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雖然改變不了局勢，但也會嘗試敲開命運的磚牆，在縫隙處尋找呼吸的空間｜姚璐一席第1105位講者

姚璐，攝影師，自由撰稿人。

旅行不僅讓我看見了中東女性，也讓中東女性看見了我，看見了女性的另一種可能性。在那些保守地區，我的女性沙發主對我的經歷和見聞很感興趣。

我作為一個大活人出現在她們眼前，讓她們真實地看到了女性未必只能過一種被禁錮在家庭中的生活。女性可以去登山、去徒步、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看不見的中東

2025.3.1 上海

大家好，我是姚璐，是一名攝影師，也是一個寫作者。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2016年到2020年在中東旅行的見聞。

談到中東，我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戰亂”、“動盪”、“恐怖襲擊”、“難民”這樣一些詞彙，這也是我去中東之前對那裡的印象。

我成長在一個經濟飛速向上的和平年代，一切都蒸蒸日上、充滿希望。每當開啟國際新聞，看到中東的漫天炮火和不斷攀升的死亡數字時，我常常會想，中東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動盪之中維繫日常生活的？他們的命運如何被時代所左右？他們又是如何看待那些改變命運的重大事件呢？

在2016年以前，我是一名風光攝影師，經常去中國的一些偏遠地區徒步、紮營、拍攝自然風光。這張照片是我拍攝的峨眉山金頂。

在我拍風光的那些年，女性風光攝影師非常少，我時常因為性別而被男性攝影愛好者們質疑或教導，他們認為風光攝影與體能、技術、吃苦能力密切相關，天然地不適合女性。另外，我還遇到不少人認為女生不該一個人出去旅遊，應該早點結婚生孩子，過一種穩定的生活。

那四年的經歷讓我深刻地意識到了，性別偏見和性別不平等現象的存在。當我漸漸對性別問題產生興趣時，中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很想去那些性別極端不平等的地方看一看，那裡的女性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她們的人生多大程度上受制於性別。

基於對戰火之外的中東人民日常生活，以及中東女性生存狀態的興趣，我主要採用了沙發客的旅行方式。沙發客指的是基於故事分享、文化交流的一種免費住宿方式。旅行期間，沙發客透過網站申請入住沙發主的家庭，在當地人的幫助下，參與異國他鄉的日常生活。

2016年到2020年間，我五次往返中東，住進了31位陌生中東人的家裡。在與他們同吃同住的日子裡，我看到了他們鮮活的日常生活，也看到了他們的困境和反抗。

伊朗：顛覆我的中東想象

2016年，我啟程出發，前往中東之行的第一站，伊朗。

去之前我很忐忑，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去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我印象中的伊朗是一個宗教氛圍濃厚、社會規則嚴苛的保守國家。在那裡，女人必須穿包裹住臀部的長款上衣並佩戴頭巾，男人必須穿長度超過膝蓋的褲子，男性和女性在公眾場合不能有親密行為。

去伊朗前，我很擔心我會做出一些不得體的行為或者說出一些不合適的話，引發種種問題。

但是，伊朗之行完全顛覆了我此前的想象。在伊朗我會看到這樣一些禁忌的畫面，夜幕降臨後，在一些地方情侶會依靠在一起。

伊朗政府不允許人們在公共場合唱歌，可是在夜晚的橋洞下，我會看到一些伊朗青年邊彈吉他邊唱歌。這樣的畫面在我看來充滿了反抗性，而且很溫暖。

有一次，我去伊斯法罕的伊瑪目廣場拍攝落日，才剛剛在廣場站定，就有四個伊朗人排著隊要跟我聊天。

第一位女大學生一口氣問了我十幾個關於中國的問題。第二位小夥子跟我談起了他第一次摸到iphone4的時刻，他說，那個線條和質感簡直太完美了。

我問起伊朗的反美情緒，他告訴我，政府和人民是兩碼事，伊朗政府與美國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影響他喜歡美國的科技產品，他的夢想是去美國留學，到矽谷工作。

第三位青年問我：“在中國，男人和女人可以在公共場所約會嗎？可以牽手嗎？”我告訴他，牽手、擁抱、接吻都可以。他聽完非常震驚，看到他那麼震驚，我也很震驚。

他再次向我確認道：“是不是隻有在晚上人少的地方才能牽手？”我跟他說，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他冥思苦想了一會兒跟我說，雖然他在電影裡見過這樣的場景，但放到真實生活裡還是很難想象。

他離開後，第四位姑娘走上前，跟我表達了她對信仰的看法，她認為個人品行與是否有信仰沒有必然的聯絡。

我在伊朗時這樣的情況不是個例，不管是坐公交車、坐地鐵，還是在大街上散步，總有熱情的伊朗人上前跟我搭話。

伊朗人民的熱情、友好、對外部世界充沛的好奇心、極強的思辨性和批判精神完全顛覆了我對伊朗的看法。這讓我確信，我的中東之行值得繼續下去。

敘利亞：戰爭下的日常

我們對中東的印象除了保守之外，還有持續的動盪和戰亂。在我出發前往中東的2016年，敘利亞正處於激烈的內戰之中，經常登上國際新聞的頭條。

我第一次聽聞敘利亞人口述的故事，是在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我在貝魯特的沙發主諾瓦是一個敘利亞人，和她見面後，我問起敘利亞的情況，她用一個詞回答我，“normal”，正常。我心想敘利亞的生活怎麼可能是正常的呢？

她告訴我，外界對敘利亞存在很多誤解，好像他們每天都生活在槍林彈雨之中。可是戰爭不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比如敘利亞的首都大馬士革幾乎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她對我說：“有機會你應該去一趟敘利亞，我相信你會喜歡大馬士革的。”

2018年底，瞭解到敘利亞的局勢基本平穩下來，我就飛往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從陸路進入大馬士革。一到大馬士革古城，我就如諾瓦所說，迅速喜歡上了這裡。

古城的生活非常接地氣，每天清晨，賣饢的店門口都擠滿了人。

到了七八點鐘，賣蔬菜、水果的店紛紛開門營業，學生們揹著書包魚貫而入。

大馬士革古城中央的倭馬亞清真寺美輪美奐，儲存得非常完好，是我見過的最好看的清真寺之一。

夜幕降臨後，古城的主幹道上非常熱鬧，人們會在雞肉卷店和披薩店門口排很長的隊。我還能看到很多披頭散髮、穿著非常時髦的女性。週末的夜晚，酒吧裡全是喝酒跳舞的年輕人。

我們對戰亂之地的想象通常很貧瘠，很容易把戰爭跟日常生活對立起來，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戰亂和生活是可以共存的。

我怎麼都沒想到，經歷了七年內戰，大馬士革的生活依舊有序、安穩、熱鬧。在古城散步時，我時常想起阿拉伯人中流傳的那句諺語：“人間若有天堂，大馬士革必在其中。”

表面上看，大部分敘利亞人的生活一如既往，似乎沒有新聞報道的那麼極端，但他們的人生還是極大地被戰爭所改變了。

一位敘利亞青年告訴我，敘利亞的適齡男青年必須服兵役，過去的服役時間是一年半。但戰爭爆發後，服役時間就遙遙無期了，他的一位朋友一去不回，已經在軍隊待了整整八年。

在大學裡，不想加入戰爭絞肉機的青年比比皆是，他們採取的策略是一直維持上大學的狀態，讀書、休學、再讀研究生、再休學，以此延緩兵役。如果沒服兵役就出國，他們就再也不能回國了。所以他們都盼著戰爭結束後去服一年半兵役，再出國另謀出路。

談起內戰對人生的影響，好幾位敘利亞青年對我說：“敘利亞年輕人是不能有夢想的，因為我們什麼都做不了。”

小的時候他們跟我們一樣，對未來有很多規劃和想象，但一長大，內戰就爆發了。他們突然被困在了原地，什麼地方都去不了，什麼都做不了。在本該憧憬未來的年紀，他們卻不得不面對很多窘迫的狀況，比如停電、停水、物資匱乏，還有親友的離開和沒有希望的未來。

七年對於人類來說只是短短的一瞬間，但對於個體來說，時光一去不復返，哪怕七年之後國家回到了正軌，你也不可能把18歲重過一遍。這就是動盪的時代之於個體的殘酷，沒有人可以真正地置身事外。

一位敘利亞朋友告訴我，在連年戰亂中，敘利亞人已經習得了“隨時關閉感官”的能力。哪怕隔壁街道正在進行巷戰，人們也可以坦然地在這條街道喝咖啡、玩遊戲，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這並不是一種冷漠，而是一種生存本能，避免讓自己陷入痛苦和絕望之中。

去敘利亞之前，我本來以為他們會想跟我傾訴戰爭帶來的傷痛，但事實上他們更願意跟我分享日常生活。

他們會帶我看演出、參加訂婚宴、吃喝玩樂、過戰後第一個可以大肆慶祝的聖誕節。

我發現，當宏大的局勢完全不可控時，似乎每個人都更渴望緊緊抓住日常生活，以此來維繫生活的秩序，獲得心靈的安寧。

巴勒斯坦：誤解與偏見

因為片面的報道，他人對我們、我們對他人都存在很多誤解。

在巴勒斯坦的納布盧斯，我的沙發主有一個正在唸小學的妹妹，聽說我來自上海，她拿來了作業本，用磕磕巴巴的英文告訴我，她寫過一篇關於上海的作文。

她寫道：“在中國上海，有一個奇怪的挑選新娘的市場，它每週末開放兩天，所有父母都會去這個市場為兒子挑選一位新娘。”

在看的時候，我覺得她好像是在寫沙漠裡一個野蠻的人口買賣市場。可是我們都知道，她寫的其實是位於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園相親角。

最近幾年，人民公園相親角非常有名，幾乎成為了外國人眼中的上海“地標”。但我確實沒想到它竟然如此聲名遠揚，連巴勒斯坦人都知道了。

我看這篇作文的時候覺得很好笑，但妹妹覺得這一點也不好笑。她非常嚴肅地問我：“為什麼你們要賣女人?為什麼要讓陌生人知道她們的身高、體重、收入?” 她說，她和她的朋友覺得中國女人很可憐。

我很努力地用簡單的英文告訴她，中國主要還是自由戀愛，相親只是個別現象，而且這和“人口買賣”沒有關係。

但說著說著，我自己都覺得挺可笑的。我們總覺得中東女性地位低，但沒想到，她們竟然也會覺得我們很可憐。我們時常以為看見了對方，但看到的卻只是被媒體放大的偏見。

伊拉克：真實的中東女性

在中東的四年旅途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發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故事。它讓我看到了新聞和我們想象之外的、真實的中東女性。

艾哈邁德是我在巴格達的沙發主，他有兩個妹妹，一位是22歲的姐姐拉赫曼，另一位是18歲的妹妹巴圖。

艾哈邁德每天都會開車帶我出門，那時正在放暑假，兩個妹妹在家沒什麼事做，大部分時候都在做家務或者畫畫。但哪怕是這樣，艾哈邁德也從不會提議帶兩個妹妹一起出門。

開齋節那天，艾哈邁德告訴我，今天全家會一起出門，去市中心的國家公園遊玩。我花了十分鐘洗漱完，準備好揹包，但一家人絲毫沒有要出發的意思。

兩個妹妹一般中午11 點半才會起床，但這天她們8點多就起來了，開始為出門做準備，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伊拉克女孩會為出門做多麼冗長的準備工作。

她們先在身上塗脫毛膏，把手上和腳上的毛髮剃乾淨。隨後她們用直板器把頭髮拉直，因為伊拉克女性大多是那種毛毛的捲髮，所以她們格外向往順滑的直髮。

拉完頭髮後，她倆坐到院子裡，用細線互相幫對方拔臉上的軟毛。拔完毛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我們吃了一頓午飯，食物是底格里斯河的烤魚。

吃完午飯後，她們回房間開始化妝，一邊化一邊互相點評。等畫完全套妝容，她倆開始挑衣服。妹妹先穿了一條金色的長裙，但這條裙子太性感了，連穿在罩袍裡的資格都沒有，於是她在裙子外面又穿了一件襯衫和牛仔褲，又在外面套上了一件寬鬆的罩袍。

姐姐拉赫曼也和她一樣，裡裡外外穿了三層衣服。當時的巴格達室外溫度高達四五十度，光是看著她們的衣服，我就熱得冒汗了。穿完衣服後，她們又花了點時間搭配飾品。

等她們全部準備完畢已經是18點了，距離她們起床已經過去了十個小時。雖然打扮得足夠精心，但她們忙活了一整天的成果幾乎所剩無幾，光滑的手腳、順直的頭髮、好看的衣服幾乎完全被遮蔽在了罩袍之下。

和她們一起生活了幾天之後，我覺得簡單地用“愛美”來形容她們那漫長到有點誇張的打扮流程是不合適的。

在伊拉克南部旅行的時候，我發現街上的男女比例大概是100:1。女性一般不被允許一個人出門，她們的主要任務是做家務、做飯，照顧全家人的生活。她們的人生選擇很有限，只有在“打扮”這件事上，她們是相對“自由”的。因此，每一次出門都變得格外隆重。

開齋節的第二天是我在艾哈邁德家的最後一天。雖然我和兩位妹妹相處得很好，但我沒有提出要跟她們拍合照，因為在伊拉克南部，“拋頭露面”的女性被認為是放蕩的、不自愛的，哪怕她們被性騷擾或性侵，也是她們自己的問題。因此，伊拉克女性很少在網上分享照片。

這天下午，妹妹巴圖問我能不能拍合影，我說只要你可以我當然沒問題。她思考了一下，決定不穿罩袍了，於是她穿著T恤衫，披著一頭棕色的捲髮跟我在院子裡拍合照。

拍了一會兒後，姐姐拉赫曼也加入了我們。她戴了頭巾，畫了個簡單的眼線，穿了一件無袖上衣。我們三個人在院子裡左拍右拍，拍了一會兒後，她倆很興奮，決定進屋再換一套衣服。

剛進屋，她們就遇上了準備出門的媽媽，媽媽看到照片後氣得把錢包扔在了地上。她揪起妹妹的耳朵，把她拎到了小房間裡，一邊哭一邊開始罵妹妹，大概是說：“你怎麼敢拍露出頭髮的照片？我辛辛苦苦把你養到18歲，你怎麼敢拍這麼風騷的照片？萬一這些照片洩露出去，你以後還要怎麼嫁人？你的一輩子都會完蛋的！”

我在一旁聽著，心裡很不舒服。我走到媽媽跟前，把剛剛拍的照片全部選中，一鍵刪除，希望她不要再罵妹妹了。媽媽深吸了幾口氣，轉過頭來對我說，這不是你的錯，不是你提出要拍照的，是她自己不檢點。隨後，她又回頭罵起了妹妹。

我杵在那裡，左右為難，只好假裝去客廳喝水。姐姐拉赫曼正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到我進來，她勉強擠出一個微笑。

我們並肩坐著，她低聲跟我說，她從小就喜歡畫畫，但自打記事起，就沒有人問過她喜歡什麼，長大後想做什麼。她更重要的任務是儘早學會做飯、幫媽媽分擔家務、照顧妹妹。她從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過，她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建築師。

沉默了一會兒後，拉赫曼望著窗外，回憶道：“你知道嗎? 美軍進入伊拉克後，巴格達經常可以聽到爆炸聲。那時我還很小，什麼都不懂，我問爸爸那些聲音是什麼，爸爸告訴我是有人在過生日。”

這時，媽媽突然衝了進來，對著拉赫曼罵了起來，說她雖然戴了頭巾，但穿的是無袖上衣，簡直不知廉恥。拉赫曼才被罵了一分鐘，眼眶就快兜不住眼淚了。

媽媽離開後，拉赫曼的眼淚就洶湧而出，她渾身顫抖，靠在我的肩膀上低聲哭泣。直到我的肩膀被淚水浸溼，她的情緒才逐漸平復下來。

大概是為了緩和氣氛，拉赫曼開啟手機相簿，找出了一組照片。照片上，她的社交媒體頁面出現在羅馬角鬥場前、威尼斯水城邊。

她驕傲地告訴我，艾哈邁德“帶著她”去過很多地方。每到標誌性景點，艾哈邁德就會開啟兩個妹妹的社交媒體頁面，與景點合影。拉赫曼的手指緩緩劃過照片，在每一張上都停留很久，像是在回味一場她自己的旅行。

傍晚的時候，妹妹巴圖的情緒總算平復了下來。她到客廳戳了戳我說：“既然不能拍合照，那你能不能幫我的衣櫃拍一張照片？”我說當然沒問題。

巴圖回到房間，花了兩個多小時整理衣櫃，她把最喜歡的淺色衣服都掛了起來，把不喜歡的深色衣服疊好，放在最下方，一雙金色的休閒鞋和粉色的高跟鞋被擺在顯眼的位置。最後，她在衣櫃周圍掛上了一圈星星點點的LED燈。

拍下這張照片時，我心裡很難受。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卻是他人生而被剝奪的。對於一個18歲女孩來說，愛美、渴望跟遠道而來的朋友合影留念，實在是太正常不過了，但就是這麼卑微的願望都無法實現。

我們只能透過這張衣櫃的照片，去想象一個巴格達18歲女孩的青春容貌。可以想見，她這輩子大機率會是別人的女兒，別人的妻子，別人的母親，卻唯獨不是她自己。

女性，向前一步

那中東女性有可能突破這些困境嗎？我想講另外一個發生在伊拉克的小故事。

在伊拉克時，我的朋友穆罕默德邀請我去她們家吃晚飯。他的英語一般，每當想不起該講哪個詞時，他就會轉頭詢問學英國文學的妹妹朵阿，朵阿會在穆罕默德的耳邊輕聲告訴他，隨後穆罕默德會極為自信地說出那個詞。

我試圖和朵阿聊天，但她總是沉默不語，因為她從來沒有見過家人和女性朋友之外的陌生人，不善言辭。直到告別，朵阿也沒有對我說出一句話。

這樣的例子在中東比比皆是。我發現，一個人的自信程度往往不是與能力成正比的。穆罕默德在成長過程中獲得了更多的認可和鼓勵，也有更多鍛鍊的機會，所以哪怕他英語一般，也能自信表達。但是朵阿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她的主要任務是學會做飯和做家務、照料全家人的生活，沒有人鼓勵她表達自我，也沒有人給她鍛鍊的機會。

我時常會想，倘若朵阿這樣的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能夠不被性別偏見所限制，獲得公平的機會和同等的鼓勵，而非剝奪和打壓，她們的人生一定會很不一樣。

作為女性，我們很多時候需要的只是一雙把我們推向更大世界的手，以及背後無條件的支援、認可和鼓勵。

在中東，我也遇到了一些有力量的女性，她們哪怕身處一個非常嚴苛的社會，自身的生活充滿侷限性和困境，但也會嘗試去做一些反抗，比如拒絕做飯、不想穿罩袍、不想戴面紗、想出去工作等等。這種反抗未必是振臂一呼式的、激烈的、徹底的反抗，但這種生活層面和心靈層面的微小反抗同樣有意義、有力量。

在沙烏地阿拉伯時，一開始出於對本地習俗的尊重，我出門會戴頭巾甚至穿黑袍。但是，在首都利雅得，一位女性朋友建議我不要這麼做。

她說，沙特其實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說女性出門應該穿什麼衣服，但那是一個熟人社會，她們的所有行為都在別人的監督之下，一旦想要與眾不同，就意味著要和整個系統去對抗。但是，我作為外國遊客，不穿罩袍沒有任何成本，最多就是走在路上被不認識的人吹口哨。可是，我們外國女性遊客不穿罩袍的行為，可以讓本地人漸漸適應街上有這樣的女人，這對於改善沙特本地女性的生存狀態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