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少年求學記
作者：戎東貴
01
小孫子上小學了，欣慰之餘，微信發了幾張圖片，都是小朋友第一天在新校園的剪影，意在祝賀而已。沒想到兒子不贊成，說是為安全起見，網路上不宜發兒童的照片，要我刪除。開啟微信，看到點贊、留言已近百條，其中鹽城市教育局的S先生說了一句：“從此走上求學之路”，讓我頗有些時空倒錯的恍惚。刪除微信的同時，自己少年求學的歷歷往事，卻很自然地湧上了心頭。
少年求學乃人生第一大事，其成敗得失幾乎決定了一生物質、精神生活的幸福程度。從古至今，皆然。
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其求學經歷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譬如家庭的培育動力與經濟支援，譬如自身的稟賦氣質與努力程度，譬如學校的課程設定和師資水平，更重要的則是有沒有一個學習提升的社會環境。看看小孫子如今上學的各種軟硬體因素，我感到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求學機會，成功與否，就看孩子自己的稟賦和努力了。
回想起來，從小到大，我應該算是一個喜歡讀書、求學上進的好學子了，但生不逢時，少年求學之際，遇上的偏偏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不鼓勵讀書、禁止讀很多書、讀書基本無用的時期，以至於荒疏於少年，困擾於中年，老大努力補償也無甚大用，一輩子淪於平庸終究難有所成也。
02
我出生於江蘇省大豐縣縣城，這個縣就經濟狀況和文化教育而言，在江蘇基本上是中等水平。一屆一屆的縣領導大都本份務實，按照上級要求治縣理政，比較注意老百姓的需求和權益，即使在激烈的政治運動中，也儘可能不犯普通老百姓的眾怒，因而在教育事業的管理上循規蹈矩，沒有什麼教育革命的自選動作。
我是1955年底出生，1961年上小學，1968年上初中，1970年上高中，1972年底高中畢業，其間政治運動不斷，革命口號響亮，社會風雲激盪。工農兵群體成了社會革命的主力，知識分子普遍被邊緣化，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人大都成了批判的物件。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也就只能服從革命需要，變得可有可無，從學校的建立、學制的安排、課程的設定、教材的編寫、到教師的任用，都打破了舊有的程式，各方面變化的隨意性很大，學生也就聽之任之，無所適從，很難確立自己求學的目標，只是聽從命運的安排而已。
現在想來，就個人的求學而言，能在那樣的背景下粗通文墨、能算會寫，有一技之長，適應社會生活，長大之後能自立於社會，靠勤奮工作養家活口，可以說得上是幸運的了。
先說學校和學制。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的推動，如今我們已經建立了與世界接軌且符合現代文明要求的完整的學校教育體系，學前教育一般三年，九年義務教育已在全國普及，高中三年教育基本穩定且正在向高品質發展。從城市到鄉村，各級各類學校的辦學條件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城市的大部分學校的校園面貌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雖然我常常為少年求學時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學校待遇而深感遺憾，但內心裡卻總是為後輩學子如此之好的求學條件竊竊自喜。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幼兒園對於貧窮的家庭顯得過於奢侈，一方面兄弟姐妹太多經濟上負擔不起，另一方面社會也沒有太多的辦園能力。
記得我曾經上過差不多一年的幼兒園，那是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不久，街道的社會主義大食堂越辦越差，一天三頓的麵糊湯只能果腹，盛麵糊湯的碗我們都舔得光光滑滑不需要水洗，父母託人想辦法，把我和弟弟東華送進了鎮幼兒園，說幼兒園吃得要好點。
大躍進時期大人很忙，幼兒園是寄宿的，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白天孩子們一起玩耍很快樂，老師教我們一些朗朗上口的童謠，比如“解放軍叔叔好，穿皮鞋戴手錶，一腳踢死個美國佬。”“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個朋友，敬個禮，鞠個躬，笑嘻嘻……”等等，遊戲主要是踢毽子、跳繩之類，最有意思的是大家圍成一圈“丟手絹”，反應慢的小朋友常常引得大家鬨堂大笑。
幼兒園吃飯一天三頓都差不多，野菜豆子飯、黑乎乎的小饅頭、麵糊湯、山芋乾子，很少見到雞魚肉蛋，而且越來越差。幾周下來沒有油水，我解大便碰到了困難，解不下來，出血，疼痛難忍。這樣的幼兒園生活實在難熬，非常想家，家只相隔兩條街，但老師很嚴格，不到週末不準回家。於是我的幼兒園生活就以逃跑成了主旋律。
每到深夜，宿舍裡幾十個小朋友全部睡熟了，看守的老師也睡得迷迷糊糊，我把弟弟喊起床，拉著手悄悄開啟門，摸著黑跌跌撞撞回家，父母親見到我們都嚇壞了。有時逃跑被老師發現，我們在前邊跑，老師在後邊追，到了家門口，老師大叫家長不能開門，我們只得束手就擒被老師帶回幼兒園。
小學階段要分前後兩段來說。
第一階段是1961年到1965年，我上一到五年級，此時黨和國家開始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學校教育得到重視，學校學制都已經規範化。我上的是大豐縣實驗小學，學制六年，每個年級有甲乙丙三個班，每班50人。
記得上學報名那天，父親牽著我的小手，從老街的家一路蹦蹦跳跳走到學校，心裡高興，嘴裡各種問題問個不停。學校不大，校門朝北，教室面南，一律青磚青瓦的大開間平房，排列工整，清潔明亮，最南邊的大操場好大呀。校園中心有一個小池塘，池塘前面就是校長室、教務處和教師辦公室。接待報名的女老師和藹可親，問了幾個問題我都能回答，幾加幾的算術撥弄手指也都能對付。第二天一個人揹著書包，走二三里地上學校，自由自在，安全又快樂，哪像現在的孩子上學，家長轎車接送，生怕有個閃失。
在學校，我分到一甲班，都是來自縣城的學生，有縣委書記、縣長家的，也有普通市民家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班主任王琴英老師，蘇南人，中等個頭，一雙大眼睛，比較嚴肅認真，雖然不怎麼笑，但卻顯得樸實親切。王老師教我們語文，普通話發音準確，從拼音到識字，“大小多少、人口手、足刀尺”一字一板，特別認真，我們在她的課堂上接受了漢語文的啟蒙教育。
數學老師蔡惠民，應該是啟海人，語言簡潔，邏輯清楚，教我們學加減乘除，深入淺出，易於接受。課堂上蔡老師特別認真，紀律要求嚴格，對講悄悄話、做小動作、不認真聽課的同學，批評很嚴肅，還會罰站、沒收物品、甚至趕出教室。同學們上課時悄悄擺弄的彈弓、沙包、糖果等，不少都被蔡老師沒收，隨手扔進了教室門口的池塘裡。每一次有同學的物品被蔡老師沒收繼而扔入池塘的時候，隨著“咚”的一聲水響，滿教室的同學鬨堂大笑，都是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
小學階段的學習我們沒什麼主動性，一般都按老師的要求，反覆讀課本，認真上課，按時完成課堂作業、家庭作業，每週的小測驗、期中考試、期末考試，都會認真對付。時間過得很快，一年年升級，我們在持續的成長中感到了學習的快樂，雖然我的成績在班上只是中等水平，但我很滿足，從來沒有感到學習的壓力。至今難以忘記的，倒是一些與學習無關的事情。
記憶最深的是每學期被老師追欠學費的尷尬。當時家境比較貧困，弟兄姐妹多，每學期開學交學費書費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因而父母親都會到學校找老師暫欠學雜費。開學之後，班主任就會不斷地向我催交所欠的學費，到家裡要不到錢，老師就會在班上點我的名，罰站，有時還會被趕出教室，這就讓我心理上特別壓抑、自卑，有時只好逃學，早晨揹著書包出門上學校，其實就在街上找個小人書攤看小人書，中午學校放學了，也就裝模作樣地放學回家。
這樣的事情多了，常常會被老師或者家長髮現，於是不停地被家長打罵，被老師責難，幼小的心靈備受摧殘。這種貧窮帶來的心理自卑，此後一直會讓我特別敏感，上大學時讀到李廣田先生抒寫童年悲哀心境的散文，一篇《悲哀的玩具》就讓我感懷不已，貧窮帶來家庭的爭吵，帶來童年心靈的折磨，先生的感慨很是讓我心有慼慼，大學畢業論文的選題就是評論李廣田先生的散文創作。
後來長期在鹽城市教育局工作，我跑的農村學校特別多，對農村學校改善辦學條件、學生的學雜費減免、學生住宿伙食狀況的改善、以及後來免費義務教育的推進，都特別傾注精力，其情結之深大概都源於自己童年的境遇吧。
童年夥伴的交往是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情。每天的放學我們都要排路隊，家在一個方向的同學排一個路隊，按照既定的道路依次而行，陸續到家，這可是同學們玩笑、打鬧、交流的最好時機。口袋裡、書包裡有什麼好吃的、好玩的，此時會拿出來與同學分享；路邊有什麼小店鋪、小景緻，有什麼有趣的人物、事件，大家會圍觀、評論一番，熱鬧得很；有時路隊長工作認真負責，會讓我們的隊伍排得整整齊齊，大家放開歌喉齊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引得路邊的行人紛紛駐足圍觀；一個同學到家了，與大家揮手告別，“再見”的聲音頓時響成一片，大家都覺得特別親熱、好玩。
那時按照所住的街道，老師會給我們編成學習小組，晚飯後，大家照例會集中到某個同學家，昏黃的煤油燈下，大家一起做作業，討論問題，同學的家長有時還會給我們一點好吃的，一個五香茶葉蛋，一碗酒釀元宵什麼的。就是這樣的朝夕相處，同學夥伴之間就有了感情，有的就成了好朋友。某個同學轉學了，我們會鄭重其事的買個好看的筆記本，第一頁寫上“某某同學留念，我們永遠是好朋友”的字樣。流年似水，物是人非，多年以後好些幼時的朋友不怎麼見到面了，但也有些始終在聯絡之中，直到晚年我已定居省城，還有小學一年級的同學結伴購房，榮休後如今住在同一棟樓中安度晚年。
喜歡讀課外書應該是從三四年級開始，先是看連環畫。那時上學路上有很多出租連環畫的書攤，一分錢一本，當場看完當場還，上學放學路上只要有時間，口袋裡再有點硬幣，我幾乎都會泡在書攤上，一本接著一本選著讀，入迷得很。幸運的是我的外公也是個連環畫迷，而且他有個木箱子裡竟然存放著整套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的連環畫，這就成了我童年的寶庫和天堂。
後來看連環畫不過癮了，就找原本小說看，一目十行囫圇吞棗，不識的字連順帶猜，不懂得意思自己想當然。什麼讀書的壞毛病都有，但就是讀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以後就找各種各樣的小說看，中國的、外國的、古代的、現代的都有。
當時能找到些好書不容易，回想起來我特別要感激小夥伴楊侃，他爸爸楊信義是豐中有大學問的語文老師，頗有文人古風，是縣裡有名的“三秀才”之一，家裡老書架上藏書很多，一天到晚手不釋卷。我每次到他家玩都在書架上找書看，有的會向楊老師借回去讀，還書時還會和楊老師談談心得。之所以我以後會喜歡上文學，楊老師對我幼時的影響非常重要。
當時我的課外閱讀，主要是看人物看故事，沉浸其中自然有自己的喜怒哀樂，會與小夥伴、老師、家裡的大人談人物，說故事，語言表達好了，作文也就寫得順暢起來。大概五年級上學期開始，語文老師張貢斌就不斷地給我的作文打高分，寫長長的好評語，有一次竟在全班同學面前朗讀我的作文。這對我這個成績本來一般的小小少年實在是極大的鼓勵，讀書上進的意識開始萌芽。可惜的是好景不長，六年級時文化大革命來了，到處都是大字報、大標語，校長、老師被批鬥，表揚我作文的張老師也在被批鬥之列，再後來學校就全部停課了，我的少年求學生活由此斷裂。
時光過得很快，學校不上課了，我們只能在社會上晃盪，轉眼到了六年級結束，初中無處可上，小學也不讓我們畢業。直到1968年冬天，“復課鬧革命”的口號響起，我們作為7年級的學生終於小學畢業了，被直接分配上初中。
我上的初中叫“大豐縣大中鎮職業中學”，學校的領導是鎮上皮革廠派出的幾位工人師傅組成的“工宣隊”，老師基本靠邊站了，給我們上課的沒幾個像樣的老師，教材老的“封資修”內容不能用，新的無產階級的教材還沒編出來。工人師傅們天天帶著我們“早請示、晚彙報”“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學習毛主席語錄，開各種大批判會、鬥爭會，實在學不到什麼新知識，不知道這是上的什麼學。
一年之後，不知什麼原因，這所所謂的職業中學被撤銷了，我們被併到大豐縣中學，成了二連五排的一名“戰士（當時學生是班排連式的軍隊編排）。再過一年，我們又不用畢業考試就初中畢業了，直接升入高中，成了大豐縣中學三連四排的一名戰士。在大豐縣中學讀書的三年，基本上我們是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指示辦的，即“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不但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過的是一種典型的文革式的學校生活。
03
文革式的學習生活有些什麼特點呢？
首先是造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造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反。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從上到下的，在我們懵懂少年的眼裡，主要是看上邊又有什麼人被打倒了，這基本上都是靠校園裡、大街上鋪天蓋地的大標語來感受的。先是評《海瑞罷官》，批吳晗，批“三家村”，接著是“彭羅陸楊”“劉鄧陶”“二月逆流”“楊餘傅”，再到林彪陳伯達、“黃吳葉李邱”，直到“評水滸批宋江”、批林批孔批周公，反擊右傾翻案風，上邊發生的變化，小學生、中學生哪裡看得懂，但一樣寫發言稿，開批判會，拎著漿糊桶跟著老師後邊刷標語，也算是參加了路線鬥爭。
鬥走資派則是一段時間天天看到的風景。反正小學不讓畢業，又沒學可上，就天天上街看大字報，看批鬥會，看造反派押著戴高帽子的走資派遊街。
大豐縣城最早被遊街示眾的是縣委宣傳部長高繼寬，押在解放牌大卡車上，一雙手被墨汁塗黑，滿臉的驚恐不安，大豐縣中學的紅衛兵們浩浩蕩蕩的跟在卡車後邊，“打倒、炮轟”的口號震天響。多年之後高繼寬擔任鹽城市教育局的局長，我在其麾下任秘書科副科長，談起這段往事才知道，因為他是縣委派往大豐縣中學指導文革的工作組組長，所以被紅衛兵們批為操縱學生運動的“黑手”。如此罪過，付諸笑談。
印象中，縣委書記薛太和的批鬥會是在一個晚上，地點是縣委大院的大飯堂，瘦弱的縣委書記面色慘白，疲憊不堪，老老實實地回答著革命群眾揭發批鬥的問題，臺下群眾呼口號的時候，哪怕是“打倒薛太和”，他也跟著舉拳呼喊，算是自己打倒自己。
我們實驗小學也開過批鬥校長顧康才的大會，照例地橫幅、標語，老師學生代表紛紛登臺批判，臺下口號不斷，一片喧騰。記得有位老師批判校長不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指著讓他背誦《毛主席語錄》某頁某段，顧校長支支吾吾老半天背不出來，窘迫惶恐，顏面盡失，會場上鬨笑一片。
這麼多年過去了，批判會上老校長頭髮稀疏、腦門汗水淋漓的尷尬形象，仍然常常浮現於我的腦際，在荒唐的年代裡，校長當眾斯文掃地，老師和學生又有什麼臉面呢？
鬥老師也是當時校園一大景觀。在小學，學生還沒有能力主動去批鬥老師，更多的是老師之間的互鬥，學生只是老師間鬥來鬥去所利用的工具。某女老師，工作認真負責，批評別人不留情面，有一天宿舍門口被貼上了大幅對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門口和家中都貼滿了大字報，包括睡覺的床上都是，同學們紛紛前去觀望，不知道這位老師當時如何正常生活，反正以後見到我們都是灰溜溜地低頭而過。
一時間，學校老師中壞人不斷被揪出來，校門口每天早晨站著一溜排掛著牌子低頭請罪的老師，有地主出身的、有參加過三青團的，有反右時留下言論的，有男女關係上犯過錯誤的，還有家有海外關係的。
學校如此，社會上也是這樣，到處都是大標語大字報，到處都有遊街示眾的壞人。我們在應該認真學習的年紀，每天背毛主席語錄，早請示晚彙報，到處遊蕩看大字報，看革命群眾每天押著一群一群戴高帽子掛牌子的壞人遊街示眾，看街頭造反派與保皇派的大辯論，好玩得很。文化知識的學習，已經離我們很遠了。
學農、學工、學習解放軍，也是我們文革求學時代的主要內容。從初中到高中，學校每年都要安排夏忙、秋忙支農活動，每次差不多半個月時間。大豐農村主要種植棉花、麥子、玉米等，也有少量的水稻，圍繞這些作物的農活我們基本都幹過，比如棉花間苗、鋤草、打頂尖、拾花、曬花、揀花等，麥子割麥、拾麥、挑麥把、脫粒、曬場等等。
先先後後，我們到過不少農村生產隊，一般都住在農民家，有時也住到生產隊的倉庫、農村小學的教室，各人自帶行李，一溜排的地鋪，集體生活，熱鬧得很。
好幾次下鄉支農，我都被老師指定為學生食堂的事務長，向同學收生活費和糧票，騎車到縣城買米買菜買油鹽醬醋，每天安排三頓飯的食譜菜譜，鍋前灶後忙忙碌碌，辛苦得很。幾十個同學的吃飯問題不是小事，一回生，兩回熟，自己的責任意識和處理繁雜事務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應該說是重要的收穫。
高中時期，學校在離校十幾裡地的一塊荒地上建設小農場，我們要算是第一批建設者，挖河築壩、開荒種田，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勞動時間。不過農場生活寄居野外，也有很多來自大自然的樂趣，記得有一次，我們幾位同學打著手電筒，夜裡到旁邊的水窪地裡捕捉田雞（青蛙），收穫很多，第二天改善伙食，人人高興，當時已經靠邊站和我們一起在農場勞動的張炎老校長，見到我們抓了那麼多活蹦亂跳的田雞，戲稱我們是“慘無田雞道”。
學工主要是到飛輪廠，當時豐中的工宣隊由飛輪廠派出，革委會主任由飛輪廠廠長、老軍人王林祥擔任，廠裡不少老工人師傅都在學校給我們宣傳毛澤東思想，所以學工到飛輪廠是理所當然的。在飛輪廠幾次學工，我先後呆過翻砂車間、電鍍車間、裝配車間，廠裡主要的產品是腳踏車飛輪和鏈條，生產的各個環節都有所瞭解，工作程式要求嚴格，必須一絲不苟，現在想來仍是收穫良多。
學習解放軍則是常規節目，班級是按班、排、連編制，每天都學習解放軍的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彙報”，不時參觀解放軍軍營，請解放軍官兵到校講英雄事蹟，佇列訓練、短途拉練經常進行，“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那時可是我們一天到晚喊在嘴上、落實在行動上的響亮口號。
文化知識的學習明顯薄弱。文革開始，原有的課程體系被打亂了，老教材也不能再用，開的課主要有政治、語文、數學、工農業基礎知識等，後來也開了一段時間英語，教材大部分都是老師現編現教。政治課與政治學習是當時學習的主要內容，毛主席語錄，“老三篇”，我們都能倒背如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兩報一刊”重要社論，老師都是立即組織學習，不敢有絲毫怠慢。語文基本不學古文古詩詞，不學外國文學作品，毛主席詩詞和魯迅先生的雜文是最主要的內容。
我的政治和語文應該是學得比較好的，記得初中時有個小本子，主要摘錄當時的好社論、好文章，被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施恆祥老師看到了，對我大加表揚，以至於我倍受鼓勵，此後的學習生活、知青生活中一直保持著這個習慣。現在翻翻這些小本子，上面抄錄的東西還真不少，如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解說詞、《長征組歌》的解說詞、毛主席流傳民間的詩詞、姚文元的文章、郭沫若的詩詞等等。
這些抄錄的東西，很多現在都能背誦，前些年一幫老友聚會，大家輪流背誦毛主席詩詞，誰接不上誰喝酒，我從頭到尾就沒敗過，古人有言“幼學如切”，如果當時我們能認真背些千百年流傳下來的古詩詞，現在的學養底蘊大概要高出許多吧，可惜為當時的政治宣傳所支配，沒有學到真學問。
記得當時流行一種“小評論”的文體，作者都是普通的工農兵，主要用於大批判的，東臺有個許河公社，社員人人都寫小評論，竟然成了“小評論之鄉”；我們一排有個同學，寫小評論投稿，居然被《紅旗》雜誌刊登了，一時全校轟動，人人心嚮往之。
我們三、四排的語文老師沈鶴超先生，很有才華和激情，當時給我們講毛主席詩詞，講得非常精彩，教學之餘，還教我們幾個愛好詩詞的同學寫詩作詞，往來唱和。國慶22週年，他寫了一首《沁園春》，用一張紙工整地抄給我：“滄海桑田，七億奔騰，二十二年。喜鋼花絢麗，迸飛四海；碧波盪漾，直接雲天。松柏蔥蘢，山花爛漫，沐浴朝陽分外妍。慶佳節，看三河歡躍，五嶺開顏。水流萬里有源，是血汗澆來幸福泉。贊雄文四卷，為民立極；韶鄉旭日，光照人間。一代風流，降龍伏虎，歷盡艱辛奪政權。毋忘本，把紅旗高舉，續譜新篇。”
沈老師另外還把靠邊站的張炎老校長的一首《滿江紅》抄給了我：“鳴鏑聲中，迎來了光輝佳節。憶往昔，航程漫漫，艱辛歷歷。不有韶鄉旭日起，哪來寰宇東方白。樹雄心，革命不停留，關山越。紅四卷，珍無匹；勤學用，毋怠忽。聽條條戰線，催徵彌急。萬馬奔騰遍地震，凱哥高奏通天徹。為實現四海五洲同，爭朝夕。”
吟誦之餘，我一時激動，連夜寫了一首100多行的現代詩《國慶頌》請沈老師指教，他立即推薦到學校位於縣大會堂對面的大批判欄上刊登，是另一位我所敬重的語文老師劉道良先生用優美的隸書一筆一劃抄錄的。這要算是我的文學作品的第一次公開發表，當時一次次盤桓於大批判專欄前，頗有自得之意。
現在想來，沒有個性，談何文學，教我們語文的這些老師其實都是很有才華的，但在喧囂一時的假大空的文風影響下，也是無能為力，而我們則很容易誤入歧途。
語文學習是如此，數學對我更是“瘸腿”學科，僅僅掌握到“一元二次方程和平面幾何”，工農業基礎知識雖然學了一點，但對於具體的物理、化學、生物的學科知識也是不甚了了，英語就學了幾句當時的革命口號。
這樣的一種學習狀況，我在做了五年知青後再去考大學，居然能在1978年秋天走進南師院校園重新讀書，也是冥冥中某種運氣使然了。
04
人生風華在少年，“少年不學，老大何為”。不過所好的是，世間總是有公平在，上帝關上了一扇門，沒準會悄悄地為你開啟一扇窗，年少求知的心是無法壓抑的，當校園和課堂難以滿足我們求知慾的時候，社會大課堂卻讓我們學到了太多的東西，甚至讓我們過早地走向成熟。
那時，除了一些老幹部和少數高階知識分子家庭之外，大部分人家境普遍貧困，父母工資不高，弟兄姐妹眾多，想活好很不容易。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我們除了上學的主要任務外，每天還要完成家庭的生產副業勞動，比如糊紙盒、絞麻包、剝蠶豆瓣等等。
可別小看這些每天必做的“功課”，事實上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與我們的學雜費、一天三頓的飯菜、一年難得做一次的新衣服緊密相關，所以家長給我們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是分配任務的。這些勞動雖然不繁重但是很吃力，像絞麻包，是由軋花廠提供的活計，家長能領到幾百、千把個的加工任務要找關係，很不容易，必須保質按時完成。
每天放學回到家，用浸泡好的麻桿皮絞麻包，10個、15個、20個，有必須完成的指標，粗大的鋼針和麻絲，一針針，一絲絲，小手勒的生疼；剝豆瓣，則是將蠶豆浸泡開了一個個剝皮，豆瓣賣給飯店做油炸蘭花豆，別看在滷菜攤上一買一小把，我們家常常一天剝幾十斤，我們一個個小手浸得煞白，指甲都常常剝爛了。
這些年復一年的家庭副業勞動雖然辛苦，但在改善我們生活、學習質量的同時，也讓我們從小就懂得了謀生的不易。
上了初中，成了小小少年郎，就要學會出去謀生了。開始的寒暑假，出去擺茶攤、賣棒冰，稍大些，則出去做雜工，抬磚頭、洗石子、篩黃砂、拌灰漿、修橋、鋪路，什麼苦活、累活都幹過，再後來，晚上幫人家看工地，今天上半夜，明天下半夜，白天照樣上學，星期天也要做一天工，長期欠覺，上課瞌睡連天。
在這樣年復一年的打工生活中，處於社會的底層，我們不但感到生活的艱辛，還常常會遭人欺侮，被人剝削，會看到各種人性的醜惡和社會的不公，在不斷的體驗、感受和思考中，艱辛的生活也像大學校一樣教育我們成長，磨礪了我們奮鬥不屈的生命意志。
記得一個寒冬的早晨，我和好朋友楊侃在一處建築工地上幹活，一個“獨眼龍”的建築隊長找到我們，說河裡有個竹排，你們兩人下河把毛竹搬上岸，每人給一塊錢。
零下三四度的天氣，河裡都結了冰，河灘很陡，把那麼大的竹排一根根搬上岸，談何容易！不過一塊錢，是當時瓦匠小工一天的工資，對我們卻充滿著誘惑。為錢不要命，幹了。於是脫衣、下河、破冰、解鐵絲，向河岸上拋毛竹，天越冷，幹勁越足，只想快點把活幹完。
不到兩個小時，一腔熱血的兩個小朋友在寒冷徹骨的河水中，居然把一個巨大的竹排搬上了岸，簌簌發抖中找隊長來河邊驗工，討要工錢。沒想到隊長大手一揮：“這麼容易就幹好了，一人五毛吧！”
面對這樣的耍賴，哪怕丟了這份零工，也不能讓步。從上午到下午，直到晚上，“獨眼龍”隊長走到哪，我們就跟到哪，他在家喝酒吃晚飯，我們就站在門口堅守，直到他實在撐不住了，才像打發乞丐樣掏出兩張皺巴巴的一元錢給了我們，那隻獨眼中閃爍著的輕蔑嘲弄的眼神，至今我都難忘。
有一年暑假，在食品公司找了個押豬上南京的活，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南京這樣的大城市，興奮得很。押豬這活並不重，一卡車的豬，用一張大網罩著，押豬的人背靠駕駛室站在豬群裡，手拿一根長竹竿，發現有豬咬罩著的網，就要用竹竿敲打，防止豬破網逃跑。目的地是南京長江大橋下的肉聯廠，豬運到，清點頭數，對方在押運單上籤個字，把豬網洗乾淨和押運單一起帶回，自己坐長途客車回大豐即可。
夏日炎炎，運豬必須在夜裡，豬的哄臭味不怕，豬糞在腳底下淋漓也不怕，沒想到的是，卡車剛駛出鬥龍河口，風雲變幻、雷電交加，霎時暴雨傾瀉而來，一片漆黑中，不時有閃電雷鳴在我頭頂掠過，豬一個個不敢動了，我也有了一種平生從未有過的恐懼。
無奈之中，只好拍駕駛室的頂棚向司機求救，司機不理，再拍，不理，不斷的拍，還是不理。我終於明白，在這位司機的概念中，卡車上裝的就是一群豬，沒有我這個人，沒有任何需要同情和救助的事兒。
在漆黑的夜幕中，在霹靂閃電和磅礴暴雨的連續衝擊下，我在這個可怕的夜晚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成人禮，生活不相信眼淚，社會沒什麼平等，一切都得靠自己。
第二天早晨，我穿著仍然潮溼的衣服遊覽南京名勝，長江大橋、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第三天晚上回到大豐的家中，我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玄武湖的湖光山色實在是太美了，這美麗的景緻，也應該有屬於我的一份”。
還有一次，記得是在糖菸酒公司的建築工地上，幾個瓦工師傅站在腳手架上砌牆，我在下邊的灰漿池裡攪拌砌牆用的灰漿，突然，背後脖子一陣冰涼，感到一坨灰漿傾瀉後背，寒潮徹骨，渾身發抖。抬頭一看，是一個瓦工師傅對我的惡作劇，看我中招，幾個師傅一道哈哈大笑。正是隆冬時節，誰能忍受這樣一種冰冷的侮辱，雖然不過十三四歲，我拿起一把大鍬就向腳手架上衝去，要與欺人者一拼死活，所幸一位老師傅主持公道，奮力奪下了我手上的大鍬，同時狠狠地訓斥那位瓦工師傅，否則後果真是難以預料。
社會生活就是這樣現實粗糲，一方面讓我們受苦受難，教會了我們許多學校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另一方面又讓我們在苦難的教訓中尋找到自我，使我們對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再抱有幻想，開始擁有面對未來的奮鬥勇氣。這些，應該是我少年求學生活的最大收穫。
05
1972年底，我從大豐縣中學高中畢業，算是結束了自己的少年求學生活。前路渺茫，但卻很有點無所謂了，有了這樣亂糟糟的少年求學經歷墊底，還會怕些什麼呢？後來我到了一個工廠做炊事員（臨時工），又下放到一個海邊農場做知青，直到國家恢復高考制度，1978年秋天考入南京師範學院讀書。其間經歷了許多不同生活的磨練，但都始終無所畏懼，總是在不斷努力，力求靠勤勞和智慧改變自己的命運。儘管平生碌碌無所作為，但既然已經付出了應有的努力，也就無愧我心了。
“人生不得長歡樂，年少須臾老到來”。這些年來，雖然生活比較平靜，知足常樂的心態讓我麻木，但我卻常常會為我的那些小學、中學的同學抱屈，在最好的求學時代，我們到底學了些什麼？縣中一屆四個班300多位同學，到頭來能上大學和大專的滿打滿算大概不會超過30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考不上大學，就很難做公務員，進事業單位，一直在社會底層的各個崗位上艱苦奮鬥，養家活口，如今退休收入低，生活更其艱難。而考上大學的人呢，終因基礎知識不紮實、不銜接、不繫統而難有大的長進和作為。在這一代教育下成長起來文革後考上大學的同學們，雖然現在不少人已經成了各個領域的專家權威，但踵接前幾代的那些學術大師終是難於比肩，學術底氣的不足，無疑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學人的夢魘。
聽說，老一代共產黨人陸定一的墓碑上刻著兩句話“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說話”，這是他最後的遺言。痛定斯痛，誠哉斯言！
文圖由作者提供本號分享，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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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往事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