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為了反對兒女養寵物，能做到什麼地步？
精神科醫生林不周分享了一個極端案例。
有對父母為了阻止女兒養貓，直接把女兒送進精神病院，讓她一住就是七年，還不打算接出去了。
為了救下這個女孩，林不周想到了一個特殊的辦法：
邀請另一個精神病人，來幫她“治一治”。
這個故事來自公眾號【天才捕手計劃】，他們只記錄最帶勁的親身經歷。
無論是給金三角毒販運送物資的貨車司機、專門破解重案要案的北京刑警，還是醫院裡的生死故事，你都能在那看到。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個老式封閉的精神病院，為了防止病人跳窗，每扇窗戶都裝著細密的鐵絲網。
每到飯點，就會有一大堆手指頭從鐵絲網的縫隙裡伸出來，病人們捏著從油豆腐塞肉裡剔出來的肉沫，或者咬成小塊的紅燒大排，扔到外面的水泥地上。
窗外，幾十只流浪貓和一隻大黃狗正齊刷刷仰著腦袋，準備爭搶他們扔出來的葷菜。
這個滿是精神病人和流浪貓狗的世界，有一種特別的和諧。
2024年5月的一天，我得到訊息，醫院即將搬遷。那幾十隻流浪貓擁有野外生存的能力，不用管，至於那隻站起來有我一半高的大黃狗，因為體型太大，進不了樓房。
如何安置成了一個難題。
醫院搬遷的計劃定在了三個月後，醫護人員忙著盤點要搬的傢俱和材料，病人紅妹也開始緊張起來，她每天纏著我問：“林醫生啊，我們搬家了，阿黃怎麼辦啊。”
我隨口敷衍道，“找個領養啊。”
我上下班途中，她像是一個老派的英語班銷售，跟著我一直問同樣的話，每天至少重複20次。
有一次，我停下腳步，試探性地問了下紅妹，“你家裡人沒法養？”
這句話其實意味深長。我聽說過紅妹過去就是因為養了太多流浪貓狗，被家人送進精神病院的。這個問題不僅關乎她家裡能否養狗，也關乎紅妹家裡，還有沒有人接納她，甚至以後接她出院。
紅妹愣了一下，搖了搖頭，過了好一會才說，“他們都討厭貓狗。”
“我在家裡收藏了好多東西，來住院以後，我媽都給我扔了，好多碟片、佛經還有旗袍，現在都不在了。”
紅妹今年49歲，身高一米六，胖胖的，常年留一個寸頭，總是穿得很顯眼在病房裡晃悠，大紅色的洋裝、神經蛙的連體睡衣、青龍白虎的刺青袖套……以至於很少有人質疑她怎麼一直在這裡住著。
早在我來這家醫院工作以前，她就在這裡住著了，過上了一種無人過問的生活。
大多數時候，紅妹會獨自搬來藤椅，坐在醫院院子裡，當時還是小黃狗的阿黃繞著她跑啊跑，她就像逗嬰兒一般，夾起嗓子和阿黃“汪汪汪”地對話。
兩年前，紅妹的管床醫生離職後，我成了她新的管床醫生。
我第一次看到了紅妹的病歷，14歲時，她得了“兒童抑鬱症”。那大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對精神類疾病充滿偏見的年代。我拿著病歷去問紅妹，她請我把病歷收起來，說看著不舒服。
直到盯著我把紙質版病歷放回桌兜，合上抽屜，她才願意講述她的過去。
紅妹出生於本市的國企家屬院裡，父母都是國企職工，她也在職工子弟學校讀書。她小時候一直是班裡第一名，處處要強。上初中後考不了那麼好了，精神狀態不再穩定，住進了市精神病院。
她再沒能去上學，病史上寫：“患者行為孤僻，不上學、不出門，生活懶散，稍不如意便打罵家人”。
出院的時間裡，家裡人試圖讓她去找工作，催她按時起床吃飯，指責她所有“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她是被說煩以後，才動手打家人的，還自殺過幾次。
隨著住院次數的增加，她的診斷從“兒童抑鬱症”變成了“精神分裂症”，這是她被社會指派的新身份。
紅妹24歲時，她姐姐在國企分到了房子，全家都搬去了姐姐的房子，留她一個人在從小長大的房子裡。除了她媽媽每週來幫她收拾垃圾，往冰箱放食物外，再也沒有人和她吵架了。
紅妹告訴我，那時她每天只去兩個地方，一是圖書館，另一處是寺廟，廟裡的“師兄”們會和她聊天。她把所有人都叫“師兄”，“因為把別人叫弟弟畢竟不好，女的又是不如男的，所以一律都叫師兄。”
生活的轉機發生在2009年4月30日，那天，紅妹帶了兩隻剛出生的流浪狗回家。
她給小狗取名，一隻叫四四，一隻叫零零。
紅妹親眼看到小狗的媽媽被小區裡的男人打死，她救不了大狗，只能救下她的孩子。
小狗剛被帶回家的時候，眼睛都還沒睜開，“他們會把第一眼看到的東西當作媽媽，所以我是他們的媽媽。”
從那以後，紅妹每隔幾天就撿一隻流浪動物回家。她給每一隻貓狗都起了名字，在筆記本上記下他們的成長日記，後來的十年裡，紅妹養了八隻狗，和一百多隻貓。
她最喜歡的是一隻叫“喵”的橘貓，說著，紅妹迫不及待地要給我看“喵”的照片。
她從櫃子裡拿出一個手機包裝的紙盒，從裡面小心翼翼地拿出像是新的一樣的手機，按下開機，點開相簿，裡面全是各種貓狗的照片。她給我看了“喵”的照片，還有更多貓狗。
在老舊的木色傢俱中，每一隻貓狗以不同角度鋪在床上，脖子上掛著金色的繩子。
我看著感覺有點怪，這些貓狗的毛皮看起來溼溼的，形狀也有點說不出的古怪感。
仔細看，照片裡的貓狗全都已經死了。
各種意義上的死。
我好奇地問：“這些照片都是屍體？”
“對呀。”紅妹的語氣聽不出情緒，像是在討論很平常的事。
四四被帶回去沒幾天，突然“汪”了一聲，就死掉了。咪養了兩年，也是有天突然就死了。
紅妹說，她買了陀羅尼巾，把去世的小貓小狗包起來，祈禱七七四十九天拿到小區的土裡埋葬。可後來她還是捨不得，再死去的貓狗，她就不埋了，放在冰箱裡，“我家有個雙開門冰箱，裡面都放得下。”
我看著照片中的紅妹，三十多歲的樣子，和現在一樣理著寸頭，戴著秀氣的金屬框眼鏡，身上抱著貓狗的屍體，眼神空洞地看著鏡頭。怎麼說呢？給人一種寂寥的樣子。
尤其是聽她說，她是一個沒有父母朋友往來，只有貓狗陪伴的人。
也許是因為貓狗的陪伴，那二十年的時間裡，紅妹沒再住過院。
而她再次入院，卻也是因為這些流浪貓狗。
畢竟她是一個獨自居住的精神病人，家裡養了上百隻貓狗，極可能臭氣熏天。讓鄰居不喜歡她，不敢去她住的地方。那天，她的父母、姐姐和鄰居，聯合警察一起把她從家裡拖出來，再次送進了精神病院。
她這一住就是七年。
我忍不住問，“你走了之後這些貓狗怎麼辦？”
紅妹說，“他們找了警察來我家抓貓狗。貓本來就是散養的，大多跑進小區了，當時家裡有七隻狗，其它六隻都被抓走了，被統一送去安樂死。只有零零，我姐姐說，抓狗的時候零零不見了，沒有抓到。”
“我住在精神病院裡，花的錢比住在家裡少，事也少。我以前住的房子還能租出去，賺幾千塊。他們不會再讓我出去了。”
回憶到最後，紅妹的臉上還是帶著笑意，她說，“養貓狗那幾年，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幾年。”
可我卻覺得好壓抑。
我無法想象紅妹和貓狗又經歷了怎樣一場混亂。除了最初撿的小狗零零，像是成了仙，死裡逃生獲得自由。而其它的狗狗，和它們的主人紅妹都沒有一個輕鬆的結局。
紅妹剛來醫院時，對人的敵意很強，大概也是因為有過這段經歷吧。
她三天兩頭就會和不同的病人吵架，被護士們約束打針。她的敵意會持續很久，追著人一直罵、甚至大打出手，最後醫護人員就只能幫她換病房。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我們醫院也來了一群流浪貓狗。
雖然精神病院被高牆和鐵絲網圍繞，但四面高牆擋不住野貓。幾年前，一隻身材壯碩的三花母貓跳進院子，佔領了這片地盤，她在這裡養育了幾十只孩子。
時不時有外來野貓試圖爭搶這片地盤，三花母貓會和她的孩子們迎戰，有些貓被打得遍體鱗傷，夾著尾巴逃走；也有些貓打贏了，就和大母貓交配，融入這個院子，生下一批野貓。
紅妹和其中一些貓關係很好，好到它們甚至可以趴在紅妹身上睡懶覺。
我不記得院子裡什麼時候多了條小黃狗，只記得有一天紅妹坐在院子裡，用喊嬰兒般的語氣喊著“黃黃，黃黃”，一隻小黃狗像是倍速播放一樣，在紅妹的腳邊躥來躥去。
自從有了這些貓狗以後，紅妹和病人們的衝突就變少了。
可眼下醫院要搬遷，紅妹又要只剩自己一個人了。
相比自己，她更操心阿黃的命運。
我們科有個護士把阿黃帶回去過，當天阿黃就在她床上大小便，隔天就被送回來了。我也把阿黃帶回家過，當天床上就多了小便，家裡還鬧了一陣子跳蚤，養兩天我也受不了。
附近農村的護工說，阿黃是土狗，不會有人養的。還不如把阿黃賣給狗肉火鍋店，還能賣出八百塊。
這話被紅妹聽到以後，她總是抱著有她半個人那麼大的阿黃，把他放在地上，然後耷拉著嘴角拜託我，“不要讓她們賣狗肉！”
“再不行你能不能幫我報警，讓警察把狗帶去安樂死。”
她這樣哀求著我，也哀求著每個護士和護工，而我卻聽到她們背後聊天時調侃，“好好一個狗，不賣狗肉，狗還有安樂死的。”
隨著醫院搬遷的時間越來越近，紅妹找我念叨的次數也越來越多。她又一次來找我時，語速很快，像是要發病了一樣。我忙安慰她，“深呼吸！冷靜！”
我們站在院子一角平復情緒，而背景音很吵，我一看，居然有個病人在和狗賽跑，互相對著“汪汪汪。”
和阿黃賽跑的人叫阿桂。
她幾乎是和紅妹最不對付的病人，過去她總是對貓狗“喊打喊殺”的，還差點害死紅妹養的一隻貓。
這倆人一言不合就幹架。
但是此刻，紅妹也顧不上她的“仇人”了。為了阿黃不被宰殺，她幾乎說盡了這輩子求人的話。我隱約覺得，阿黃就像紅妹養過的許多隻貓狗，當初她最終沒能保護得了他們。
要是能救下阿黃，也等於救了紅妹。
不遠的地方，阿黃依然撒了歡奔跑，對自己的命運一無所知。
為了不讓阿黃被抓去賣狗肉，我靈機一動，想了個妙招：我準備給阿黃打疫苗。
我花了錢，阿黃就不是沒人要的土狗了，起碼是一隻身價幾十塊錢的土狗，等我把這件事廣而告之，護工們也不敢隨便把阿黃拿去賣狗肉了。
紅妹聽說了我的方法，每天耷拉的嘴角終於扯成了一條直線。
可她很快又開始操心，“買疫苗一定要看好，要有犬瘟、犬細小和犬腺病毒的，不要漏了。”“記得啊，犬瘟、犬細小和犬腺病毒。”
我應著，“好啦好啦知道了，說過很多次別再說了！”
我上淘寶逛了好幾個店家，買了個看起來靠譜的犬疫苗連結，過了三天，低溫冷鏈寄來了。
我沒有給狗打過疫苗，去找護士，護士避著我，去問護士長，護士長說我不知道啊。
當了這麼久醫生，我一直希望能和同事們和和氣氣的，還沒碰上過這麼多拒絕。紅妹跟我解釋，她們已經說好要賣掉阿黃了，現在護士都不敢站在我們這邊。
我有時覺得紅妹很容易放大別人的惡意。但她現在說得也有道理，護士們這時幫忙，確實像是站隊。
那我就只能自己上了。
我準備好疫苗，和紅妹在醫院裡找了半天，都沒找到阿黃的蹤影。我們倆找了一圈，才發現阿黃被護工關在了休息室裡，每天只能出來放風一段時間。
我不好明目張膽地進去偷狗，只能守在休息室門口，時不時看一眼，看阿黃什麼時候被放出來。
好不容易等到阿黃出來，我趕緊喊紅妹過來幫忙抓著阿黃，我來打疫苗。
正準備下針的時候，紅妹的病友阿桂卻來了，就是那個熱愛和阿黃賽跑，互相“狗叫”的女人。
我記得紅妹和此人的關係一直不好，尤其現在，這人邊靠近邊笑著說“林主任”，還笑得挺瘮人。
但她走到我倆身前的時候，伸出雙手，不是來打鬧，卻是來幫忙的。
紅妹抓著阿黃的前腳，阿桂幫忙壓著阿黃的背，我順利給阿黃打完了第一針疫苗。
阿黃平時很愛對著人“汪汪”叫，這會兒趴在地上卻很乖。
打完針，他抖了抖身體，又開始撒了歡地四處跑。看著他歡脫的背影，我尋思阿黃這條小命，應該能給他保住了。
過了幾天，我準備給阿黃打第二針疫苗，翻遍整個醫院卻都沒有找到！
連護工休息室都沒有！
我急匆匆跑去問紅妹有沒有看到阿黃，她卻安慰我別慌。
她說，前兩天阿桂出院，把阿黃也接走了。紅妹臉上帶著笑：“阿黃享福了，過上好日子了。”
聽她說的時候，我腦子裡亂亂的，阿黃有了個好歸宿，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起了成功逃脫七年前那場混亂的小狗零零。走到辦公室門口我才反應過來，怎麼是阿桂來把狗接走了？
她和紅妹不是“仇人”嗎？
阿桂來的時候陣仗很大，因為她是被老公和兒子“押”來精神病院的病人。
半年多以前的一天，醫院門口停了兩臺小轎車，阿桂穿著藍色繡花睡衣，坐在後面那臺車裡。他們一大家子男的下了車，把她扯出了車裡，像押送犯人一樣——
兩個男人架著她，旁邊還站了三個男的一言不發，看起來壓迫感十足。
而她十七歲的兒子獨自坐在前車的後座，沉默地看著這一切。
阿桂的表情很兇，臉氣得發紅，在她即將被抬進醫院大門的前一刻，她高傲地宣誓著最後的一點尊嚴：“放我下來，我自己走進去！”
可沒有人聽她的。
她被架著進了院子，大鐵門開了又鎖上之後，她才被放下來。
阿桂的病史上寫著，她有“精神分裂症”八年，覺得家人會害她，無故和家人發脾氣，每年都會住院。去年她第一次來我們醫院，住了三個月，我是她的管床醫生。
今年她第二次來，依然是我管她。
她這次入院的情景幾乎和上次一模一樣，垮著一張臉，一句話不說，無論我問什麼，她都只是鄙夷地發出一聲：“哼”。
按照我的經驗，這種情況大約會持續一個多月，然後她緊繃的情緒會慢慢鬆弛下來，變得像個慈祥和藹的阿姨，雖然仍舊不怎麼說話，但會和我們打招呼。
這樣的變化意味著治療有效，離出院不遠了。
這次，我把阿桂安排在了走廊盡頭的四人間。最裡床是一個88歲的阿爾茲海默病的老太太，多年臥床不動，沒有人知道她到底還有沒有意識，她每天只是躺著，發出帶著痰的呼吸聲。
隔壁床是一個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的身形有點像《巴黎聖母院》裡的鐘樓怪人，白天大部分時間，她會繞著田裡逆時針一圈一圈地走，她從來不理人，也沒有人聽過她說話。
而阿桂旁邊的床位，是紅妹的。
我領她進去的時候，紅妹不在病房裡，她床邊堆了兩疊人那麼高的書堆，大多是《清宮十二帝》這類歷史奇談，書頁邊緣都已經泛黃。
阿桂進了病房，也不理人，自顧自地收拾行李。我試著和她說話，她只是大聲嘆氣，帶著一些無奈，像是一種刻意嘆給別人聽的聲音。
我習慣了她不搭理人，簡單交代了兩句，就回了辦公室。
沒想到阿桂來的第一天晚上，就和紅妹結下了仇。
那天夜裡，精神科病房二樓，走廊盡頭的房間裡，時不時傳來嬰兒哭喊一般的幼貓啼聲。
幼貓是紅妹帶進病房的。黑暗中，紅妹穿著一件帶兔子耳朵的連體睡衣，彎曲著身體，把幼貓抱在懷裡。只是幼貓的叫聲實在吵到了病友們休息。
凌晨三點，阿桂實在受不了了。
她氣勢洶洶地從床上爬起來，不停尖叫，走向黑暗中的隔壁床，對著紅妹就是一巴掌。
早上八點，護士站，十三個醫護人員疲憊地圍著開早會。
值班護士面色凝重地說，“昨晚紅妹把貓帶進房間，貓叫了一晚上。凌晨三點，阿桂打了紅妹，很多患者都起來了，說貓叫聲讓她們睡不著。”
另一個護士接著說：“紅妹昨天下午就把貓帶進病房，一整晚抱著貓睡”。
護士長總結：“這麼多人投訴，必須給個交代。今天讓保安師傅把貓扔出去，阿桂打人也必須要批評教育。”
在場的醫生事不關己地拿起手機開始劃，打發著無聊的時間，等待早交班結束。我站在醫生中最右邊的位置，儘管這意味著一個較高的職位，但我並不打算說話，只是憋著慌。
交班結束後，我大步走向穿著彩虹色民族風洋裝，理著寸頭的紅妹。
幼貓被她抱在懷裡，後腿撐在她的胸口上，紅妹拖著小貓的背部，讓小貓像嬰兒一般被抱著。她彷彿不知道昨晚幼貓給病房帶來的風波。
紅妹前面站了三個老大爺，保安季師傅聲音洪亮地說，“放下來，拿去扔了。”
紅妹不肯，“這貓還不會自己排便啊，沒有我照顧它會死掉的！”
保安大爺用充滿威懾力的語氣大吼，“拿來！”還伴隨著伸手要搶幼貓的動作。
紅妹從抽泣，轉而聲嘶力竭地大哭。她一邊哭，一邊交出了胸口上的幼貓。
護工大爺像老師在訓學生一樣，說，“一個貓而已，有什麼好的。”他接過小貓，把小貓放進紅妹給貓準備的紙箱裡，直直往精神病院的大門外走去。
我站在紅妹旁邊，她低著頭，手捂著臉，站得直直的，聲嘶力竭地喊叫，身體卻一動不動。
她拉住我說：“林醫生，能不能拜託你，把小貓拿回來。要是沒有我隔兩個小時刺激一下小貓的肛門，讓她大便，她會死的。”
我拍了拍紅妹的背，“沒辦法，小貓吵到別人了，好多人投訴，病房裡本來就不能養貓。”
等我們都離開後，紅妹還是一直站在院子裡大哭，哭聲響徹兩棟樓。她從上午八點，一直哭到了中午十一點吃飯的時候。
醫院裡的幾十號病人似乎對她的大哭視而不見，這裡誰又正常呢？
駝背的老太太和往常一樣不斷地經過她，繞著院子散步，幾個患者大爺依舊在掃院子，還有個常常獨自在院子裡自言自語的阿姨，站在田的另一端尖叫，只不過這天她的尖叫聲“哈哈哈哈”的，像是在嘲笑紅妹一般。
醫生辦公室裡，有個醫生嘲諷了句，“哎呀，這聲音聽起來真像精神病院。”
大家依舊忙著自己手上的事情。
中午，患者都回了樓裡，紅妹主動和護士說，她控制不住自己了，能不能把她約束在床上，給她打針，讓她平靜下來。我和護士對視了一眼，默默行動。
打了針過後，紅妹就不哭了。
她安靜地在床位上疊自己的衣服，也不再提起小貓的事情。
過了個週末，護士告訴我，“週日阿桂老公來探視，夫妻倆吵架，紅妹還跳出來跟他們一起吵。”
這倆人又吵起來了，頭大。
查房的時候，紅妹急著跑來和我說，“阿桂跟她老公說你讓她們離婚，兩套房子都分給她！我當時在場，你不可能這麼說的！”我頓時虎軀一震，這火居然燒到我身上了。
我想起前兩天阿桂問過我離婚的問題，嚇得我反覆回想，我沒有說她們家房子要怎麼分。
阿桂經過的時候，還笑嘻嘻地和我說，“林主任啊，你說的太準了，我老公一聽果然生氣了。”
聽完我更生氣了，趕緊當著阿桂的面，打給她老公電話解釋清楚。
這一切都是半年前左右的事兒了，我和阿桂減少了溝通，我也以為她和紅妹是徹底鬧翻。
現在我卻意識到一絲不對勁，阿桂怎麼和紅妹的關係也變好了？而且還來救貓救狗，這些吵人的小動物不是她最討厭的嗎？
而我是從紅妹口中才得知了一些關於阿桂的事情。
她們倆同歲，成長於同一片國企大院，家人也是國企職工。阿桂媽媽很早就去世了，她小小年紀就承擔起“母親”的角色，做所有的家務，幫家人們洗衣服，給爸爸和妹妹買菜做飯。
阿桂處處想要討好爸爸，可收到卻是許多指責，切菜的角度不對，水燒開了濺到外面了，買回來的菜吃起來不新鮮。爸爸似乎只有和妹妹在一起時，才會放鬆開心。
阿桂很出息，讀了中專，後來也進了國企，老公也是公務員，兩人生了個兒子。
這樣幸福美滿的生活，直到阿桂下崗，戛然而止。
成年以後的阿桂依然在支撐家裡的生活，每月寄給爸爸自己的收入，而爸爸把這些錢拿去支撐遠在上海打拼的阿桂妹妹。阿桂還有工作時丈夫不好說什麼，直到她下崗，還要拿家裡的錢支援親戚，這就不行了。
阿桂受不了丈夫和兒子的指責，決定出門擺地攤。她每天早上推著車子出門賣蔥油餅，把賺的錢都寄給爸爸。而她越是努力，老公和兒子越是疏遠她，兒子說恨媽媽，因為媽媽只在意外公，錢都到小姨那裡了。
後來，阿桂變得越來越孤僻。就連她去擺攤的時候，四周人都能看出她講話顛三倒四的，好像不太正常。她在幾個醫院輾轉了一段時間，就來了我們這裡。
紅妹說：“她這是愚孝，沒辦法的。”
紅妹還說，阿桂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氣她老公。上一次，阿桂編造關於我的謊言，就是為了老公生氣，以為房產要被拿走了。紅妹跳出來為我辯解，和這兩夫妻吵起來，尤其讓阿桂的老公更生氣了。
阿桂一看，這病友病得有價值啊，這反而拉近了兩人的關係。
聽完紅妹說的，我也去找了一趟阿桂。
上午，阿桂在院子裡逗狗，我和她打招呼，她笑了笑說林醫生好啊，我再想接話，她說著“黃黃黃黃”，往前扔了一個狗餅乾，和阿黃一起跑走了。
下午，阿桂在廁所洗衣服，我和她打了個招呼，她頭也沒抬，繼續搓衣服。
每次我試圖和她說話，她都只是和我打個招呼，然後繼續做自己的事。
接下來這段時間裡，阿桂卻明顯越來越開朗。
我想，這可能是因為紅妹。阿桂從早到晚都和紅妹待在一起，要不是在院子和貓狗玩，就是坐著促膝長談。我聽過一耳朵，她們在聊過去國企大院裡，媽媽給她們做的飯。
我有時想，是不是人被打上了“精神病”的標籤，就再也無法擁有朋友了。
再被過去親友提及的時候，只剩麻煩和恐懼。
而紅妹和阿桂，她們生長在同一個國企大院，也都經歷了跌宕的人生，在精神病院相遇，也許她們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成為朋友的人。
紅妹幫了阿桂，阿桂也想幫一把紅妹，所以她帶著阿黃一起出院了。
只剩下紅妹，要獨自在這一直一直住下去。
醫院搬遷前，紅妹和大主任說，自己這幾天睡眠過多，每天躺著起不來。大主任說，那就把抗精神病藥減一點量，抗抑鬱藥也停了吧。
紅妹沒說什麼，看著我們查房離開。
午休的時候，我吃完外賣準備去扔外賣盒，紅妹叫住我，說，“林主任我真的好悲傷，你懂嗎？我不想起來，是因為不願意面對這個世界。我想念我以前養的貓狗了，我想零零了。”
七月底，我們如期搬到了新院區。
新樓蓋得很現代，白色的幾何線條構成了利落的外觀，每一個病房裡都有甲級寫字樓那樣的大落地窗。只是病人們將不再擁有院子，長年住院的病人，可能長達幾年都沒有機會出這棟樓。
紅妹住進了新的病房裡，家人沒有要接她出去的樣子。
有天她問我，“林醫生，我以後想要遺體捐贈，能不能讓我姐姐來幫我填寫申報。”
我聽了一愣，“你才五十歲，還能活很多年呢。”
紅妹說，“先預備著嘛，我怕過幾年我姐姐也老了，沒有人幫我申報了。”
我查了下填報流程，在微信小程式上預約就行，但是紅妹沒有微信，這事只能先擱置著。回病房的路上，我心裡卻挺不是滋味，總覺得阿黃和阿桂都走了，紅妹的生活少了很多盼頭。
那天我路過病房，卻碰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阿桂！
她看起來狀態不錯，穿著花朵圖案的連衣裙，戴著太陽眼鏡，燙了個捲髮，坐在紅妹的床邊。她把阿黃抱在懷裡，城區裡的病房更不讓養動物了，她沒有讓阿黃下地，只是把阿黃遞給紅妹抱。
我和阿桂打了個招呼，她很友好地說，“林醫生好。”
阿黃看著比在醫院散養的時候更乾淨了一些，像個城裡狗了，可見了我還是直想往我身上撲，結果被紅妹和阿桂雙雙按下。我叮囑了兩句，就溜出了病房。
後來，阿桂也時常會來看紅妹，有時候是收攤的時候，她帶著一塑膠袋蔥油餅來分送給病人吃。有時候是晚飯時間，她提著烤鴨外賣專門來找紅妹。看來，她沒再把所有錢寄給爸爸和妹妹了。
八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動筆寫下這個故事，醫院門口又傳來動靜，“新病人來了！”
我探出頭去，沒想到這次來的病人，又是阿桂。
這次她不是被人架進病房的，而是自己走進來的。她一進醫院，就輕車熟路地走向熟悉的房間，熱情地和紅妹打招呼，路過我的時候還喊了聲，“林醫生好！”
等阿桂走遠了，她老公才告訴我，這次不打算接回去了。
我愣了一下，心裡有些難過。
阿桂也要沒有家了。
後來我試探性地問起阿桂時，她卻很坦然地告訴我，她願意住在這裡。
只有一個要求，就是每個週末要把阿黃遛來醫院，讓她抱一抱，這是她要養的狗。
我不知道，她的要求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紅妹。
只是每當我看到她們和阿黃一起玩耍時，心裡的難過都會淡去許多。
我在網上看到過一個說法，叫做朋友是後天選擇的親人。
這話放到紅妹和阿桂身上很貼切。
紅妹在空無一人的房子裡住了二十年，每天只能和貓狗遊戲，最後平靜的生活被家人親手打破。而阿桂，更是被家人親自“押送”進醫院，不留一點尊嚴和體面。
她們都是被親人拋棄的人。但在精神病院裡，她們成了彼此後天的親人，創造出一個有狗、有愛、有美食的新世界。
我看過一句印象很深的臺詞，“人總要有自己的心靈歸屬地，否則，到哪裡都是漂泊無根的人。”
而我想，只有心靈的歸屬感，才是對一段美好關係最準確的定義。
除了這個故事外，【天才捕手計劃】還記錄過很多精神科醫生的診療案例，這裡有被精神疾病困擾的人最真實的一面：
有個女孩長期受自閉症困擾，連醫生都不能讓她開口說話，卻被她的精神病舍友治好了。
還有個女孩被家人過度關愛，連來月經都要被送進精神科；
記錄這些故事的精神科醫生有個口頭禪：“誰還沒個犯病的時候？”
他們記錄下這些故事，是希望幫大家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世界，從而更好地瞭解自己，更重要的是，允許自己偶爾情緒低落，少點自責。
看完這些故事，也許你就能更擅長對自己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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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趙島泥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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