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他們拼盡所有，只為換得普通的劇本

近幾年，“小鎮做題家”一詞風靡全網。公眾普遍將其理解為：出身於農村或小城鎮，埋頭苦讀，擅長應試，高考進入一流高校，但缺乏一定視野和社會資源的貧寒學子。這一稱呼蘊含的無奈與自嘲的情緒，引發了大量年輕學子的共鳴，甚至有人感嘆：“我們都是小鎮做題家。”

對於進入精英高校的農村和小鎮學生，新聞報道往往突出這一群體面臨的學業問題，如沉迷遊戲、掛科退學甚至自殺；以及經濟問題，如生活開銷壓力。而這是否是故事的全貌？

懷著這一問題，教育社會學學者謝愛磊將目光投向步入精英高校的農村與小鎮青年。自2013年起，他懷著溫情與省思，透過對近2000名高校學生的追蹤研究，以及100餘位高校農村籍學生的深度訪談，還原“小鎮做題家”在社會流動征程中的真實故事，並深入他們的內心世界。

謝愛磊

作為生長於農村的“80後”，謝愛磊曾在世紀交替之際憑藉做題改變命運，而“出身”二字猶如烙印，一直塑造著他，並在冥冥之中引導著他的人生軌跡。如今，世紀初的社會流動大潮漸漸遠去，兩代“小鎮做題家”的命運，有著何等的相似與不同？面對逐漸彌合的社會縫隙，精英高校的農村學子將面臨哪些挑戰，又將經歷怎樣的掙扎與蛻變？

在新書《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中，謝愛磊將一一呈現十餘年來，他對於“小鎮做題家”群體的觀察、研究與思考。

以下是本書序言：

寫在前面的話

謝愛磊

初次見到吳悅，是在上海海一大學的一間自習室裡。她略顯拘謹，說自己不善言談。但當對話漸入佳境，她又變得很開心，對自己所取得的成就——進入一所全國一流大學——倍感驕傲。我試探著問她，會不會“經濟上有些緊張”，她回答說“不會！”因為除了大學提供的各類獎助學金外，“還有其他錢”。她出生的廣東省西部，宗親觀念濃厚，“當初考上名校，家鄉那邊給了數萬元獎勵”。這些錢讓她“不用打工掙錢，出去消費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多少有點讓我驚訝，因為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樣，在訪談工作開始前，我會假設像吳悅這樣的農村與小鎮學生在經濟上會面臨較大壓力。但在完成對吳悅和後來其他相似背景學生的訪談後，我才發現他們的故事和我預想的不太一樣。例如，在和我交談時，吳悅說自己主要的問題並非經濟問題，而是存在於社交方面。我們最近的一次交談，已經是她畢業後。當時，她已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入職一年多，後來因為不太喜歡公司的文化又跳槽到另一家。這一次，她顯然已經更加健談，但仍然告訴我，自己“不善社交”，與同事相處或聚會，總有難以名狀的隔膜，融入有點困難，還問我“研究的物件是不是都有這種情況？”

2019年，謝愛磊組織和主持的農村教育主題學術工作坊

吳悅是我在漫長的追蹤研究中碰到的許多農村和小鎮青年中的一個。自 2013 年開始，我在上海、廣州、武漢和南京的四所“雙一流”高校選擇了近 2000 名學生開展追蹤研究。這些學生中有近 28% 來自農村和小鎮。他們憑藉優異的成績進入精英大學，大多數逐漸適應了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最終在城市找到一席之地，併成就自身的勵志故事。

不過，正如吳悅的故事所隱約透露的，勵志故事並非這些農村和小鎮青年在精英大學成長的全貌。初入大學時，他們大多因家庭出身以及社交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出現適應受阻的情況，情緒上亦有不同程度的煎熬，輕者“不適”，中等者“迷茫”，重者則覺得“抑鬱”。故事的這一半像極了社交網站“豆瓣”中一個名為“985 廢物引進計劃”的興趣小組中一些自嘲為“小鎮做題家”的年輕人的故事。“出身卑微”就像是“苦役犯”這張名片之於雨果小說《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時常讓他們在精英環境中進退維谷。

但又並非像眾多新聞報道中經常提及的那樣——他們所遇挑戰的全部是艱難的經濟條件和擺不平的學業。反而，儘管常常有經濟方面的不安全感，他們中的大多數卻能夠擁有較為穩定的經濟來源。另外，儘管面臨諸多學業和生活方面的挑戰，這些農村和小鎮青年也大體依然能夠保持和城市籍學生相當的學業水準。

時常讓他們覺得有些難以招架的是在大學的“社會適應”。在接受我訪談的數年間，南山大學的周深反覆提及自己社交能力一般，“和人合作不來”“朋友圈很小”，覺得自己大學的生活“不完整”。在我們調查的近 2000 名學生中，周深算是研究中的典型個案。這些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學生，大一參加各型別學生組織的比例和大二成為學生幹部的比例都明顯低於城市籍學生；在學生會等半官方學生組織的參與方面，則低於城市籍學生 14 個百分點。這些都意味著他們與城市籍學生所經歷的大學可能始終是兩種意義上的世界。

文化和社會資源是影響個人社會流動的重要原因，在攀向社會階梯的頂層時，它的作用尤為巨大。勞倫·A. 裡韋拉在她榮獲美國社會學會馬克斯·韋伯獎的《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的自我複製》一書中指出，在篩選候選人、作出錄取新員工的決定時，一流的投資銀行、管理諮詢公司和律師事務所對學業的要求並不高。他們的招聘人員（精英階層的守門人）更加看重的是文化符號——頂尖學府的文憑、精英式課外活動參與以及自身偏愛的互動風格。

2018年，謝愛磊在北美比較和國際教育協會年會發言

要想進入更加精英的階層，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應聘者必須接觸與參與精英文化和社會活動，將他們在大學的文化經歷和關係網路系統地資本化。在我們的精英大學，課外活動的主要形式是各類學生組織和社團。但在我們的訪談中，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學生在談及參與學生會、團委或者社團聯合會等半官方型別的學生組織時，往往都會提到自己不輕易報名，因為他們覺得“沒有能力勝任相關的工作”，或者“沒有城市的同學那麼自信”。

這樣看來，“做題家”就內在地包含了一種特別的隱喻。它並不暗示客觀的學習能力比較，而之所以能引起農村和小鎮學生的共鳴，顯然是因為它表達了一種自我嘲諷，說明“做題家”們已經厭倦單靠學業來實現救贖。“改造自己”顯然是一項更為全面和宏大的人生工程。

2014 年，在武漢一所名校學習的吳超接受訪談時告訴我，學業之外，休閒、娛樂、交往以及在城市場景中能夠大方得體，都是這項工程不可或缺的環節。他的同校同學李哲也告訴我，讓她覺得開始變成城市這個陌生世界一員的儀式，是她試著去逛公園、旅遊，試著欣賞這個新世界。而這些都不是自己曾經生活的舊世界的常態。

©法新社

在社會學家皮埃爾·布林迪厄看來，這些儀式宣告跨越社會階層者進入了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新世界。問題是，並非所有人都能像吳超和李哲那樣相對順利地融入新的環境。我研究的農村和小鎮青年，經常在訪談時提及“覺得自身的社會能力不足”，在新的環境中難以自洽。

由於不知如何經營自己的大學課餘生活，上海海一大學的李一同學在接受訪談時說他時常覺得自己的大學生活有所欠缺，與後來媒體口中的“做題家”遙相呼應，他說：“我只好安心地做個學霸了！”寄情於學業是不少農村和小鎮學生的選擇，但我們的追蹤研究顯示，因為社交方面的阻礙，在適應大學的頭兩年時間裡，農村和小鎮學生會在個人能力方面更多地自我否定而更少自我肯定，而這影響著他們在非學業領域的探索。

©Freepik

針對社會流動，主流的話語體系一般從經濟福利的角度出發，賦予其純粹的正面含義，認為實現了社會流動就是萬事大吉。但農村和小鎮青年的社會流動經歷告訴我們，應當重新審視個體的社會流動體驗——它還包含了更為豐富的主觀的非經濟的情感維度。

高等教育機構常被視作精英階層的“守門人”。當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進入高等教育機構時，他們更可能經歷更差的情緒體驗，例如容易有壓力感，意志消沉，在陌生的大學環境中難有歸屬感。脫離一種地位文化並進入另一種地位文化，意味著思想和行動，甚至身體的調適。農村和小鎮青年持續的內心衝突往往是地位文化的二元分裂和身份認同缺失所帶來的結果。

在武漢名校漢江大學的田野工作中，我遇到吳潔，開始訪談的兩年間，她的穿著風格幾乎沒有任何變化——藍色牛仔長褲搭配圓領 T恤。吳潔說她只在乎學業，不會向其他同學學習穿著搭配。當討論到是否覺得自己已經開始變換身份，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員或中產的一員時，吳潔默默流淚，說自己永遠也不會變成“他們”。

©Getty Images

正如社會學家所注意到的，當今社會的結構化和階層化趨勢愈加明顯，基本的階層邊界日益清晰。在地位等級較為剛性、合法性地位獲得困難的社會中，流動更有可能導致階層跨越者飽受地位焦慮或文化疏離的困擾。援引布爾迪厄的話來說即是：高等教育機構遠非一個文化上中立的環境，其中充斥的是中上層的文化規範和遊戲規則。進入異質的、被主流話語體系定義為更高階的文化中，農村和小鎮青年往往要承受沉重的心理和情感代價。

而此正是“做題家”自我敘事背後的基本邏輯——“做題家”是一種難以擺脫的狀態。它不是一種客觀能力敘述，而是社會流動中個體的一種生存心態——喻示了或稍輕或沉重的心理代價；它也是階層跨越者的一種獨特探索——包含了一些新奇、迷茫和無力；它又是一種對人生成長經歷的反思，是處於社會流動中的農村和小鎮青年對既有社會結構和自身社會化過程以及教育經歷的反身性思考——而它正蘊含了改變的力量。

向上的社會流動本身的正面意義毋庸置疑，但只從經濟維度描述社會流動故事則有可能使社會流動本身的意義狹隘化。關注成為精英大學天之驕子的農村和小鎮青年，只看人生座標的幾何移動還不夠，亦要關注他們在社會流動征程中的心理和感情。而此正是本書關心的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