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49年12月22日晚，莫斯科。
斯大林七十大壽招待會正在舉辦，毛澤東氣呼呼地參加，一點好臉色也沒有。
毛澤東是帶著重新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談定中蘇援助這兩個任務來的，但他一路上心情特別鬱悶，不僅是因為看到高崗請人給斯大林畫了好多大幅肖像，更重要的是，他明顯感覺斯大林會故意拖延談判。
果然，斯大林隻字未提這兩件事。毛澤東氣得幾天閉門不出，柯瓦廖夫來找他，他拍著桌子大罵蘇聯人是王八蛋，說他的任務只有三條：“一是吃飯，二是睡覺，三是拉屎。”
外界看到毛澤東都跨年了還沒回北京，也沒有出席蘇聯的任何公開活動，傳言紛紛，說中國領導人該不會是被斯大林軟禁了吧。
一直到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飛往莫斯科救場，才打破了談判僵局。談了20多天後，中蘇雙方才在2月14日簽訂了新條約和貸款協議。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
為什麼這次談判會搞成這個樣子呢？主要是斯大林不願意白給，要技術要軍援可以，給錢。
可是當時我們的外匯儲備只有1.57億美元，根本拿不出錢去買蘇聯的先進技術，所以毛主席才會遭到冷遇。
沒錢？行啊，那就用礦產來抵吧。蘇方要求將中國不再使用的鎢、銻、鉛、錫全部剩餘供給蘇聯，期限14年。
另外還要我們給援助中國的蘇聯專家開出2000—4000盧布的高工資，相當於當時他們在蘇聯工資的3—7倍，毛主席工資的3—6倍。即便周總理反覆溝通，人家就一句話，你愛要不要。
斯大林還在匯率上耍了個小心機。毛主席前腳剛離開莫斯科，蘇聯後腳就提高盧布匯率，這樣算下來，我們貸款還沒到手，就憑空損失了3.9億盧布！
然後我們也提高人民幣匯率，最後葛羅米柯被我們催急了，未經請示就拍板，答應1盧布兌6754元人民幣（按第一套人民幣價格計算，對我們有利）。這下，斯大林再不滿意，也不好說什麼了，不過可憐的葛羅米柯也因為這個決定，被貶去當駐英大使了。
中蘇援助談判持續了前後四年，蘇聯領導人都換成了赫魯曉夫，還在談。
期間，抗美援朝打響，志願軍以百萬血肉之軀扛住了朝鮮戰場，才迫使蘇聯在援助談判上作出讓步。而讓步的結果，就是蘇聯終於同意，提供給我們總價值30多億盧布的援助。
由於這批援助一共有156個專案（實際完成150項），所以被叫做“156項重點專案”。今天的鞍鋼，武鋼，大連造船廠，沈飛，一汽等工業扛把子，都是從這個重工業搖籃裡一路走來的。
但是，這些援助不是免費的，而是中國用抗美援朝戰場的犧牲，以及16萬噸鎢精礦、11萬噸錫、3.5萬噸鉬精礦、3萬噸銻、9萬噸橡膠，大量糧食、其它物資，外加部分外匯換來的。
1950年，新中國剛從廢墟里爬起來，撣掉身上的灰塵，一百年來第一次站著看世界，卻發現我們和當時的工業強國有著令人絕望的差距。
當時中國進出口總額11億美元，佔世界比重的0.9%，是美國的百分之五，印度的一半，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初級產品。
中國的原油產量、鋼產量、發電量、煤產量，分別是美國的萬分之五（12萬噸）、千分之二（15萬噸）、百分之一（43億度）、百分之七（3000萬噸）。
因為底子差，兜裡沒錢，還要燒錢引進技術，所以從建國初到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基本上是掙多少花多少，有時掙的還沒花的多，到了1978年，我們的外匯儲備還停留在1.67億美元，如果算上通貨膨脹，其實還減少了（期間外匯儲備一直是零點幾到一點幾，我就沒有繪圖，後面我都會繪圖）。
從上面的故事可知，外匯深深影響著中國的經濟，甚至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命運。
既然外匯如此重要，那麼到底什麼是外匯呢？
外匯其實就是外國的貨幣，可以是美元、歐元、日元、盧布……外匯的用處很多，去外國旅遊，和外國做生意，還外債，投資海外資產，穩定自己的貨幣匯率等等，只要和外國打交道，就要用到外匯。
每個國家都擔心別的國家濫發紙幣，所以一般不會直接收別國的紙幣。當時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元又掛鉤了黃金，信用最好、流通性最高，所以大家都用美元結算，因此這一時期，外匯基本等於美元。
而外匯儲備，就是一個國家壓箱底的救命錢。1997年泰銖崩盤、2022年斯里蘭卡破產，都是因為外匯儲備見底。
那麼，我們到底要怎麼賺外匯？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只要貿易順差才能賺外匯，但其實不完全是這樣。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想要賺外匯，基本都是靠這三板斧：瘋狂出口賺順差，引進外商搞投資，開放金融市場讓熱錢湧入。
新中國剛成立時，我們的選項只有第一項。
當時，我們也興致勃勃地想和西方國家做生意，但由於1949年就被拉進了“巴統”黑名單，實行了嚴格的禁運和制裁，要賺點外匯實在太難了。
貳
1950年，我們故事的主角都還很年輕。
第一位出場的是對中國船舶出口產生關鍵影響的人物——柴樹藩，他剛到不惑之年，是未來的六機部部長（這個部門專門負責造船）。
柴樹藩本來是個超級學霸，1933年同時被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錄取，但因為家裡窮得沒米下鍋了，他衝著免學雜費和工作好找去讀了稅務專門學校，畢業後進入天津海關，成了令人羨慕的公務員。
柴樹藩本來只想安穩生活，但還沒高興兩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了，天津海關落到了日本人手中。他實在忍不了給日本人打工，1938年收拾行囊去了延安。
柴樹藩在延安簡直是妥妥的高學歷稀缺型人才啊！於是組織重點培養，安排他做經濟政策研究，之後一路提拔，1948年擔任東北工業計劃部計劃處處長，受陳雲直接領導。
由於柴樹藩非常熟悉工業和經濟工作，他兩次被選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隨周總理出訪蘇聯，回國後又負責落實156項工程。
柴樹藩
1951年，一個叫朱鎔基的工科生剛從清華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柴樹藩麾下，柴樹藩對這個脾氣耿直的小夥關照有加。
不過，這個時候，柴樹藩和朱鎔基還沒有開始影響中國外匯，我們先讓他們休息一下，讓新中國外貿事業的拓荒者盧緒章亮個相。
這位濃眉大眼的帥哥就是盧緒章
盧緒章和柴樹藩同齡，他當時被周總理點名當中國進出口公司總經理，正覺得無比委屈。
中國進出口公司明明是個大肥差，今天的中化、中糧、中國五礦等眾多貿易型央企，都是從這家公司脫胎而來的。盧緒章委屈啥呢？因為他真的，不想再當什麼經理啦、老闆啦！
盧緒章出生在寧波一個小商人家庭，九一八事變發生第二年，22歲的盧緒章就和幾個好哥們兒湊了150法幣，在上海開了一個小公司，後來叫廣大華行。那時他只想經商救國，哪知道自己以後會成為一個很厲害的特工。
1937年，熱血愛國青年盧緒章秘密入黨。1940年，周恩來準備給根據地開個“小號”，負責突破經濟封鎖，秘密運輸戰略物資，於是挑中了盧緒章的廣大華行。
之後，受周恩來直接領導的盧緒章，以廣大華行總經理的身份打入國民黨高層，一步步混成國民黨少將參議陳果夫的大紅人，透過宋美齡的航空委員會倒賣黃金銀元給根據地輸血……（電影《與魔鬼打交道的人》主角原型就是盧緒章）
盧緒章當特工時每天神經緊繃，被好兄弟罵叛徒，被老婆罵大騙紙，多次申請想回延安。解放後，他把全部身家交給國家時，總算覺得輕鬆了，但現在居然又變成盧經理了！
委屈歸委屈，工作還是要幹。
盧緒章有個妹夫，也是寧波人，名叫包玉剛，他在以後對中國船舶出口產生了重要影響。解放前夕，盧緒章故意把包玉剛“趕”到了香港，臨走前，他偷偷給包玉剛留下一沓錢，不過要等到三十年後，他才會發現這筆“風投”給中國帶來多麼大的收益。
青年包玉剛
然後，盧緒章將廣大華行和陳雲建立的聯和行合併，在香港組建為華潤公司，繼續走灰色路線。
抗美援朝期間，美國和臺灣用軍艦死守關鍵港口，可就是發現不對勁，咋封不死中國的運輸線呢？其實，是盧緒章指揮華潤公司，把2.3億被凍結的美元物資和外匯搶運回國的。
劃重點，直到改革開放前，華潤公司一直是中國外貿部的小號！
當時我們被整個西方世界脫鉤，但其實日本、西德、英國這些國家，還是很想悄咪咪和我們做生意的。
於是，華潤公司的商船打扮成外國輪船，掛著外國國旗，帶著我們的大米、豬鬃、各種土特產，跑遍了大半個地球，和別人砍價，給中國賺外匯，買禁運裝置。
參加反禁運戰線的華潤員工周秉鈇
如果此時盧緒章只是有點委屈，那麼最後一位主角，即最早一批帶著外資來中國發展製造業的商界人物——日本八幡制鐵所高管稻山嘉寬，他的心情，可以說一落千丈。
八幡制鐵所是日本最好的鋼廠，它是今天全球第四大鋼廠——日本製鐵的前身。
稻山嘉寬非常渴望得到中國的煤礦和鐵礦，但由於日本政府追隨美國製裁新中國，中日鋼鐵貿易多次中斷，稻山嘉寬也一直等了二十多年。
叄
時間來到1958年到1965年，我們的貿易總額在30至45億美元之間打轉轉，中途一度跌到了26億，外匯只夠週轉半個月。
為什麼這個時期會特別困難？
當時，美國和蘇聯都擺出一副要揍我們的樣子，貿易被完全封鎖。雖然日本和西歐的部分商界人士願意繞開“巴統”和我們做生意，但我們依然沒錢引進技術，因為我們是真沒外匯了，一滴都沒有了。
和蘇聯鬧掰後，我們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一邊要還蘇聯貸款和其它外債，1958到1965年一共還了38億美元；一邊還要買糧賑災，說多了都是淚。再次強調，外匯儲備在友誼小船翻了的時候尤其重要啊。
1961至1965年，我們每年進口小麥500萬噸以上，光是買糧就要花5億美元，約佔當時外匯總額的四分之一，進口額的三分之一以上。
關鍵是我們還不能大張旗鼓地買，只能悄咪咪地買。如果外界知道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缺糧，一定會趁機漲價，到時候遭殃的不僅是我們，還有很多窮國。
還好華潤公司副總經理何家霖想了個辦法，給人家說我們要調劑品種，這樣一噸大米可以換回兩噸小麥，既能省外匯，又不會引起動靜。當時澳大利亞糧食滯銷，很愉快就答應了，簽了個長單，之後又和加拿大簽了長單。
因為這件事辦得漂亮，華潤負責人巢永森等人去北京彙報時，李先念副總理還特地請他們吃了兩隻烤鴨。
還有一個小細節，華潤從加拿大進口麵粉時，為了省下每頓23先令的面袋錢，提出從第二批開始，用我國自己的面袋來裝麵粉。（真的在努力省外匯啊）
這時候盧緒章當上了外貿部副部長，不委屈了。他在1956年安排華潤創辦了第一屆廣交會，繼續滿世界簽訂單，到60年代中期，我們已經和125個國家建立了貿易關係。
那幾年，由於外匯都用來買糧和還債了，我們自然也就沒錢去升級裝備，成套裝置和技術進口從1960年的30億美元一路暴跌到1965年的3.5億，各種工業都被卡脖子了。
這個時期很多專案舉足不前，六機部連核潛艇專案都停了，而且由於我們造不出先進的船用柴油機，一堆船殼子只能靜靜地躺在船塢，很多船隻都生鏽發黴了。
六機部一直在申請引進瑞士蘇爾壽柴油機，只需要12萬美元，好不容易獲得批准，在1958年簽訂了協議，但因為種種因素又擱置了20年，中國造船工業也因此停滯了20年。
看到了嗎？一個發展中國家沒有外匯，連一個12萬美元的柴油機都要反覆糾結。
知道你們越看越氣，但最困難的一頁，馬上就要翻篇了。
時間來到70年代，被盧緒章趕到香港的包玉剛，開始飛黃騰達。
包玉剛50年代中期剛開始涉足航運業就碰到了蘇伊士運河危機，從中大賺了一筆運費錢。後來日本為了刺激造船出口，規定船東首付20%的錢就可以把船買走，剩下的80%都可以低息貸款，這又讓包玉剛找到了賺錢機會。
於是他加入英國國籍，在滙豐銀行便宜行事，貸了一筆錢充當買船的首付，最後把船回租給日本商社，吃到了日本海外貿易黃金期的紅利，然後又用賺到的錢去還貸。到了70年代，包玉剛已經成為國際航運巨頭了。
雖然包玉剛很風光，但他還是在等待母國的召喚——他想回老家寧波看看。
相比包玉剛，盧緒章、柴樹藩、朱鎔基這個時期就比較鬱悶了，他們無一例外，都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不過馬上就輪到他們登場了。
肆
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中國開始瘋狂和西方國家建交，我們的故事主角也迎來了命運的轉機。
一直想和中國做鋼鐵生意的稻山嘉寬，等了20多年，終於等來了1972年中日建交。復交前，稻山嘉寬歡快地帶著商界人士訪問了中國。
次年，中國和新日鐵、川崎制鐵簽訂合作協議。不幸的是，第一次中東石油危機爆發了。
川崎制鐵考慮到油價上漲不划算，瞬間悔約，新日鐵董事會說，咱們也悔約吧！稻山嘉寬回懟：從戰前到戰後，中國向日本提供了鐵礦石、煤炭等重要原料，日本鋼鐵業才有了今天的繁榮，現在正是回報的時候。
也許他此刻的內心戲是：勞資不想再等二十年了！
他沒想到，這次的仗義不僅幫了中國，也幫了新日鐵和日本的大忙。
本來，日本會和歐洲一樣，因為石油危機引發一場大衰退，但中國在關鍵時刻用石油拉了一把日本，將日本的經濟繁榮又續命了十年。
得益於大慶油田的開發，中國原油產量猛增，1964年實現了石油自給，之後開始出口石油。1973年，中國原油產量突破5000萬噸時，全球石油價格上漲近300%。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潑天富貴”中，中國賣了大量石油給日本，1973—1974年石油出口量從180萬噸增加到1000多萬噸，直接帶動了貿易額的爆發性增長。
我沒有找到當年石油出口額的準確資料，但僅僅那一年，我們就多賺了24億美元外匯（相當於之前一年的出口總額），外貿總額終於突破了100億美元，賣石油果然太快樂了，我們對日本的石油出口一直持續到新世紀初。
而在1975年日本鋼鐵市場萎縮時，中國又向日本追加了400萬噸鋼材訂貨，當時日媒拼命誇中國就是講義氣！
因為賣石油，中國一下子有了幾十億外匯，快樂得跟個暴發戶一樣。
此時，正陷入技術困境的中國工廠，都眼神發光地看向這筆鉅款。
鑑於當時我們已經和西方國家陸續建交，尤其是日本和歐洲，周恩來認為時機成熟，主持了自156項工程以來第二波技術引進浪潮，史稱四三方案。
1972年4月，在幹校的柴樹藩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外貿部當副部長。起因是時任外貿部部長向周總理彙報四三方案，半天說不清，周總理說：“我替你找一個說得清楚的人來。”他回頭問李先念：“柴樹藩在哪裡？”
於是，柴樹藩就回到了崗位，負責四三方案制定和外商談判。在組織多次出國談判和考察後，我們最終確定，在三五年內從日本、德國等西方國家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裝置，後來實際花了51億。
由於我們有了豐富的石油原料，四三方案主要是搞化纖和化肥工業，解決大家的穿衣吃飯問題。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們的棉花和化肥都嚴重依賴進口，每年要花10多億美元進口化肥，自己生產能夠省下好多外匯。
我們從石油中提取出“的確良”，也就是大家俗稱的滌綸，這種布料色彩鮮豔，城鄉的萌妹們就是在這個時期，穿上了粉的花的漂亮衣服，而在最後一個化纖專案運營後，布票也消失在中國歷史上了。
遼陽石油化學纖維總廠，中國第一批的確良生產線
四三方案是我們成為世界第二大肥料出口國和最大紡織品出口國的起跑線，也是4萬多名石油工人和科技工作者拼了命換來的。
同志們，外匯是多麼重要啊，如果沒有外匯買來技術發展自己的工業，我們現在還在穿破棉襖，打補丁，喝西北風呢。
在改革開放的序幕拉開之前，讓我們把鏡頭轉回到包玉剛那邊。
包玉剛已經開始考慮，想要為中國船舶打入世界市場做點事。但在文革期間，包玉剛不知道內地啥情況，一直擔心他的大哥盧緒章會不會出事，但又不敢主動聯絡，畢竟他是大資本家，盧緒章又當過特工……
1976年1月9日，包玉剛在《大公報》刊登的總理遺體告別名單上找啊找，終於找到了盧緒章的名字。他和妻子相視，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他相信，他們很快就要回家了。
伍
1978年12月15日，外貿部取消外商在中國投資的禁令，中國開始利用外資。
1977年，鄧小平就叫來剛上任六機部部長的柴樹藩，說：“造船工業應該打進國際市場。我們造的船比日本便宜，我們的勞動力便宜，一定要競爭過日本！”要求六機部多出口民船賺外匯，以民養軍。
這下給柴樹藩整懵了。
當時世界造船業還沒有從1973年石油危機中緩過勁兒，日本、美國、韓國的船廠都找不到買家。我們造船廠的船臺都長草了，怎麼突然就要單挑造船界扛把子日本了？
1977年12月7日，壓力山大的柴樹藩在日記中寫下一段話：我今年已經67歲了，不知上蒼還能再給我多少時間，為了完成小平同志的這個囑託，只要一息尚存，吾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在柴樹藩的主持下，六機部重新引進了瑞士蘇爾壽柴油機，聘來三菱重工的造船專家古賀繁一做技術指導，並陸續引進了價值15700餘萬美元的先進技術裝置，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船舶生產製造體系。
關鍵是，訂單哪兒找呢？
柴樹藩靈機一動，覺得可以從香港突破。他找到華潤公司副總經理張先誠打聽，張先誠說，去找包玉剛、包玉星兄弟啊，這倆兄弟紅心向黨。
有趣的是，當時雖然柴樹藩和包玉剛想到一塊兒去了，但大家都搞不清對方到底啥情況，都在試探。
柴樹藩以前組織和西方國家談判時，深深體會過他們對中國的傲慢態度。當時包玉剛是世界船王之首，和里根、撒切爾、等來往密切，基辛格兩次到港，都是住包玉剛家，柴樹藩並不知道這種資本家好不好打交道。
不過，柴樹藩得知包玉剛和盧緒章的關係後，開心到飛起。他和盧緒章是外貿部的老同事（也一起蹲過幹校），關係不錯，兩人一拍即合。
盧緒章決定從包玉星開始做工作，因為包玉星是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的死忠粉，於是他和廖承志先電聯了包玉星，說明來意。包玉星果然非常開心，當即決定把本來準備在日本定兩艘2.7萬噸散貨船改為國內建造。
包玉剛第一時間知道了這個訊息，立馬試探性地向鄧小平發了一封電報，說他夫人想見盧緒章夫人。鄧小平讓廖承志覆電：熱情歡迎包玉剛先生夫婦一同赴北京探親。
1980年，包玉剛終於踏上了母國的土地，而大連造船廠，拿到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出口訂單。
1981年，鄧小平會見包玉剛和他的父親包兆龍
根據協議，大連造船廠要按國際先進標準完成訂單限期交付。那段時間，大連造船廠每天夜裡燈火通明，在1981年9月準時交付“長城”號散貨船，並完美通過了英國勞氏船級社的驗收。
柴樹藩總算完成了鄧小平壓給他的KPI，而中國船舶也從此開始出口賺外匯了。
同年，六機部改組為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柴樹藩任董事長。包玉剛和柴樹藩合資成立了改革開放後首家中外合資公司——國際聯合船舶投資有限公司。
在中國船舶出口產業的發育期，包玉剛一直在下單，滿世界給中國船舶做廣告，還直接把撒切爾叫來給中國造的船命名。各國船東緊隨其後，紛紛找柴樹藩談合作。
包玉剛在中國造船界蹦躂，稻山嘉寬也想在中國鋼鐵界蹦躂。
1978年，稻山嘉寬再次率隊來到中國，簽下200億美元的貿易協定，相當於當時中國一年的外貿總額。
按照協議，中國出口5000萬噸原油和1000餘噸煤，換來以君津制鐵廠為模板的寶山鋼鐵總廠。
同年，朱鎔基恢復黨籍，被調往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室主任。十年後，他對中國經濟和外匯制度進行了影響深遠的改革。
當歷史的聚光燈打向華潤公司時，它在忙碌中有一絲不易察覺的落寞。
現在我們可以大大方方地和國外做生意，不再需要開小號了，華潤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在華潤轉向房地產和零售業之前，它還有一些事要做。
由於廣東率先開放，華潤將和廣東有關的商品、經銷商隊伍和商標交給廣東，將客戶網路共享給廣東，將港商吸引到廣東開辦“三來一補”企業，比如中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東莞太平手袋廠，就是華潤介紹張子彌到東莞創辦的。
1978—1990年，中國工業化的體系開始形成，手裡的錢終於慢慢多了起來，外匯儲備增加到1990年的110億美元。
但朱鎔基來不及高興，在110億美元背後，他看到了潛在的風險。
陸
當1997年索羅斯歡快地洗劫完亞洲，並打算禍禍香港時，他並不知道，朱鎔基為這一仗已經準備了四年。
1993年6月，已成為副總理的朱鎔基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決心進行一場深刻的改革。
1991年到1993年，我們的外匯儲備始終在200億美元左右徘徊，上不去，1993年還出現了119億美元逆差。
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後，外匯管理的放寬和雙軌制的執行，導致大家都愛去倒賣外匯。
當時為了鼓勵企業賺外匯，中央允許企業自留80%的外匯，可以調劑（倒賣），由於實行雙軌制，官方價1美元只能換5塊8人民幣，黑市上卻能換8塊5毛！請問誰還想認真出口？炒外匯一夜暴富不香？
朱鎔基瞅了一眼中國的外債率，已經接近百分之百，非常著急。萬一和誰打翻了友誼的小船，這點外匯儲備頂毛線用。
1993年朱鎔基一查央媽的賬，發現上半年應收外匯282億美元，實收外匯185億美元，將近100億美元外匯不翼而飛。
這些問題不是一夜之間產生的，只是雙軌制下的沉痾宿疾。早治療早超生，朱鎔基拿出殺手鐧，推動了1994年匯改，實行匯率並軌，徹底打掉外匯黑市。
當時要推動匯改非常難。首先是“官倒”集團極力反對，根據經濟學家吳敬璉的回憶，為了阻礙改革，這些人進行了廣泛的公關活動，宣傳匯率並軌會引起巨大混亂，甚至導致人民幣崩潰。
也有很多人確實悲觀，覺得人民幣肯定會跌到9塊甚至10塊，提出要改可以，但前提是出口很強大、外匯儲備很充足、宏觀調控很有經驗，這種建議等同於“何不食肉糜”。
在極其強大的反對聲中，朱鎔基決定背水一戰。1993年7月，央媽開始拋售外匯儲備，把匯率穩定在8.7左右，一直持續到1994年年初匯率並軌。
這次匯改，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一是從此以後中資企業賺來的外匯必須全部賣給銀行，一分錢都不準留，銀行再統一去外匯市場交易，然後財大氣粗的央媽基本買走了全部外匯。
於是當年我們的外匯儲備一下子就多了300多億美元，大家一度懷疑是不是有詐（熱錢流入）。但從此之後，中國的外匯儲備真的開始一路起飛。
由於人民幣匯率一次性下調50%，相當於made in china打五折，配合給出口企業發錢（出口退稅），中國出口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脈，改革開放後最後一個逆差年，也定格在了1993年。
時間來到1996年，我們的外匯儲備突破1000億美元，開始變得不好惹了。所以我之前才說，朱鎔基為迎戰索羅斯做空港幣準備了四年。
下半年時，朱鎔基已經知道索羅斯要對香港下手。他在會上說，“一到明年7月，也許是6月30號，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聯合起來，一下子把港元全丟擲來，要換成美元拿走。”
他公開表示，中國內地有1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為了穩定香港，我們保持了很大的流動性。結果索羅斯不信旋兒，頭鐵而來、鎩羽而歸。
朱鎔基在罵聲中推進的各項改革，陸續顯現成效。1996年冬，他在北京看話劇《商鞅》時，潸然淚下。
在千禧年到來之前，我們故事中的大部分主角，都已陸續謝幕。
1987年，稻山嘉寬離世，寶鋼一期工程已經建成。如果這個倔老頭知道多年以後寶鋼會出師，併成為日鐵的強大對手，不知道是會欣慰，還是後悔。
1991年，包玉剛離世。在他一生的最後十年中，鄧小平會見他不下20次。1984年寧波成為首批沿海開放城市時，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其實，那是包玉剛向鄧小平提議的。包玉剛晚年除了幫助中國發展造船業，還和盧緒章一直忙著振興寧波幫，並請來了邵逸夫、王寬成等港商幫助寧波發展。
1995年，盧緒章離世。那一年，中國造船業首次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造船國。
1997年2月，鄧小平在北京病逝，他的骨灰撒入大海。一年後，朱鎔基成為國務院總理。
同月，柴樹藩離世。遵照他的遺願，沒有葬禮，沒有墓碑，遺體供醫學研究。
2000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4700億美元，爬到了世界第七，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上升到3.9%。
至此，中國用半個世紀的厚積薄發，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2000年，工業製成品在我們出口中的佔比已經達到90%以上。
一個更大的舞臺，在向中國用力招手。
歷史的交接棒，終於遞到了朱鎔基的手心裡。
1999年4月，朱鎔基訪美
柒
1999年11月14號，進行了13年的中國入世談判，差點在最後的關鍵階段談崩。
時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斯珀林，氣得對中方人員連說了六個“永遠”：“你們的這個條件，永遠、永遠、永遠……也加入不了世貿組織！”
然後，美方人員突然離開談判桌，人間蒸發，說機票定了，明天就走。
但深夜，準確地說是第二天凌晨，他們又回來了。
那麼，中間發生了什麼呢？
中方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後來回憶，當時我們的談判人員也都很氣，說既然他們要走，就讓他們走，還規定任何人都不能跟美方代表團打電話。
龍永圖是個血氣方剛的長沙漢子，在一次肉類談判中，美方代表說你們國家的肉連狗都不吃（真實的談判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麼平和啦），他直接把對方請出了辦公室。
雖然龍永圖很冒火，但朱鎔基知道後，要他把對方找回來。朱鎔基說，這樣一場舉世矚目的談判，即便是談判失敗了，也需要有一個交代，對媒體，對民眾，對世界有一個交代。
於是，血氣方剛的龍永圖又氣呼呼地找到美方代表團。估計對方也覺得這樣不對，雙方約定15日凌晨四點，再做一次小範圍談判。
龍永圖的談判經驗告訴他，有戲！重大的妥協，往往都是在小範圍內做出來的。
果然，凌晨四點，美方人員準時過來，直接拿出一個文字，說看看，沒問題就簽字吧。
當時還有最後七個問題沒談攏。第二天，朱鎔基來到談判現場，也是氣呼呼的，說你們這樣很不禮貌！然後讓龍永圖把七個問題寫在紙條上給他，坐下開始談。
美國人丟擲前三個問題時，朱鎔基都說，我同意。龍永圖著急了，不斷向朱鎔基遞紙條，上面寫著“國務院沒授權”。朱鎔基也惱了，一拍桌子，說：“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
到第四個問題時，朱鎔基說，後面四個問題你們讓步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
五分鐘後，美方同意。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關於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
歷史輕輕地鬆了一口氣。因為後面的四個問題，就包括了汽車貿易等關鍵領域（雖然現在懂王又殺回來了）。
捌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一切都按下了快進鍵。
隨著中國這樣一個大玩家進入遊戲，沉寂已久的世界經濟迎來了新的活力。
還記得我在開頭說過的外匯三板斧嗎？貿易順差，外商投資，熱錢。
2001年後，中國前兩個指標都是狂飆狀態，熱錢也時不時會湧入。中國經濟像一隻被解開封印的上古神獸，伸展了筋骨，開始一路狂奔。
中國只用了短短十幾年，就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
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突破1萬億元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2008年，中國直接放開外匯管制，但外匯儲備還是剎不住車，2009年突破2萬億，2011年突破3萬億。
如果已經離開的故事主角們，還能看到今天的中國，那麼：
柴樹藩會看到，曾經的六機部，今天的中國船舶集團，位列世界500強第309名，訂單總量排名世界第一，能造出以工業乙醇為動力的先進發動機。
包玉剛會看到，中國造船產能已經佔全球半壁江山，全世界訂單總量最大的船廠和全球最大的船東，都是中國公司。
盧緒章會看到，他用150塊法幣創辦的廣大華行，今天的華潤集團，位列世界500強第72位。中國不用再緊張兮兮地做生意，為了省下一個面袋的錢絞盡腦汁，中國商船可以光明正大地升起中國的國旗。
稻山嘉寬會看到，曾經的寶鋼，今天的寶武，排列世界500強44位，成為全球第一大鋼鐵企業，產能碾壓日韓歐，高階汽車板和矽鋼片打得歐美鋼廠嗷嗷叫。
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會看到，六代機飛過祖國上空，東風41丈量真理的射程，第三艘航母即將服役，臺灣就快要回家。
現在，特朗普一意孤行地掀起關稅戰，對中國徵收了100%以上的關稅，還想先從中國的造船、航運、鋼鐵產業下黑手，打壓中國的製造業。
我們在一窮二白、沒有外援的日子裡，都從來沒有跪下。現在我們有3.2萬億外匯，有全球最完備的製造業體系，有全球第二大、第三大海外主權基金公司，有14億人口支撐的超大規模市場，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和我們做生意，有什麼理由跪下？
如果這次必須背水一戰，那就背水一戰。
我們會失去什麼呢？我們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