失了個性，最終在海德格爾狡猾的“此在”中被持續觀察著、蔑視著，哪怕這是為了轉入非可蔑視性、轉入激進的並且是高貴的生存做準備。
拯救現代主義？
或許未必可行。斯洛特戴克一直是犀利的時代診斷者，而非藥劑師。他在《思想的假死》中已經表明了理論的假死走過古希臘和羅馬時代，跳過基督教的中世紀後，已經走了樣，費希特顛倒了活著的人和假死之人中間的關係，主體間性是一種遊離狀態，人成了一種擁有知識的載體。在最後一章中，作者更是大聲斥責謀殺假死狀態的十名兇手——哪怕經典的批判方式被這位兇悍的德國老人使用得遊刃有餘，諸多理論先驅在斯洛特戴克這裡都難逃其罪。
而《蔑視大眾》中仍然在積極走向現代化的大眾已經步入了後現代，因為垂直與水平關係之間的衝突已然造成了失敗的事實，哲學家們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奉承社會，而非挑釁社會癥結。診斷以走入死衚衕為終結，哲學家的哲學批判似乎根本不可能為社會帶來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方式和方法似乎都帶有先天的缺陷，就連呼籲應當積極尋求真理的巴迪歐，都被斯洛特戴克嘲笑著其理論適用範圍的狹隘。
那麼人類命運就再無出路了嗎？德國哲學家的嚴謹不容小覷，儘管在《思想的假死》中，作者在討論伊始就將現代藝術中實踐生活的複雜性，和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體育宗教禁慾苦修排除在外，然而行文中不時被引入的詩歌文學與藝術則被大肆頌揚著，卡夫卡預言了假死的必然迴歸，霍夫曼斯塔爾對詩人的身份定位讓胡塞爾產生了精神上的共鳴，從而堅定了自己的理論方法，保羅·瓦萊裡透過筆下的人物建立了內在觀察者，並以此擁有了力量，而佩索阿——偉大的佩索阿用詩歌“成功地表達了在憂鬱的人非自願的懸置和反傳統的觀察者自願的審慎中的存在”，現代藝術體系更是可以消除封建情感的餘孽，對藝術優秀或卓越的鑑賞會在民主的環境中以執行性和客觀性的方式進行，就算大眾淪為了無意識無差異的政治工具，藝術仍可以在尷尬和絕望中，成為僅存的避難所。
結語
即便是大學中的講座，斯洛特戴克的哲學語言依舊顯得詰屈聱牙，他的論述絕非基礎性的，而是將觀者、讀者的智識與自己並列，這種講述並非是自上而下的強勢灌輸，而更像是精英之間的哲思分享。然而如球面一樣完整光滑的論述並非毫無瑕疵，對古典主義的回溯可以看成是一種禮讚，也可以理解成某種守舊，而在他果斷說出“哲學家們都是寧可做出臆斷也不願意閱讀細節的人”之後，也用自身的話語驗證著這種結論。
理論的假死和大眾主體性的發展仍然沒有跳脫開“全球化”這個雖有些過時但仍然時髦的話題。斯洛特戴克的知識絕對是豐厚的，他在隨筆中不時閃現的文學造詣驗證了學生時代接受到的教育成果，對現代藝術的態度甚至比對同行更為寬容，然而他對思想演變的接受程度卻令人不敢恭維，就算幾乎所有思想家都對走入後現代的現代性進行著無情的批判，但鮮少有人敢公開否認女權主義的存在——在這一點上斯洛特戴克的態度只能用“可愛”來形容，《思想的假死》一書最後，他直指朱迪斯·巴特勒的名字，甚至驚詫性別研究對無性別境界的摧毀。這位德國老人是落伍的，卻也帶有一種先鋒性：他對漢娜·阿倫特的頻繁引用確實是一種對女性學者的尊重和肯定，但這種認識卻是建立在“天使無性別”的基礎之上，或許作為連線人類與真理（上帝）的天使，本就無性別可言。
哲學家們總被詬病跳脫於真實生活之外，就像斯洛特戴克說的，他們如今更多的被留在了報告廳、實驗室、圖書館和永遠開不完的討論會上，然而這位如今七旬的老人仍然在勸說著我們，只要有不斷攀登知識的決心，以學識、藝術與文學修養，還有思想作為實踐的方法論，或許能夠打破後形而上的幻想，不僅清醒地重拾道德，也可以讓自己在人的普遍性境況中，變得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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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本期微信編輯：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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