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權博主的崛起和楊某媛的失敗

寫這個題目，一定要疊個甲，這篇文章也是我寫的。她犯了一夜情的錯，與國格何干？更不該“社交沉塘”！

“你走到哪，我就舉報到哪”，2025年7月，當武漢大學性騷擾案女主角楊某媛在法院判決敗訴後發出的這條宣言，讓人感受到了濃濃的惡意。再加上“保研成功，美美讀博”的炫耀，即刻激發了很多憤怒。

不妨回溯一下時間線，事情發生在2023年7月11日，圖書館自習時。因為證據並不確鑿，所以學校拖著沒處理。3個月後，2023年10月，楊某媛以第一人稱釋出的舉報帖曾瞬間引爆網路。兩天後，武漢大學釋出通報，給予肖某某記過處分。

事情之後，肖同學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肖某的爺爺在網暴資訊前心梗離世，外公成了植物人；全家被“開盒”後的遺像P圖仍在網路角落流傳。

其實，事情到此，楊某媛本已經大獲全勝。

既然武漢大學為了息事寧人，避免輿情，給了男生一個莫須有的處分，顯然也會向女生施壓，讓她不再繼續。但人性就是這麼貪婪，她見“好”不收，選擇了在2024年畢業之後，繼續起訴，再次推動事情變熱，用男生的做人血饅頭，收割流量。

只不過，這次遇到了謝朝彪庭長。肖同學命運中公正的齒輪，才開始緩緩轉動。楊某媛也曾給謝朝彪庭長施壓，說自己快承受不住了，要死了。而在如今的輿論氛圍下，謝朝彪肯定也會受到其他的壓力，但他扛住了壓力，堅持判了性騷擾不成立。

某種程度上，謝朝彪的判決，並不是完全令人意外。此前，武漢大學因為證據不足，一開始也未處理。謝朝彪的判決的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個權威的印證，刺破了某種輿論氛圍，讓其他人敢於同情肖同學，也能夠批評楊某媛。

其實，我倒並不為男生的行為完全背書，他甚至可能就是在做不雅動作。但一個行為該受到的懲罰，和行為的性質，和行為的確定性都是有關的。民事上，講高度蓋然性，即具有高度可能性。刑事上講疑罪從無，超越合理質疑。學校最初不處理，也是因為證據不足，加上男生有溼疹，那麼，就達不到高度蓋然性。這也是謝朝彪判決的法理依據。

楊某媛是法學院的學生，她是知道這些法學的基本常識的。她是知道，基於這些證據，如此“追殺”男生，是不公正的。但她仍然選擇了這麼做。她選擇這麼一直激進的“追殺”，夾雜著恨意、流量利益、觀念利益，甚至追求某種輿論權力。

現在有這樣一種理論，女權需要有激進的，才會有溫和的，才能推進整個社會動員。其言外之意就是，即便有誣告，也能為其他被騷擾的女性，勇敢地站出來，拓展空間。

這個觀點是錯誤的。誣告，或者說，這種基於恨意的追殺，是在透支整個女性面對性騷擾時的聲譽、信譽。

狼來了的故事，大家都聽過，寓言這個東西，能流傳這麼久，肯定不僅僅是為了教育小孩的，而是在生活中反覆出現的。只不過，形式更加複雜。生活中喊狼來了的人很多，更復雜的是，很多人喊狼來了，是以別人為代價的。

舉報，是基於信譽機制的。即當一位女性，站出來舉報騷然的時候，她是以自身聲譽背書，用自身聲譽為代價的。前幾年，蔣方舟和另一位女作家，公開揭發的時候，人們都傾向於相信女性，正是基於這種信譽機制。

這讓我想起了羅爾的事。我當時是這樣寫的；如果我是羅爾的朋友，我會建議他，不顧一切地籌錢，只要不犯罪，有了錢去日本去美國治，為了保住女兒的生命，個人榮辱，所有人你都可以拋之腦後。但我不是他的朋友，我談論的是公共話題，我要從公共利益去分析。一個羅爾，因為傷害了患兒這個群體的公信力，會讓其他患兒得到的同情變少，讓他們失去生的機會。

如果沒有糾偏，她會讓其他女性，得到公正的機會變小。

如果你認為自己家裡，能請得起昂貴的律師，有法院檢察院的各種關係，自己學校的事情，也有人脈搞得定，那麼，你就繼續支援她。如果你覺得自己都沒有，自己被騷然的時候，想要一個公平，那你就不能支援基於不充分證據對一個男生的殘酷攻擊。

激進的女性意識，是以恨意為基礎的，但憤怒只會激發相應的憤怒，仇恨只會激發相應的仇恨，人類最不缺少的品質就是憤怒和仇恨。實際上，社會輿論場中發生的事，也正是如此。它激發了男權博主崛起。我並不認為這是件好事，但恨意必然滋生恨意。

從2023年到2025年，在這個領域，輿論變得很快，武漢大學、楊某媛都沒想到的是，男權博主的崛起。如果在前幾年，這件事會不了了之，誰這麼去細緻地搜尋一個女性的錯誤呢？這是一件不上臺面的事。但現在，有了男權博主，反擊成為一件有利可圖的事。他們同樣是以恨意號召流量。也正是這種恨意之下，楊某媛是否道歉，已經無法切割了，恨意會伴隨她很多年。她驅動仇恨，最後成了仇恨的受害者。

但武漢大學可以切割。大學和其他單位不同，它是一所大學，人格化比天水政府，要強得多。這個人格化中，包含了人們對公正、正義、勇敢、善良這些美好品質的期待。但我不打算從道德上去說了，不做這個期待。我只想說，武漢大學應該做明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