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在記不起她的時候，還活著。”——約翰·格里菲思（John Griffiths）
這是一個關於愛情、記憶與選擇權的故事。一位澳大利亞老人的人生十字路口，不是病痛，而是即將喪失的清晰意識。
一張去往瑞士的“單程票”：他在為未來下賭注
約翰·格里菲思，曾是莫納什大學的工程講師和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的研究員。
如今，年逾七旬的他，花大部分時間陪伴妻子瑞秋（Rachel），在養老院裡為她朗讀莎士比亞與詩歌。
“我讚美她的護理員，他們非常專業、體貼……但無論如何，她失去了自主權。”
他越來越擔心自己也會踏上相同的旅程。雖然醫生目前認為他神智清晰，但他將在未來一年接受痴呆症評估。
一旦被確診，他不想活下去
於是，約翰開始考慮瑞士——全球極少數允許非本國公民、自主選擇安樂死的國家之一。他的選擇並非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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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高達2萬至3萬澳元，還不包括旅行和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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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接受多輪評估，證明“心智慧力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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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至關重要：太早，浪費生命；太晚，失去資格。
安樂死在澳洲：合法，卻不包括痴呆症患者
截至2025年底，澳洲除北領地外已全面合法化自願輔助死亡（VAD）。但對痴呆症患者來說，這項權利仍是遙不可及。
原因很簡單——他們“沒有能力”做決定。
“你必須在仍有意識時申請，否則就太遲了。”——約翰·格里菲思
這一點，正是全球範圍內對VAD最棘手的議題之一。
他不會在妻子還在時“先走一步”
雖然內心早已在瑞士和現實之間反覆權衡，但約翰明確表示：
“在她走之前，我不會考慮離開。我覺得太自私了。”
這種情感的承諾，讓人動容。記憶在她身上已經消散，但他仍緊握不放。
世界其他國家是怎麼做的？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歐洲國家允許痴呆症患者透過預先指示（Advance Care Directive）簽署檔案，在病情惡化時實施VAD。
但現實遠比檔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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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荷蘭，痴呆患者VAD僅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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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在2018–2021年，僅0.95%的VAD屬此類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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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只在早期階段完成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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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的家屬反悔，不願“替親人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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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一名醫生因依據病人指示實施安樂死，曾面臨刑事調查。
醫生與家屬：從支援到退縮
澳洲神經心理學家凱莉·拉德（Kylie Ladd）參與了Go Gentle澳大利亞慈善組織的研究。她指出：
“一旦真的面對親人‘不再清楚發生什麼’，很多支持者都會動搖。”
一項調查顯示，當情境變得具體，大多數人對痴呆症VAD的支援度明顯下滑。
“公眾支援，在紙面上很高；現實中卻極低。”
道德困境：簽署那一刻的“我”，還是之後的“我”？
哲學問題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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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簽署的決定，是否仍代表後期“失智”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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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有權定義“尊嚴地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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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法預見自己患病後的真實感受，那之前做出的決定，是否還有效？
拉德博士坦言：
“這不只是法律或醫學問題，而是倫理難題。”
技術替代醫生？死亡是否能“自主完成”？
菲利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安樂死倡導組織Exit International創始人，曾在全球多個國家推動“終點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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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支援以科技手段完成死亡，不再依賴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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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開發出“最後的避難所”（The Last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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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後，相關工作人員一度被以“協助自殺”調查，後被釋放。
“你自己掌握生死，而不是交給醫療系統。”——他如是說。
儘管備受爭議，但他指出：
“哪怕不會被執行，僅僅簽下那紙檔案，也會讓患者獲得極大的心理安慰。”
記憶若散，我仍愛你
當談及未來，約翰坦然：
“我不知道法律應該怎麼寫，也不知道將來會做什麼決定。”“但如果那一天真的來臨，我希望能以我自己的方式，安靜離去。”
他深愛的瑞秋，可能永遠不會記得他們曾一起讀過的詩，但他記得。他還記得他是誰，也記得她是誰。
直到那一天來臨，他會等她先走。
劃重點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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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D已在澳洲合法，但痴呆症患者仍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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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允許“非病人”安樂死，但費用與門檻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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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倫理挑戰仍在，全球尚無一致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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