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我們不應單純為財富而喝彩

邁克爾·斯賓塞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經濟學榮譽教授兼前院長

我們不應單純為財富而喝彩。財富可以象徵某種成就，但只有當財富被用於造福人類時，它才值得被讚頌

文 | 邁克爾·斯賓塞

在財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劇正在許多國家助長兩極分化、破壞社會凝聚力之時，史上最大的選舉年正徐徐展開。平均收入水平和整體經濟表現似乎並無太大起色；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且日益轉化為對經濟和社會進步構成要素的截然不同看法。這都使治理變得困難，而“困難”已經是此處可以用到的最好詞彙了。

如果正式治理機制受到看似難以解決的政治兩極化影響，我們該如何應對諸如改善機會平等、建設可持續經濟及提供關鍵公共產品重大挑戰？答案之一就是慈善事業。

慈善一度被認為是少數富人的專利，如今卻已蔚然成風。眾籌平臺讓小捐助者能支援各類人群和專案，而收入水平各異的志願者則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慈善組織中。但如果財富在收入分配的頂端迅速積累，那麼動員最富有的群體來資助有利於大眾的專案就很有意義。

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就為這種慈善事業提供了一個典範：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對從全球健康到可持續性發展的多個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大型投資者在基礎研究領域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這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慈善事業。

20世紀70年代，70%以上的基礎非專利研究資金來自政府。隨著商業和慈善資助的增加，這一比例穩步下降。在美國的數字技術研究尤其人工智慧研究，政府僅佔融資總額的三分之一。其餘資金來自微軟和谷歌等科技巨頭、慈善家和慈善組織。

換句話說，目前基礎研究資金的三分之二來自私營部門，而且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開源和開放獲取的，也有許多被用於人工智慧等變革性技術。這種企業參與基礎研究的做法其實是有先例的。在AT&T公司遭反壟斷行動拆分之前，該公司旗下的貝爾實驗室負責了從電晶體到光伏電池的一系列關鍵創新。

慈善事業通常被視為個人同理心的表達，但它遠比這更復雜。事實上，慈善事業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由一系列考慮因素和激勵措施所塑造。在美國和其他地方慈善捐贈可透過免稅來鼓勵。正如喬納森·K·尼爾森和理查德·J·澤克豪澤在《贊助人的回報》書中所述，這一點在15世紀和當今都一樣。當時義大利的富人們希望在推動藝術發展的同時推動科學發展，彰顯他們的財富和得以創造這些財富的成就，在由天主教會主導的社會中展現自己的虔誠。教會為富人們提供了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它建造了大教堂並在教堂中殿周圍設定了許多小禮拜堂，然後把裝飾和命名小禮拜堂的權利出售給那些有錢的家族，這些家族會委託偉大的藝術家創作繪畫、壁畫和雕塑。這樣一來，教會獲得了資金，藝術得以繁榮，富人們推進了他們的慈善議程，提升了自身聲譽。

這種經驗凸顯了訊號機制、網路和認可的重要性，它們不僅鼓勵慈善活動，還指導慈善活動。比如一些頂尖大學的主要捐贈者會將自己的名字鐫刻在建築物和附在重大研究計劃上。

與大學一樣，其他精英機構（如美術館、圖書館、博物館、歌劇院）吸引慈善捐贈的部分原因在於它們能確保捐贈者獲得他們渴望的認可。但許多重要事業缺乏類似的強大機制來吸引捐贈資金。

雖然慈善事業無法替代政府在衛生、教育、收入和財富分配等領域的行動，但它無疑能在適當的激勵措施下發揮重要作用。為此，我們必須設計出能給支援減貧和公共衛生等事業的捐贈者帶來聲譽和網路效益的體制。目前缺失的關鍵要素，似乎是一箇中介機構，它需要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影響力投資者，並構成訊號機制的核心。

更根本的是，我們不應單純為財富而喝彩。財富可以象徵某種成就，但只有當財富被用於造福人類時，它才值得被讚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