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晳暎：大家都說，韓國這種地方怎麼活得下去，簡直就是地獄，但我覺得是有趣的地獄｜枝椏第四季01

黃晳暎，韓國作家，1943年生於長春，朝鮮光復後隨家人南下，他的人生和寫作與朝鮮半島的現代史和韓國的民主化過程交織在一起。

在韓國高度軍事獨裁與高速產業化並存的70至80年代，他是最早一批進入工廠打工、書寫工人和城市貧民的知識分子之一，參與了團結和啟蒙工人、農民的“民眾文化運動”，並效力於宣傳光州民主化運動真相。

2024年11月29日，我們在北京採訪了韓國作家黃晳暎，從他的童年一直聊到最近的創作。

採訪結束幾天後，12月3日深夜，尹錫悅突然宣佈戒嚴，片中黃晳暎所經歷的30年軍事威權時期和片外的韓國時局交疊在一起。

除了關注當下的韓國時政新聞，我們不妨藉由黃晳暎的文學創作和活動足跡，回溯現在這一系列戲劇性展開的起點和背景。1987年改憲後被制度化了的“87年體制”支配韓國社會至今，問題重重，但卻尚未被超越。

正如黃晳暎在採訪中提到1987年韓國的民主化是妥協和未完成的，去年冬戒嚴的旋即解除以及本月初尹錫悅的被彈劾也不代表事情的結束。在韓國，性別和左右之間愈發撕裂，而黃晳暎希望在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建立新的共同體，一起生存下去。

現將採訪內容整理成文字版，分兩次發出。文字內容有刪節，並對語句進行了編輯，更完整的內容請看影片。

▲「一席·枝椏」黃晳暎正片01

4·19之後，我們再也不能回到學校做文靜的學生了

▲「一席·枝椏」黃晳暎正片02

進了給日立和夏普供貨的工廠，住在密集的“蜂窩房”裡

小時候，父母用日語和中文吵架

這大概是我第十次來中國。北京大概來了有五次，也去過很多其他地方。為了小說取材，還去中國和朝鮮的邊境、豆滿江和鴨綠江一帶轉過一圈。當時第一次去了我出生的地方長春，去了曾經住過的房子，發現那裡變成了公園。

長春以前是偽滿洲國的首都，以前叫新京，我父親去新京上了某個類似於商業專門學校。在那裡接受教育後，做了生意，還擁有自己的企業，算是比較成功。所以大概到了30多歲，他透過媒婆在平壤找物件。

我姥爺是民族主義者，在抗日鬥爭中進了監獄，在監獄裡過了7年。我母親上的是日本東京女子專科學校，因為全家沒落了，中途退學回來，那時正待在家裡。他們年齡相差10歲以上，一邊是大齡光棍，一邊是20歲出頭的女性，母親結婚後跟著丈夫去了長春。

1943年11月17日，我出生在長春，就是這個月不久前出生的。聽說特別冷，母親吃了不少苦。

我們小時候，父母不是會吵架嘛，父親用中文吵，母親用日語吵，把日語和中文混在一起吵架，這樣我們就聽不懂。我在某個記者會上說這是象徵性的，對朝鮮半島來說是一種象徵，人家說，這哪是象徵性的，現實就是這樣。

好玩的是，我姥姥家的這幾個孩子。我姨媽、我母親和大舅舅——他就是《韓氏年代記》的主人公，這三個人南下了；而小舅舅、大姨等等都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

大姨熱衷於社會主義，就躲在閣樓裡看列寧、馬克思的書，我母親就在底下看托爾斯泰什麼的。我母親看文學方面的書，她姐姐就看思想方面的書。她倆互相說對方：“為什麼看那種幼稚的書？”“那你為什麼只看赤色分子的書？”。所以我母親讀了很多書，她知道的書很多，每次出去都會買書，引導我去讀。

▲ 黃晳暎與母親

請告訴我們該支援哪一位

戰爭剛爆發的時候（指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要去仁川那邊坐船，去的途中，因為是用走的，又有孩子，大人們只能慢慢走，走著走著天黑了。周圍也有其他幾十個去避難的人。路中間不是有那個圓圓的排水的管道埋在底下，像隧道一樣，到了晚上無處可去，大家都進去熬一夜。

在這期間，南北軍之間發生了戰鬥，槍聲砰砰響，我都記得。腳步聲越來越近，穿著軍服的軍人們——但是分不清是北韓軍還是南韓軍，因為是晚上——拿著槍這樣嗖嗖嗖地下來，打著燈光，讓大家都出來，拿槍對著我們。然後有個軍官模樣的人走過來，打著燈把我們一個個仔細看過之後說：支援李承晚博士的人站這邊，支援金日成將軍的人站這邊。讓我們站隊。

選這李承晚這邊，如果他們是南韓軍就可以活，但萬一是北韓軍的話就會死。選金日成將軍那邊的話，如果是北韓軍就可以活，但如果是南韓軍就會死，就是這種狀況。他們催我們快點動起來，還用槍托推大家的後背。

我當時趴在母親背上，母親故意擋住父親，說我們還有孩子。但是父親說了什麼，我當時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所以都忘記了，是母親後來告訴我的。我父親說，我們是不懂政治的良民，請告訴我們該支援哪一位吧。他這麼一說，那位軍官站在那裡，哎算了，你們走吧。所以說我父親有一種商人的智慧，靠這種智慧生存下來的。

還有一次，可能也是我成為作家的契機。大概是我上國小4年級的時候，那時還延續著日帝時代的教育，專門有寫日記、寫作文的時間。我寫了《回家那天》這樣一篇題目的作文。寫的是從外面避難回來，回到家，仁川登陸戰橫掃之後，大家住的地方几乎都被摧毀了，我家的房子也毀了一半。我的房間也沒了，姐姐們的房間也沒了，房子東倒西歪。我們在裡面找鍋啊碗啊之類的，我的課本也被雨淋溼了，把它拽出來抖一抖、晾乾。這樣過了一下午，把一個沒塌的房間收拾好，開始過日子了。

那件事我記憶猶新，那個倒塌的家，所以寫了那篇叫《回家那天》的作文。我們學校從全校作文裡選了那篇，選送到什麼全國作文大賽，結果得了最優獎，上了報紙。我作為一個小朋友，第一次得到了社會的稱讚。所以從那以後，學校老師問你以後想當什麼？大家都說消防員啊，警察啊，將軍啊，都這樣說。我什麼都不懂，只聽說寫文章的人叫“作家”，我就說我想當作家。從那時起我就想成為一名作家。不過，早知道我的人生會變得這麼複雜，我就不當作家了。

那之後，我們再也不能回到學校做文靜的學生了

我們這一代被稱為“4·19一代”，也即1960年四一九革命時上高中或者大學的那一代。也是在解放後接受韓文教育的一代，所以也被稱為韓文一代，之前是用日語。

我們小時候在大人身後經歷了互相殘殺的分裂戰爭，然後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示威，推翻了李承晚獨裁政權，建立了新的民主政權——雖然只是暫時的，所以對民主化和統一懷有願望。“民主主義和祖國統一是歷史的目標”，我們是帶著這種意識成長起來的第一代。這一代人後來成為了韓國現代史的先鋒，站在了克服殖民地時代的思想的前列，學術界、歷史界、宗教界、文學界都是這些人。

當時（李承晚）在選舉中舞弊，連任了三屆，進行了獨裁。在（慶尚南道的）馬山，被扔進大海的一個學生的屍體被發現，眼睛裡嵌著催淚彈，因此全國的學生都奮而起之。

▲ 1960年3月15日，韓國第四屆總統選舉投票當天，馬山的在野黨、學生和市民譴責不正當選舉，進行了激烈的示威，警察向示威隊伍開槍併發射催淚彈，造成傷亡。當天，16歲的金朱烈在參加示威後失蹤。4月11日，他的屍體在馬山海邊被發現，眼中嵌有催淚彈，這成為了 4·19 革命的導火索，最終迫使李承晚辭職。左圖為1960年3月17日《東亞日報》，圖源維基百科。右圖為大海中金朱烈的遺體，圖源：경남도민일보 DB

我們學校就在青瓦臺附近，全國的大學生紛紛湧來。當時我們是4小時上課制，全部衝出去，加入示威隊的人流，一直走到市政府前面，在那裡（軍警）開始射擊。

當時安鍾吉（音）、金光吉（音）和我三個人。安鍾吉是一個文靜的、寫詩的學生。我們三個人站在一起，突然射擊的時候，他一下子就倒了。把他扶起來，（子彈）已經穿出去了，（腦）後面血塊一下子就出來了，把帽子摘下來給堵住。光吉和我兩個人拉著他，校服上沾滿了血。

延世大學學生們，在吉普車上插上白色旗幟，戴著醫療臂章，從那裡運走了傷員。當時世福蘭斯醫院就在首爾站前面，離得不遠，我們跟著車跑，追了上去。我們晚一點才到醫院，院子裡躺著很多人，蓋著白色床單，我們到處找，發現他死了。啊，他死了，他已經是死人了。然後，有人來了，醫生哥哥們來了，延世大學哥哥們來了，來記錄，哪個學校、誰、什麼身份、在市政府前面（遭遇槍擊），這樣記下來。

我倆精神恍惚，身上有血，發現有個盥洗室，我們進去把校服脫掉，用自來水洗，一洗，那個血就嘩嘩地流出來。我現在都忘不了那個。兩個人哭著洗了衣服。

大概正是經歷了4·19之後，我們再也不能回到學校做文靜的學生了。我在外面晃悠，不怎麼上學，去登山，在山上生活，去雪嶽山什麼的。沒有參加考試，也沒有成績，就留級了。

我們學校延續了日帝時期形成的制度，召集學習最好的學生，組成第一高中、第二高中，分成兩個學校出來，日語叫做いちこう、にこう（一高、二高）。那是日本的學制，設立名牌學校、培養精英。韓國也是，每個地方都有一高、二高。我上的景福高中屬於二高，大部分畢業生都上了首爾大學，已經定好了通往精英的路線。但是我覺得我已經從中擺脫了，現在我不走這條路了。

因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體系。因此，當時更加堅定了要成為作家的決心。那個時候我們讀了很多書。

4·19革命後，西方進步的書籍開始被翻譯。我認為韓國現代文學是從那時起才開始的。在此之前是殖民地文學，殖民地時代的朝鮮文學當然也非常優秀；而戰爭結束後重建期間是反共文學，除此之外，其他文學不被允許。4·19以後開始復甦，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學開始被翻譯並介紹。從60年代中期起，世界文學的現代性等等才開始進入韓國。我算是那個時候開始從事文學的。

產業化前夜

1964年韓國軍事政府為了從日本獲得殖民（侵略）賠償而舉行韓日會談，但是被日本用低廉的金額和貸款給打發了。美國一直在背後要求韓國與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美國一直施壓，韓國開始與日本進行屈辱外交。所以（在野黨和學生）進行了反對韓日會談的鬥爭。這也是由4·19一代主導的。

當時（朴正熙）突然宣佈了戒嚴令，我從示威隊伍中被抓走了，進了鷺梁津警察局，進了拘留所。在那個拘留所裡遇到了一個大嗓門的工人，他是在第二漢江大橋工地幹活的工人，打了監工的工頭，進了拘留所。我們在拘留所一起生活了一個月左右。他是海軍陸戰隊中士出身，身材魁梧，長得也很帥，大家說只當中士太可惜了，應該當captain，所以他外號就叫“大尉”。我和他熟起來。

那時候產業地帶不是這麼固定的，是邊流浪邊找工作，到各地幹活，聽他這麼一說，我覺得太好了，就跟著他走了，去一個圍海造田的工地幹活。

經歷這些之後，我沒有得出什麼結論就入伍了。去了越南戰場後領悟到，越南戰爭是韓國戰爭啊。這句話非常意味深長。越南戰爭是韓國戰爭，是同一性質的戰爭。我覺得我是透過越南戰爭明白了韓半島的命運，然後我就知道自己是亞洲人，客觀地發現了亞洲，原來我是亞洲人啊。是越南戰爭讓我產生了這樣的政治意識，從那以後，我就產生了“應該開始以韓國民眾為中心的文學”的想法。

我從軍隊退伍後，發生了全泰壹事件。1970年11月，全泰壹一邊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等等，一邊抗議一邊自焚。我想，啊，趁這個機會要寫一部以勞動者為主人公的小說。之前韓國文壇沒有一部以勞動者為中心的勞動小說，那我就寫寫60年代（跟大尉四處打工）的經歷吧。然後在《創作與批評》雜誌上，寫了以填海工地工人罷工為題材的小說《客地》。

▲ 《客地》刊載在《創作與批評》1971年春季號上。圖源：대한민국역사박물관

但《客地》並不是近代組織化的產業勞動者的故事，仍然是寫流浪的打零工的勞動者，是圍繞做單純勞動的日用勞動者的，還不能說是真正的勞動小說。但是，是從這裡開始的，從這些勞動者那裡，因為當時（60年代前期）還是產業化正式開始的前夜。

偽裝就業和農民學習班

你知道偽裝就業嗎？隱瞞身份、進廠當工人。偽裝就業是從那時候（全泰壹自焚之後）開始的，我也是其中之一。雖然當時我已經是文人，也去九老工業園區偽裝就業了。當時我們大概有6個人組隊進去，（組建了）九老工業園區聯合工會準備委員會。

▲ 九老工業園區是朴正熙政府上臺後，透過吸引在日韓僑投資、僱傭廉價勞動力，於1965-1973年建設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園區。位於首爾市永登浦區九老洞、加里峰洞及相鄰的京畿道一帶，以紡織、縫紉等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為主，一度貢獻了韓國出口額的10%，是韓國首都圈第一個工業園區也是韓國1960-70年代工業化的象徵。圖為九老工業園區1960年代的招牌，圖源：서울산업단지

我第一次去的是一家叫韓國光學的公司，是製作眼鏡片的地方，在那裡待了大概三四個月以後，過了學徒期。外面有很多後輩也要來九老工業園區，所以重新給大家分配了要去的工廠，我就離開了韓國光學。

就像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外國企業都進來僱傭中國勞動者一樣，當時日本企業進入韓國後也僱傭韓國勞動者，所以那邊有日立和夏普。我進了給日立和夏普供貨的電子工廠。和我一起進去的朋友叫孫鶴圭，後來成了有名的政治家，也當過在野黨代表，也曾多次競選總統但沒選上。當時他從首爾大學畢業，我們進了那個工廠的木工部。那時候電視、留聲機都是這樣裝在一個木箱子裡，像傢俱裝飾一樣。

進到九老工業園區，工人住得很密集，叫“蜂窩房”。像口琴一樣一格一格的房子，在這麼小的房間裡住一兩個人。我在那兒租了個房間。

孫鶴圭他天天把蜂窩煤弄滅。下夜班回來，互相換班，火熄掉的話，房間不是很冷嘛。我上班前把煤換好了才走的，總會被他弄滅，飯都做不了，很冷嘛。我每天都訓他，京畿高中、首爾大學出來的又怎樣，要會換蜂窩煤啊！小賣部有用來點火的煤炭賣。蜂窩煤的價格是20韓元，點火的炭要60韓元，要給3倍的價錢才能買到點火的炭。我們每天都要買點火的炭，因為他花了很多錢。

我是大前輩，我明明警告他們不要（跟工人）談理念，絕對不能講思想上、理念上的話，社會主義什麼的。要符合工人的生活，一起去登山，一起去野遊會，一起去釣魚之類的。不要拿著書去教別人。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這些朋友都帶著學生氣的習慣，舉行了讀書聚會。當時警察們偶爾會來搜工人的房間，搜出了一本毛澤東《矛盾論》的小冊子，所以這一帶都被抓走了，跟我一起的孫鶴圭被抓了。他們都進監獄了，那麼我也跑了。

當時馬山出口產業工業園區剛建完，我本來想去那邊，馬山的朋友勸我說，你已經是名人了，是作家，而且你說首爾話，不會慶尚道方言，馬上就會露餡，所以不能進工廠。馬山有人介紹我教初中生英語，我就在那裡找了一碗飯吃，躲了6個月左右，在那期間寫了《去森浦的路》這部作品。所以說，我進入（勞動）現場的時間大概有8個月吧，然後就出來了。

那時候運動圈內部開始爭論。一派認為，哎，什麼時候才能打倒軍事政權啊，我們要組建地下組織，組建先鋒組織，在地下戰鬥。另一派認為，即使更花時間，也要和民眾一起，要培養民眾的力量，到現場去做讓民眾覺醒的工作吧。分成了這兩派。我是作家，我有我能做的事情，我不是已經經歷過了嘛，所以選擇了後者。去民眾現場吧，去喚醒他們的意識，啟蒙他們，這樣的工作就叫“文化運動”。

所以我們製作書籍，製作他們閱讀的教育課程。還有文化宣傳活動，什麼假面舞、庭院劇，不是在劇場做，是在工廠或農村院子裡馬上就能做好的話劇，做這些給他們看。另外，如果是在農村，會在農閒期辦學習班，在公共禮堂或者農民家裡，最好是在教會。基督教教會對我們非常開放，因為他們也要召集信徒。

我們借這些地方，借個十天二十天，辦學習班。為什麼我們這麼窮、活不下去，和農協是什麼關係，怎麼才能爭取我們的利益、權利，農產品價格我們應該如何得到，為此農民們要團結起來……教這些東西，開始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結束了首爾的生活，去了全羅道的海南郡，那是半島最南端，窮鄉僻壤。那裡的農民出去得最多，我去了一看，1個面（相當於鄉鎮）有150家都空著，很多農民為了找工作去了城市，因為沒有土地了。

不是那麼狠毒的地獄

我是1976年到海南郡的，1978年去了光州。用中式詞彙來說，光州就是全羅道的“省會”。以光州為據點，在韓國33個地區組建了文化運動小組。與此同時，我在寫《張吉山》。

時機不好的時候，問我“（你寫的）這是什麼意思”，讓我寫交代書什麼的，我也寫過。幾乎都是家常便飯。當時七八十年代不僅是我，很多其他作家詩人也是。

而且中央情報部還有警察廳的情報科已經常駐在文人協會了，在文協那棟樓裡有個辦公室。所以出了問題，我不是被抓去警察局或者情報部，而是被叫去他們在文藝界的派出辦公室。

在某些情況下，年輕人如果被當作殺雞儆猴抓進去，會被打、被拷問得厲害。運氣好的話，有時會非常舒適地在偏僻的某個小監獄裡度過休養生活後出來。運氣不好的話，也會被關在一個紀律嚴明的、兇險的城市監獄裡。這種情況因人而異。

但是大體上來說，進監獄後可以更加猛烈地進行獄中鬥爭。就拿我來說，我進行了19次絕食鬥爭。後來坐牢的5年期間，我最多絕食了22天，少則一週以上，這樣（絕食）了19次。牙齒掉了14顆，我嘴裡這些都是種植牙。絕食的話，胃腸會變好，但是鈣流失後，牙齒會受損。

在韓國，大家都說，這種地方怎麼活得下去，簡直就是地獄。但是，（我覺得）是個有趣的地獄。

有活力，社會有活力，而且不氣餒。即使（面對的）是當局者，也有很多人支援。所以說不是那麼狠毒的地獄，是很有趣的。回頭再來看的話。雖然確實是地獄。

你聽說過“hell朝鮮”這個詞嗎？我們年輕人把韓國叫做hell朝鮮，但是是以歡快的語氣說的：真是hell朝鮮啊，TMD生活在地獄朝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