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選自北京時代華文書局，梁永安著《她們何以不同：52個生活之問》一書。
編 輯：米麗萍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立命”，年輕人的最大問題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沒有精英的時代，是一個平民時代、大眾時代、拼圖時代。
眾人行，互為師。我們每人拿出自己的一塊經驗、體驗、經歷、事實等等，匯聚在一起，形成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每個人都是世界的原點，無論哪裡都可以是世界中心。
AI時代的安身立命，包含了我們每個人的生存價值，有深度的時代背景。現在AI的發展，比如 ChatGPT、Sora 的出現，已經超出了我們的預期。我們原來認為屬於人的東西，現在也正被機器初步地學習。
1950年，美國控制論創始人維納在《人有人的用處》中提到，在未來世界中，機器可能會大規模地替代人類，因為機器的邏輯運算非常清楚。
他認為人和人的不同只是編碼的排列組合不同，如果出現一種機器，將人掃描後把全部編碼解出來，那麼就可以複製人，人就可以透過電波以光速傳送。
所以，當時維納提出了一個問題：人有什麼用處？工業革命時期，人被資本家命令著去上班，但是今天的人是自覺地命令自己去上班，為什麼？
因為人類被慾望驅動。
社會發展到今天，我們人類在很大程度上，還在當牛做馬，為了維護這百餘斤的肉體，要辛勤勞動、要持家、要養孩子，為維護一個肉體的物質需求，而耗盡了人生大部分的力量。所以，從哲學上看，人類現在還處在“前人類”狀態，我們還沒有達到真正的人類狀態。
這隱藏的含義是什麼？是人類要從這種物質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所以會有安身立命的問題，因為AI的出現必然會淘汰很大一批人，簡單機械的、初步的勞動形態，將大量被機器替代。
而再智慧的機器，也無法完全取代什麼呢？
第一是情感。但現在關於AI的一種分析認為AI也可以習得情感的一部分。因為愛與恨分別能給我們帶來正向、反向的效果，正向的我們就愛它，負向的我們就恨它，那麼機器也可以透過這樣的一種反應機制來學習。
第二是原創。18世紀時，康德認為人類認識這個世界的能力一方面來自先天，比如時間、空間、因果等，另一方面則是依靠經驗和學習，而超出的部分，是彼岸和未知。所以很多想象和原創，都來自我們生命深處，是難以用知性去推演的。
AI的出現，對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意義都不一樣。我們中國人依靠傳統的學習性、勞動性，一點點地消化和積累，一代代人透過這樣一種拼命精神，實現了國家全要素的工業化。
現在的這批人很艱難，外部世界的變化特別大，但是我們自身的變化沒跟上。所以呈現出巨大的單一性，我們追求的生活、目標、價值等都高度疊合。
而AI時代需要不一樣的人。今天是一個追求差異性的時代，一個人最大的價值就是你和別人不同。這裡的不同不是觀念不同，是過程不同。
所以，新一代的人，當你離開學校的那一刻，打算走哪條路，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
什麼是安身？如果只是一個空間、一個房子，只是穿暖吃飽的話，安身並不難。但這意味著你在年輕時就變成了一個老年人。
安身立命，年輕人最大的一個問題是立什麼命。在未來10年裡，中國這一代年輕人能不能問心無愧地承擔起這代人應該承擔的命？這是個問題。
回看歷史，我們過去那一代人最大的問題首先是民族獨立，所以老一代革命家，要集合全體的力量去戰鬥。後來要實現工業化，我們逐步地從初步工業化到實現完整工業化。
現在如果寫新史記，前面這兩代人，他們完成了在那個歷史條件下能夠做到的事情。但是今天這一代年輕人就不同了，他們要完成的是精神、文化和文明的再造與轉型。所以這個時代對人的要求特別高，尤其是人對世界的認知。
在AI時代我們的立命很難，尤其是大資料、網際網路，這種形形色色的文化，對當代年輕人衝擊很大。
手機的背後是大資料，人人好像都被操控著，人被空前弱化，時間極大失控。人們所熱愛的東西都是別人設計的，都不是自己打造的。
我們接受的世界上任何的東西，如果不是經過自己的創意與勞動去努力獲得的話，就會對其產生高度的依賴性，人也會陷入巨大的單一性。
所以我特別期待在文化傳播中，個體接受的審美疲勞，或者說邊際效應早點兒出現，讓人們對它有距離感。
但是現在的我們哪怕心裡不情願，還是情不自禁地深陷在陳舊的意識中。
AI時代機器不能代替的是想象、情感、原創，將來這個世界就屬於有這種能力的人。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趨勢，我們需要做一個“拼圖”人，用自己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過程、不同的活法，去活化這個世界，去真正體驗生命的展開之美。
我們的幸福在哪裡？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談一談錢。
西方國家的制度是信用消費，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在西方，一個年輕人即使剛剛大學畢業，收入為零，他的生活狀態也可以與中產階層持平，因為他是以預期標準來生活的。
如果他預期自己的年收入是10萬美元，按照經濟理論來說，他從大學畢業那一天起就要過5萬美元標準的生活，而不是幾百美元標準的生活，掙不到5萬美元時他可以信用消費，達到平衡點後，甚至超過5萬了，就開始還錢。當把前面的空缺填掉之後，他開始為未來的養老、醫療積蓄資本。
我們可以看到，信用生活最大的好處就是，一個人整體的生活品質會很不錯，不會因為剛畢業而困窘不堪。
作為一個年輕人，在人生最黃金的年齡段，他能維持不錯的生活水準，能實現閱讀、旅行和各種各樣的社會交往。
我一直認為，人如果在年輕的時候沒有實現這些，將來的生活幸福程度可能就比較低，品位、格局就不會被完全開啟。
當然，信用消費也會帶來一個壞的結果，當一個人沒有還款能力時，超前消費會造成嚴重的負債，在往後的生命階段，他的生活會變得特別窘迫，生命的質量會特別低，生命持續被開啟的程度也很低。
美國人認為擁有50萬美元的資產就算中產階層了。按照這個標準的話，我們國家的中產階層現在大概有2億人，寬泛一些算可以達到3億-4億人。
如果一個人在北上廣深的中心地帶擁有一套房子，就已經超過標準了，但這個標準不能健全你的生活，因為你所擁有的一切重心都壓在了房子上。
為什麼說今天的社會是個短缺型社會？因為每個人內心所渴望的跟所能實現的相差甚遠，所以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種強烈的“要獲得感”，也總有一種缺失感。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林迪厄曾指出，人在現代社會里，最重要的就是生活的品格和品位，人透過人際交流、文化交換、文化吸收，才能收穫好的生命成長感。
我們目前面臨的生命的艱難之處就在於，社會機制和制度尚未達到中產化的穩定性，導致年輕人不得不靠自己去打拼，去爭取生活資源，如租房、買房等，這使得我們的年輕人在出生時就站在了與發達國家同齡人不同的起點上，好似我們為之奮鬥的東西是他們一出生就擁有的。
雖然父母或祖輩已經在儘可能地把這一代年輕人的生活鋪就得好一點兒，但他們最多能為年輕人減輕一些生存負擔，最直觀的就是金錢上的幫助，很難為年輕人提供一個真正的幸福生活的解決方案，真正的幸福是個人化的，要自己去尋找。
對於幸福本身，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解，當下的發展階段，我們完全沒有消費主義市場的基礎，但是人們在進入社會時就可能已經擁抱消費主義，並對其有不切實際的預設。
在全球化條件下，很多人看到別人的生活那麼享受，也認為生活應該是滿足和順應自己的，如果你也有這種期待，那就要警惕了，因為你會覺得生活處處不如意，會對自己和身邊的世界感到失望。
要感受到生活的真實歸屬感，迴歸內心的清澈，並非易事。因為幸福生活不是空中樓閣，不是空想主義，而是生命透過各種經驗、經歷，克服各種各樣的難題，並解決一個又一個困境獲得的。
到那時生命豁然開朗，你才一下子明白人生所求無多，這種尋找其實是每一代人的命運與課題。除非運氣好的人，一般來說，起碼要到不惑之年後，大部分人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人最怕的是過一種世俗意義上很幸福，但內心很空洞無著的生活。在現有的社會環境與物質條件下，我們生命價值的落點、幸福感的落點，恐怕還是體現在一個人對生命過程的探索性與創造性上。
為什麼今天很多年輕人長到了二三十歲好像還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樣子？主要是苦難的底色沒有了。
狄更斯小時候生活在倫敦東區，那裡是貧民區，很多人做著皮革生意。洗刷皮革的味道很嗆鼻，一般人聞了都會作嘔。
後來狄更斯成為大作家，每當他寫不出東西時，就跑回他小時候生活的地方，聞聞這個味道，心裡的很多情感就復甦了。他的小說描寫了底層社會各種各樣苦難的生活，當然苦難中也充盈著美好。
對於年輕人，我一直提倡要有一種能接受苦難，忍耐“疼”的精神。年輕時遭遇“疼”能有效地把自我內在的潛力激發出來，但這個過程可能會十分漫長和艱難。
我在雲南勞動時，在怒江峽谷的山坡上種南瓜，南瓜種子頂破土壤，先是出來一點點小芽，後來爬出很長的藤，這個生長階段就是“疼”的過程。
奮鬥就是既不開花也不結果的疼痛過程，而我們的青年時期就是一個“疼”的階段，不斷攀爬，接收陽光雨露，熬過一定的“疼”，長到一定階段，終於長出葉子，開出花朵，結出果實，那個屬於自己的“小南瓜”越長越大，最終長成一個“大南瓜”。
“疼”的階段最難熬，這種疼痛是因為自己在馬不停蹄地成長，與原有的自我以及世界的限制產生了衝撞，是建設性的，這比那種習慣於依靠別人的勞動，以“消費主義”來建構自己快樂的人，要好太多。
然而很多人過分地追求上流化，追求精緻化，追求舒適區，斬斷了成長中這樣一種面對苦難的最基本的感通力。
生命的最核心是一股頂破束縛的精神生長力，如地核深處的熾熱，推動著大地的更生。
勞動和工作的區別是什麼？
我們國家的文明基礎，在世界範圍內來說有自己的獨特優勢。
我們的文明倫理是農業文明哺育出來的，農業文明的倫理根性是性善論，歸根到底就是為別人多考慮一點兒，也就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與海洋民族的競爭性、強硬性倫理是不一樣的。
性善論尋求的是一種平衡，即好的生活既考慮自己的需求，也考慮他人的感受，互相之間權衡取捨。
傳統文化中寶貴的一點是長期主義的存在。農民秋收冬藏，迴圈往復，從播種到收穫，就是一種長期主義。
但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是，因為人員的頻繁遷徙和流動，現在很多人缺乏長期主義精神，他們沒有主軸，不知道到底要追求什麼。一個人沒有長期主義精神的話，他的生活就會隨波逐流，充滿碎片化。
當下對各種預期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想要緊緊抓住自己能夠得到的東西。婚姻關係就是一個典型。你愛一個人，知曉他一生追求什麼，這很重要。
現代社會的高離婚率，也說明婚姻已經變成一件很不穩定的事情。一方在婚姻中成倍地付出，但是他將來能得到什麼並不清楚，也就產生了極大的不穩定性。連親密關係都變得不可預期，道德關係裡的邏輯自洽也就變得更加困難。
市場法則也是如此。我有一個學生是一家影視公司的副總裁，他跟我說，他們出品的影視產品，即便再有創意的構思也要服從票房、服從流量。
他表示很痛心，覺得現在做的事情對我們的文明、道德、價值觀的破壞力度，可能將來一兩代人都難以恢復，但是沒辦法，因為市場規律就是要先活下來。
這也反映出我們現代人的人生一大特點——有職業無事業，有工作無勞動。
勞動意味著生命不斷地發揮自己獨特的價值，由內而外地展開。而工作很多時候是生存的必需，並不一定能促進人的生命成長和發展。
以一棵樹為例，春天它開花了，這看似簡單，但實際上這是它努力的結果。它從地下吸收水分和營養，努力長成一棵高高的樹，這個過程就是勞動。
勞動是什麼？勞動就是自我創造，創造能賦予社會和人類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會有自己的天賦、特性，有自己特別的呈現，這是最珍貴的部分。
工作是什麼呢？工作是社會生產大分工裡的一個片段，它與整體的大生命不一定對應。
有的人以為工作和勞動是一回事兒，人的一生就是在工作範疇裡。其實工作只不過是一個平臺，這個平臺不理想不代表勞動不理想。
馬克思主義學說“自然辯證法”中有一個非常核心的觀點，那就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而不是工作創造了人本身。工作創造利潤，勞動才創造價值。手拿工具，才能促進腦部發展。
反觀一下我們的生活，每一天的勞動，有沒有促進自己的發展，有沒有促進自己的生命成長，這是最重要的，也是身處社會中的年輕人要重點考慮的。
很多人在疲憊的工作中，做著與自己的內心沒有聯結的事情。在我看來，這種與自己的內在割裂的工作，就沒有形成勞動。這時的工作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是屬於“安身”的範圍，離“立命”還很遠。如果一個人的“安身”和“立命”是分開的，那麼他就很容易疲憊。
勞動價值的尋找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生活也絕不是一步到位的，我們需要體驗社會。在工作場域我們也能獲得社會體驗，而不只是拿份工資。
工作環境就像一個熔爐、一個孵化器，充滿了多樣性，我們與它的關係也是多樣的。收入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工作收入不高，但帶給我們的收穫非常大，充滿了挑戰性，也充滿了對自我的歷練。
對於年輕人來說，尤其是在30歲之前，甚至是在35歲之前，其主要目標不應僅僅是賺得金錢，更應該著重於豐富內在生命的含金量，儘量地多一些試錯，多一些眼界的開啟，然後才能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到這個階段，勞動和工作就儘可能統一起來了。
現在很多年輕人去工作，選擇掙錢多但可能心裡不是那麼喜歡的工作，先有點兒資源積累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迷失自我，不要和優質的勞動、美好的勞動分道揚鑣。
我有一位原來跟我一起學攝影的朋友，後來做了企業董事長，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日常充斥著高檔消費，吃飯是萬元起步，喝的酒是法國原裝進口，社交都是高爾夫等高階運動。
後來他想回到專業，迴歸初心，但身處的位置和系統決定了他不可能再回來。所以，我說一個人要有堅定的、清晰的認知，要自己好好地積累，多看多想。
人這一輩子，身份、地位、金錢什麼的不重要，關鍵是你的生活跟你的勞動要對稱。人這一生就是要尋找到勞動的感受，而不僅僅是尋找一份光鮮的工作。
2008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學開會，在一個燈光初上的傍晚，走到了赤柱的一個三岔路口，看到一個小花店。一位30多歲的男人在打理一束束花，神情專注，又充滿溫情。這個畫面讓我覺得非常美，普通而溫馨。
後來我又來香港時，很想知道那個花店還在不在。走到赤柱市場道的入口，我一眼就看見了那個花店，還是老樣子，還是那個男人。儘管他的面容顯得有點滄桑了，但他的眼神還是那樣平和，身影還是那樣安靜，還是那麼專注地打理著花束。
我站在遠處看了很久，感慨頗深。十幾年了，尋常百姓一天又一天的勞作，支撐了城市的車水馬龍。這是人類生活最普通的存在，維繫著社會生存的日常。
但這日常中有最樸實的倫理，而這倫理的核心價值，就是自己的生活與勞動是對稱的，這應該被久久銘記。
本文轉載自“正和島”（ID：zhenghedao）聚焦商界大勢與大事，理性地判斷，建設性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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