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嵐：當然意外。雖然能想象到他贏，但沒想到他會在這麼多地方贏得這麼徹底，尤其是幾乎橫掃搖擺州。

幾乎整個美國都在往右移。和四年前相比，紅州繼續向右走，新澤西和紐約這樣的民主黨重鎮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新澤西為例，哈里斯只贏了4個點，而拜登四年前贏了15個點。紐約也一樣，哈里斯贏了10個點，2020年拜登贏了23個點，變化是非常大的。

如果說他贏得選舉並不那麼意外的話，是因為特朗普主義的常態化是一個很明顯的趨勢。2016年大家覺得特朗普根本不可能當選，但到了2020年、2024年，他的當選也不算什麼特別奇怪的事情。

雖然今年整體的右轉幅度不算特別明顯，但這在藍州特別突出。2016年民主黨的希拉里輸掉選舉時，她贏了普選票，在很多該贏的地方都贏了。今年哈里斯不僅在搖擺州輸，在其他本來屬於民主黨的地方都輸得很慘，選民結構的轉化值得反思。

王浩嵐：2020年，民主黨透過墮胎問題取得了一些勝利，今年墮胎問題雖然重要，卻沒能蓋過經濟和移民等議題——這些才是選民心中的主要問題。最終，經濟仍然是決定性因素，尤其是高通脹這個標籤對任何現任政黨的打擊都很大。我覺得美國的政治生態本質上是這樣：誰在經濟問題上佔優勢，誰就有較大的選舉優勢。

女性支援哈里斯的比例仍然較大，可能在10個點左右。但這並未能阻止哈里斯在男性選民中的大幅倒退或崩盤。

性別問題對於民主黨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困境。整個黨充滿所謂女性氣質的話，在男權社會中是不是會受到挑戰，是一個不得不反思的問題。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民主黨跟特朗普競爭了三次，兩個女性候選人輸了，一個男性候選人贏了，這會影響整個民主黨思路的變化，下一次2028年民主黨選候選人的時候，不太可能會選擇一個女性，可能會選擇一個溫和派男性。在政策方面，民主黨也不會再像過去四年那樣高舉進步主義和多元化的旗幟，更可能會像上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那樣走“第三條路線”。

此外，在文化氣質和觀點上，年輕男性也越來越偏向特朗普所代表的明確的右翼立場，而之前美國的年輕男性是傾向民主黨的。我們從全球範圍內也能看出這種趨勢，尤其是在東亞，東亞年輕一代男性群體的保守程度遠遠高於女性。

四年前，拜登在許多城郊選民中獲得支援，同時也收回了部分工人選票。但四年後的今天，哈里斯不僅失去了工人選票，甚至在城郊選民中也沒能取得顯著進展。這也反映了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過去民主黨控制城市，共和黨控制農村，藍領和白領選民分別支援不同黨派，而這次選舉似乎打破了這一規律。今年還出現了少數裔轉向共和黨的趨勢。

王浩嵐：對，拉丁裔整體轉向很明顯。考慮到文化方面的變化，就是移民問題對他們來說沒那麼突出了，這是未來值得去思考、值得重新重點研究的問題。拉丁裔之所以出現很多選民向右轉的長期趨勢，是因為共和黨長期以來都在爭取他們，這一群體在宗教問題上比較保守，在墮胎問題上相對也比較保守。

還有一個重要要素是教育程度的極化。很多拉丁裔選民是工人階級，沒有大學學位。拉丁裔逐漸白人化，很多選民在幾次週期之後覺得自己更像一個白人，最後更多是歸於階級因素——白人藍領投給特朗普，那拉丁裔藍領也會投給他。

此前可能有族群政治的慣例約束，他們可能有一個長期擁護的候選人，即便這個人在政策立場上有相對的偏差，但他們仍會覺得他在保護他們這個群體。這種心態在2020年前後發生了變化，2020年就已經出現了一定的拉丁裔右移的趨勢，但不是很明顯。隨著慣例約束被打破，今年趨勢特別明顯，像洪水開閘一樣。

王浩嵐：這在2022年（中期選舉期間）是非常突出的 ，今年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可能有很好的對沖效果，但是到了最後選舉，反而沒有起到任何幫助民主黨的效果。從現在來看，民主黨不能只靠墮胎問題。

王浩嵐：民主黨本身提出的很多政策都是很受歡迎的，問題是民主黨候選人未必像政策一樣受歡迎。所以說，政策跟政黨在美國政治之中不是完全掛鉤的。可能在歐洲的一些地方，政黨就代表了某個主張，在議會選舉中這些政策是相關聯的。但在美國，政策跟政黨標籤往往沒那麼貼合，很多時候民主黨提出的政策本身比它的候選人要受歡迎得多，包括經濟上的福利專案是民主黨一直在推的，但到了真正選舉的時候，人們是不是會因為這個選民主黨，那不好說。

很多選民持有的是這樣一種選民心理：vote for the candidate, hope for the best。比如支援特朗普的人裡有很多勞工選民，他們很多時候是支援墮胎權的，但是他們並不會（因此投民主黨），有時候他們會希望自己支援的候選人支援這樣的政策，但即便這個人不支援，有時候他也會去選擇，去寄託一種希望。

很多人對哈里斯的顧慮和對她的批評，集中於她在以色列問題上的態度，她過去是拜登的副總統，比較深地介入到了當地局勢。但巴以問題今年也不是直接決定因素，它不重要。要說這確實對穆斯林選民的傾向變化有影響，但是密歇根輸得如此乾脆。大家關注更多的還是經濟和移民。

王浩嵐：確實是這樣，過去四年全球通貨膨脹加劇，雖然從宏觀角度看這並不完全是拜登的責任，儘管拜登通過了一些刺激計劃似乎推動了通脹，但是實際上，2022年左右經濟問題的根源，跟疫情期間的供應鏈緊張、俄烏衝突導致的能源危機都有很大關係。

過去四年民主黨給民眾帶來的經濟印象產生了直接影響，負面衝擊非常明顯。雖然特朗普任期的最後一年出現了經濟衰退，但大多數選民在2020年並沒有把經濟衰退怪罪於特朗普。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事實上，全球疫情以來的四年對執政黨都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幾乎所有主要國家的選舉都有反執政黨的勝利趨勢。這種趨勢不僅出現在俄羅斯、日本等國家，現在也蔓延到美國，未來可能會影響加拿大。因此，疫情期間全球主要國家推行左轉、支出政策，而疫情結束後，全球右翼思潮抬頭，這也反映了美國當前的政治現狀。

許多人懷念2019年美國的狀態，這可能在最後變成一個決定性的因素。特朗普在經濟問題上的認可度一直高於拜登，包括2020年年底之後，民調顯示特朗普在經濟處理上的表現相對更有優勢。即便他在政治上面臨許多問題，比如被起訴，民眾依然對他在經濟方面的表現給予認可。

王浩嵐：過去這30年，美國一直處於政治極化的狀態，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掌權。特朗普在2016年打破了這一格局，儘管2020年他沒有成功連任，但2024年，雖然有些遲到，很多人覺得一個新的政治秩序可能會來。

換句話說，這次選舉可能促使美國的政治出現去極化。我們常說美國政治極化非常明顯，選舉的基本盤一直很穩定，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支援率大致穩定在48%-46%之間。自新世紀以來，民主黨支援率始終在48%以上，而共和黨從未低於46%。民主黨一般領先共和黨約2個百分點，小布什在2004年曾超過2個百分點贏得選舉。現在我們看到的去極化趨勢，實際上是普遍的右轉。

在政治歷史上，兩黨勢均力敵的狀態是一個少見的異常時期，一般來說某個黨派會在政治中佔據主導地位。比如內戰結束後直到羅斯福新政之前近70年的時間裡，共和黨在美國政治中占主導地位，儘管總統選舉偶爾失利，但基本上是控制局面的黨派，民主黨只是一個能攪局的在野黨或者少數黨。到了羅斯福開啟了新政聯盟，基本上牢牢把持了國會的控制權，直到1994年，整整64年裡民主黨控制了眾議院60年，控制了參議院54年，所以這又是一個很大的政治週期。

但從90年代開始，兩黨版圖越來越均衡，這段時間裡政治極化不斷加劇，大家一直在思考，什麼樣的一個新選舉會改變美國的政治秩序。很有可能，這就是一場開啟新的政治秩序的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