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5月12日，汶川地震，已過去整整17年。
17年過去，汶川地震成了歷史註腳。但對一些家庭來說，它從未過去。
5600多個失獨母親，在高齡中艱難求子。她們把生育當作一次“輪迴”，希望失去的孩子能以另一種方式歸來。
而這批孩子，從出生起便活在餘震中，揹負著“替代”與“延續”的意義。
“就地震那天下過這麼大雨，從下午開始，一直下到第二天天亮。"
2008年5月12日的雨，在遊雨奶奶腦海裡從未停歇。那天，她催著不想上補習課的孫女遊雨去補習。
地震突如其來。再見到孫女時，她已躺在操場上鋪著的花油布上。放眼望去，整個聚源中學的操場都被這樣的花油布鋪滿，一塊接一塊。
就在那天上午，遊雨的母親高姐稱體重，發現自己瘦了一斤，打算等女兒放學回來告訴她這個“小喜訊”。
一直以來，上初三的女兒不願意讓媽媽去接她放學。每次高姐去接女兒，女兒都不高興，理由是同學笑話她媽媽胖。她對高姐說：“你要接我也行，除非你先減肥。”
地震發生後的一週內，高姐瘦了九斤。
高姐。紀錄片《兩個星球》劇照
那一天的細節，誰也忘不了。
葉紅梅懊悔，就在2008年5月12日中午，因為女兒祝星雨的作業沒做好，她還責罵了女兒。7歲半的女兒，從此失去了撒嬌的機會。
遊雨、祝星雨——兩個名字都帶“雨”的女孩，永遠留在了那個雨季。
兩年後，祝家和遊家在醫院相遇。葉紅梅和高姐，都在接受試管胚胎植入治療，努力備孕。
病房裡，她們又聊起那天的大雨。遊雨的父親忽然說起，那場地震中，女兒班上幾個名字裡帶“雨”的孩子都沒能活下來——王雨、王小雨、何雨，還有他家的遊雨。
這些帶著水汽的名字，最終都化作了傾盆大雨，在親人的記憶裡下個不停。
祝俊生常常陷入回憶的傾盆之雨。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汶川發生8.0級地震。8.7萬個生命永遠定格在這一刻。
都江堰距離震中映秀鎮僅二十多公里，是受災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學校成為傷亡最慘重的場所——新建小學、聚源中學、向峨中學等校舍轟然倒塌。
震後統計顯示，有7500多個獨生子女家庭失去了孩子，或孩子嚴重傷殘。
災後，國家啟動“再生育工程”，為失獨家庭提供兩次免費再生育機會。無論採用什麼生育方式，治療費和醫藥費都由政府承擔。
2009年5月，紀錄片導演範儉來到都江堰，進行512地震後的調研，走進城北板房安置區——那裡住著五千多名災民，生活臨時，情緒漂浮。
葉紅梅與失獨媽媽們相擁哭泣
範儉從一個做震後心理援助的團隊，瞭解到震後失獨家庭。
板房區有一個屋子，被叫做“媽媽之家”，一群失去孩子的母親常常聚在一起摺紙花，互訴衷腸，她們中的不少人選擇再次生育。
在那裡，範儉認識了葉紅梅。她是震後五千六百多個再生育母親之一。
哪怕要經歷長達數月數年的漫長治療，哪怕要在未來付出更多的精力與感情去撫養孩子，她們都義無反顧地想再生一個。
“只要還能生育，就意味著人生還有機會，對這些女人、對家庭都是如此，他們不願放棄這些機會。”範儉說。
不少女人相信“輪迴”，希望透過再生育，讓過去的孩子重新回來。
葉紅梅
2009年起，範儉開始持續跟蹤記錄震後失獨家庭再生育的故事，長度跨越12年。
他先後創作了《活著》、《十年，吾兒勿忘》等震後紀錄片，這個系列的最新一部作品《兩個星球》將鏡頭對準兩個家庭——祝家和遊家。
祝俊生和葉紅梅的經歷具有某種典型性：住在震後的板房裡，經濟困頓，失去獨生女祝星雨後，他們踏上一條漫長而艱難的再生育之路。
遊哥與高姐是祝家的患難之交。在祝家迎來男孩的同時，遊家也迎來了一個新的女兒。
新生命到來的那一刻，既是期盼，也是試探——命運是否真能歸還些什麼？
再次生育，是一場艱辛的拉鋸戰，多數失獨母親已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
2010年，葉紅梅已經40歲，身體狀況並不好。為了調理身體，她試遍各種方法：
針灸，一根根長針扎進肚皮；偏方，苦澀的粉末卡在喉嚨裡，讓她“惱火”；促排卵針、取卵泡，她疼得走不動路，整晚睡不著覺。
祝家的經濟捉襟見肘。祝俊生靠做裝修工維持生計，零活斷斷續續。為了省下一人的路費，葉紅梅不讓丈夫陪她，一趟趟獨自往返都江堰與成都。
他看著妻子受苦，卻無能為力。在逼仄的板房裡，他抹著眼淚說：“人家有錢的開私家車去醫院，我們趕車、打的、坐公交，淨是顛簸。”
但葉紅梅從不在人前落淚。她咬牙撐著，始終帶著一副不容自己軟下來的模樣。第一次試管失敗後，哪怕再“受罪”，她仍堅持再試一次。
第二次試管失敗後，夫妻二人放棄了生育的念頭。卻沒想到，四個月後，奇蹟出現了——葉紅梅自然懷孕。
葉紅梅和祝俊生一直期待再生一個女兒。“假如生成兒子的話，給我的感覺就是，我女兒再也回不來了。”葉紅梅說。
範儉發現，這也是不少再生育家庭的想法，希望再生一個和逝去孩子性別相同的小孩。這會讓他們感覺過去的孩子，沒有真正失去，這個生命又“回來”了。
2011年5月20日，範儉跟著葉紅梅進入了產房，記錄下新生命誕生的全過程。
葉紅梅做了剖腹產，手術進展順利。當嬰兒從母體中被抱出，啼哭響起的一瞬間，範儉的視線模糊，拿著攝像機的手止不住顫抖。
反倒是葉紅梅顯得異常冷靜。她臉上沒有激動，也沒有笑意，只有淡淡的表情。她問範儉：“是男孩嗎？”範儉點頭，她脫口而出：“哎呀，這下祝老四要不高興了。”
產房外，祝俊生凝視著嬰兒車裡的孩子，表情逐漸變得耐人尋味：從短暫的喜悅，到遲疑，再到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哀傷。
葉紅梅在產房
遊哥和高姐得知葉紅梅生了孩子，帶著四歲的小女兒遊小冉特意趕來探望。
當初，因為計劃生育的政策，她們不得不將小女兒送到親戚家寄養。大女兒遊雨去世後，他們將小女兒遊小冉接回了家中。
祝俊生和遊哥聊起天。“要是生了女兒，我現在的心情就跟你一樣，開心得很。”
遊哥猜到，如果是女孩，祝俊生一定會第一時間打電話告訴他。祝俊生靠著牆，勉強笑了笑：“知道是兒子，就不想打了。”
遊家一家來醫院看望祝家
兒子出生後第二天，祝俊生獨自回了趟家。
客廳裡，電視機上方擺著兩張照片：一張是女孩七八歲的獨照，另一張是全家福，小女孩站在中間，左右是他和葉紅梅。
他久久凝視著照片，眼淚止不住地滑落，喃喃道：“么兒，對不起了。”
祝俊生覺得自己這輩子都對不起女兒。
地震當天下午，他趕到女兒所在的學校，滿眼廢墟，教學樓已全部坍塌。
他鑽進廢墟，一遍遍呼叫女兒祝星雨的名字。凌晨三點五十，他聽到祝星雨在廢墟下回應，“爸爸，我在這裡。”
祝俊生激動壞了，大喊，“么兒，你要堅強，你要勇敢，爸爸馬上來接你！”
他向範儉形容那時的心情，“就像登山時，你以為他遇難了，東找西找把他喊答應了，你說心裡好高興，對不對？”
他能聽到女兒的聲音，卻看不到她的具體位置。他縮在廢墟下，邊找女兒邊救了好幾個看得到的孩子。
祝俊生
孩子們一個個被救出來，但他始終沒等到女兒。5月23日，挖掘行動停止，祝俊生和葉紅梅在殯儀館見到了女兒的遺體。
“我明明把她喊答應了。”沒能把女兒救出來，成了祝俊生一輩子的傷痛。
父母內心的愧疚和掙扎，旁觀者永遠無法感同身受。地震物理意義上的重建很快，但心理的重建卻是漫長而持久的。
範儉忍不住思索——這個新生命，真的能撫平他們內心那道深不見底的裂縫嗎？對逝去女兒抱有深切愧疚的祝俊生，又如何真正接納兒子的到來？而年幼的孩子，未來怎麼理解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緣由？
親密關係如何重新建立，成為一個複雜的課題。
祝俊生在醫院表情複雜
2017年，範儉再次來到都江堰，祝家兒子祝葉桂川已經6歲了。
葉紅梅的一天圍繞孩子運轉。早上六點起床，帶兒子晨練，督促他讀英語，接著準備早飯，接送孩子上下學，晚上輔導他做功課。
表面上，日子波瀾不驚，一切都在有序進行。
可家中，姐姐的照片依然擺在最顯眼的位置，家裡仍保留著她的玩具。葉紅梅常帶兒子翻全家福，辨認照片：“這是姐姐。”
川川六歲那年，葉紅梅還是忍不住對範儉吐露了心聲，“他小的時候，我給他打扮成女孩子，穿裙子，扎小辮子。我其實就是在找那種感覺。”有時她忍不住對兒子說，“么兒，你要不變成女孩算了。”
5·12紀念日，她領著川川去祭奠姐姐。“是用你姐姐的命，才換你到世上來的。”這句話引來其他再生育母親的勸阻，她們擔心孩子會覺得自己是替代品。
葉紅梅有時會從兒子身上尋找女兒的身影。攝影：於卓
川川活成了姐姐的反面。在祝俊生眼裡，兒子總是沒精打采，”像扶不起的阿斗”。
兒子貪玩、不收拾玩具，怕黑、愛黏媽媽。父子之間不夠親近，溝通總卡著。祝俊生脾氣一上來，話就重。川川擦鼻涕多扯了點紙，他斥責：“起碼浪費了三四塊錢！”
一次，葉紅梅讓祝俊生陪兒子去歡樂谷玩，祝俊生嫌票貴不划算。
她勸丈夫：“你帶川川去趟歡樂谷吧，別人家孩子都去了好幾回了，他一次都沒去過。”
兩人說著說著，火氣上來了。祝俊生突然冒出一句，“有啥好陪的？祝星雨沒陪就長大了！”
空氣短暫僵住。“就是因為那個沒陪，這個才更要陪。”葉紅梅反駁道。
葉紅梅和祝俊生帶川川玩旋轉木馬
祝俊生真心羨慕遊家，失去了一個女兒，還有另一個女兒能回來。但這份”幸運”背後，是另一種難以言說的隔閡。
再次拍攝時，範儉鏡頭裡的遊冉已經長成高挑的少女。她總是沉默，眼神遊移，不輕易敞開自己的內心世界。
高姐告訴範儉，冉冉曾責怪過他們偏心，“把我曬得這麼黑才接回來。你們為什麼把姐姐留在家裡，把我送走？”
高姐是愛冉冉的。接回冉冉的第一年，她幾乎寸步不離地陪著女兒。但生活所迫，第二年她就不得不去塑膠袋工廠打工，常常上夜班，連續工作12小時。
母親在家的時間變少後，更多時候，是奶奶陪著冉冉。
某天夜裡，一家人在院子圍坐烤火。冉冉蜷在奶奶懷裡玩手機，高姐試探著靠近，女兒卻下意識側身遮擋螢幕。
“今天跟媽媽睡吧？”高姐提議，冉冉拒絕了。
高姐試圖靠近女兒
高姐對女兒的愛，體現在生活的細枝末節裡。
她帶女兒去剪頭髮；餐桌上總把女兒的碗堆成小山，直到女兒蹙眉拒絕；她擔心女兒冷，細心地將冉冉的袖子往下扯了扯。
這些細碎的溫柔，始終沒能叩開冉冉的心門。少女的心事像上了鎖的日記本，對母親永遠合著。
就像當年的遊雨一樣，冉冉更願意趴在父親肩頭親暱地說話。
高姐坐在一旁，望著父女倆親密的互動，目光在父女倆之間輕輕遊移，眼神里掠過一絲複雜的情緒——像是羨慕，又有點失落。
冉冉與父親互動
範儉記得，有一年冉冉過生日，攝製組買了一個蛋糕。
分蛋糕時，她先遞給奶奶，又給了爺爺，然後是劇組每一位工作人員，接著是爸爸，最後，她才把蛋糕遞給了媽媽。
在一旁默默等著的高姐，有點不開心了。她沒想到，在女兒的心裡，自己竟排在最後。心裡難免泛起些盤算和比較，嘴上也忍不住開始絮叨起來。
最終為了安撫媽媽，冉冉切了一大塊蛋糕，塞到她手裡。
高姐眼神里掠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在拍攝過程中，範儉漸漸發現，孩子們都有一顆異常敏感的心。這不僅出現在川川和冉冉身上，在他接觸過的許多失獨家庭的“再生”孩子中，敏感，幾乎成了一種共同的氣質。
他曾送冉冉一部手機。冉冉用它拍下了許多浪漫的瞬間——屋頂的野貓、晚霞的餘暉、薄翼振顫的蝴蝶、沾著露水的草葉……
範儉將這些零碎影像被剪輯進《兩個星球》紀錄片後半段，成為她沉默之外的另一種表達。
那是一個很美、也很浪漫的世界，是她的內心世界。
遊小冉看向屋外
面對父母時常提起的那個”姐姐”，川川和冉冉從不表現直接的抗拒，但也不回應太多。
在鏡頭裡，他們總露出相似的茫然神情，那是種介於理解與困惑之間的微妙表情，藏著些說不清的情緒。
導演範儉曾問另一個再生育家庭的小女孩：“你會想那個走了的姐姐嗎？”
小姑娘想了想，說：“只會想起她，不會想念她。”
新生命在一往無前地長大。
無論是祝家的父子，還是遊家的母女，關係都在起伏中緩緩推進。運動會來臨，父親每日陪兒子一起跑步；冉冉有時也會挽住母親的手臂——這些細微的靠近，被鏡頭誠實地記錄下來。
這些年，範儉每年都會回都江堰看看。
川川如今十四歲了，上了初中，個頭竄得很快，站在父親身旁，已經齊到祝俊生的肩膀。
那個曾經瑟縮的男孩，如今身形結實，話也多了起來。而祝俊生的背開始微駝，鬢角添了幾縷刺眼的白髮。父親在老去，兒子在長大。
今年再訪祝家，範儉注意到，姐姐祝星雨的照片，已經全部被收了起來。
2024年夏，祝哥一家去遊家玩，祝俊生抓了個知了給川川玩
冉冉，已經上了大學。範儉眼裡的她，愈發有了“神秘感”。女孩長大了，她開始化妝，變得愛美了，早已不再是那個沉默的小女孩。
她與母親之間，始終有著淡淡的疏離感。
在跟拍失獨家庭的十幾年中，範儉看到了不少失獨媽媽的生命，大多因生育變得飽滿，她們暗淡的眼神有了光亮，家庭也因此更加緊密。
“對於那些母親來說，再生育行為就像是一種治療行為。”範儉逐漸理解了她們的複雜心理。
冉冉
總有觀眾質疑：”這對後來的孩子公平嗎？"
他們不理解再生育家庭對待新生命的方式。甚至假設，如果可以選擇，孩子或許不願來到這個世界。
作為記錄者，範儉並不想評判這些父母。他更想呈現和理解那份沉重和複雜，而非簡單定義對錯。
“很多評判者並未親歷過這種巨大的失去，不太容易共情。”他說，“我見過的許多觀眾，他們還很年輕，可能沒經歷過大的生離死別，或者命運突然改變的時刻。”
“他們看待生命的方式，還是基於某種理想的公平。”
拍攝紀錄片多年，範儉越來越確信：生命的到來，本身就沒有公平可言。
任何人都是在無從選擇的情況下來到這個世界，並天然揹負著原生家庭、歷史和過往的重擔。
範儉導演
2021年，紀錄片《兩個星球》在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放映。
映後提問環節，一位女孩情緒激動，問導演範儉：“您有沒有考慮過，這部片子對親歷者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範儉隱約意識到，她或許就是親歷者之一。散場後，他找到女孩，聽她講述了纏繞多年的心結。
2008年5月12日，是女孩的7歲生日。當時，親戚們為了慶生聚在都江堰。地震發生，一些親人永遠留在了那一天。
此後，家族中流傳著一種指責：如果不是為了給她過生日，親人或許不會遇難。
親情的裂痕、負罪感的重量，以及災難的陰影，從此壓在她的成長裡。
女孩與紀錄片中拍攝的家庭境遇不同，但她想從別人的故事裡尋找答案：那些同樣揹負著沉重記憶的孩子，後來是如何生活的？又該如何與父母重新建立親密關係？
有些問題沒有標準的答案，但提問本身，已是一種直面創傷、繼續生活的勇氣。
《兩個星球》海報
2008年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也在某種程度上，沖淡了汶川地震所留下的集體創傷。
年輕一代，談起汶川地震，眼神是陌生的。對他們來說，那不過是幾幀模糊的新聞畫面，是長輩口中遙遠的傷痛。
但在那場災難的餘波裡，仍有人在雨中踽踽獨行。
每到五月，雨季將臨。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們，睡眠就變得很輕，她們說，“失去孩子，心是虛的。”
喪子的傷口，不會被時間抹去。它只是埋得更深，時不時地泛起刺痛。父母們能做的，唯有接納——接納那場失去，接納每一個“5·12”到來時，無法迴避的悲傷。
地震後的某一天，祝俊生在幫二姐修房子時，不小心被一塊磚頭砸中了腳。他疼得直冒冷汗。那一刻，他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一塊磚砸我都這麼痛，當時整棟房子壓在女兒祝星雨身上，那得有多痛啊。”
那天，祝俊生難過了很久。
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