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劉杲先生《出版筆記》記
劉杲先生（1931-2024）
一轉眼，得到這本書已經一年多了。因為一直放在窗前書桌上的緣故，封面已經有些褪色，給我一種時光流逝的實感。此時，我坐在書桌前，又一次翻讀這本沉甸甸的書，似乎面對著劉杲先生，看到那總是專注的眼睛、平和的微笑，聽到那意見明晰、簡潔而有吸引力的談話—— 一如這本書中的文章。
這些文章寫於劉杲退居“二線”以後，準確地說，是1997年至2005年。平常他要照顧生病的老伴，很少參加社會活動。但他對當前出版的關注卻涉及各個方面，有宏觀的，也有十分具體的，而且，以我之見，比許多所謂專業出版理論家的文章還要客觀實在、切中時弊，使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法眼。
全書皇皇六十多萬字，一百七十餘篇，分為七個部分，即出版、發行、編輯、版權、議政、序跋、訪談、書信。這種分類與劉杲的工作不無關係：他曾任新聞出版署、中國發行協會、中國編輯學會、國家版權局的領導和全國政協委員。細數一下，其中關於出版的六十八篇，關於編輯的三十三篇，佔了主要篇幅，似乎說明，這兩方面是劉先生最為關心的。
1
出版的性質和地位是劉杲一直所思考的，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看法。
這方面的重頭文章是發表於2003年10月16日的《出版：文化是目的 經濟是手段》。我一直認為，這篇文章的含金量還有待業界去發掘。“文化是目的，經濟是手段”是對多年來耳熟能詳的“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理論的深刻理解和闡述：
一、“首位”就是第一位，表面上看，可以理解為“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是前後關係，此時“統一”是一種外在的行為；而“目的”和“手段”強調的是因果關係——後者不能離開前者並服務於前者，兩者的統一是內在的必須；
二、“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的概念比較寬泛（比如報紙上就有“山東榮成市汙水管理處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的報道），而“文化”強調了出版區別於其他行業的屬性和本質。
顯然，“文化是目的，經濟是手段”的提法，是對出版業中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的更明白、更確切的表述，基於這一表述，目前的出版理論中的許多問題就可以明瞭了。
文章中斬釘截鐵地談到：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充滿激情地寫道：
“文化力”，這個詞內涵深厚。我喜歡這個詞。其實劉杲思考這個問題有年了，1997年的文章《出版與綜合國力》中就提到毛澤東是最早使用“文化力量”這個概念的，據此，劉杲認為“文化之所以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不會僅僅因為它是一項產業”；同年，他在“三講”時提交的《關於“基本思路”的書面意見》中，也指出“在出版與綜合國力的關係上，強調出版業作為產業的經濟力量，對出版的文化力量估計不足”的問題。此後，在2004年的一次講話中，他還以鄒韜奮和巴金為例，用他們辦生活書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時，賺錢“全是為著事業”、贏利“多用於再生產”，來論證“文化是目的，經濟是手段”的觀點。
就著“文化是目的，經濟是手段”的思路，劉杲提出了許多問題進行討論，如：“出版物是商品，但不能搞精神產品商品化”（1994）；“精神產品的質量和經濟效益總體上成正比，區域性不成正比，甚至有些質量低劣的圖書反而經濟效益很高。這是圖書的特性”（1999）；“出版業必須面對市場，但是不能一切以市場為轉移”（2004）；“出版業有個行之多年的成規，就是以書養書，以贏補虧，也就是靠賺錢的書補貼賠錢的書”（2004）……這些觀點的基礎都來自對出版的文化屬性這個根本問題的認識，形成了一個飽滿豐富的理論框架。劉杲的思路堅定而清晰，是專業的、一以貫之的。同時，他的思路又是多向而具體的，通過出版屬性和本質的論述，涉及到出版的各個層面。
劉杲並不是“唯文化論”者，他對出版經濟的發展和圖書市場的重要性也有充分的論述。他認為，“關鍵是文化建設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假如經濟這個“手段”不發達，文化的“目的”就是空中樓閣。但我認為，他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從未被呼聲很高的“經濟”、“經營”、“市場”、“產業”口號所迷惑，既一向鼓吹改革精神，又不趕“改革”的時髦，總是認真思考、反覆研究出版業發展的實際狀況，總是從文化產品生產的客觀規律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這從他對出版業這些年一些“熱門”話題的討論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比如，他在《也說“造大船”》（1997）中思考：發展出版集團，政府應當大力鼓勵和切實扶持，應當因勢利導，而不能拔苗助長，越俎代庖；企業集團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出版企業集團是否也“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企業集團要適應市場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產品結構，但出版集團要受專業單位分工的限制；企業集團要透過各種途徑聚積更多資本，可是出版企業的資金渠道歷來是封閉的；企業集團靠兼併和聯合迅速發展，可是出版企業互相之間的兼併目前還是很難的，跨地區兼併更難，有許多行政壁壘。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界“造大船”實在不那麼簡單……他在十年前提出的這些問題，出版界在集團化的過程中都一一遇到了，有些問題有了解決之道，許多至今尚未解決；
比如他在給有關負責同志的書面意見中明確提出“出版‘產業化’、‘市場化’的提法不妥”（1997年7月18日），起碼“公益型出版事業單位不能‘產業化’”；“‘集團化’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全國出版企業都要進入出版企業集團？這既無必要，也無可能。我們在建設出版企業集團的同時，應當扶持中小出版企業”，“出版企業集團顯示強大實力，中小出版企業突出個性，兩者相輔相成”（2004年9月14日）；這是他研究了國際出版業發展規律後得出的重要結論，卻至今沒有引起業界的重視；
再如他明確提出“我不贊成‘大發行部，小編輯部’的提法”等等，都是基於他對出版的文化屬性的理解，針對一些時髦觀點進行的獨立思考，讀來發人深省。
2
劉先生做了十四年中國編輯學會的會長（1992～2006）。他在20世紀70年代初進入出版界，從業三十多年裡，幾乎一半時間在做編輯學會的工作。大家公認他是中國編輯學會的創辦者和建設者，是學會的靈魂，但他自己不認同。他說：“一個學術團體……會長應當是這個學科的學術帶頭人，我當然不是。整個編輯學的研究現在基本上是一個開創時期，我這個會長也只是一個過渡”；“編輯學會曾經考慮做兩件事，一是編輯理論，想搞一個編輯學的理論框架；一是編輯實務，想搞一個圖書編輯工作基本規程。”
1992年編輯學會成立之前，中國編輯學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如今，編輯學的理論框架已經基本形成，而圖書編輯工作的基本規程早已完成，並已付諸實施。這與編輯學會的工作是分不開的，也是與劉杲的工作是分不開的。不僅如此，他個人在編輯學研究方面的成果也是很豐富的，只要看看這本書中有關編輯工作的文章題目就一目瞭然了：
《編輯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傳世之作》（1998）、《編輯學三題》（1999）、《我心目中的期刊編輯工作》（2000）、《談談新形勢下的總編輯工作》（2002）、《我看複合型編輯人才》（2003）、《編輯規律學習筆記》（2005）……劉杲的研究涉及到編輯學的各個方面，但其核心是關於編輯活動基本規律的研究。他起初認為，“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是對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的選擇、加工和傳播。選擇，包括優選和創新。加工，包括內容和形式的最佳化。傳播，包括複製成果和服務受眾”（1999），後來感到“作為選擇的物件並不都是文明成果”，經反覆討論，概括為“是編輯人員以傳播文化為目的對作品進行選擇和加工”，並對傳播、作品、選擇、加工等概念進行了確定（2005）。但他對這個定義仍不滿意，提出“能不能提煉為一種科學的、概括的、精練的、生動的、通俗的、好記的文字”？還舉例說：“比如戰爭，核心是‘儲存自己，消滅敵人’，很容易接受。什麼叫儲存自己，從盾牌、防彈衣，到地堡、裝甲車，都叫儲存自己。什麼叫消滅敵人，從長矛、大刀，到迫擊炮、洲際導彈，都叫消滅敵人。所有的戰術問題、戰略問題，都由此展開。既抓住本質，又易懂易記。”
劉杲的研究，雖然講求理論框架的構成，但並不是為了理論而理論。他特別關心編輯工作的主體——人。首先，他對總編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僅有政治和業務方面的，還有人格和個性方面的。他認為，總編輯不僅是編輯人員的領導，還是榜樣，要有個人風格和人格魅力，要“有點兒靈氣”。他認真討論在新形勢下與總編輯的工作有關的新課題，梳理了七個方面的關係，如出書和市場、質量和數量、質量和時間等。他的許多觀點都是一般業務教科書中沒有的，頗具創意。其次，對普通編輯，他的希望是，除了要掌握編輯專業基本功之外，還應當掌握至少一門專業知識，並在此基礎上旁及其他學科。要“專”和“雜”相輔相成。他提倡“學者型編輯”和“編輯家”，反對“編輯匠”——從這些要求和希望，可以看出他對編輯工作的熟悉和熱愛。
他還一直高度關注編輯在整個出版工作中的處境和地位的變化。他為《編輯人的世界》中譯本寫過兩篇文章，詳細討論各種性質的編輯在圖書出版中的作用。他認為，“編輯工作是整個出版工作的中心環節”；“首先是精神產品的生產，其次才是銷售。銷售的是產品，是拿產品做文章”；“好選題不等於好書稿，好書稿不等於成功的圖書。這其中的出入是很大的”。
2006年2月26日，中國編輯學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劉杲辭去會長職務，被選為名譽會長。從《答〈女友〉雜誌問》中知道，劉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就編過刊物。我想，他若一直工作在編輯崗位上，一定是一位優秀的編輯。
3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是書信，我特別愛讀，因為從這些信中，看到一個樸實、有個性、有原則、有情義的長者形象，這形象讓我感到親近。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就是“純粹”——
他推辭一個出版社要他題詞的請求：“我從不題詞，因為題詞是高階幹部的事。不能從命，務請原諒”（《致王明慧同志》，1998年9月5日）。收到林穗芳同志寄來的研究著作，他回信說：“這幾年，我也講過一些有關編輯出版問題的意見，至多不過是工作研究，離理論研究還很遠。尊著給了我學習的方便，我很感謝。老實說，研究成果我做不出來，學習我還是非常願意的”（1998年11月28日）。在另一封信中，他說：報告中“‘資深出版家王益、許力以、劉杲等同志’的說法有點兒問題。當聽到我的名字時我大吃一驚。我怎麼稱得上‘資深出版家’呢，這是萬萬不可的。特此相煩，請您在定稿時一定將我的名字刪去”（《致盧玉憶同志》，2000年1月24日）。在給劉碩良的信中他談到同樣問題：“貴刊12月號收到，我看了大吃一驚。非常感謝你的好心好意，可我實在難以承受。過譽之詞使我惶恐不安……現在我既無法發表宣告，而不宣告等於預設，真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能濫竽其間，因為我不過是個行政人員，自己心裡有數……唸叨幾句，也算是對貴刊的一種反響吧！”（1998年7月29日）
我不願意用“謙虛”來形容這位長者，因為他的推辭和要求是完全真誠自然的，是出於本性，根本和“謙虛”無關。
從書信中還可以看到劉杲一貫的實事求是作風。他鼓勵一位同志研究“官方出版與主流文化”這個題目，說，“對‘官方’恐怕還是要採取歷史的態度，即客觀地看待它在歷史程序中的功過”，“當然，過分為帝王抬轎子也大可不必。總之，還是實事求是為好”（《致劉辰同志》，1999年4月28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對《中國出版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提了一些意見，如：“‘多出好作品，不出平庸作品，杜絕壞作品’，這話不準確。‘不出’和‘杜絕’的意思差不多。平庸，指‘尋常不突出’。平庸，是一種中間狀態。好的和壞的總是少的，中間的總是多數。不出平庸作品實際上做不到……《準則》自始至終沒有提到讀者。這是一個欠缺”（《致潘國彥同志》，2004年2月27日）。在給有關部門的一封信中，他認真指出：不宜在給老幹部的工作檔案中還講“改造到老”，雖然這句話是周恩來說過的，並詳細講解了這種說法在特殊時代出現的歷史過程……
也許寫信比較率性，所以更能看出劉先生的文采：“承蒙不棄，囑寫專欄。我不知厲害，貿然從命。孰料一年多來，如牛負重，儘管勉為其難，畢竟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窘態畢露，濫竽充數，難以為繼……知難而退，此其時矣”（《致劉碩良同志》1998年7月29日）。在一封為一位老編輯住房問題寫給某單位負責人的信中，希望對方“念其情況特殊，破格照顧，俯允所請。如何為宜，謹聽裁奪”（《致馬樟根同志》，1998年3月8日）。收到陳震雷贈與的《楓林集》，回信道：“雪泥鴻爪，彌足珍貴。留下文章的歲月確實令人懷念。沒有文章的歲月呢，留下的是血淚書寫的歷史教訓。已往不諫，來者可追。微霞在天，祈多珍重”（1998年11月28日）……劉杲筆下，在在流露出中國傳統文章的修辭素養，可見他是經過認真學習和嚴格訓練的。
在《給胡守文同志的信》（2000年9月4日）中，他談到，1953年，讀《牛虻》之後寫了一首自由體的詩，足有四十六行。那年他二十二歲，青年團員。他說，“那真是一個充滿陽光、充滿激情的年代”。我相信，之所以有今日之劉杲，和他早年醉心於《牛虻》，經過了那“充滿激情的年代”一定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從他一直珍藏著這首詩就可以看出。從那以後，長達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劉杲一定也有著這樣那樣的坎坷，但他的激情並沒有消逝，於是我讀到了他的《中國編輯》代發刊詞（2002年8月）：
許久沒有見到劉先生了。他離開編輯學會領導崗位後，更少參加社會活動。大家都很想念他。最近一次編輯學會的活動中，那些大部分都已退休數年的著名出版人，談起劉杲，發自內心的敬佩溢於言表。我想，這種敬佩，除了因為劉杲高貴的人品之外，他為中國近三十年的出版業，為編輯學會和編輯學研究所做的巨大而無可替代的貢獻更是一個重要原因吧。這本《出版筆記》就是最好的證明。
2009年 北京
劉杲先生的個人微博簽名：加油，中國出版！我是一名老年拉拉隊員。
關鍵詞
劉杲
劉杲先生
方面
中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