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當前,藥品的集採成為了公眾矚目的焦點,然而,藥品價格的大幅下降,並未相應地給民眾帶來安全感大幅增加。“麻醉效果不佳、血壓未能降低、瀉藥無排便作用”等問題,引發了上海政協委員對集採藥品療效穩定性的深切憂慮。同時,有報道稱,上海某醫院已牽頭成立了“國家針刺麻醉臨床研究同盟”,致力於將這一瀕臨失傳的技術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網際網路每天都給我們推送很多資訊,這些資訊也許毫無關聯,但是當我們不得不同時面對時,極易引發精神的內耗與思緒的混亂。面對這樣的紛擾,我們不妨閱讀一下原發表在《反樸》上的這篇訪談,歸真到歷史的視角,重新審視那些曾引發軒然大波的歷史事件,以期在紛擾中尋得一份本真與清晰。
本文作者:劉京林、熊衛民。
在那個倡導西醫學習中醫的年代,作為一線醫生的她親歷過針刺麻醉的開刀手術、打雞血包治百病乃至喝尿療法等荒誕事件。她的娓娓講述,為我們還原了一些不為人知的真實細節。作為普通參與者,她的經歷和感受發人深省。就像她說的:“我經歷過好多荒唐事。當時我沒辦法,不敢提出異議,只能硬著頭皮執行。”惟願今天中國人能更具備科學精神,讓類似的荒唐事不再發生。
受訪人| 劉京林(北京中關村醫院退休大夫,以下簡稱“劉”)
訪談人| 熊衛民(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特聘教授,以下簡稱“熊”)
訪談時間、地點/方式:2022年1月16日(受訪人家中)、2022年1月26日(電話)、2024年1月26日(電話)
2022年1月,我驚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副教務長、中國科學院原教育局局長任知恕先生已於2020年7月逝世[1],立即給任先生的夫人劉京林大夫去了電話,並於1月16日去看望並訪談了她。2022年1月26日、2024年1月26日,我又透過電話對劉大夫做了一些補充訪談。
劉大夫1932年生於湖北松滋縣,1952年考入中南同濟醫學院醫本科,1955年提前畢業,到遼寧瓦房店市人民醫院做外科大夫。1959-1961年,她被安排到遼寧中醫學院學中醫,出來後先搞中西醫結合,後又回到外科。1963年調到北京中關村醫院,1987年退休。
在這幾次訪談中,劉大夫講述了她親歷的醫藥領域中的一些有爭議的事件,包括西醫學中醫、針刺麻醉、打雞血等,並談了她對這些事件的認識。雖然她並不算這些事件中的關鍵人物,但普通參與者的經歷和感受有更大的代表性,也有其意義。在親歷者多數已經凋零、並沒有多少相關記憶留下來,而很多宣傳者、研究者還在沿用當年的不實之辭的情況下,這份當事人訪談還顯得彌足珍貴。

圖1 劉京林和任知恕(攝於2010年,劉京林提供)
熊:您是哪一年出生?當年學的是中醫還是西醫?
劉:我於1932年生於湖北松滋,1952年考入中南同濟醫學院醫本科。本來是五年制,1955年突然來了一個政策:衛生部發文,說是為了支援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要讓部分同學提前2年畢業,工作兩年、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後再返校讀完剩下的兩年。作為學校1952級被動員的兩三百同學之一,我不得不服從安排,以“外科專修科”學生的名義畢業。
熊:當時是怎麼動員你們的?
劉:學校做了大型的思想動員報告,說好多同志為了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現在國家建設需要咱們將5年的本科分兩段來唸,比起那些同志來,咱們的這點付出又算什麼呢?等等。我們年輕人熱血沸騰,哪經得起他們的鼓動?也就都服從安排了。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真是幼稚、單純得很。絕大部分同學都沒有提任何要求,就這樣被提前分配到了艱苦的邊疆地區,譬如說新疆、內蒙、黑龍江。
1955年9月,同學們都分配完離開武漢了,組織上才宣佈我和班長的分配決定——留校做行政工作。班長很老練,本人還參與了同學們的分配工作,他從此就留在了學校,而我則死活不同意搞行政——我不喜歡也不擅長做行政工作,堅決要求搞醫。我說:“只要是搞醫,把我分到哪裡去都可以,邊疆我都去。”對我的不識抬舉,相關的老師都很驚詫。經不住我一再懇求,他們最後還是聯絡有關機構,對我做了重新分配。直到1955年12月,我才被分到遼寧位於大連附近的一個縣級市瓦房店市的人民醫院去做外科大夫。
熊:兩年後,動員者有沒有兌現承諾,讓你們這批提前畢業的同學返回同濟醫學院繼續唸書?
劉:沒有。我希望回來,可1957年下半年開始了“反右派”運動,我們當年的老師有好多被打成了右派,沒有誰來管我們這批已送走的學生了。而瓦房店市人民醫院則在不久後安排我去脫產學中醫。

圖2 劉京林在同濟醫學院學習時的照片(劉京林提供)
熊:西醫學中醫?不是應當舊醫學新醫、傳統醫學現代醫麼,怎麼顛倒過來了?請您詳細談談相關情況。
劉:我們國家當時提倡“團結中西醫”、“中西醫結合”。怎麼團結,如何結合?“要西醫學中醫,而不是中醫學西醫!”這是中央的要求。1956年還開始了西醫學習中醫運動[2]。我就屬於被政府安排去學習中醫的西醫。當時的提法是,“西醫不懂中醫就是半個醫”,要讓又紅又專的好西醫去學中醫。我是瓦房店市人民醫院送去的第一個去學中醫的西醫——當時就安排了我一個。
熊:安排您去哪裡學中醫?
劉:遼寧中醫學院。我不是在遼寧工作嘛,組織上就安排我去遼寧中醫學院學習。這所學校在瀋陽,我在那脫產學了近三年。我的同班同學多為各醫院的院長、科主任,像我這樣才工作三四年的年輕人只有兩個。
熊:讓你們西醫去學中醫,你們願意嗎?有沒有牴觸情緒?
劉:別的同學內心是怎麼想的,我不瞭解。就我個人而言,最初並無牴觸情緒——那時我也就二十多歲,還不太懂事,比較聽話。組織讓我去學,那我就去學唄。
熊:學起來可有困難?
劉:到學校之後,發現根本就學不進去。書中的字都認得,就不知道說的是啥。中醫中的人體結構,如臟腑、氣血、經絡,多與實際解剖的不同。拿消化系統來說,口腔、食道、胃、十二指腸、小腸、大腸,西醫非常清楚。在中醫那裡,口腔、食道還行,到了胃就有點搞不清楚了。中醫講脾胃,把脾和胃連在一起,中醫的脾和西醫的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還說什麼中焦、下焦,也不知道它們在哪裡。再如腎。西醫的腎、中醫的腎,有時候是一回事,有時候又不是一回事。西醫可沒有腎虛之類概念。還有氣血。血還好點,有時候還能跟西醫統一(但西醫沒有血虛之類概念),氣完全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經絡、針灸,學習時我們還實習了一個月。經絡反正就是背,還好說;針灸,你說哪一個病是真正用針灸給治好的?沒有人做過相關的統計研究,多少人被紮好了,或者怎麼著了,沒有!
我年輕,糊里糊塗,學不懂心裡也沒多少負擔,我們班上那些院長、主任同學,都是高水平的大夫,課聽不懂,書讀不懂,學到半夜三更,還是學不通。他們焦慮得很,普遍失眠,一宿一宿的睡不著覺,就在走廊裡走來走去。不管是解剖學,還是觀念、思想方法,中醫都和西醫對不上號。我們覺得,和西醫相比,中醫的水平差太多了,可偏偏要讓我們去學中醫。我們學不通,也很不理解。

圖3 遼寧中醫學院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第二期畢業合影(攝於1961年12月,劉京林提供)
熊:遼寧中醫學院老師的水平如何?
劉:從中醫的角度看,應當還可以。當時有這種傳說:病人什麼都不用說,大夫一摸脈,其病情就全都知道了。我們覺得很神秘,就去問老師,是不是這樣,其依據是什麼。中醫學院的教授說:那是瞎吹的,根本就不可能。中醫還是要靠望、聞、問、切多管齊下,才能對病人有一個正確的診斷。

圖4 劉京林的結業證書(劉京林提供)
熊:學完之後您去了哪裡?
劉:我還是回到了瓦房店人民醫院。遼寧中醫學院給我開的材料是讓我到大連衛生局去報到,我沒去,還是回到了原來的醫院。這個醫院規模比較大,業務繁忙,很需要醫生。我做這個選擇,還跟醫院的黨委書記有關。1957年選人時,院長反對我去,他說:“劉京林是個女同志,讓她去遼寧中醫學院,她學完之後,一結婚就走了。”黨委書記說:“不管男的女的,誰表現好、符合條件就送誰。”在黨委書記的堅持下,我才被送去學習。黨委書記後來到省裡來開會,還特意去看過我。
學出來以後,就不能單純地搞西醫了,要搞中西醫結合。我被安排向擔任醫院副院長的一位老中醫學習,治病時用中醫、西醫聯合治療。中西醫結合,內科相對好辦一點,外科難辦得很。因為外科差不多都是要做手術的,耽誤不得。我們有一個針對急腹症的專題(胃穿孔、腸梗阻、闌尾炎這類很急的腹部疾病叫急腹症)。為了這個專題,醫院還派我去大連醫學院實習了一個月。那裡的中醫大夫說,闌尾炎可以吃大黃牡丹皮湯之類中藥,吃完了就能夠好;還有腸梗阻,用中藥灌腸就能灌通;膽囊炎、膽石症也能透過吃中藥而排出來。印象最深的是那裡的女的老中醫,她說她的排石湯能讓病人把結石排出來。可我們試了又試,一個都沒成功過。
實踐表明,用中醫治療急腹症,特別不可取。拿最普通的闌尾炎來說,這是很急的病,要是一確診就動手術,一般一個禮拜就好了,病人可以不留下任何後遺症。要是不手術吃中藥(通常開的是雙黃連之類清熱解毒的中藥),多半是本來不很重的炎症加重了,鼓成一個大包,把腸子都粘到一塊,還發高燒,然後不得不住院,吃抗菌素動手術。炎症很重,只能等它慢慢吸收後再手術,腸粘連了,手術起來還很不方便,最後少說也得住上一個多月才出院。而且,腸粘連成慢性闌尾炎後,以後還會復發。
腸梗阻也是這樣的。西醫的原則是,一旦確診腸梗阻,立刻手術,因為腸道不通很容易引發酸中毒,帶來生命危險。可中醫用的方法卻是灌腸。除非是很輕的那種,灌腸能灌通,可以不出大的問題,多數情況下,中藥灌腸都不能解決問題,而會耽誤疾病。我後來還寫過一篇文章,說沒有一灌就通的中藥,用中藥灌腸,不能很順利解決問題,而且病人遭受的痛苦也比較大。回瓦房店人民醫院後不久,我就遇到了一個緊急情況。有個十來歲的孩子患了腸梗阻。透過X光透視,我發現裡頭有好多梯形的頁面,這說明梗阻的範圍比較大,病情嚴重。我認為應馬上動手術。當時外科主任不在醫院,我就去請示院長。我跟他說:“灌腸不行,得馬上手術。”院長是個內科大夫,他說:“那你是不相信中醫!”那個時候,要是被扣上一個“不相信中醫”的帽子,可是挺大的罪過。我說:“我不是不相信中醫,可這個人不手術就有生命危險。”後來我又說:“您簽字不手術。”他是內科大夫,對灌腸也沒把握,不肯簽字。我說:“你不簽字我就要手術,不手術這個病人馬上有生命危險。”後來開啟這孩子的肚子一看,一根小指頭粗的帶子把他的腸子給纏住了!我們也不知道那個帶子是怎麼來的。很可能是他腸內有寄生蟲,或者有炎症,慢慢形成一根帶子,腸子沒被纏住時無所謂,一下纏住了,食物過不去了,腸子就會脹起來,且越脹越緊。我把那根帶子鉸掉,一分鐘都不要他就好了。
熊:您這是頂著壓力救了這個孩子的命啊!
劉:總之是我們試過用中藥治療急腹症,發現這麼做效果不好。做外科手術,效果好,花錢少,病人損失也小;要是用中藥,後果不堪設想。慢慢地,我們基本上放棄用中醫藥來治療急腹症了。我們很不願意用。可以這麼說,在外科領域,中醫藥好像用不上。
熊:也就是說,儘管學了近三年中醫,您後來並沒怎麼用它。
劉:可不是唄。我搞中西醫結合時間並不長。縣醫院病人多得要命,都是要死要活的,外科人手不夠,後來還是把我弄回外科了。1963年,我被調到北京中關村醫院工作,還一度被安排在中醫科,我用中醫藥治療過一些慢性疾病,譬如腎炎、肝炎之類,還治好了一些病人。我還用中藥治療過燙傷。比較表淺的,一度、二度的燙傷可以用中藥,再重、需要植皮,中藥就不行了。用中醫藥治病,挺費腦子、費時間,效果還不理想,我不願意做。我學了那麼久的中醫,基本都荒廢了。

圖5 劉京林和任知恕的結婚照(攝於1963年,劉京林提供)
劉:我還經歷過一個事件,針刺麻醉,就是用針灸做麻醉開刀。你知道這事吧?
熊:我聽說過針刺麻醉。它一度很熱,在全國範圍內推行[3]。它的效果究竟如何?
劉:當年我們做過。它對部分人有一點效果,可問題是,事先難以判斷對什麼人有多大效果,更重要的是,有更方便、更安全的化學麻醉方法在。我告訴你,咱實話實說啊,病人通常不願意接受針刺麻醉,我們醫護人員也不想搞針刺麻醉,可當時衛生局有規定,動手術時,必須有百分之幾十的針麻——好像是針麻比率必須不少於20%還是25%。要是沒完成任務,你就會挨批評。
熊:如此一來,挑誰來施行針麻就成為問題了。
劉:是的。這是很艱難的選擇。拿腹部手術來說,我們主要挑身體比較好、肚皮比較薄、年齡稍微大點、對毛主席感情深的貧下中農來做。有一次在海淀醫院做胃切除手術,從上面開啟一個七八寸長的大口子,把胃切掉一大半,你看那個手術有多大!那個病人是貧農。先給他宣傳毛主席的方針政策,還說針麻對身體沒有害處,怎麼怎麼好,讓他同意針麻;然後針灸科的人七手八腳給他施行針麻;過了幾十分鐘,估計針麻開始發揮作用後,我們再給他動刀。手術做了半天,他全忍著。後來他的血壓都下去了,你說他疼不疼?術後趕緊給他輸液[4]。
熊:先要動員病人?
劉:病人通常不願意針麻。做針麻前先要動員他,很多護士、大夫給他做思想工作,安慰他;手術後,也要給他思想上的安慰,總之,醫護人員對病人態度特別好。記得有一次在術後病人座談時,有一位中國科學院的女病人說:“我覺得我這次得病,不是一種痛苦,而是一種幸福。”這當然有誇張的成分,但她應當也確實被撫慰她的醫護人員給溫暖到了。
我們醫生很不願意用針麻。你知道為什麼嗎?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也很緊張。化學麻醉,打完麻醉藥後,我們會用夾子夾一下病人,問他疼不疼,他不疼,大夫才下刀,對吧?可做針麻,不准問疼不疼。若問,他肯定會答疼。沒打麻藥,他能不疼嗎?大夫只能不問,“呱唧”一刀就下去了。下去之後,如果病人喊疼,通常會區域性給他加點化學麻藥;如果他不喊,那就不加。還有就是手術時動作儘量輕柔。內臟感覺神經少,病人的疼痛感輕一些,只要手術不大,還是能夠完成的。可就算在沒出亂子的情況下完成了手術,大夫依然緊張。化學麻醉,病人的肌肉是鬆弛的;針麻,病人心慌,其肌肉會很緊。病人的肌肉很緊,大夫就不敢輕易動刀,小心翼翼,在精神上也很緊張。
我們不願意用針麻的另一個原因是,做針麻手術很麻煩。我們用化學藥物做區域性麻醉,根本就用不著別人,大夫打個局麻自己就做了。全麻的話要加一個麻醉師。如果用針麻,那就需要用到很多人。搞針麻的是針灸科的人,我們做手術,他們針灸科的人來搞針麻。做針麻時,起碼得四五個人:需要做很多的輔助按摩,或者給他扎個電針灸,把他的注意力給引開。還有前面說過的,動員病人要費很多口舌;動完手術後,又要派很多人去照顧、安慰病人。總之,做針麻效果不好,而人員成本卻很高。
有一回我們醫院裡有個司機做疝氣手術,用的也是針麻。手術是我給做的,當時他沒吭氣。我覺得他的肌肉不是很緊張,他又沒叫,就以為那次的針麻挺成功。不料他回到病房就大哭起來。醫護人員害怕了,說小臧大哭,叫我去看。我問他:“小臧,你怎麼啦?”他說:“痛死我了!”我說:“疼你幹嘛不吭氣兒?你說疼我們可以下麻藥的。”他說:“落在你們手裡,我說管什麼用?!”他特別的痛苦,特別的委屈。看到病人痛苦,我們當然會良心不安,這也是我們不願意用針麻的重要原因。不問病人疼不疼,就一刀子下去,你想我是什麼心情?就跟是在自己肚子拉一刀一樣,我自己都哆嗦。
儘管實際效果並不好,可當時對針麻宣傳得很厲害。最近我在微信上讀到一篇文章,一個外國人寫的,說他在中國參觀了一個針麻的手術,覺得特別的神奇,特別佩服我們不用麻藥,用幾根針就能開刀。
熊:當年我們這麼宣傳、展示,人家也就信以為真了。
劉:也有真的。當手術比較簡單,病人身體條件比較好時,還是可能用針麻來做的。鑑於上級對醫院有要求,至少百分之多少要用針麻,衛生局還來檢查,有一部分病人確實是用針麻做完了手術。這些手術並不是個個都失敗。較多的是在針麻之外再加局麻,或者從靜脈給他一點麻藥。
總之,有一段時間針麻很盛行。那些老實巴交、不知道真實情況的人,聽醫護人員說針麻對身體沒有害處,還怎麼怎麼好,就忍著痛接受了針麻。很快,不願意忍耐的病人越來越多。他們明確提要求:“我跟你講,針麻我不幹啊!”大夫也不願意看到病人痛苦。慢慢地,上面也不怎麼來檢查,大夫們也就不做針麻手術了。
熊:衛生局百分之幾十的手術要用針麻這個規定,是什麼時候廢除的?
劉:沒有正式廢除,後來不了了之。大夫不愛做,病人也不接受,上面也不來查,就不了了之了。也沒有做個總結,說針麻的效果怎麼樣,百分之多少能夠用針麻,百分之多少不能用,失敗的多少,成功的多少,沒有做過總結,不了了之。
熊:到何時停做的?
劉:不記得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都記不太清了。
熊:大推廣應當在“文革”期間。
劉:我們做針麻應當是在“文革”之中。記得在做每一個手術之前,都要念一段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最後說“戰鬥開始”。搞得我們好緊張!
熊:誰念?是醫護人員念,還是病人念?
劉:病人不念,我們這幫幹活的醫護人員念。針麻是“文革”當中推廣開來的,很可能“文革”一結束,就不用針麻了。沒有人來強調,沒有人來查,它就自消自滅了。
熊:我近年來在做一些醫藥史有關的題目,還有一些問題想向您請教。您聽說過組織療法風嗎?
劉:不瞭解。這種風是不是發生在我念書的時候?工作後我沒有用過組織療法,連聽都沒聽說過。
熊:打雞血運動[5]呢?
劉:聽說過。中關村醫院還成立過一個專門打雞血的門診部,是針灸科的人搞的。病人自己抱著公雞過來,醫護人員給人打雞血。記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有一個叫石書棟的行政人員,他母親犯有哮喘,他帶他母親來打過雞血。當時說打雞血包治百病,可我沒見打雞血真治好過什麼病。一段時間後,有位病人在打了一針雞血後突然休克,幸虧搶救得及時,否則他就死掉了。醫生們害怕,打雞血門診就收攤了。
熊:醫生或者護士樂意給人打雞血嗎?
劉:打雞血肯定不科學。因為雞本身有沒有病、雞血裡面有沒有微生物都不好說。不經消毒,把雞身上的血直接往人身上打,這是挺冒險、挺荒唐的事。
熊:這種危險,受過訓練的醫護人員應當都清楚啊。當時你們討論過這件事情沒有?
劉:當時只覺得打雞血挺熱門的,然後它就過掉了,像一陣風一樣。這個事情是針灸科主持的,我們外科有自己的事情忙,對這件事不參與,也不打聽。你要感興趣,我可以找醫院問針灸科那位負責的老同事的電話,你再直接跟她談[6]。
熊:打雞血風過掉後,又出現了滷鹼療法風。
劉:我知道這陣風,但我們中關村醫院沒做過,我也因此對它瞭解不多。滷水有毒,《白毛女》的楊白勞就是喝滷水自殺的。用滷水來治病,肯定不成立。聽說有人因為喝滷水而中了毒。這陣風散去,估計跟滷水治不了那些病,反而導致很多中毒事件有關。
熊:當時還流行過甩手療法、喝水療法。
劉:這些都屬於民間療法,無需到醫院來施行。我們中關村醫院的內科做過放鬆療法。醫護人員讓病人躺在床上,叫他們放鬆:頭部放鬆,眼睛放鬆,耳朵放鬆,手放鬆,從上到下這麼喊,做半個鐘頭,一天來上幾次。他們有沒有教人做過甩手療法或氣功療法,我就不太清楚了。印象深刻的是,我退休之後,老年科協曾經找了個人來做報告,介紹喝尿療法,那人還當眾喝尿,然後還成立尿協。尿是人體排洩物,裡面是代謝廢物,有的還含毒素。這種所謂的療法根本就不成立。喝了尿之後有人病情加重了。然後,尿協解散了,等於說這個療法被正式否定了。
熊:您是哪一年退休的?
劉:我55歲退休,那應當是1987年。我肛腸科手術上有創新,當時還出了點名。我退休之後,醫院遇到這類手術時,有時還是會請我來做。譬如,有一次海淀區的邵區長來動手術,醫院就把我請了回去。
熊:聽您談了多種有時代和地方特色的療法或藥物,總的感覺是,它們未必全無效果,但遠不及西方現代醫學安全、方便、便宜。我們衡量某種藥物或療法的效果,重要的不是拿它跟不用藥、不治療做比較,而是拿它跟安慰劑做比較,跟市場上已有的藥物或療法做比較。如果試驗的藥物或療法只有安慰劑效應,或者在安全、便宜、方便等方面遠不如市場上已有的藥物或療法,那它就不值得推薦。不是說中藥灌腸、針刺麻醉等不能研究、不能試驗,而是不要那麼著急宣佈成功、勝利,更不要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強行推廣。多做嚴謹的研究,等所研究的藥物或療法療效穩定了,提升了,超過競爭對手了,就可以上市了。只要它們有市場競爭力,好東西會不脛而走,自然流傳開來,根本無需動用行政力量來推廣。連適應人群、療效、作用原理等都沒有弄清楚,連競爭對手的療效也遠遠沒有達到,就去自吹自擂,強行推廣,是非常荒唐、很不明智的。不但沒能做到救死扶傷,還帶來人道主義問題等,推廣者自己的聲譽也會降低。
劉:是的。回想起來,我經歷過好多好多的荒唐事。當時我沒辦法,不敢提出異議,只能硬著頭皮執行。現在我已經90多歲,無所謂了,就跟你說說。惟願從上到下,中國人的科學文化水平能有大的提升,這類荒唐事情能夠不再發生。
注: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為《我親歷的醫藥領域的一些爭議事件——劉京林大夫訪談錄》。)
[1] 任知恕(1924-2020)先生的人生可參見:任知恕,熊衛民.我所參與的中科院人事和教育工作[J].江淮文史,2017(04):95-107.
[2] 詳情可參閱:黃永秋.建國初期西醫學習中醫運動的研究(1955~1959)[D].廣州中醫藥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3] 詳情可參閱:羅元生.“針刺麻醉”出臺的前前後後.黨史縱橫.2019(11):30-33.
[4] 接受過針麻手術的一些病人的自述也能與此相印證。譬如李振升.親歷針刺麻醉切闌尾.工會博覽.2020(11):59.
[5] 詳情可參閱:張雲涵,熊衛民.“雞血療法”的醫學研究始末.中華醫史雜誌, 2020,50(4) : 214-224.
[6]
劉大夫幫筆者找到了那位針灸科的老同事,筆者也聯絡了她。可她顧左右而言它,不肯正面回答筆者的相關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