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江蘇的重大發現，推翻《明史》百年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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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鶴聲（1901年5月19日—1989年4月20日），原名松表，字萼蓀，號鶴皋，後改號萼蓀。浙江諸暨人，著名史學家、文獻學家。他專長於中國史學史、中國近代史及中西交通史研究，對鄭和下西洋研究有特殊的貢獻。

鄭鶴聲

1920年，鄭鶴聲考入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前身）文史地部，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地理學家竺可楨。1925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先後在雲南高等師範學校、東陸大學（今雲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任講師、教官和教授。

新中國成立後，鄭鶴聲一直在山東大學歷史系任教，是20世紀50年代全國赫赫有名的山東大學歷史系八大教授之一。他歷任歷史系教授、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西方交通史研究室名譽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文史哲》編委會委員等職，曾任政協山東省第二至五屆委員會委員，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委員。1989年4月20日，鄭鶴聲在濟南病逝。

山東大學

鄭鶴聲長期在南京投身學術與文獻整理工作，20世紀30年代至1949年期間，他先後就職於南京教育部編審處、國立編譯館、國史館，擔任常任編審、纂修兼史料處處長等職務，深度參與國家歷史文獻的編纂與整理，由此奠定了他在文獻考據與歷史研究方面的權威地位。南京解放後，他繼續在南京史料整理處擔任研究員，直至1951年調任山東大學教授。這段經歷奠定了他在文獻考據與歷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地位。

明宣德六年（1431年）春，鄭和在第七次下西洋開航前夕，主持修繕了劉家港天妃宮，並刻石樹碑，將碑鑲嵌於天妃宮牆壁內，此碑即《婁東劉家港通番事蹟碑》，可惜後來該碑下落不明。鄭鶴聲先生從明嘉靖時人錢穀編《吳都文粹續集》中發現了此碑文字，1935年10月25日的《大公報史地週刊》57期整版刊載了鄭鶴聲寫的《從新史料考證鄭和下西洋事之年歲》一文，正是在此文中，他首次將《婁東劉家港通番事蹟碑》的碑文字完整公之於眾。

文中指出：將《通番事蹟記》碑文與《明史》"成祖本紀"、"鄭和傳"、"外國傳"等相較，其出使年歲大有歧義。據（鄭和）自述，第一次出使為永樂三年至五年，第二次為五年至七年，第三次為七年至九年，第四次為十二年至十三年，第五次為十五年，第六次為十九年，第七次為宣德五年。

而《明史》記載，第一次為永樂三年六月至五年九月，第二次為六年九月至九年六月，第三次為十年十一月至十三年七月，第四次為十四年冬至十七年七月，第五次為十九年春至二十年八月，第六次為二十二年正月，第七次為宣德五年。兩相比較，僅首末兩次相同，其間自述第二、三兩次往返年歲，包括於《明史》第二次內，《明史》第五、六兩次往返年歲，又包括於自述第五次內。概因《明史》漏列自述第二、三次之年歲，而自述又不計算《明史》所載第六次在內也。此外，其他各次亦有出入。此等鄭氏自述之文字，當為第一等直接史料，相較於間接記錄的史料，可信度顯然更高。據此足以考證其他記錄之謬誤，意義非凡。

鄭鶴聲透過對比考證，將碑文所記鄭和出使年歲與次數等內容，與《明史》成祖本紀、鄭和本傳等其他文獻記載進行對比，發現差異顯著。鑑於此碑為鄭和親自刊記，他認為其可信度更高，進而以碑文為依據，糾正了《明史》中關於鄭和下西洋年代的記載錯誤，改寫了學界對鄭和下西洋的歷史的認知，成為學術界的重大突破。

鄭鶴聲為深入研究，不僅廣泛查閱文獻，還開展了大量實地考察。他常常前往馬府街探尋鄭和故居，到三山街走訪鄭和奏請建的禮拜寺，赴下關天妃宮、靜海寺等地蒐集鄭和下西洋故事及遺蹟，又前往江蘇省太倉縣考察劉家港鄭和航海故跡等。

他還在南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太倉圖書館和福建省立圖書館蒐集各種史籍中所載鄭和下西洋文字資料，託人向各處摘抄有關文獻資料，又親自入雲南採訪鄭和家世資料。

經過十餘年的蒐集採訪，鄭鶴聲獲得了豐富的鄭和下西洋史料，包括對《通番事蹟記》碑文的深入研究成果。他依據這些資料，撰寫了一系列鄭和研究論文，在40年代中期出版了《鄭和》與《鄭和遺事彙編》兩本專著。其中《鄭和》一書在1945年獲重慶教育部學術獎金。1984年，黃慧珍、薛金度在《鄭和研究八十年》一文中指出：《鄭和》《鄭和遺事彙編》，是四十年代鄭和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另外，鄭鶴聲還於1936年在南京靜海寺發現記錄鄭和出使西洋的殘碑，雖該碑毀於抗戰時期，但其拓片和研究為後續學者提供了珍貴資料。

1936年春，他研究鄭和下西洋史料，多次實地考察。在探訪南京靜海寺時，他在寺西側廚房壁間發現了一塊殘缺不全的碑刻。由於碑身殘破，寺僧也不知它是何時被嵌在那裡的。鄭鶴聲拓得碑文148字，其中有“永樂三年將領官軍，乘駕二千料海船並八櫓船”“永樂七年將領官軍，乘一千五百料海船並八櫓船”等記載，從碑文語氣推測，學術界猜測此碑可能為鄭和所立。

記錄鄭和出使西洋的殘碑

1937年冬，日軍進攻南京，靜海寺大半被毀。1945年抗戰勝利後，鄭鶴聲舊地重訪，尋覓遺碑，卻遍尋不得，深感惋惜。據推測，該碑可能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日寇炸燬。

此碑對鄭和寶船規模作了探討，其發現對鄭和下西洋研究意義重大。部分學者依據《靜海寺碑》記載，對《明史》中“寶船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說法提出疑問，認為二千料海船僅是長十餘丈、寬三丈左右的小船，與傳統認知中的巨大寶船形象不同，使得鄭和下西洋“寶船”究竟有多大的爭論愈發激烈。

南京靜海寺

鄭鶴聲的兒子鄭一鈞先生繼承父業，繼續從事鄭和研究。據他介紹，1936年，時任國立編譯館人文室主任的鄭鶴聲先生在靜海寺發現了鑲嵌在廚房牆壁上的《鄭和殘碑》。當時就拓印了一張，不久又對拓片拍了照片。80年代鄭一鈞在整理出版《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時將這張照片列在前頁，《靜海寺鄭和殘碑》因此再度進入公眾視野。

圖為作者與鄭一鈞先生合影

然而，這張照片所呈現的並不是殘碑的全部內容。鄭一鈞在整理父親當年的部分資料時，偶然發現了一份他父親當時在發現殘碑的現場記錄下的殘碑內容。他對照照片後發現，這比照片上的字多了很多。經過研讀，鄭一鈞先生髮現這多出來的文字主要集中在碑文前部，是一些稱頌明王朝功德的諛辭。鄭一鈞表示這份現場記錄至今沒有公佈，仍在他手中。就在鄭鶴聲先生髮現殘碑後不久，日本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1937年時，南京形勢急轉直下。鄭鶴聲踏上漫漫的西遷之路，除隨身攜帶了部分資料外，忍痛將大部分書籍資料留在了天山路45號的南京家中。

這張珍貴的拓片究竟是被鄭鶴聲帶在身邊，還是留在了南京呢？鄭一鈞也無法確定。但無論如何，這張拓片註定命運多舛。鄭鶴聲隨身攜帶的行李被一位同行友人不慎遺失，而留在南京的書籍資料也是歷經磨難，新中國成立後被運回鄭鶴聲工作的山東大學時，僅餘5萬餘件。這些資料如今依舊靜靜地堆放在濟南，鄭一鈞至今也沒有看過拓片原件，他期望能在這些資料中發現它的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