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北京行：四十年前

1983年至1985年，我在上海第一醫學院讀研究生期間有1984年的“北京行”。

緣起‍‍‍‍‍‍‍

當時的教研室，名為“上海第一醫學院基礎醫學部針刺原理研究室”，與生理、生化、藥理教研室並列在基礎醫學部內。顯然與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國的研究熱門有關。

針刺原理研究的老師，大都來自解剖、生理、生化、藥理各教研室，只有一位是中醫專業的老師。都做基礎研究，探尋針刺有什麼作用、起作用所需要的神經、內分泌原理、解剖基礎（如果有的話）。

我的導師張安中來自藥理教研室，後來研究內源鎮痛分子。

我到上醫的時候，針刺研究還有，但已式微，很多老師已經不研究了。張老師那時已經不研究針刺，以前是否研究過我不瞭解，我去之後完全沒有見過。生理的老師，有從國外學習了微電極記錄的，用電生理研究鎮痛。

針刺原理研究室，那時主持的課程是“神經生物學”。後來研究室改為“神經生物學教研室”，“神經生物學系”。

那時教研室還收到“國際針刺大會的通知”，在北京召開。

我以此為由，向父母提出暑假去一次北京，自費（自己的工資加父母補貼）。

向來對這類嗤之以鼻的父親，也似乎並未過多反對，至少我不記得，說明即使有，也是微弱的用鼻子表示意見、沒有我記得住的需要用口說出的嚴辭。

我還邀請了在上海的小學同學程九逸和他弟弟，理由是可以一道去見北大的小學同學。他說需要父母陪同才行，我當時就覺得奇怪（後來在加州的矽谷他也說回顧起來確實有點可笑）。

路漫漫

回南昌一些天后，出發去北京。

1984年的夏天，南昌去北京需要先南行到湖南株洲，然後轉過來上北行的鐵路。

那時，全國大多數（也許絕大多數）火車是真正的“火”車。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會奇怪什麼是“火”車：燒煤的，一路濃煙滾滾。短途不覺得，冷天也可能不覺得。但如果熱天長途火車，每個車廂因為熱且缺乏空調而被迫開著窗戶。前面火車頭的煙以及沒完全燃燒的煤粒飄到透涼的乘客臉上，每過幾站，需要下車洗臉一次。

不過，離北京不遠，換成內燃機車，沒有濃煙、沒有煤粒，保護了北京、也讓外地人不用黑著臉進京，似乎兩全其美。一輩子只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人，就難以知道各方面與全國的差別。

南昌到北京是兩天一夜。

所費時間、所具有的條件，1984年都與現在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國家四十年來的突飛猛進，當年不可想象。

北京的記憶

到了北京，所謂開會，可能只去過半天或一天，在長城飯店。所以，我2007年回國到北大工作後提出去長城飯店看看，有人露出怪異的表情，因為他們不瞭解我以前的具體背景。長城飯店在當年是北京的第一家外國現代飯店。而我那時不知道它後面涉及的事件。

開會期間，北醫的韓濟生老師在會上回答問題時，提起“上醫一位研究生給我寫信提到co-transmitter…”，我高興的迄今不能忘記。韓老師肯定在1984年就忘記了，我記了四十年（以上）。

到北大找過在技術物理系讀研究生的小學同學。羅飛是北湖小學時的學習委員，後來在江西師大附中，1978年到北大物理本科、後讀碩士，在美國讀的博士。（我邀請的程九逸原來是北湖小學的牆報委員，字寫的特別漂亮、而且小學與大學的字就沒有差別，在中學還和我同學不同班一年後回上海陪華東師大的數學家爺爺，後來自己和弟弟也都學數學）。對於北大的風景，我那次沒有留下記憶。

到清華，見過二舅同學的兒子。二舅有一位同學名為“思歐”（其姐姐為“思美”，都是在1949年之前命名，居然後來“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改）。思歐讀清華兒子後來沒去歐洲，而是去了美國。因為：如果說，那時全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思美”，應該不能說是高估。第一次去清華的風景，記得那dome和日晷。

到軍事醫學科學院，見在那讀碩士的梅林，還曾夾在雨衣裡無證混進了軍事禁區（科研樓）。認識了他的同學範明，見了範的導師蔡翹先生。蔡先生是我國生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因為回國早於林可勝，就是稱為中國生理學之父，大概問題也不大。他早期主要在復旦大學，以後周總理指揮安排一批科學家和醫生搬到北京支援科技相對落後於南方的北京。

到中國醫學科學院/協和醫學院的藥學研究所見了大學同學和他的同學。後者是一位北京學生，因為娶了民國期間一位將軍的女兒，後來去舊金山。當然，將軍早已是敗軍之將，在舊金山開餐館，女兒當時到北京教過英文，遇到人高馬大、器宇軒昂的北醫本科畢業在協和系統讀研究生的英俊北京人。後來我們不僅在舊金山見過，而且我得寸進尺提出他們餐館做個烤鴨，那時在舊金山做烤鴨很罕見。

梅林他們兩位請我去前門的全聚德吃烤鴨。1984年需要在烈日下排隊幾個小時。排隊時他們問我們吃多少隻鴨，我按母親家的傳統不說。他們提出半隻，我心裡想這兩個人多麼小氣，三個男青年吃半隻鴨夠嗎。後來發現錯怪了，半隻就夠終身難忘了。至少，記了四十年。

第一次上長城，感覺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