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Simon Prades
螢幕使用真的在削弱我們的注意力，並降低智商嗎？
撰文 | Amy Fleming
翻譯 | EY
來源 | 神經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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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普日比爾斯基（Andrew Przybylski），牛津大學人類行為與技術教授，是個大忙人。才剛到中午，他已經透過“Skype、Teams、面對面以及這會兒的FaceTime音訊”進行了數場會議。他似乎能無縫切換這些平臺，完全沒有表現出任何認知受損的跡象。
“我大腦的衰退完全取決於時間和年幼的孩子們。”他說，“我不認為科技中存在比生活本身的美妙更具破壞性的力量。”
普日比爾斯基專門研究科技對認知和心理健康的影響。然而，越來越多的書籍、播客、文章和研究似乎讓人相信，數字生活正在對我們的大腦進行“額葉切除術”。
2024年12月，牛津大學出版社甚至將“腦腐”（brain rot）選為年度詞彙（嚴格來說是兩個詞，不過我們就不較真了）。這個詞比喻的是無意義或缺乏挑戰性的網路內容，以及我們無休止滑動螢幕帶來的影響。所有這些資訊讓人們普遍擔憂——我們和孩子們幾乎無法避免的線上世界，是否正在改變我們大腦的結構，削弱我們的專注力和記憶力，甚至降低我們的智商。而這可不妙，因為另一個會顯著損害認知功能的因素就是——焦慮。
聽到這個訊息，你可能會鬆一口氣：對於那些聳人聽聞的報道，許多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都認為這種“道德恐慌”是沒有依據的。
“自2017年以來，人們不斷地在說：‘螢幕、科技、社交媒體是另一個世界，它對你和你的孩子都不利’。”普日比爾斯基說道，“但這帶來了兩個問題。首先，很多低質量的研究迎合了人們對科技的偏見。由於它符合大眾的既有觀念，這些研究很容易被媒體炒作。其次，要發表質量低下的研究並不難，只要勉強顯示出某種相關性，然後誇大解讀，這樣就能吸引關注並獲得資金支援。”
當然，沒有人否認網路世界存在危險，但這並不意味著你一定會受到傷害。“生活本身就是有風險的，出門有風險，過馬路也有風險。”普日比爾斯基指出，“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教年輕人學會的技能——評估風險，並學會如何行動。同樣，網際網路也是有風險的。”
他說，近年來充斥著大量觀點文章和暢銷書，這些書在科學上非常粗糙，但作者卻講得信誓旦旦。“這些書裡的觀點沒有經過同行評審”。它們引用的研究往往樣本量很小，沒有對照組，並且只是描述相關性，而不是證明因果關係。“人們會說：‘iPhone 是2007年發明的，Instagram 在2012年流行起來，天哪，你看，科技使用增加的同時，心理健康狀況下降了！’ 這聽起來像是常識——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相信它。但這根本不是科學。”
牛津大學出版社指出，“Brain rot”在2024年成為一個廣泛使用的詞語，形容過度消費低質量網路內容（尤其是社交媒體）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該詞的使用頻率在2023年至2024年間增長了230%。該詞最早出現在1854年梭羅的著作《瓦爾登湖》中，他批評社會傾向於簡化複雜思想，導致智力與思維能力的衰退。在數字時代，尤其是過去一年，該詞在TikTok等社交媒體平臺流行，尤其在Z世代和α世代群體中廣泛使用，並逐漸滲透到主流媒體和公共討論中。圖片來源：CRUSCHIFORM .
2023年，普日比爾斯基和他的同事分析了美國近12000名9到12歲兒童的資料，結果發現螢幕時間對兒童大腦的“功能連線性”（不同大腦區域之間的溝通方式）沒有影響。研究團隊透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孩子們在完成任務時的腦活動，結果並未發現螢幕時間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他們還發現，螢幕時間對孩子們的心理健康自我報告也沒有負面影響。
“如果你像我們一樣進行研究——嚴格把關每個細節，在看到資料之前就先明確假設，公開資料和程式碼——那麼這樣的研究往往不會顯示出人們預期的那些負面影響。”
當然，沒人去討論科技的正面影響，比如幫助人們建立聯絡和社群。“如果我們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會發現擁有可以上網的手機、家裡有高速網際網路的年輕人，他們的整體幸福感更高。在多個心理健康指標上，他們自我評價更幸福。”
“當《柳葉刀》自殘委員會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進行證據評審時，當學術界進行薈萃研究時，都沒有發現‘科技恐慌’所宣稱的那些危害。” 他說，“這正是因為‘科技恐慌’並不是基於證據，而是基於情緒。”
2005年，一項“研究”宣稱，使用電子郵件比吸大麻更能降低智商——這成為“科技危害論”浪潮的起點，甚至至今仍被媒體經常引用。然而，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實驗腦研究教授謝恩·奧馬拉（Shane O’Mara）發現，這項研究根本不存在，實際上只是一篇新聞通稿。這個所謂的研究只是某位心理學家為惠普做了一天諮詢工作的結果。後來這位心理學家自己都承認，這項研究被誇大解讀，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困擾。
這位心理學家在進行電子郵件使用情況調查的同時，還做了一個為期一天的實驗室實驗。實驗物件僅有8人，當他們的螢幕上出現電子郵件提醒，同時手機鈴聲響起時，他們的問題解決能力有所下降。後來，他本人寫道：“這只是一個短暫的注意力分散效應，並不是智商的永久下降。把它與吸大麻或睡眠不足相提並論，是其他人擅自誇大的，與我的本意無關。”
Photo by Kelly Sikkema on Unsplash
一些研究發現，“問題性網際網路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可能會導致大腦結構變化，這聽起來相當可怕。但需要注意，這些研究關注的並不是普通人群，而是那些已經存在“網路使用問題”的個體。奧馬拉指出，這些研究的最大問題在於，它們無法確定因果關係。“也許是因為你本身就有某種特質，所以更容易過度上網。我們根本不知道答案，因為從未有人完成這類因果關係研究——它們規模太大，難度太高。”
此外，大腦結構在一生中本來就是不斷變化的。例如：懷孕期間，灰質會減少，但產後又會重新生長，並伴隨其他大腦變化。正如奧馬拉所說：“大腦的可塑性極強，遠超我們的想象。”
他還認為，我們現在批評自己沉迷社交媒體、刷可愛動物影片、關注明星動態或體育賽事集錦，其實是一種“缺乏歷史觀”的表現。他說：“人類一直都容易分心，一直都喜歡短暫的慰藉。如果你回顧英國媒體史，比如二十世紀四、五、六十年代，每天有多少百萬份小報被售出？數量可謂驚人，因為人們就是喜歡這些東西。這本來就是人類一直以來的行為，我們現在的批評其實帶有某種道德優越感。”網際網路時代是否讓飛機失事變多了？是否讓手術失敗率上升了？“答案顯然是沒有：我們在這些領域的表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好。”
奧馬拉指出，我們一直都必須面對“注意力瓶頸”的問題。“自從我開始閱讀和研究心理學以來，我們就一直告訴學生：‘別一心二用，你做不到。’”多工導致效率下降的現象，並不是網際網路帶來的新問題。普日比爾斯基也提到，養育孩子就是一個典型的“任務切換”場景。孩子的不斷打斷，讓成年人都很難連貫地說出一句完整的話。類似地，如果你在開車時使用智慧手機，當然會增加車禍風險。
關於“科技發展，而IQ卻在下降”的可怕說法到底是真是假？我聯絡了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認知發展與病理學研究團隊的負責人弗朗克·拉穆斯（Franck Ramus）。他表示，目前尚不清楚IQ是否真的在下降。20世紀，人類的IQ得分全球範圍內持續上升，但到了千禧年左右，增長速度開始放緩。這種“平臺期效應”早在預料之中，因為人類大腦的能力終究是有限的。他舉例說：“過去幾十年裡，人類的平均身高在不斷增長，但我們總不可能長到三米，對吧？所以，人類的生理極限是存在的，大腦大小也是如此。”
拉穆斯指出，目前觀察到的IQ下降幅度很小，尚不能得出確鑿結論，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來驗證。他提到：“有一項針對2013年之前所有資料的薈萃分析，結果顯示IQ得分至少在2010年左右仍然呈上升趨勢。但與此同時，確實有一些研究記錄到IQ在某些國家略有下降。例如，一項廣受討論的挪威研究發現，過去二十年間IQ出現輕微下降。但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研究仍觀察到IQ的持續增長。”
拉穆斯指出，當提及螢幕暴露時，我們到底指的是什麼？“這可以是任何東西。螢幕只是一種媒介，真正重要的是內容。所以，當你討論‘螢幕’時，你其實也可以討論‘紙張’。紙張也是一種媒介，可以記載任何東西。”
這讓我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柏拉圖——他將“腦腐”和書寫的發明聯絡起來，辛辛那提大學哲學與心理學教授託尼·切梅羅（Tony Chemero）說。他在2021年發表在《自然-人類行為》上的論文中指出：“技術可能會改變認知，但並不一定會損害它。”他說：“人們如今的這種擔憂，2500年前的柏拉圖也有過。他當時寫道，書寫會讓人變笨，因為他們的記憶力會變差，講故事的能力也會下降。”
切梅羅並不特別喜歡智慧手機或人工智慧，甚至對ChatGPT的出現感到頭疼，因為它迫使像他這樣的教授不得不尋找新的方法，以確保學生提交的作業不是ChatGPT生成的。“但至少有一點，智慧手機和AI並不會讓我們變笨。”他說，“人類進化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不斷適應新環境，而這正是“聰明”的體現。現在，我們只是進入了一個新的環境。雖然他仍然能記住高中同學的電話號碼，但年輕人的大腦已經被解放出來，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我們真正希望科技幫助我們做的，是那些既困難又無聊的事情，比如複雜的計算、死記硬背。這些任務，人類如果沒有科技的輔助，其實並不擅長。”
他說，關鍵的問題在於，在我們將一部分記憶外包給科技的情況下，記憶究竟是什麼？“它是大腦執行的一種功能，還是我們具備的一種能力？如果科技幫助你記住更多的東西，而你的大腦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我不認為這意味著你的記憶力變差了。這是兩種不同的情形。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做什麼。”畢竟，人類成功的秘訣一直在於對工具的使用。“聰明意味著能夠完成許多事情，而我不認為手機會讓我們做事時捉襟見肘。”
哈肯薩克大學醫學中心精神病學系主任加里·斯莫爾（Gary Small），長期研究數字技術使用的潛在危害和益處。他同樣避免依賴僅僅基於相關性的研究。“據我所知，”他說，“目前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使用數字技術或電子裝置會導致永久性的大腦損傷。”
在負面影響方面，他認為某些平臺和內容可能具有成癮性。“可能是色情、購物、賭博。這項技術會放大人類的行為，就像給它們打了‘類固醇’，加速並強化了所有這些問題。”他提到，兩年前，他和同事進行了一項研究，讓一群13歲的孩子參加自然營，並在他們出發前後評估他們的情商（透過識別人臉上的情緒）和社交智力（描述社互動動的能力）。“我們發現，僅僅五天不接觸電子裝置，他們的情商和社交智力就有了顯著提升，並且我們的研究是有對照組的。”他表示，這表明手機使用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暫時的，只要放下手機，這些影響就會消失。
當然，數字技術也有積極的一面。“在工作和社交生活中，螢幕讓我們保持聯絡，提高效率，更快獲取資訊。我可以與全球各地的人合作。”當然，長時間使用電子裝置而不休息確實會導致疲勞——“你可能會出現身體症狀，比如頭痛、脖子疼、肩膀疼，以及精神疲勞，這毫無疑問。”但與此同時，使用網際網路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刺激大腦的鍛鍊方式。“我們進行的研究，至少讓我對這一點保持樂觀。”他的團隊曾讓年長者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器中學習如何使用網際網路搜尋，結果發現他們的大腦神經活動有所增加。
該研究還指出：“某些計算機程式和影片遊戲可能有助於提高記憶力、多工處理能力、流體智力以及其他認知能力。一些應用程式和數字工具還提供心理健康干預，例如自我管理、監測、技能訓練等，這些都可能改善情緒和行為。”
他表示，與其因為擔心“腦腐”影響自己的認知能力（甚至可能影響育兒能力），不如學會聰明地使用電子裝置。“管理你的裝置，而不是讓裝置控制你。我自己也儘量踐行這一點”——具體來說，就是定期休息，並選擇合適的溝通方式。“很多時候，我看到人們用冗長的電子郵件往來討論複雜、微妙的問題，而最好的解決方式往往是：‘打個電話，或者見面聊。’”
與此同時，普日比爾斯基並不會刻意讓自己的孩子遠離智慧手機或遊戲機。他說：“合理安排一些休閒時間是完全可以的，螢幕活動當然也可以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關鍵在於內容的質量，並且“像所有活動一樣，使用螢幕的時間也應該是合理的。我認為，很多被歸因於‘螢幕使用’的負面影響，其實並不是螢幕本身導致的，而只是因為它佔用了本可以用於其他有益活動的時間。”
同樣，奧馬拉也並不擔心自己長時間用電腦工作。他說：“我們需要學會用新的方式來看待我們與這些媒介的互動。出去走走，起來活動一下。如果你因為電子裝置而感到焦慮，這種方式會非常有效。”關鍵在於保持平衡，並避免陷入過度多工處理的誘惑。奧馬拉建議，可以安排一段時間專心閱讀一本書，或者在看電視時把手機放在另一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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