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學術之樹常青
來源:學術星球
文章已獲授權
“用本號文風,寫一篇《哪吒2》裡的無量仙翁,恰當使用哲學、社會科學等理論,字數3000左右,不要洗稿。”
一、角色定位:神話外衣下的權力操盤手
在《哪吒2》的敘事框架中,無量仙翁被塑造成闡教十二金仙之首,其原型融合了道教南極仙翁的崇高地位與《西遊記》中壽星老坐騎白鹿精的陰暗行徑。這個表面慈眉善目、手持蟠桃柺杖的“仙風道骨者”,實則是透過天元鼎將妖族煉化為仙丹的既得利益集團代表。其角色設計完美契合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化資本壟斷”理論——他以“提升闡教實力”為名,將妖族肉體轉化為可量化分配的修煉資源,本質上是透過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完成對底層群體的系統性剝削。
值得注意的是,無量仙翁的肉身被暗示為南極仙翁柺杖所化的人形傀儡,這種設定構成精妙的階層隱喻:柺杖作為權力象徵物獲得人形後,反而成為壓迫系統的具象執行者。正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言,意識形態機器最成功的運作,是讓被壓迫者主動參與壓迫自身的系統建構。捕妖隊成員明知仙丹煉製真相卻集體沉默,恰如現實社會中掌握文化資本的中產階層,在享受體制紅利的同時成為系統性不公的共謀者。
二、修煉體系:修真世界的社會分層機制
影片中的仙丹體系構成修真社會的硬通貨,其分配邏輯赤裸裸地展現了布林迪厄所說的“區隔”(Distinction)策略。當無量仙翁宣稱“每顆仙丹抵十年苦修”時,他實際上在構建一個封閉的修煉壟斷體系:闡教弟子透過捕妖行動積累功勳兌換仙丹,而妖族則淪為生產資料被徹底物化。這種制度設計完美復刻了現實教育體系中的文化資本代際傳遞——名校文憑如同仙丹,既標定階層身份,又透過稀缺性維持統治秩序。
更具深意的是,捕妖隊成員對真相的集體緘默,折射出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這些既得利益者並非不知體制黑暗,而是深諳“在系統內遵守潛規則才能實現地位再生產”的遊戲法則。正如現實中寒門子弟擠破頭進入大廠後迅速適應996制度,捕妖隊員們對妖族煉化的默許,本質上是將自身異化為系統齒輪的生存策略。
三、反抗敘事:可能性想象的結構性困境
哪吒與敖丙的反抗之所以震撼,在於他們打破了修真世界對可能性的階層規訓。當無量仙翁宣稱“若你們有妖族一半努力,何需我親自動手”時,他正在實施福柯(Michel Foucault)筆下的“規訓權力”——透過設定看似公平的競爭標準,將結構性壓迫轉化為個體能力欠缺的假象。這種話語策略在現實中隨處可見:從“小鎮做題家”到“躺平青年”,底層群體往往被指責缺乏奮鬥精神,卻無人追問上升通道的實質閉合。
影片透過龍族被鎮壓的宿命,揭示了可能性想象的代際創傷。當敖丙目睹族人被投入天元鼎時,他不僅承受著物理消滅的威脅,更經歷著布迪厄所說的“象徵性滅絕”——作為海底妖族,他們連“透過努力改變命運”的想象資格都被剝奪。這種精神閹割比肉體毀滅更可怕,它使被壓迫者將壓迫內化為自然秩序,正如現實中農民工子弟過早放棄學業投身流水線的集體無意識。
四、道德悖論:關懷姿態中的階層區隔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唯一公開聲援妖族的是太乙真人這類“仙界知識分子”,其行為模式精準對應現實中的啟蒙精英:他們出身闡教卻同情底層,透過批判體制獲取道德優越感,卻又始終與反抗者保持安全距離。這種矛盾姿態在齊澤克看來是“後現代犬儒主義”的典型症候——既得利益者透過表演性批判完成自我救贖,卻絕不觸碰利益分配的核心結構。正如捕妖隊可以容忍太乙真人偶爾的“離經叛道”,但當天元鼎真相暴露時,十萬大軍無一人倒戈的殘酷現實,徹底暴露了道德關懷在權力結構前的蒼白無力。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真正實現階層跨越的申公豹(從豹妖晉升金仙),反而成為體制最狂熱的捍衛者。
這個角色揭示了布迪厄“習性”(habitus)理論的殘酷性:底層躍遷者往往需要加倍內化統治階層的價值標準,透過自我異化換取身份認同。就像現實中透過高考躍升的寒門精英,不得不以“小鎮做題家”的自嘲來化解文化資本匱乏的焦慮。
五、現代啟示:打破可能性囚籠的文化抗爭
當哪吒高喊“我命由我不由天”時,這句臺詞在續集中獲得了更深層的解構意義。在無量仙翁打造的修真秩序裡,“逆天改命”本身已成為統治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系統透過允許極個別反抗者的階層躍遷,來證明其表面流動性,卻對結構性壓迫閉口不談。這種精妙的統治術,在現實中表現為“寒門貴子”的媒體神話,它用統計學上的例外個案,掩蓋了教育固化加劇的社會真相。
要真正打破可能性的囚籠,或許需要重估影片中兩個被忽視的細節:
其一是無量仙翁對哪吒尿液的嗜好,這個看似荒誕的設定,暗喻著統治階層對底層生命力的病態汲取;其二是王德順為角色配音時強調的“聲音需要傳遞滄桑與撕裂感”,這種藝術選擇暗示著,任何真正的反抗都必須從承認系統造成的創傷開始。
就像法蘭克福學派提出的“否定的辯證法”,我們需要的不是虛假的可能性承諾,而是直面階層固化之痛,在文化抗爭中重建集體的可能性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