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文|艾江濤
圖|蔡小川
景德鎮人的春節,往往要到元宵節後才算過完。不過近幾年來,隨著旅遊經濟的繁榮,這裡的人們似乎提早變得忙碌起來。正月初八,剛到景德鎮的那個晚上,當我趕到陶溪川陶瓷文化創意園時,擺滿陶瓷的店面燈火通明,遊人如織。晚上八九點,還有家長帶著孩子在裡面的工作室學習陶藝。
這裡最開始引人注目的是以景德鎮陶瓷大學(以下簡稱“陶大”)學生為擺攤主體的陶溪川市集。每週五到週日的下午和晚上,在陶溪川裡面幾條街道旁的將近300個攤位前,年輕的攤主們擺出自己精心燒製的陶瓷作品,迎接著來來往往的遊客。這個市集現在依舊熱鬧,學校還沒有開學,但在陶溪川市集,仍能看到人群簇擁中長長的擺攤隊伍,攤位上小件的杯盤、瓷雕、瓷板畫琳琅滿目。
隨著陶溪川市集的火爆,全國各地喜好陶藝的年輕攤主紛紛慕名而來,不過陶大在校生和畢業生依然佔據主體。陶大美術系副教授、現代青花藝術家幹道甫,上課時往往會隨口問一句學生:“昨天擺攤怎麼樣?”聽到對方回答“掙了1500塊”,有時還會在心裡嘀咕一句:“擺攤掙1000多塊,那算少的了。”

幹道甫的學生侶娜,來自黑龍江齊齊哈爾,2018年考入陶大陶瓷繪畫專業,讀書期間便透過校內的兼職互助群,幫已經創立工作室的師姐師兄兼職畫畫、擺攤。從一些比較簡單的釉下五彩的花盆,再到大幅的瓷板畫,後來她還幫別人在陶溪川擺攤,一晚上可以賣到兩三千元。大學畢業後,侶娜一個班20個人,連她在內共有5人選擇留在景德鎮擺攤創業。2023年7月,她拿著兼職所攢的3萬元,1萬元買了一座電窯,1萬元租了間房子,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受到老師幹道甫的影響,她的創作方向非常明確:純手工的現代青花瓷小器物,島嶼山川的主題元素,則沿襲了自己的畢業設計作品。
在景德鎮,人們把這種手工製作、獨一無二,兼具實用功能與藝術審美的日用瓷,稱為“創意瓷”,與之相對的則是工廠流水線生產的產業瓷。陶溪川市集管理方,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在2008年便開啟的樂天市集的創始人——陶藝家鄭禕所制定的稽核機制:必須是本人手作具有一定創意的作品,每週攤主需要傳送作品照片以供稽核,出攤後還會有管理者巡查提交作品是否與照片相符。這些機制為年輕創業者建立起一種市場規範,儘管各個市集的定位並不相同,“陶溪川這邊賣的還是一些比較實用性的類目,附加著一些創意藝術;樂天那邊選的是一些更偏抽象、更偏藝術、不像商品的商品。”侶娜告訴我。

陶溪川陶瓷文化創意園,除了豐富多元的瓷器店鋪與集市,其富有特色的建築,也吸引眾多遊客拍照“打卡”
幾天後,在陶大湘湖校區美術學院,我得到的資料是,2020~2024年這幾年裡,美術學院每年將近有五分之一的學生,選擇畢業後留景創業。
接續1910年創立的中國陶業學堂的陶大,在1958年正式成立本科建制。陶大在這座城市不同歷史時期扮演著不同角色。1958年到十大國營瓷廠解體前的歷史時期,陶大負責為國家輸送傳承陶瓷技藝的專精尖人才。到了上世紀90年代,景德鎮經歷了十大國營瓷廠的關停。在這個前景暗淡的時刻,陶大承擔著陶瓷技藝傳承庇護所的作用,在那些散佈城市的小作坊外,依舊秉持技藝傳承的路線。
陶大學生像現在這樣選擇留在景德鎮創業,被陶大美術學院學工辦主任應叢叢看作是陶大在景德鎮扮演角色的第三階段;陶大學生則在景德鎮創意陶瓷的發展中,扮演著作業系統與引領者的角色。

陶大學生留景創業的契機,源自2008年前後興起的樂天市集所引領的市集文化。應叢叢就是樂天市集的第一批攤主,當時她還是陶大的學生。她說:“樂天的老闆,香港陶藝家鄭禕很有眼光,她在雕塑瓷廠裡做了這樣一個平臺。那個時候同學有了作品,就想拿到市場檢驗,我們最初擺攤出來的東西沒有產品,大部分都是作品,帶著自己對藝術的思考,百花齊放的感覺。陶大學
生是景德鎮創意瓷與市集文化的引領者,不僅在校生,還有留下來成為‘景漂’的畢業生,後面慢慢將景德鎮的市集文化打造起來後,才會吸引那麼多外來藝術家駐場,好像一下子就把局面打開了。景德鎮好像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從傳統跨越到當代的感覺。”
然而,在景德鎮陶瓷大學這所全國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高校,實現從傳統到當代的跨越並非易事,傳統與當代,或者說民間與學院,一直在校園內外發生著持續的碰撞與融合。

強調實踐與傳統技藝的傳承,一直是陶大的傳統。陶大在1958年建立時,陶瓷藝術系便將彩繪中的古彩、粉彩、青花、新彩、貼花、印花、刷花等陶瓷裝飾技法和雕塑中的雕、堆、鏤、鑲等技法作為實踐課排入課程,代課老師裡有王步、曾龍升、黃海雲、龔躍亭等十餘位有名的陶瓷藝人。
這個傳統延續至今。侶娜記得,幹道甫老師在課上請專門畫青花的師傅為大家示範什麼是景德鎮真正的青花,同學們圍在一起觀看的場景。幹道甫也是這樣學習的。他學青花課時,為他們示範畫元青花葫蘆罐的是曾在陶瓷廠工作過的羅曉濤老師。羅曉濤的老師是被稱為“青花大王”的聶杏生。陶藝家、三寶國際陶藝村創始人李見深說:“到今天我依然覺得景德鎮是一個上千年沒有間斷過的,仍在用同一種配方和原料製作陶瓷的核心產區,它最大的優勢是活著的宋代,活著的歷史。”
但作為一所大學,陶大的作用不僅僅是把傳統技藝理論化,它為景德鎮帶來了當代藝術。在其背後,則是被陶大人時常提起的肇始於雕塑系在特殊年代形成的“陶院現象”。20多年前,在一次全國性的陶瓷學術會議上,著名雕塑家錢紹武提出,在景德鎮陶瓷學院(2016年更名為景德鎮陶瓷大學)這樣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學校,為何會產生那麼多重要的雕塑家?錢紹武提到的那批雕塑家中,諸如呂品昌、葉劍平、蔣志強等人,無一例外均畢業於上世紀80年代初的陶院雕塑系。
2020年履新陶大副校長的呂品昌,1978年考入當時的陶院雕塑系,曾在景德鎮學習工作16年,將“陶院現象”的成因歸結為三點:一、“文革”結束剛恢復高考時,陶院人才選拔機制不拘一格,具有招生權的老師們被派往北上廣,撿漏了一批專業特別優秀但文化課成績不夠的學生;二、那批進入陶大的學生普遍帶著“懷才不遇”之感,不畏艱苦,潛心創作,經常上午修路修操場,晚上畫畫到半夜;三、老師非常敬業,儘管有些水平還不如學生,但看到學生們的狀態,也在默默提升自己,與學生打成一片。

正是這批“陶院現象”的親歷者,最早感受接觸當代陶藝,在藝術上進行創新。1986年,時任江西省陶瓷研究所所長秦錫麟帶隊參加世界三大陶藝展之一的日本美濃國際陶瓷藝術展。據說,當時中國陶瓷藝術界送了大概50件作品,沒有一件入選。回國之後,秦錫麟大受震驚,做了一次講座,談到中國陶瓷話語體系過於傳統保守,與國際陶藝完全不在一個語境,希望大家多瞭解國際陶藝的發展。1989年,呂品昌隨團也參加了美濃國際陶藝展,雖然那屆陶展有兩件宜興紫砂作品入選,可他同樣大受震動,隨後開始自己的藝術探索。
呂品昌告訴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沒有運用景德鎮的陶瓷材料創作,“我希望把陶瓷藝術推向更廣闊的空間,也就是體量上要有所突破。景德鎮的陶瓷材料比較適合用瓷泥做器物,材料比較細膩,如果要做大一點的異形創作,幾乎很難成型”。由於在審美上排斥光亮、完整、特別標準化的東西,追求“缺陷肌理”的理念,呂品昌的早期作品在景德鎮展覽時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它們打破了千百年來人們對陶瓷的審美習慣。
呂品昌的同學李見深,經受“八五新潮”洗禮,同樣醉心於當代藝術,在上世紀90年代他赴美留學,獲得紐約阿爾弗雷德大學的陶藝碩士學位。李見深後來回國在陶院任教,利用在國外留學時的資源,不遺餘力地為景德鎮陶瓷與當代陶瓷牽線搭橋:聯合他的母校阿爾弗雷德大學和任教的西弗吉尼亞州立大學,共同創辦陶院的國際夏季進修學院;1998年創辦三寶國際陶藝村,邀請全球100多位陶藝家駐場創作,首次為景德鎮引入藝術家駐場計劃;1998年在陶院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陶藝專業。
李見深為陶大與景德鎮開啟國際視野。後來開創樂天市集的鄭禕也是他引進的。鄭禕還資助他在三寶村建造了一條可以燒造傳統瓷器的龍窯。李見深說:“把陶瓷從功能性中釋放出來,變為一種可以自由發揮和創作的藝術媒介時,就變成了陶藝。但是我們的很多手法又和傳統的陶瓷製作有密切關聯,甚至一脈相承,比如拉坯、泥片成型、印坯,這些手法本身沒有改變,就是說古人的陶瓷製作手法,也是今天陶藝的資源和源泉。”
李見深對當代陶藝的理解,能看出傳統與現代的融合,這也影響了陶院後來一批陶瓷藝術家。幹道甫讀研之後,進入現代青花的研究。他說:“青花最基本的定義,就是用含鈷的氧化物,在泥坯上繪製圖案,上面罩透明釉經高溫還原焰燒成,怎麼革命?我首先下手的是工具,古代不都是用青花勾線筆來畫嗎?我變為排筆,透過對水的運用,實現歷代青花追求的墨韻。”幹道甫以青花為題材,後來創作了青花與詩、青花與禪、青花與宇宙一系列充滿當代意味的青花瓷板畫,受到矚目。
2021年,呂品昌策劃了首屆景德鎮國際陶瓷藝術雙年展。呂品昌說:“景德鎮國際陶瓷藝術雙年展,不像其他三大展更強調裝置、觀念,我們倡導更加多元,一方面強調當代的表現形式,融入世界,允許和包容文化的多樣性。同時倡導自己的民族意識和表現形式,特別是中國的陶瓷器物造物觀念,中國的陶瓷繪畫表達。”
中國陶瓷終於開始在世界陶藝界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景德鎮內部如何處理現代與傳統的問題依舊在磨合之中。不過就像陶大老師所調侃的那樣,他們更願意被稱為藝術家,而非大師,以此顯示二者的判然有別。呂品昌對此並不諱言:“我總感覺,今天景德鎮的手藝人長期受益也受困於傳統技藝,慢慢忘記藝術創作的本意,不敢邁出創作的第一步。這也造成今天手工藝者理解傳統藝術的偏差,他們對中國現當代藝術史不聞不問,比方說在景德鎮舉辦的許多當代藝術展覽,工藝美術大師這個群落,他們是有牴觸的。家族傳承一旦形成封閉的傳統,是很危險的,是排他性的。”
然而,多元共生,似乎正是這座城市的魅力,改變,或許已在悄然發生著。
現代與傳統雖然還在衝突與磨合之中,但陶大兼具兩者的氛圍,讓學生可以在其中自由探索,有很多種選擇。陶大陶藝專業2006級學生徐柯,在2012年註冊了穀雨山房品牌。從那時起,他也常被稱為窯主,他所創立的品牌也被稱為現代窯口。在景德鎮,窯口、堂口,多被用來形容偏傳統工藝的手工陶瓷品牌。徐柯雖然在學校裡學的是當代陶藝,創業選擇的卻是偏於傳統的單色釉茶具。

湖田村位於三寶國際瓷谷谷口,這裡也是景德鎮宋代燒造著名影青瓷的湖田窯舊址所在。一天下午,我們在湖田村的一個院子裡,找到徐柯的窯口。推門進去,一樓廳裡擺著一臺電窯,一臺氣窯,燒窯的師傅正在裝窯,其他房間則放著待燒的茶具,二層的其他房間對應於瓷器製作的不同環節。徐柯的會客室位於三樓,聽到動靜,身材瘦削、自帶靜氣的他從樓梯走下來,和我們打招呼。
在陶大,徐柯屬於那種自我意識比較強大的學生。雖然最初也是在網上被李見深在三寶的研學基地所吸引,報考了陶大。在學校圖書館,他大量閱讀的也是如“日本現代陶藝之父”八木一夫等人的著作,甚至每週五晚上,他必定跑去聽樂天陶社外國陶藝家的分享,可在創作上他卻很少受當代陶藝的影響,他自己也覺得奇怪:“有時候也覺得他們做的東西挺有意思,但可能因為文化的差異,對我做東西沒有任何影響。”

徐柯來自江西上饒,父親喜歡喝茶、收集古錢幣,到景德鎮後,他也喜歡往古玩市場跑,慢慢對古瓷片標本產生興趣,畢業後走向傳統工藝方向。周圍的老師和同學都很詫異:“你學的是當代陶藝,怎麼會去做仿古?”畢業答辯時,徐柯做了由一把黑釉茶壺、一個長托盤、兩個杯子和一件壺承組成的茶具,答辯老師說他的作品不夠當代,他則辯稱這套茶具才是他內心最想表達的東西,後來在同學的聲援下,才算過關。有些諷刺的是,他花十多分鐘幫一個同學做了幾個盤子,上面畫了一些股市的K線圖,卻被作為優秀作品留校。
那時,徐柯對陶大的教學理念頗有不滿,“現在來看,那套東西太是作品了,陶藝家當然可以做器皿”。其實,徐柯並非不喜歡當代陶藝,而是在他看來,中國傳統的瓷器本身就很當代,很國際化,宋瓷之美是超越時間的。在陶大,徐柯最喜歡的雕塑系老師姚永康,就吸取了中國傳統元素,用湖田窯的影青瓷做雕塑,這也影響了他後來的創業方向。
在創立穀雨山房之前,徐柯做過湖田影青瓷的茶具,員工多的時候達二三十人。他後來獨立出來,選擇單色釉作為創業方向,因為“這類瓷器對器型要求很高,器型本身就很抽象,就幾根線條,顏色也是很抽象的,本身這個東西就很高階,最適合喝茶”。從影青瓷,到汝窯,到豇豆紅,徐柯設計的器型,很受市場追捧,經常被模仿。每年幾百萬元的產值,穀雨山房已成長為景德鎮高階日用瓷領域的頭部品牌,某種意義上,也在革新景德鎮的傳統制瓷工藝。
陶大和景德鎮的行業資源與文化、李見深引進的樂天陶社,也讓陶大學生跟其他人相比更容易入行。陶大學生大致遵循著相似的成長路線圖:透過校園兼職,積累經驗和動手能力,然後在市集擺攤,形成最初的積累,再在陶藝街開店,然後去三寶國際陶藝村或者湖田村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或品牌。
陶大雕塑專業2005級學生、日用瓷品牌彌雲齋主理人劉捷,就經歷了這樣的完整歷練。他剛入校就被震撼了——一位體育老師舉辦了陶瓷畫展。大二時候,劉捷跟著老師做了一幅瓷板雕塑,“一天大概掙100塊,從那一刻起,我發現原來他們靠這個吃飯,開始有點商業意識了”。不久,班裡幾個專業課好的同學,已經“下海”做雕塑了。

2008年,大三那年暑假,劉捷得到一個機會,在李見深的工作室當了兩個月助手,帶著駐場的國際陶藝家,逛街買材料,打下手。作為交換,他們可以用工作室的柴窯,燒自己的雕塑作品。劉捷跟著李見深逛古玩市場,看他如何用不同歷史時期的陶瓷材料打造後來成為網紅景點的“千年牆”。劉捷被他的觀念深深吸引:“舊物新用,新老文化的碰撞和重組。”也是在那段時間,劉捷每個週五晚上,跑到樂天陶社被稱為咖啡廳的地方聽外國陶藝家的分享交流。
開闊眼界之後,劉捷琢磨如何用最少的時間,賺到能夠支撐自己創作的錢。他是最早一批在樂天市集上賣陶瓷首飾的人。生意很快就火了起來,劉捷有天早上賣了5000塊,“2009年,5000塊是筆巨資,那會兒沒有移動支付都是現金,我坐在一把躺椅上,數錢睡著了三次”。擺攤掙錢的激情,我後來也在藍印東方創始人趙磊身上看到了。趙磊是陶大陶瓷藝術設計2008級學生,大二開始在樂天市集擺攤。在他公司會客廳裡,趙磊拍了拍自己衣服的幾個口袋說:“你看我這麼多年還是喜歡穿工裝褲,一個口袋裝100塊的,一個裝50塊的,剩下口袋裝零錢,我曾經一上午賣了一萬多塊,你想這是啥概念?”
樂天市集成了景德鎮創意瓷、陶大學生的舞臺。趙磊後來才意識到,那時樂天市集的火爆,正源於2008~2010年那幾年,幾乎稱得上中國創意瓷元年,陶大學生們的信手之作,都能賣錢。據趙磊分析,那時市集上的主要買家,30%是閒逛的散客,70%則是專程跑來打貨的下游商家。年前,趙磊和妻子一起陪朋友逛樂天市集,看著市集上豐富多彩的創意瓷,妻子問他:“如果把你放到現在,會怎麼樣?”趙磊想都沒想就說:“連飯都沒得吃。”

2012年,趙磊也在陶藝街租了自己的店鋪,房東就是他的老師,陶大陶瓷藝術設計系主任汪浩。汪浩最近因為主持設計了在2025年央視春晚上亮相的紀念春節申遺成功的“春碗”,而廣受關注。趙磊記憶裡,2016年陶溪川投入運營前,陶藝街一直保持著一種自由野生的狀態:以陶院師生為主體的作品展示視窗,多數人並不怎麼考慮商業,白天基本不開門,下午4點過後,大家工作學習結束後,才開門迎客。
趙磊跟他“散漫”的校友不同,當他在陶藝街開店時,就明確了做日用瓷品牌的想法。並且,他做的不是徐柯、劉捷那種創意日用瓷,而是希望打造一個像梅森、韋奇伍德、哥本哈根、皇家道爾頓這樣的國際知名日用陶瓷品牌。“創意日用瓷和產業日用瓷,乍看沒什麼區別,本質來說,創意瓷只管它的思想表達、工藝呈現,不必思考它的耐用性、可量產性、經濟性。它有創意有設計有概念,但這個東西好用嗎?陶大從不缺乏有創意、有藝術表達的人,缺的是什麼?是品牌,是創意與生產製造及市場這兩者之間的關聯。”趙磊說。

十大國營瓷廠關停後,一段時間,人們似乎已經漸漸遺忘了景德鎮曾經是工業瓷的核心產區,反倒是作坊式的手作高階日用瓷,成為這座千年瓷都的標籤。汪浩告訴我,景德鎮一直沒有放棄規模化的工業瓷生產,產業瓷與創意瓷仍在齊頭並進,各有特色,除了紅葉陶瓷、玉柏玲瓏等品牌,趙磊的藍印東方也逐漸成為景德鎮產業瓷的頭部品牌。
問題在於,如今的景德鎮還適合規模化發展的產業瓷嗎?趙磊告訴我,去年他和被大家稱為“武哥”的景德鎮資深觀察者章武,一起去日本時,爭執了一路。“武哥談到的景德鎮有限的交通承載能力、薄弱的基礎設施等等,都沒錯,問題在於多大產能,景德鎮需要做那麼多陶瓷嗎?你知道嗎?按藍印東方目前一年200多萬件瓷器的產能,在景德鎮的高階日用瓷器中,絕對能排在前幾。”
2023年,趙磊把藍印東方搬到了目前的園區,1萬多平方米的生產線分佈在一棟五層樓中,我們在一樓的成型車間,看到注漿成型、機器利坯、機器雕刻、機器印模等許多工業化的替代環節。藍印東方目前年產值達5000多萬元,仍在保持著快速增長。看到春節檔《哪吒之魔童鬧海》片尾打出參與制作的130多家動畫公司,趙磊感嘆這正是他未來想做的事情,他希望將公司打造為生產製造的平臺品牌。
趙磊指著桌上放的梅森製造的一杯一盤餐具,“人家賣1850塊,我賣198塊,我的瓷器比它差嗎?並不見得,這就是品牌影響的差距”。
對更年輕的陶大創業者來說,創業成功的難度也在增加。樂天所引領的市集文化雖然日漸豐富,就像陶大老師聊天時的分析:“陶陽新村好比拼多多,陶藝街好比淘寶,陶溪川好比天貓,樂天、陶然集好比天貓嚴選”,但網紅旅遊經濟帶來的大量過度商業化的低端市集,也在吞噬著他們的流量。讓應叢叢有些擔憂的是,一些年輕的學生不是出於熱愛,而是陷入跟風生產、卷價格的惡性迴圈。
(本文摘自《三聯生活週刊》2025年第8期。感謝肖學峰、章武、孫傳文、麻匯源、章晨、周駿傑、孫傳浩、田偉偉、戚潤婷、計穎對採訪的幫助。實習生陳林、賴欣君對本文亦有貢獻)

排版:秋秋 / 稽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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