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圖 | 《白鹿原》劇照
馮叔的新書《人生的邏輯》已於月初上市。雖然書已出版,但馮叔筆耕不輟,仍在繼續寫作他觀察到的各種「世間的邏輯」,比如今天推送的這篇《牌坊的邏輯》。期待馮叔繼續加油,也許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就可以看到《人生的邏輯Ⅱ》出版了。
文 | 馮侖(公眾號:馮侖風馬牛)
國人一向對牌坊情有獨鍾。遠的不說,在明清兩代,到處都建牌坊,僅北京城就建有幾百座牌坊,南方的安徽歙縣,更是隨處可見表彰節婦烈女的牌坊群。
牌坊是一種表彰形式。表彰這件事在今天依舊廣泛存在,比如各種形式的開大會表彰,還比如送錦旗。如今送錦旗是如此之頻繁,以至於出現了一個行業。我們可以在街上看到許多專門做錦旗的店鋪。錦旗上面寫什麼內容,用什麼字型,都有了標準格式。這麼多的表彰,這些新式的牌坊,不斷地立在每一個人的頭頂上,立在每個人的臉上,也立在每個人的眼前和身上。
我去過一些牌坊林立的地方,尤其是安徽。我就發現,牌坊在封閉的農業社會當中,實際上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治理手段。皇帝、君主、領導,都用這種手段來穩定被他們統治、管理的人群。
我看到幾個事情,很有趣,也很重要。
早在漢代,甚至更早的周代,有些建築就有類似牌坊的樣子。但在那個時候,僅僅是在兩根柱子上面架一個橫樑,只是一個虛設的門的樣子。到了唐代,城市的裡坊結構中,裡和裡之間,坊和坊之間,都是相對封閉的,各自有圍牆,中間過渡的地方有一個門,就出現了類似牌坊的結構,當然這個結構只是一個裡或者坊的入口標識。
到了明清,牌坊的主要功能變成了表彰和教化。當然它還有很多其他功能,但最重要的,我認為是表彰和教化。它表彰的都是朝廷提倡的價值觀、認可的事、讚許的人,以此為社會樹立榜樣。
在皇權時代,倡導的當然就是官方意識形態,比如儒家倫理。
比如說,連續幾代人考中進士,或者替皇上幹成了大事,有軍功,為相為將,就可以立功德牌坊。功德牌坊是牌坊裡的一大類,這是立給男人的。
給女人立的牌坊是貞節牌坊。貞節牌坊有很多講究和要求,一般人很難達到。
在明清時期,給女性立貞節牌坊有三個硬標準。
第一,守寡30年。這是個很高的標準。為什麼呢?那個時候多數人活不到50歲。雖然那時候人結婚早,但是即便一個女性15歲就開始守寡,守30年,也45歲了,差不多就是更年期了。
這個時候給她立了牌坊,即使她再想犯錯誤,多數人已經垂垂老矣,到了生命的尾聲,時間的機會沒有了,犯錯的機率也小了。如此一來,被樹立的榜樣就不會再出問題,這個牌坊也不會立錯。不是像今天的很多表彰,剛表彰完,人就犯錯誤,還得把表彰收回,或者把表彰廢掉。這樣一折騰,表彰的信用和聲譽就沒有了。
第二,生兒子。過去講無後為大,認為生兒子是女人的重要使命和貢獻。如果一個女人不能給夫家生兒子,也是不能立牌坊的。
第三,生的兒子還得有出息。兒子不僅要取得功名,還得成就要足夠大,大到皇帝願意給她兒子立一個功德牌坊。
這三條,其實對女性的要求特別高。要守寡30年,還要把兒子拉扯大,讓兒子考取功名,然後兒子還得「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這就是女性的牌坊。幾百年時間裡,無數女性都生活在這種規則裡。
總之,在古代,牌坊是進行社會治理的一種辦法和模式。透過牌坊,把官方意識形態、官方提倡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發展方式傳遞到民間,使之成為民間行為的一種規則與規範。
牌坊的頒發有一套流程,牌坊也被分成了幾個等級。
第一級,皇上頒發的,叫御賜。得到皇帝的獎勵,不論是功德牌坊,還是貞節牌坊,都是全國範圍內的最高獎賞,而且會由中央政府出錢來修建。
第二級,由地方上報,皇帝批准,由地方政府出錢修建,牌坊在尺寸上也比御賜的牌坊小一點。
第三級,在地方上申報,地方官批准,當然有的也可能會向朝廷備案。這一級的牌坊,地方政府就不出錢了。往往是得到修建的批准之後,民間自己集資籌錢,比如有錢的大家族出點錢,然後就建了。
這就跟我們今天的表彰一樣,有國家級的先進、省級先進,也有民間申請政府批准的表彰,流程是一樣的。
牌坊立在哪裡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立在兩個地方。
一個立在物理的空間,比如說,衙門口、村口,道路的起點、終點,以及岔路口等人流量大的地方。這就類似於現在的路牌廣告。在車馬喧囂人流量大的地方,大家都能看到牌坊上的字,知道了立這個牌坊的原因,才能起到表彰和傳播的效果。
就像今天很多人立人設,立在哪?網上流量大的地方,這就相當於立在過去的路邊和村口。
二是立在人的心裡。透過反覆的表彰和傳播故事,人們看到這些牌坊,會在內心不斷地強化牌坊傳遞的價值觀,並將封建禮教、儒家倫理視做自己的行為規範,然後在行動上忠孝仁義,三從四德。
近百年來,立牌坊的傳統已經消失,可以說,牌坊在物理上已經被打掉了。但是在我們的內心,其實還是立著很多牌坊,而諸如表彰這樣的做法,也還在不斷地延續。

歙縣棠樾牌坊群(圖片來自新華網)
關於牌坊,當然那還不止於此。
我去安徽看牌坊,有兩件事印象深刻。
第一,在歙縣這一帶,有大量的表彰貞婦烈女的牌坊。為什麼這一帶的貞婦烈女那麼多呢?在明清兩代,徽商聞名於世,當地大量的男人出門做生意,長年不回家,有的在外面去世,有的出去之後就杳無音訊,留下恪守婦道、獨守空房的妻子在家裡孝敬父母,照顧小孩,直到終老。
而在外經商的男人並不像他們留在家裡的妻子那樣獨守空房,他們往往是任性放浪的,在外面也會有生活伴侶,會納妾。
也就是說,一方面,四處都是貞節牌坊,另一方面,又是花天酒地,放浪形骸。這兩件事是並行的。只不過女性生活在牌坊所推崇的社會規範裡,而她們出門做生意的男人,因為不參加科舉,不需要功名,過一種民間商人的生活,也不受士人尊崇的那一套傳統道德的約束,就可以隨便出入茶館酒肆、妓院戲樓。
所以,即使在明清最推崇貞婦烈女的時代,民間也大量存在著另一套與之相悖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但也正是這些男人在外面放任自由地奔波,經商賺錢,才有能力給家鄉的女人提供穩定的經濟支援,從而使她們在鄉村能夠按照牌坊的倫理要求生活下去,堅持下去。
第二,牌坊與婊子也是並存的。
現在有一個詞,叫「既當又立」,這說的是同一個人。一個人要扮演兩個角色,是相對困難的。但兩個群體並立,就沒那麼難了。明清時期,牌坊最多的地區,婊子也是相當活躍的。
在安徽牌坊不算多的黟縣,就出了在近代史上留下過一筆的名妓賽金花。
據一些文字資料的記載,賽金花十幾歲時,便上了蘇州的花船(妓船),就像小說裡的杜十娘那樣,在船上接待客人。上船不久,遇到了回鄉服喪的官員洪鈞。洪鈞曾高中狀元,當時已年近五十,與賽金花年齡懸殊,但是洪鈞看上了賽金花,便納她為妾。
由此也可見,士大夫一方面追求功名,另外一方面,哪怕是在服喪期間也冶遊嬉樂,對道德標準的選擇,他們是相當靈活的,功名與生活,兩不耽誤。
在衙門上班的時候,他們遵守功德牌坊的一些要求,但在生活中,就選擇自由享受,甚至做一些不僅是禮法不許,而且是家裡的大太太也不許的事情。果然,他太太知道此事以後非常惱火,但在那個男尊女卑的年代,他太太也沒辦法。
不久之後,洪鈞服滿進京,得到一個新差事,出使歐洲的俄、法、荷、奧四國。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那一批出使西方的使節,洪鈞出使時要帶夫人一起,但是大太太說,那是蠻夷之地,我才不去。洪鈞便帶著賽金花去了歐洲。
賽金花十幾歲便在船上,在江湖漂泊,性格開放活潑,對生人,對外部世界並不恐懼。她這樣的出身和性格,在隨行出訪時成為了一種優勢。她不僅見識了歐洲的社交場合,甚至還學會了一些外語。
但是好景不長,幾年後洪鈞任職期滿,回國後不久就去世了。洪鈞死後,賽金花離開洪家,到上海開了一家妓院。
幾年後,她離開上海,先是短暫地去了天津,繼而又在1899年來到北京,依舊是開妓院。
由於去過歐洲,見識過歐洲,當時的很多名士都願意和她交往。一些文人在寫小說時,也常常以她為人物原型進行文學創作,隨著小說的暢銷,反過來又進一步擴大了她的名聲。
她的名聲有多大呢?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打進北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一路西逃,跑到了陝西。隨後清政府派出李鴻章等人與各國議和,最終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在一些小說和文人寫的賽金花傳記裡,這段歷史中,賽金花曾扮演過重要角色,甚至是慈禧太后的救命恩人。
按照這些小說、傳記的說法,在李鴻章等人與洋人議和時,洋人要求懲治戰犯,第一個就是要殺了慈禧。清政府當然不同意。談判陷入僵局。
這時候,清政府的談判代表們就想到了賽金花。據說她在陪同洪鈞出使歐洲時認識了德國軍官瓦德西,而這個瓦德西,正是此時的八國聯軍總司令。
於是賽金花以老熟人的名義找到瓦德西,後來甚至和他發生了一些曖昧的關係。在她的努力之下,經過瓦德西的斡旋,最終把慈禧太后的名字從戰犯的名單中拿掉了。
此外,賽金花又勸瓦德西不要濫殺無辜,保護了大量京城百姓。
賽金花還對德國公使克林德(八國聯軍侵華前,在北京遭到刺殺)的遺孀苦苦勸說,以修建克林德碑牌坊的方式了結了克林德被殺一事。京城人對賽金花多有感激,稱她為「議和人臣賽二爺」。
雖然相關說法的真偽一直存在爭議,但在這些版本的記錄中,的確可以看到一種普遍的看法:在清王朝的最後關頭,煙花女子賽金花居然做成了別說是一般良家婦女,就是朝廷重臣們也做不到的事,她以一個在貞節牌坊的道德觀下被唾棄的身份,做成了可以立功德牌坊的大事。
換句話說,人是複雜多樣的,有聖人君子、節婦烈女,有庶民百姓、尋常人家,也有遊俠盜匪、煙花女子。
聖人君子、節婦烈女的道德觀,是維護社會穩定秩序的官方意識形態,而億萬庶民,包括商人農民,也包括煙花女子,他們在各自崗位上的工作,解決了大家吃飯的問題。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體面人成為標杆,被大家頂禮膜拜。而滿臉灰土的人,甚至是脫褲子做皮肉生意的人,也是社會運轉鏈條上的一環。甚至可以說,只有聖人君子、節婦烈女是不夠的,一些被道德譴責、被輕賤的群體,也會推動社會前行。
今天,在網路世界裡,經常會聽到大家講,「某某某又當又立」。事實上,我們今天講的立牌坊,也是要立一個當下的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所肯定的道德角色。然後他也要吃飯,要賺錢,要生存,要活下去,又去做一些與這個道德角色相違背的事情。
這個世界總是這麼彆彆扭扭地前進,不光是個別官員、明星、商人,處於又當又立的兩難選擇中,其實整個社會也都面臨這種窘境。
我們在心裡立下了一座座牌坊,腳下卻可能不自覺地走向了尋歡之地,甚至是腌臢之地。我們講的都是聖賢語言,在無人的角落,自己的堡壘中,卻可能是在骯髒地生存著。只有看清這種矛盾,理解這種對立,我們才會更有勇氣直麵人生,直面生活,才能更堅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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