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農村家庭結構裡，有些女性的經濟價值會在四五十歲時突然提高，原因是子女長大，她們擺脫育兒束縛後，很可能重新進入城市打工。我採訪了月嫂、家政工和護工等職業人群，發現她們的困境在於，正是在人生收入達到頂峰時遇到了更年期。

記者｜駁靜

50歲，黃金打工期

程學英是趁小孩睡覺的時候跟我通的電話，她跟僱主講好到陽臺上打個電話，寶寶醒了就喊她。

這已經是程學英當月嫂的第六年，無論是育兒技能，還是進入別人的家庭後與僱主一家相處，她都有了豐富的經驗。這樣的資歷在育兒嫂行業正是“當打之年”，屬於最搶手的那一批。但從去年夏天開始，她發現自己開始有更年期症狀——甚至還是當時的僱主提醒的她，那位寶寶媽媽見她在空調間裡還不停冒汗，就對她說：“阿姨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我媽那個時候也是這樣，煩得很，然後冬天還冒汗。”

對如今的很多小家庭來說，“月嫂”成為剛需，圖為2024年4月18日，海南省瓊海市的月嫂們在學習育嬰技能（蒙鍾德攝/ 視覺中國供圖）

程學英第一反應是否認。她才47歲，在她印象裡，女人最起碼到50歲才會開始更年期，過了大半年，對更年期有了更多瞭解後，她還是傾向於不跟僱主談論這一點。她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

去年那位提醒她更年期的僱主算是善解人意了，但自從更年期以來，程學英已經被退單了三次。第一次被退單就是去年剛入冬，在那戶僱主家裡，別人穿毛衣她只穿一件單衣，又把袖子挽得高高的，都沒用，還是忽忽出汗，根本沒辦法控制。等程學英意識到，人家僱主已經跟公司提了“更換”的要求。站在僱主的角度，她覺得不是不能理解，而且起初她並沒有意識到，在她感到煩躁的時候會忍不住連續地說“好煩”，這也加深了不愉快的觀感。

除此之外，她睡眠和胃口都變差了。這些都讓她精神不振。她自己分析，後來兩位僱主要求換人，也跟她的精神面貌變差有關係。

對50歲左右的城市女性來說，更年期和退休是前後腳到來的，這意味著職場壓力會減輕，有更多時間和精神關照自己。但對一些基層女性來說，四五十歲，正是她們的“黃金打工年齡”。這個時期，她們往往已經將子女送入高中或大學，一方面得以從育兒中獲得解放，形成“空巢期打工視窗”；另一方面，也肩負著一半家庭經濟壓力，再加上對自己未來養老的焦慮，她們會在四十出頭重新進入城市，學習新技能，開始人生中的“中年打工”階段。

《黑暗榮耀》劇照

四五十歲的基層男女，進入城市找工作，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女性的工作機會更多。按照農村地區的一些說法，“男的上了歲數，出去當保安都沒人要，女的到大城市裡做保姆月入過萬”。這話雖有些誇張，卻也不是沒有道理。邁入四五十歲，男性的體力下降相對更厲害，體力活兒難以為繼，假如再遇到疾病或者其他變故，反而需要派出家裡的女性去謀生路。

潘女士到寧波一家醫院做護工之前，日子一直算是不錯。兩年前，她家與弟弟家合夥做生意以失敗告終，賣掉房子還掉部分債務後，她和丈夫兩人商量下來，決定由她出門打工，原因就是她能更快地掙到更多錢。程學英的丈夫六年前得了尿毒症，生活重擔立刻壓到了她的肩上。我採訪的另一位月嫂，生完二胎沒多久，丈夫就出了車禍，她只好拋家舍業，跑到省會城市做月嫂。

等她們快50歲，累積了一定的經驗和資源，正是一生當中賺錢能力的頂峰時期。這也是程學英最懊惱的。她在公司做到第七年，拿最高檔工資。趁著這個時候，她工作非常拼。去年，366天她上工了313天，換句話說，一年只休息了53天，有時候單子連上了，下戶當天的下午回公司宿舍睡兩個小時，晚上接著去下一個僱主家。現在頻繁被退單，可以說令她相當沮喪。

城裡人盼著退休，農村人到了50歲，覺得工作多多益善。所以退單對程學英來說，非常受打擊。雖然領導不會批評她，但她作為一個老員工，面子上也說不過去。同事也會覺得奇怪，程學英向來獲得僱主的評價都是一流的，怎麼突然被連續退單。但她也不敢直接告訴關心她的人真相，她選擇用一些比如“沒有眼緣”這樣的藉口搪塞過去。進入家庭、與家庭成員親密接觸，月嫂群體的更年期變化給工作帶來的影響，比其他職業更顯著。

有用的人

更年期影響的除了生計，還有她們對自己存在價值的判斷。劉樹琴過去幾年就感到非常難熬，原因就是已經在河北老家農村裡“閒了七八年”。

劉樹琴今年56歲，打從22歲一結婚就沒閒過，幹活一直幹到48歲，突然間就停了。起初在老家是起早貪黑地種地，二十七八歲那年又開始養羊，養了10年，隨後去工地當小工。對，一個女人上工地幹男人活兒，推水泥、拉車、鏟灰，工地之所以樂意僱傭女性是因為給她們的工錢比給男人低。小工一口氣幹了五六年，她終於換去一個親戚乾的工地上燒飯，算是輕鬆一點兒了，這個活兒她本來想著能一直做到幹不動為止，只是沒想這個“幹不動”來得這樣早。

她跟我描述當時的狀態，“身體軟了沒了勁兒，每天只想在家躺著，就一點兒都不想幹了，一點兒都堅持不了了”。出汗，“在那兒待著汗就順著脖子往下流”。而且還心煩，“光想上街找個偏僻的地方去大喊大叫”，雖然也沒去。她說最多就是在家哭一陣，能稍微好點兒。但從此幹活兒是一點兒都不想幹了。

插圖：老牛

劉樹琴很納悶兒，幹了一輩子活兒，怎麼突然就啥也不想幹了。家裡倒是沒人指責她，甚至還帶她上北京看過病，醫生讓她做些檢查，她沒捨得花那個錢，實際上也不太相信“抽血能治好不想幹活兒的毛病”。回到村裡，整天在家閒著，心裡就想，五十來歲，年紀輕輕，就啥也幹不了？“有時候想想這個就覺得活著沒意思”。

假如劉樹琴當時能捨得在北京的更年期門診做些檢查，醫生會告訴她，這些症狀並不神秘，它們只是雌激素水平下降的表現之一。雌激素對女性的保護涉及泌尿生殖、心血管、骨骼、神經以及皮膚、毛髮等多個系統。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25年釋出的週報研究調查結果顯示，40～60歲中國女性中，有46.3%的人報告出現了更年期症狀，其中失眠（50.0%）、疲勞（48.2%）和焦慮（46.9%）是最常見的三種症狀。“這些症狀不僅影響身體的舒適度，還可能對心理狀態產生負面影響。”

不光是劉樹琴不捨得花這個錢。就像一位基層醫院的婦科大夫說的那樣，“她們有些人連飯都吃不上，哪個會管更年期。除非是症狀比較嚴重了，才會來我這兒看看”。四川省什邡市婦幼保健院更年期門診曾英主任告訴我說，她接診的農村病人，促使對方來看門診通常有兩大常見症狀：一是潮熱出汗失眠，晚上睡不好覺影響她白天勞作；二是性生活困難，“50歲左右這個人群，一般都要出去打工，年末春節回來夫妻相聚，但絕經後一整年都沒有性生活，突然要進行是很困難的”。

但是，在農村地區，即便想看更年期相關症狀，也無法就近在鄉鎮衛生院解決，這兒的醫生要麼沒有完備的更年期相關知識，即便有心為對方開激素類藥物，也面臨著藥物不全的困境。我在小紅書上碰到一位年輕女士，她告訴我說，她媽媽出現了更年期大出血，到縣醫院掛急診，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做刮宮手術”。直到她回家帶她媽媽去市醫院看，才知道原來可以採用補充雌激素這樣的方案來應對。

除了月嫂，家政和護理從業者也大多是農村的中年女性，圖為2024年10月29日，合肥新站高新區舉辦保潔員職業技能競賽（視覺中國供圖）

劉樹琴沒有走到補充雌激素這一步，即便走到了，按照北京市某郊區婦幼保健院一位主任醫生的經驗，很可能也堅持不下去。雌激素得長期服用，但是因為醫保限制，比如替勃龍這款常用的雌激素，一次只能開一週的量，“病人每週都得來一次醫院，而農村病人可能來一趟要換兩趟車”，能這樣堅持的農村病人屈指可數。

無論如何，在劉樹琴這兒，她已經將自己判為“沒用的人”。

過去將近30年，劉樹琴種地、養羊、做工地小工，三種高強度勞作讓她強烈依賴自己的體力，更年期帶來的症狀不僅讓她失去了生產工具，也讓她的社會角色驟然失效。如果說大城市更年期女性面臨的是一種衰老後容顏不再的外貌焦慮，基層女性的焦慮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她們很少顧慮到“老了、不美了”，或者“更年期意味著失去性魅力”，她們直面的是一種更為緊迫的生存危機。

更年期的一些症狀其實是在呼籲身體休養，但基層女性又恰恰如此依賴自己的體力。這種矛盾狀態讓她們無所適從的同時，產生強烈的危機感。

程學英前一陣得了一次急性腸炎，與此同時還有泌尿感染，原本第二天要上戶，“不得已”休息了幾天。那幾天裡她說自己蠻焦慮的，她隱隱約約感覺到，這一行或許自己馬上就要做到頭。幾乎是這麼多年來的第一次，她在休息的時間裡認真感受自己的身體問題，好多思緒在頭腦裡打轉。她平躺著，感到有點胸悶和壓迫，可能是前兩年得了肺部疾病的後遺症（注：實際上大機率也是更年期症狀）；失眠，過去一挨枕頭就睡著，現在總要熬一會兒才能入睡；頭暈，可能是缺覺的緣故；腰不好，長期帶寶寶換尿布，腰疼是逃不掉的。這些問題裡，哪些是更年期引起的，哪些是疲勞引起的，程學英搞不清楚。好像也沒工夫去搞清，思緒很快就被焦慮佔據。

農村中年女性在返城務工人群中佔了挺大比例，圖為2016年2月，成都市錦江區人力資源市場（朱建國攝/ 視覺中國供圖）

她最大的焦慮還是這份工作還能幹多久。跟僱主家面試時，她最害怕的問題是，“您這個歲數，會不會精力不濟”。雖然公司教給了她們應對話術，但她打從心底裡認為，精力不可能比得過年輕的同事。

不止一位月嫂告訴我說，她們已經看到了月嫂這個行業在“年輕化”，她們剛入行的時候，起碼也是40歲，“現在已經有30多歲就出來當月嫂的了”。

農村女性進入城市打工，月嫂、家政工和護工是較為常見的去向，事實上，這幾個工作都是傳統上女性角色職責的延伸，它與家庭內的母親、妻子、女兒（兒媳婦）的職責高度重疊，是一種“母職的市場化”，這就意味著她們不僅要提供技能，還要付出一定程度的“情感勞動”。僱主對一位月嫂的最高評價是“照顧寶寶像照顧親生小孩那樣用心”，同樣的，老人對護工最好的評價也是，“就像自己的親女兒一樣體貼”。

從賺錢養家的能力這個層面來說，完全可以將上述群體稱為“職業女性”，但家庭內部，對她們的要求很可能就是，隨時放下工作，回老家服務家庭。對月嫂鄧姐來說，正是因為已經是“職業月嫂”了，照顧兒媳婦的月子恐怕就更是當仁不讓。鄧姐去年“十一”假期剛剛給兒子辦完婚禮。她老家在湖北洪湖，婚禮酒席的習俗是連辦三天。最終，鄧姐擺了三天半流水席，一天兩頓，平均每頓有10桌，再加上婚禮需要置辦的各種物件，花去小10萬元，再加上22萬元彩禮，一場婚禮共計支出32萬元，這幾乎是她幹月嫂三年的收入。她告訴我說，辦婚禮前她就跟兒媳婦許諾，現在假如不急著要孩子沒關係，到時候坐月子包在她身上。她還說，“假如到時候你們嫌棄我年紀太大，我就在公司裡找個年輕點的姐妹來做，我負責採買一日三餐和做飯”。在她的敘述中，這些就是理所應當的分內之事。

《出走的決心》劇照

就說劉樹琴，雖然她自認為賦閒在家七八年，卻也在“煩躁得不想幹活兒”的更年期，照料了女兒兩次月子。女兒嫁到山東，但是婆婆身體不好，第一胎女兒回了河北老家生產。二胎決定在山東生，劉樹琴又奔過去照顧。那段時間她的狀態已經不太好了，但為了女兒還是耐起性子，“洗尿布洗了40天，煩得很，但我不做誰做呢”。

有尊嚴，有地位

不管是遠離家鄉到北上廣打拼，還是就近到省會城市打工，這一代農村女性恐怕很難擺脫“別人的看法”。30年前，王傳霞一家四口從農村到省會石家莊打拼，除了3歲的小孩，還有新近沒了丈夫的婆婆。

打過各種零工，41歲的時候，王傳霞得以在一家醫院的餐廳穩定下來，因為總算是待遇還不錯，節假日加班都有雙倍薪水。她在廚房的工作需要早起，5點鐘無論如何要從家裡出發了，早餐供應到8點半，說是有休息時間，其實也馬不停蹄地需要開始為午餐做準備。下午1點鐘下班，回到家裡雖然總是非常疲憊，但最多也就能眯著個半小時，再要睡覺也得等到晚上了。家裡大小事務都是她在做，老的臥病在床，小的上高中，丈夫有時兩三個月不回家，一回家能住半個月——但還不如不回來，是“雙腳往茶几上一擱，等著吃飯”的那種男人。

《寄生蟲》劇照

王傳霞說她這輩子也沒指望男人能給她做一口飯吃，“哪怕熬一口粥”。那兩年累到什麼程度？她說，“每天早上只要能睜開眼就得往外衝”。現在已經過世的婆婆，在她人生最後兩年，對王傳霞依賴性非常強，半夜二人同住一屋，有個風吹草動，起身照顧的人總是她。有時候還在醫院餐廳上著班，電話就打過來了，說哪裡哪裡不舒服，要上醫院去。王傳霞找這個半天的班兒上，大部分原因也是婆婆這身體，“老太太覺得你回來好像她的心就安定了”。

47歲那年，王傳霞開始有更年期症狀，而且嚴重得讓她很不適，“我有個姐姐，她（更年期）幾乎沒有什麼症狀”。不過她身高只有一米四五，不到100斤，天生飯量小，而且不愛吃肉，她認為可能是自己體質本來就不好。回想婆婆過世前最後兩年，王傳霞還會感慨，自己到底是怎麼熬過來的。更年期讓她睡眠變得非常差，有時候晚上只能睡一兩個小時，婆婆長年服用安定類助眠藥物，這藥對她來說是唾手可得，但她從來沒碰過，她的觀念是不到萬不得已千萬不能吃藥。與其吃藥，不如忍耐，她說，“要論個子，人家都覺得我吃不了苦”，彷彿一旦藉助藥物入眠，就與“不能吃苦”畫了等號。但長期失眠，高強度的廚房工作，貼身照護婆婆，這些都證明了這個“別人以為吃不了苦的女人”的吃苦能力。

她丈夫是家裡老小，但因為農村的習俗，他們結婚後一直沒分家，所以兩位老人的贍養責任都在他們夫妻身上，公公去世後，丈夫拖家帶口領著老孃來到市裡，說不想讓老孃吃苦，打從一開始，他們就租的是樓房。十幾年前，夫妻倆用小半生的共同積蓄在市裡買了房，婆婆的生活條件再次得到加強。無論是時間、金錢還是情感，方方面面，對老人的贍養和照護重任，幾乎完全是王傳霞這個兒媳婦承擔的。

王傳霞今年57歲，婆婆過世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但突然病逝那一天的細節，她還記得清清楚楚。她像講故事一樣仔仔細細跟我複述了一遍，所有人（包括她老公在內）如何驚慌失措，面對醫生如何一問三不知而只有她知道所有用藥情況，而她又是如何沒掉一滴眼淚地料理了所有的後事。語氣裡是有自豪的，聽得出來，這應該是跟不少人講過許多遍。她說，婆婆走後，她最大的感受是“空落落”的。反覆講述婆婆臨終那天的場景，是她在努力消化這種無力感。這種講述或許也是一種鄉土智慧，過去她是憑藉孝順獲得尊重的，現在，這種尊敬不應該隨著婆婆去世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