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2》中的“異類”生存政治學

編者按

關於《哪吒》，最近的討論已相當火熱。這部電影也極具現實意義，如何看待和理解異類？如何接納多元？

今天為大家分享一篇相關文章，作者另闢蹊徑，從福柯出發，關注到了影片中的“異類”生存政治學，以及哪吒及其同伴在封神世界中的身份認同與社會融入問題。哪吒的“考公記”和修仙試煉，揭示了邊緣群體在規訓體系中的掙扎與反抗。而“人-妖-仙”共存秩序暗含了等級劃分和正邪判定，規訓體系透過定義“異常”來確立自身合法性，申公豹和哪吒的反抗，則揭示了制度性歧視和功績社會的悖論。

規訓與反抗：《哪吒之魔神鬧海》

中的“異類生存政治學”

時隔五年，《哪吒之魔童鬧海》再次歸來，以火樹銀花般極致流暢的視效狂歡“燃”起了春節檔。上映短短幾日即突圍成為了春節檔冠軍。作為闔家歡樂的春節檔，它無疑是成功的，在恰到好處地完成了商業片的定位之餘，流暢優美的建模，近兩千幅的特效畫面，笑點和戰鬥並存的劇情敘事，讓大人小孩都能在這部電影裡找到自己津津有味的細節。

然而，讓影片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其頗具先鋒性的敘事野心。它藉由封神的傳統題材，構建了一個接近魔幻現實主義的寓言。在這個故事裡，哪吒不再是單一的主角，在闡教、截教所構建的龐大體系下，他和敖丙、龍族、乃至於申公豹構成了類似於“正義聯盟”的集合，“我命由我不由天”也從一個爽文般的個人宣言演變為一個集體互相映照的故事。

哪吒“考公記”：

異類的自我尋找

緊接第一部，故事以重塑肉身為開端。操著一口川普的太乙真人忙裡忙外，一邊弄蓮藕，一邊弄法寶，試圖讓哪吒和敖丙重獲新生。這個表面上的重塑肉身故事，實則暗含著更深層的身份重構主題。

作為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知名人物，哪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蓮花化身”的故事廣為流傳。而在《魔童降世》中，這一主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從與原生家庭的割裂【1】轉向對抗天劫，再到第二部中關於身份認同與社會融入的複雜敘事。

這種身份認同的困境，首先體現在哪吒身上。在第一部中，天生怪力且不知如何與他人相處的哪吒，在作弄了小朋友後被同齡人指認為“怪物”，這種邊緣化的體驗構成了他性格中孤獨的底色。而這種“異類”的特質，實際上可以追溯到哪吒形象的文化淵源。

/《哪吒之魔童鬧海》劇照，圖源豆瓣/

值得注意的是，哪吒本就是一個“異類”形象：最早源自印度佛教的夜叉神那羅鳩婆（Nalakūvara），其本質就是一個“外來者”。即便在明代通俗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中完成了本土化的轉變【2】，成為天庭神將，異己色彩未曾消失。電影保留了這一特質，將其轉化為更具現代意義的反叛性格。

電影在使用哪吒這一形象時，始終保留了他自身的反叛性。正如導演餃子所說：“希望能做出一個“不認命”的故事”。【3】在哪吒神話裡與原生家庭的出走相伴隨的剔骨割肉被改為了天劫遭難。而相應的敘述動機也改為了異類因何走向抗爭：而最為自然的選擇就是“自我”的成長。

當好朋友敖丙即將身死道消之時，去玉虛宮尋找救援之道是哪吒必然踏上的選擇。因為玉虛宮試煉的獎品是能讓法寶重獲神力的寶物，而這是從而讓敖丙能夠真正復生的重要一環。另一重更幽隱的誘惑則來自於透過試煉就能“成仙”的允諾，這也是他行動的潛在原因：作為魔丸轉世，在天劫之後哪吒其實不得不面對一個更為現實的困境——如何在作為魔丸的同時獲得社會認可？

/《哪吒之魔童鬧海》劇照，圖源豆瓣/

如果說只停留在身份認同，那麼哪吒的故事或許只是在簡單的重複第一部打破天劫的歷程。汪海林評論《哪吒》是一箇中產階級敘事，認為它具備了大多我們當下所熟悉的內卷元素：如雞娃，奮鬥，逆襲，而如果把打破天劫變為某種打破固化的過程，那麼改魔為仙也或許共享了相似的邏輯。

但導演的高妙之處就在於，即便能預先猜到劇情要走向“打怪升級”的求仙路，但電影的敘述卻給予其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展開路徑，甚至在內部完成了對於求仙這個邏輯的解構。影片設定了三次的修仙考核，第一關是萌萌的土撥鼠，第二關是帶著小妖修行的申正道，第三關則是愛美的石磯娘娘。而在討伐的過程中，觀眾們會隨哪吒一起發現，他們並非因為有大惡而被審判。妖怪們並沒有危害生靈的罪行，只是在進行著正常的生存活動。相反，真正可疑的是下達命令的無量仙尊和捉妖隊。這些關卡的設計突破了傳統仙魔故事中“正邪對立”的簡單二分法，揭示了所謂“妖”可能不過是一種話語建構的產物。

《魔童鬧海》中，一個真實的封神世界徐徐展開。在這個“人-妖-仙”共存的秩序裡，身份的區隔不僅體現為種族差異，更暗含著一種準進化論意義的等級劃分。這種區分不只是修為高低的體現，更被建構為某種天然的正邪判定，構成了中心與邊緣的涇渭分明。在這樣的體系中，作為“異類”就意味著危險，這也解釋了為何哪吒要被刻意禁錮在李府之中——一旦暴露，就意味著滅頂之災。當敖丙在人群中被識破妖族身份時所面臨的圍剿，恰恰印證了這一點。這種威脅不分物件強弱：無論是強大如龍族，還是位居仙班如申公豹，都無法擺脫“異類”的標籤，都要面對被放逐的尷尬與危險。

而當妖物們正面對著如何自處的危險境況之時，闡教所代表的“正面形象”成了唯一被明確的正統。因而去玉虛宮接受試煉的過程被不少網友戲稱“哪吒”去考公了。“考公”和“魔丸成仙”都是一種邊緣到中心的過程。但其實差異仍在：無論是“魔丸”，還是“妖”，都是異類，都是邊緣的，不被接受的，只有透過認可成為“仙”，才能獲得這個系統內部的“正名”，不然就要被這個系統所抹去，這也是捉妖隊存在的意義。

封神世界的規訓體系：

生存與鬥爭之因

在“人-妖-仙”並存的權利體系裡，無量天尊治下的捉妖隊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規訓體系。正如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所言，權力透過定義“異常”來確立自身的合法性【4】。影片巧妙地設定了一系列象徵性的空間，隱約勾勒出了規訓系統的執行。玉虛宮正是在其中扮演著福柯筆下“學校”的形象，以層層嚴密分類的區域和等級制度來建構自身。

/《哪吒之魔童鬧海》劇照，圖源豆瓣/

“綠牌”制度的設定則展現了學校規訓的主要形式。這種看似公平的評判體系，實則是一種更為隱蔽的控制手段。它是透過試煉才能獲得的仙人身份象徵，於是仙人就可以透過它設立標準化的考核程式，從而收編反抗的力量。哪吒選擇透過考試獲取認可的過程，恰如當代社會中邊緣群體面臨的現實困境：要麼完全遊離於體制之外，要麼透過既定的規則尋求認可。

作為這個體系下曾經的優等生，申公豹在本部作品喜提斯內普同款洗白——憑藉坎坷的身世經歷、無能為力但仍然竭力盡善的行動挽回了自己“申公公”的聲譽，更以“村裡第一個大學生”的位置進一步讓觀眾共情。對比敖丙、哪吒或是官二代或是妖二代的身份，作為“七山五嶺，唯一的闡教仙人”，申公豹因為出身妖族處處受排擠，他是闡教中不得師傅重用的弟子。但同時也是“村裡的希望”——弟弟申小豹眼裡的偶像，父親申正道心上的驕傲。

在《魔童鬧海》裡，也是申公豹在某種意義上完成了哪吒之前的抗爭事業。他曾一度被系統所收編，“未曾一刻懈怠”的修煉，以及替師兄完成了許多“見不得人的勾當”的投名狀，讓他一度成為前捉妖隊隊長，但這個系統終究有著自身的成見，並以偏見構成了權力結構下的分配，這也是申公豹在面對徒弟時袒露反叛動機：“人心中的成見是一座大山，任你怎麼努力也休想搬動”，這不僅是對於自身境況的感慨，也發現了“努力”本身正是這個陷阱的構成部分。

/《哪吒之魔童鬧海》角色海報，圖源豆瓣/

申公豹的悲劇性在於，他試圖透過既有的規則打破規則，這種努力本身就暗含著某種悖論。正如他自己所說“成見是一座大山”，而他的奮鬥歷程恰恰印證了這座大山的不可撼動性。他既是“村裡的希望”，又是其中的的異類。他的奮鬥歷程揭示了韓炳哲所揭示的功績社會悖論。

正如韓炳哲對於功績社會的批判：“你能”二字帶來的強大壓力，通常可以毀滅一個勞動主體。它強迫自我不斷更新，看上去像是對自由的實踐，事實上卻使主體忽視了它的強迫性【5】。而在這個意義上，“你能夠”可以被翻譯為自驅的勤奮，這也是申公豹弟弟和家人的悲劇所在，他們一度將“努力就能進入玉虛宮”作為努力的核心驅動力，卻忽略了這句話本身的強迫性和背後的龐大系統的剝削性所在。

天元鼎的設定則進一步直指規訓系統的核心。當我們得知煉丹的原料正是被捕獲的妖怪時，這一隱喻的批判性愈發鮮明：天元鼎不僅是物理性的封閉空間，更是一個完整的規訓裝置的縮影。它將“異類”的改造過程具象化：從捕獲、禁錮到最終轉化為“有用之物”，每一個環節都折射出規訓體系的運作邏輯。它不僅象徵著體制對異己力量的規訓與利用，更是精確的懲罰機器，這也是為何玉虛宮能始終維持“正統”地位的根本。

反抗：

從個體困境到集體症候

而這樣的先鋒色彩顯然無法完全涵蓋於單一的“鬧海”裡，所不能涵蓋的部分或許只能透過一系列的隱喻方式所標識。影片中諸多細節都呈現出強烈的現實對映：煉丹爐上的標誌、仙人的玉牌制度、甚至某些關鍵臺詞，都在不動聲色間對照著大洋彼岸的某些現實，特別是捉妖隊以“維護秩序”之名行使的暴力，從三次試煉到最終針對龍族的陰謀，都暴露出其作為闡教霸權維護者的本質。正如片中敖丙所言：“自詡照世明燈乾的卻是恃強凌弱禍亂人間的勾當”。在這個意義上，申公豹和哪吒的反抗都帶著某種必然性——當規訓系統以道德制高點來合法化其暴力時，被壓迫者的反抗也就具有了不可避免的正當性。

在《魔童鬧海》中最富震撼力的場景，或許不是兩軍對壘時的宏大場面，而是在大戰開始之前，天元鼎秘密被揭開時，全體捉妖隊人員的面無表情。這些如建築物般整齊排列在銀幕上的仙人們，他們的漠然背後，折射出的正是規訓體系最深層的悖謬：當真相被揭示時，他們既非無知，也並非完全的麻木，而是早已心知肚明卻選擇了維繫現狀。這一幕以其冷峻的視覺呈現出無量仙尊的藤蔓如同福柯筆下的規訓權力，滲透進每一個角落，展現了規訓對個體的異化過程。

然而，影片在處理這一規訓體系時卻也顯露出某種侷限。當無量仙尊被塑造為一個依靠直接武力而非話語權力進行統治的反派，原本可能展開的對制度性歧視的深度批判，便轉而淪為了一個較為淺顯的“邪惡VS正義”的對抗。尤其在處理闡教內部矛盾時，太乙真人對仙翁行為的批評僅限於“違背教義”的層面，卻未能觸及成見。可以說，它迴避了更具挑戰性的議題——即如何在一個更成熟的敘事邏輯下不吝於“全員好人”的同時，以人物敘事的豐富性展現制度性歧視的危害。但這種剋制本身或許也反映了一種更深層的現實：即任何的改變都需要在既有框架內尋找突破口。

儘管如此，在群像敘事的營造下，影片仍完成了從個體困境到集體症候的躍升。當哪吒、敖丙與深海中被封印千年的龍族眾妖齊心協力推動定海神針，天元鼎在三昧真火中轟然破碎之時，我們看到的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史詩，而是邊緣群體在覺醒後的自發集結。這場終極一戰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展現了反抗的可能性，更在於它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相：當規訓將“異類”化為可被煉化的材料時，真正被異化的，或許正是那些自詡為正統的維護者們。這種對抗性關係，解構了傳統敘事中正邪對立的二元框架，暴露出所有反抗本質上都是對系統暴力的模仿與超越。

/《哪吒之魔童鬧海》劇照，圖源豆瓣/

正如阿甘本所言，真正的改變不在於推翻某個特定的權力機構，而在於重新思考權力與生命的關係。當影片用璀璨的特效將天元鼎炸燬，用熱血的戰鬥擊敗真正的反派，固然令人振奮，卻也遺憾仍存：在這個充滿隔閡與偏見的世界裡，推倒一個壞的捉妖隊或許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如何在廢墟上重建一個能容納所有差異的新世界。

註釋

[1]白惠元. 哪吒之死:映象、幻想與縫合——近年中國少女電影的文化症候[J]. 文藝研究,2017(10):25-34.

[2]黃東陽.論哪吒形象的演變及其文化內涵[J].民俗研究,2008(4):156-166.

[3]根據導演接受新京報訪談提到：《導演餃子：做《哪吒》沒別的，就是死磕》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0056264354944731&wfr=spider&for=pc，2019-7-30

[4]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199-228

[5]韓炳哲:《愛慾之死》,宋娀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18頁

欄目主持：白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