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成律師必修課：特朗普2.0時代律師的生存法則

作者 | 智合研究院

法律顧問應對地緣政治

在特朗普2.0時代，商業、法律與地緣政治的融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顯著。法律顧問不僅是為企業提供法律事務建議的專家，還必須精通政治分析與宏觀經濟。關稅和貿易問題已成為商業版圖和董事會討論的常規議題。

自特朗普就職總統以來，白宮已宣佈多項旨在重塑美國經濟關係的貿易政策。其中部分政策已實施，另一些則因談判而被暫緩、撤銷，或仍處於威脅階段。

2025年1月以來的重要政策包括：互惠關稅（已提出威脅）、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徵收25%關稅（暫緩）、對中國商品徵收10%關稅（2月4日實施）、對所有哥倫比亞商品徵收25%關稅（已提出威脅並撤銷）；以及針對特定產品的關稅措施，如對鋁鋼製品徵收25%關稅、對汽車徵收25%關稅（已提出威脅）、對藥品和半導體徵收25%或更高關稅（已提出威脅）。

未來數月預計還將宣佈更多政策，包括新增特定產品關稅及重新談判《美墨加協定》等主要貿易協議。這些保護主義措施已導致貿易緊張局勢升級、主要貿易伙伴的報復性關稅，以及供應鏈中斷等情況發生。儘管有人認為這些政策旨在保護美國產業和就業，但也有人警告這將推高企業和消費者的成本，並損害國際貿易關係。

無論觀點有何分歧，這些政策正導致美國及全球主要產業，面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已成為不爭事實。因此，各行業企業亟需制定應急預案，以應對已宣佈和預期中的貿易政策。企業管理層現有責任已超越單純業務管理，需要分析地緣政治環境，併為突發事件做好準備，這對跨國公司尤為關鍵。

汽車行業依賴數十年的北美供應鏈體系面臨嚴峻挑戰，預計將導致生產成本上升、車輛價格上漲及製造戰略調整。這些快速變化的貿易政策的影響不僅限於汽車行業，也會波及到其他產業。

因此，各行業企業管理層需在總法律顧問協助下，透過內部資源（具備經濟、法律和地緣政治知識的團隊）和外部顧問相結合的方式，實施應急預案和地緣風險評估。

企業應對策略應包括：首先開展產品/服務的全面風險評估；其次重新調整或協商現有合同以分散風險；第三，公司董事會須高度重視國內外關稅制度演變風險，總法律顧問需提供最新貿易經濟資料支援決策。

決策確定後，企業需進行組織調整，這需要全員理解風險管理的必要性。總法律顧問應推動法務部門將地緣風險分析置於日常風險管理首位，高暴露行業可考慮設立“首席地緣政治官”職位，專職監測經濟、法律和政治風險的複合影響。

總之，在快速變化的貿易環境中，法律顧問必須轉型為地緣戰略家，超越傳統法律顧問角色。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措施標誌著向保護主義的轉向，雖可能使部分美國行業受益，但也給跨國企業的法律服務者帶來重大挑戰。

機遇與風險並存

由於未來商業環境還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有些企業已經提前做出反應。但政治和企業風險專家警告，跨國公司應避免做出“情緒化”的行動。

“一些公司通脫鉤來應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極度不確定的政策前景。”香港諮詢公司Steve Vickers and Associates的執行長Steve Vickers曾對知名國際法律媒體《商法》表示。“然而，許多人現在發現，貿然的脫鉤相當於從煎鍋跳進火坑。”

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家日本科技公司認為自己可能面臨風險，但實際上並沒有，卻急於將其業務轉移，而沒有對新目的地進行充分的盡職調查。

“他們在一個東南亞國家遇到了很多麻煩，一個糟糕的合作伙伴帶來了許多問題，這個合作伙伴財務狀況不佳，也沒有像以前認為的那樣，會得到政府的支援，真是一團糟。”他說。

Steve Vickers說，儘管果斷行動至關重要——這可能包括進行公司重組，使企業遠離特定地區，並與中立實體合作或透過中立實體運營。但他認為，公司識別問題、對風險進行獨立評估、完整報告，然後再實施必要的解決措施同樣重要。尤其是法律顧問，可以領導內部戰略評估，以幫助董事會深入瞭解其中的風險。

並且，特朗普的政策總有急轉彎的可能，如前所述，一些貿易政策可能會因談判而暫緩或取消。

而全球供應鏈的脫鉤和重組，為新興市場帶來挑戰的同時，也有機遇並存。不少律師認為，中美經貿摩擦將持續使中國企業在中東、東盟和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探索機會。印度尼西亞作為東盟最大的經濟體，將獲得發展的視窗。不過，未來印尼等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可能使其成為新的關稅目標。

對這些國家的律所而言，這種瞬息萬變的局勢凸顯出謹慎應對國際關係與貿易政策的必要性。

一些地區的動盪同樣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龍豔梅曾提到，中國企業找礦多在發展中國家，比如辛巴威、剛果（金）、印尼等，這些國家較容易出現動盪，部分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礦產，資源與政治緊密相連。

因此礦產政策的變化，往往是政治風險的外化。在某些情況下，政府可能透過調整礦產存量專案的商業條件，如以合規作為突破口，尋求重新談判的機會，以增加財稅收入。

地緣政治風險產生的具體表現，除稅務、合規審查和反洗錢調查外，還有安全審查、貿易管制和經濟制裁。

中倫律師事務所權益合夥人龔樂凡認為，中國企業所需要的外部法律顧問，與其說是律師，不如說是出海的嚮導和戰略顧問，更重要的工作是能夠預判重大風險，及時警示客戶，並提出建議；能在合規、稅務、文化等方面的決策上提供指導。在海外的環境和規則下，企業不能等事發後才想要找專家，因為海外法律風險和法律賠償的代價，可能超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