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流動的真實成本：求學之路掩蓋了哪些同輩差距？

來源：返樸

作者：珍妮弗·莫頓（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哲學副教授）

對大多數普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求學乃至掙扎著求學是獲得更優質的社會資源、克服出身劣勢的第一個必要的奮鬥手段。但是不論如何努力，出身家庭的影響無所不在，其牽絆也常常為個體成長罩上一個難以擺脫的天花板。人們關心，這種階層固化現象是不是極為普遍的，它到底是怎麼形成的，普通工薪階層和寒門學子有多大機會突破階層固化？

美國學者、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哲學副教授、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倫理與教育中心的高階研究員珍妮弗·莫頓在《向上流動：求學與原生家庭的羈絆》一書中講述了多位大學生透過求學“向上流動”的故事，並列舉了一些出身平凡的年輕人在求學、就業中所遭遇的各種困境，其中不僅包括我們容易想象的經濟、社會關係上的影響，還有更多情感的牽絆。本書雖然講的是美國故事，但對普遍熟悉“向上流動”的中國讀者來說並不陌生。作者的講述告訴我們，向上流動的敘事遠比看起來的複雜。

未來的機會與資源在出生時就被隨機分配好了，這一觀點與個人奮鬥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馳。我們倡導的是機遇平等，作為一個社會整體，人們一向將教育資源作為平衡弱勢群體出身劣勢的工具。樂觀主義者認為，教育可以改變生活前景，認為我們應該專注培養更多的弱勢兒童上大學，因為高等教育有能力幫助他們步入中產階級。而悲觀主義者則認為，學校教育對於不公平的經濟、社會、政治現象影響有限，因為社群閉塞、醫保難求、種族主義以及貧困等現象早已滲透進整個社會，處處都是問題。他們認為，許多來自弱勢群體的孩子根本上不了大學，即便能夠入學也將面臨諸多挑戰。樂觀主義者常說教育改變命運，悲觀主義者則指出，成功事例僅僅是倖存者偏差，絕非常態。

向上流動

大家都愛聽鼓舞人心的故事，就拿美國大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來說，她成長在布朗克斯區（Bronx）【布朗克斯區位於紐約北部，是有名的貧民區，犯罪率在美國位居前列。——譯者注】，幼年喪父之後由媽媽撫養長大，先後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之後在美國最高法院擁有了一席之地。這樣一步一個腳印的成功故事有著催人奮進的魔力，讓我們相信，只要願意付出努力併為之堅持，就有可能獲取類似的成就。但事實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這種敘事掩蓋了向上流動的真實成本。

即使我們不願意相信，現實依舊是殘酷的。在美國，對於那些出生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來說，向上流動並非常態。然而，美國人民總體上還是大大高估了實現向上流動的機率。不僅如此，正如我在本書中所強調的，對許多學生來說，向上流動之路所需要的遠不止堅持不懈的努力，還需要做出痛苦的抉擇與取捨，可能會影響與所愛之人的關係，顛覆自身的身份認同與歸屬感。向上流動的敘事不僅是一個關於收穫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失去的故事。而傳統的向上流動敘事往往會抹去一項關鍵差異，那就是不同群體會因不同的社會地位而面臨不同的挑戰。同時，傳統敘事最大的問題在於，這種視角傾向於將向上流動描繪成一種萬能的解決方案，無論是貧困、社會經濟隔離還是機遇匱乏，彷彿全部都能用向上流動來解決，從而忽略了成功終究只屬於少數人的事實，低收入社群的困境依然存在。

在傳統的向上流動敘事中，寒門學子犧牲了時間、精力與金錢，在某些情況下，還放棄了玩樂的權力。巴拉克·奧巴馬在回憶他在印度尼西亞的童年時寫道，他的母親每天早上四點叫他起床，讓他在上學前先自習三個小時，因為她擔心奧巴馬當時就讀的學校不夠嚴格。這一情景就是很多人心中向上流動應有的樣子：寒門學子就應該是那些從來不睡懶覺，天剛亮就起床學習的人；就應該是那些從不參加聚會，在圖書館學到關門的人。但是，正如第一章所述，這種刻板印象過度簡化了向上流動的過程，尤其是將注意力集中在個體的艱苦奮鬥中，忽略了個體在人際關係及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中的作用。

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和史蒂夫·喬布斯的人生故事雖然存在著巨大差異，但在傳統的向上流動視角中，基本上可以抽象地看作同一類成功故事，因為他們都是透過努力奮鬥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這種振奮人心的故事的潛臺詞就是：你也可以。這種敘事的誤導性不在於其認為社會底層的人可以實現向上流動——當然可以，而且成功案例還不少——而在於這種敘事強調個人僅憑自身努力，就能打破原本不公平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獲取原本無法獲取的資源與機會。我們只需稍微深入挖掘一下，就會發現幾乎在所有向上流動的故事中，社會結構性因素都起到了或多或少的作用。例如，喬布斯的養父母在發現他的天賦之後，就在更好的學區買了房，便於他接受一流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喬布斯可以接觸到最早期的進步科技，這為他未來的職業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喬布斯從大學輟學確實承擔了一定的風險，但他當時已經有了很多技術經驗，使他很快在雅達利（Atari）找到了一份工作。

為了真正理解寒門學子的困境，我們必須將倫理成本與所處的社會經濟結構聯絡在一起。寒門學子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他們之所以需要在外部尋求機遇，並不是因為原生文化比主流文化差，而是因為社會結構的固化導致他們很難成功。如果否定這一點，不僅不夠坦誠，也是對寒門學子的貶低，並進一步弱化了他們的信心。寒門學子可以問自己：在我所面臨的種種困境中，是否存在社會、經濟或其他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我要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這些因素？如何瞭解這些結構性因素對我的影響？我該如何看待目標社群與原生社群的關係？我的階級、種族和性別是否會為我帶來某些阻礙？

傑隆的故事

這一點在傑隆（Jeron）的故事中就頗為明顯。傑隆來自得克薩斯州，是一位年輕的非裔美國人。他與我交談時，身著一件挺括的襯衫，打著領結，是一位溫柔細心、有親和力的大學升學顧問。很少有人會猜到他的成長環境極其貧困，母親患有毒癮，高中肄業。他的家人中沒有人讀完高中，全家靠著社會補助生活，住在奧斯汀市（Austin）一個第八條法案授權的低收入補貼房社群，那裡的居民絕大多數都是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傑隆和我說，他們的生活重心就是“活下去”，以及“確保有飯吃”。

我向傑隆問起他童年好友的近況，他說社群裡的同齡人大部分“都還在賣毒品，仍然在街頭維生”。他們都是傑隆在小時候非常依賴的人，尤其當時他的母親已經無法對他履行應盡的撫養義務，哥哥姐姐又時常入獄，是社群對他伸出了援手。後來他原生家庭的處境越來越糟，傑隆便在七年級的時候離開了家，有時睡在朋友家，有時睡在馬路上，他其中一個朋友還收留過他一段時間。在他無家可歸的時候，他把自己僅有的家當都藏在一個桶裡，偷偷放在每天上學路過的一個灌木叢後面。這個秘密在他高三的時候被學校的橄欖球教練發現了，這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教練不僅收留了傑隆，還幫助他考上了蘭斯頓大學，那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所為非裔開辦的高等院校。在獲取碩士學位之後，他現在就職於得克薩斯州一所州立大學的寄宿生活與學習部門，幫助更多和他一樣的學生進入大學。

傑隆的故事是向上流動過程中的一個極端案例。他所處的原生社群極度貧困，引發的問題和挑戰也非常集中，在社群內部幾乎沒有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對他來說，原本的人際關係不僅無法塑造人格，還成了負擔，想要向上發展就只能選擇離開。

在美國，出身貧寒的孩子身邊往往也都是和他們家境相仿的人。貧困現象常常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社群，這就意味著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和其他貧困家庭生活在一起，學校裡的同學也都是一樣的境況。如果這些孩子還是拉丁裔或是非裔，那他們學校裡至少有2/3的學生都來自低收入家庭，這種機率是白人孩子的兩倍。

貧困人口聚集的社群本身就會存在很多嚴重的問題，導致社群內部很難獲取良好的基礎教育。出於各種原因，比如資金不足、班級人數過多、教師經驗不足、暴力事件多發、社會保障匱乏等，貧困社群的學校教學質量要遠差於中產階級社群，畢業率也更低（貧困社群學校畢業率為68%，低貧困率的學校畢業率為91%），即使畢業，學生後續進入四年制大學並獲取本科學歷的機率也還是更低。傑隆就讀的高中，其生源都來自低收入有色人種家庭，在他畢業的那一年，全年級260名學生中只有60名順利畢業。那所高中多年以來一直被得克薩斯州教育局判定為“學術能力不達標”，之後就被關閉了。傑隆能從高中畢業已經實屬不易，後來能離開原生社群並考入大學幾乎稱得上奇蹟。

出身貧寒的孩子不僅在物質資源層面與中產階級孩子不同，他們的社群構成與社交圈層也不同於其他學生。由於社會經濟隔離，貧困家庭孩子的原生社交關係都是和那些同樣出身劣勢的同齡人建立的。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如我們所見，貧困人口聚集的社群更容易滋生其他嚴重的問題，威脅這些社交關係的穩定性。不僅如此，出生在貧困社群的兒童不但會和同樣處境的孩子朝夕相處，一同上學，也會在社群內部產生深厚的情感聯結。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著力研究工薪階級和中產階級家庭的養育方式，她發現工薪家庭的父母會給孩子更多自由，允許他們花大量的時間與附近的其他孩子或是表親一起玩耍。因此，這些孩子自然就和同樣出身工薪或貧困家庭的親朋好友感情更深。相比之下，中產階級的孩子有著更為嚴格的時間表，穿梭於鋼琴課和足球訓練等課外活動之間。透過這些社會活動，他們就與其他中產階級成年人與同齡人建立了社交關係。

摺疊的世界

研究資料表明，出身貧寒的孩子往往生活在貧困人口聚集的社群，就讀於條件較差的學校，交際圈層也往往都是同樣身處劣勢、舉步維艱的人。但這並不代表寒門學子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面臨倫理成本就是有問題的。即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學子，他們也會離開家人，去很遠的地方上大學。事實上，在美國如今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學生去外地上大學已是常態。那麼，寒門學子的被迫移居與這種普遍現象究竟有什麼區別？經濟和種族隔離與倫理成本之間又有著怎樣的聯絡？

其中第一個關鍵區別在於，對於在極度貧困的社群長大的學生來說，為了獲取更好的教育資源，為了自己的孩子以後能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社群成長，為了未來孩子的教育條件，為了獲得中產水平的生活，他們必須離開。誠然，很多中產家庭出身的年輕人也會出於種種原因離開原生社群，但絕大多數都不是必須離開的，而是自由選擇了離開。即使選擇留下，不管是住在離家很近的地方，與親友密切聯絡，還是保持與原有社群的緊密聯結，都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但如果換成與傑隆經歷相似的寒門學子，留下就幾乎等同於放棄了脫貧的機會。

第二個關鍵區別在於，寒門學子離開原生家庭與社群是為了獲取更好的資源，而中產家庭的孩子離家遠走往往是為了“體驗”不一樣的大學生活。並且，這兩類學生做出的選擇對他人也有不同的影響。寒門學子會從各個方面為家裡作出貢獻，包括親密關係、相互照顧、情感支援、保育護理，通常還會有經濟上的支援。那麼一旦離開，他們就很難繼續和以前一樣為家裡提供幫助。不僅如此，他們也能在原生社群內部發光發熱，是小孩子們的榜樣，是社群志願者，是鄰居的好幫手。寒門學子所在的社群往往是貧困人口聚集地，居民大多相互依賴，相互扶持。因此，在這些孩子離開之後，本就舉步維艱的社群也失去了相應的倫理成本。當然，寒門學子的成功對家人和社群也是有益的，這一點毋庸置疑。我只是想要指出，凡事有得必有失，他們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親友與社群的負擔。而這種負擔一般不會發生在家境良好的學生身上，因為他們大多都是自願選擇去外地讀書的。

同時，我們也要明白，社會經濟隔離對人的影響是多方位的。比如，美國曆史上的紅線政策【紅線政策（Redlining）起源於美國1934年在經濟危機背景下頒佈的國家住房法，是一類針對少數族裔和貧困人口的歧視性政策，加大了相關人群的貸款難度，強化了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和社群隔離。——譯者注】引發了諸多住房歧視，導致很多中產階級的非裔美國家庭也同樣面臨很多本不該存在的困境。到目前為止我們不難發現，寒門學子為了實現向上流動常常不得不背井離鄉，這給他們本人以及所在社群帶來了巨大的倫理道德負擔。

如果一個社會將部分人口的個人發展與他們和親友、社群的情感聯結相互對立，那麼這個社會在本質上就存在一定的問題，因為削弱倫理價值並不是向上流動的必要因素。假設傑隆成長在一個社會經濟多元化的社群，那他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成長經歷。即便家境貧寒，他也不必像現在這樣只能極力遠離原生社群。他就讀的學校會有更好的資源、更高的學術水平；他的社交圈層也會有各種不同年齡、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人。如果需要尋求幫助，周圍的鄰居不至於每個人都和他一樣生活拮据，他也不至於在高中時就無家可歸。他的成長環境中會有很多能作為榜樣的成年人，就算沒有奇蹟般地遇到那位橄欖球教練，也有其他途徑可以脫貧。

要明確的是，我並不是說傑隆換一個成長環境會更好，而是想要指出，如果他的成長環境裡有更多的人處於更好的條件，或者這些挑戰沒有集中在他的社群，情況會更好。不論貧富，濫用藥物、酗酒和精神疾病都影響著每一個人。但是，如果能向更多的資源尋求必要的護理與幫助，能夠獲取其他家庭的支援，那就能大大減輕家庭困境對兒童的影響。在更有利的社會經濟環境下，社群內部的孩子即便選擇去外地讀書，與家人的距離會對自身、對社群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本質上也不同於如今寒門學子不得已的選擇。他們之所以會選擇犧牲自己與社群的聯結，是因為不斷聯就無法脫貧，他們的抉擇往往是痛苦的，是帶有悲劇性的。

每當我們聽到一個成功的向上流動案例，就會非常迫切地想要把這種成功複製到其他孩子身上。但是，複製這種成功也並不一定能幫助社群內的其他成員。少數學生的成功並不能改變不公平的社會結構，無法阻止選擇留下的學生繼續深陷貧困的泥沼。向上流動本身並不能解決諸如住房隔離、社保醫保缺失、文化錯配之類的社會問題。

擁護社會公正

寒門學子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一旦接受並適應了中產階層職場或院校內的主流社會規範，哪怕只是逢場作戲，也會進一步鞏固社會期望，導致其他貧困學生難以入局。這意味著，寒門學子在為自己的成功付出巨大的倫理成本的同時，也有可能進一步維護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結構，置更多相似處境的學生、社群於貧困之中。

在赫里斯託·斯米爾寧斯基（Hristo Smirnenski）創作的《樓梯的故事》（The Tale of the Stairs）中，一個工人階級的年輕人與魔鬼達成了交易。有一組高聳的樓梯隔開了貴族與工人階級，工人在底層深陷貧困，而貴族在上方樂得自在。青年想爬上去報復貴族階級。當他踏上第一級臺階的時候，魔鬼提出要他用聽覺做交換，青年同意了。魔鬼更換了他的耳朵，下方的苦難呻吟立刻被笑聲所取代。當青年踏上第二級臺階，魔鬼提出要用他的視覺做交換，青年又同意了。魔鬼更換了他的眼睛，當青年再次向下看去，發現所見之人個個身體健康，衣著光鮮亮麗。當他踏上最後一級臺階時，魔鬼要他用自己的心和記憶做交換。最後，這位年輕人和高處的人一樣，再也意識不到底層的苦難了。

斯米爾寧斯基從小在保加利亞的一個貧困家庭長大，儘管是個小有成就的詩人，但因肺結核英年早逝，生前未能擺脫窮苦。他的短篇小說是一篇警示向上流動的危險性的寓言。為了到達高處，青年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改變自己，失去了他珍視的一切。簡而言之，他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寓言故事肯定帶有誇張的戲劇性，但道出了向上流動對人的改變。那位青年的悲劇故事說明，在向上流動的歷程中，人們有可能也會成為壓迫性環境的一環，使得個人以及他人的奮鬥道路更加艱難。

寒門學子需要思考如何在成功實現向上流動的同時保證自身的倫理價值觀。但是，當他們真正意識到這條道路所帶來的倫理成本，真正明白了倫理成本的成因與性質，這種深層的反思也會帶給他們更深刻、更廣泛的問題：什麼才是更加公平公正的社會？我又該怎樣利用自身的才能、知識與動力，去改變現有的社會結構？這些問題需要我們用一生去探索，而這一責任也絕不僅僅落在寒門學子的身上。我們應該瞭解向上流動中倫理成本的本質，看清社會結構在這一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們每個人在其中的重要影響。

高等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學教育，能在很多方面改變一個孩子的一生，但最重要的一點是教育在經濟、社會及政治層面為學生提供的推動力。這也正是寒門學子在加大原生社群利益方面具有獨特影響力的原因，因為他們恰恰獲得了社群內部其他人所缺乏的權力。此外，如前文所述，對於有才能、追求社會平等的寒門學子來說，他們面前可供選擇的道路有很多。有些學子兼具技能、動力與知識儲備，非常適合投身教育與公共事業；有些學子能力超群，能夠參與或領導社會運動；還有一些能躋身精英階層，利用職位權力推動社會結構性改革。為了成功改變現有不平等的社會經濟、文化以及政治格局，不再偏袒富裕的特權階級，我們需要從各個層面、各個角度共同解決問題。

建設真正公平公正的社會道阻且長，社會需要更多的教師、社會工作者、顧問導師、金融從業者和基層工作人員。但同時，我們也要反思，當我們在這些崗位上奮鬥時，促成的究竟是誰的利益。因為通常來說，理想主義在公眾中的話語權都掌握在本就處於優勢地位的群體手中。當然，即便如此，這些公眾話語也只會出現在餐桌上、工會里以及競選臺前，很少能真正滲透進政策制定中。想要讓政策真正有利於弱勢群體，就需要更多的寒門學子參與到政治對話中來。而如果高校把寒門學子的教育重點限制在職業培訓中，就會大大降低他們進入政治話語的可能。

高等教育越來越關注學生未來的職業技能，這就導致他們沒有多餘的時間或精力去思考一個核心問題：這個世界到底應該是什麼樣？這種反思其實非常關鍵，並非是在浪費時間，並且對受負面社會結構影響的群體尤為重要，但可惜的是，也恰恰是這一群體最缺乏這種反思的條件與資源。

我希望這種反思可以滲透本科教育，同時，這也是我對哲學學科的希冀。哲學學者注重思考生命中最重要的問題，幫助人們看清“普遍”且普世的真理。但是，他們自己往往都來自特權階級，僅在社會中佔了極小一部分。不僅如此，哲學學科的受眾通常都是那些家境殷實的白人男性。很多名牌大學的文科學院中，絕大多數學生也都來自富裕的白人階層。因此，大部分關於社會公正的哲學討論都是圍繞特權階級的白人男性展開的，而維持現狀對他們來說幾乎沒有損失。這也是寒門學子尤其需要反思上述問題的另一個原因。只有能在制度變革中受益的人群才有可能真正推動社會改革，因此，寒門學子獨特的文化與創造動力可以在社會結構變革中起到關鍵作用。

本文經授權綜合摘編自《向上流動：求學與原生家庭的羈絆》（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