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你能看出這張圖有什麼不一樣嗎？
這是一個12歲小女孩在課堂上創作的繪畫作品。畫面裡，她正在睡覺，但床邊卻出現一名身穿綠衣藍褲的怪異男人。
負責這堂課的老師認為這很不對勁，決定報警。調查結果顯示，女孩很可能遭遇了性侵。
很多生活環境遭遇巨大變故的孩子身上，都會出現異常行為。
我的作者紀良安做福利院兒童康復師十多年，接觸過上百個小孩。但是在2010年，她遇到一個行為最怪異的女孩。
在女孩眼中，做孤兒最幸福，父母雙全反倒很可憐；
面對領養人臨時變卦，女孩還會對被放棄的孩子說，這沒準兒是好事，因為不用害怕被大人“殺死”了。
紀良安不知道女孩身上發生了什麼，只確定一件事——
她必須找一個能接納這女孩的家。
我在兒童福利院做康復師，從2008年到現在，接觸過兩百多個孩子，有個叫曉荷的女孩，是整個福利院，最難被收養的孩子之一，因為她讓所有成年人害怕。
從院長到老師，再到保育員阿姨，所有人見到她，都恨不得躲著走，生怕多說一句，或者和她有肢體接觸，院長甚至派出好幾位志願者，全天候暗中監視這個四歲女孩。
曉荷吃過什麼，碰過什麼，和誰說過話，都要一字不落地記在本子上。要是有領導或者重要賓客來訪，院方就派老師把她送出去，堅決不讓她和領導、賓客碰面。
誰要是和她講道理，她就說：“那你把我丟出去。”
曉荷患有室間隔缺損，是一種先天性心臟病。
七歲那年，福利院將她送進醫院，安排修復手術。手術要在氣管的位置插管，全身麻醉，切開胸口，建立體外迴圈後，再將缺損的部分一針針縫合。這不是極難的手術，但是對一個七歲孩子，挺難熬。
做完手術，曉荷開胸處的傷口遲遲不好，傷口流出膿液，不斷滲出來。她高燒不退，福利院只能將她送回醫院。陪她住院的阿姨心裡沒底，讓我陪著一起去，於是那陣子，我幾乎天天往醫院跑。
有一天我去醫院的時候，護士正在給曉荷清理傷口。可能太疼了，我在走廊裡都能聽見這個七歲女孩的哀嚎。
看見我進來，她哭得更兇了，我就給了她一個玩具鴨，一捏就嘎嘎叫，我跟她說，疼就捏鴨子，但是她沒有停止哭泣，仍然很抗拒換藥。
護士說，要不你抱著她，身體稍微傾斜會好一點。言外之意是，摁著，讓她別動。
我小心翼翼地抱起她，坐在我腿上。曉荷仍然哭，但是不再躲閃抗拒。
換藥任務完成，曉荷趴在我肩膀上，淅淅瀝瀝地哭著。我聽她沒聲音，好像睡著了，就把她放回床上。整個病房都鬆了一口氣，可是我心裡卻沒有平靜下來。
擱過去，擁抱曉荷這件事，簡直不可能發生。
這個孩子，自從四歲那年到福利院，堅決抵制任何人靠近她，像一隻渾身長滿刺的刺蝟，觸碰她，就要冒著扎傷的風險。
記得剛來第二天，有位志願者問，你叫什麼名字？她說，關你什麼事。吃飯時，阿姨喊她半天，她也不搭理，阿姨拉她的手，她甩脫阿姨，“別碰我。”
最開始，大家都覺得曉荷是剛來，有情緒，可是過了半年，她還是沒有任何轉變。有人和她講道理：“你不要再這樣，這樣沒有人會喜歡你。”
曉荷嗆道：“不喜歡就不喜歡，誰稀罕你們喜歡！”
眼看誰也搞不定曉荷，院長出馬了，找到她問：“你不喜歡這裡嗎？”
見曉荷沉默不語，院長繼續說：“你要對阿姨有禮貌。”
曉荷哼地一聲，來了句：“那你把我丟出去。”
這是我第一次在福利院裡聽見這話，瞬間手足無措，腦子都空白了。丟出去、不要你、遺棄你，這些話在福利院是禁忌詞，就像我們在家人面前很難討論性，討論死亡，很敏感。
因為這裡的孩子絕大多數都是被遺棄的，當他們的面，成年人絕對禁止說這種話，而孩子更不會主動說。
當時還有別的孩子在場，要是讓別的孩子聽見，過來問，我是不是被丟掉的？我該怎樣回答呢？面對過上百個孩子，當年的我依然不清楚，這個問題該如何回答。
即使是院長，也被這話噎得沒了脾氣，直接叫來心理醫生，帶曉荷去做腦電圖，評估高階腦認知功能，還要每週一次的心理諮詢。
院長懷疑，四歲的曉荷患了躁狂症，特意安排志願者，每天在不同時段監視她。這些志願者拿著本子，也不和她說話，站在遠處盯著曉荷，將她的一舉一動記錄下來。
有個志願者的筆記本外面套了三毛《撒哈拉沙漠》的封皮。有一回，志願者上廁所，本子放在廁所外面的水池臺上。
我認出封皮，就偷偷翻開看，裡面記錄著曉荷什麼時候打噴嚏、啃指甲——心理醫生認為啃指甲是焦慮的表現，以及一個人獨處多久，時間精確到分鐘。
這些筆記，在每週特定的時間呈到心理醫生桌上。心理醫生讀完，老師就去抓曉荷，像抓泥鰍一樣，她跑，老師追，直到堵在角落，把她塞進心理治療室。
曉荷也不掙扎，跑不過就沉默。
從諮詢室出來，曉荷都一個人在角落裡待著，不停地啃指甲。
見到這幅畫面，有的阿姨都不忍心，和我閒聊說：“沒必要吧，她才四歲啊，這麼點的小孩經歷過遺棄，有脾氣也是正常的吧，把她搞得像精神病人，沒病也搞出病。”
阿姨的話說到我心裡去了。這一回，我覺得福利院做得不妥。
每個來到福利院的孩子都有檔案，記錄他們的健康狀況、生活習慣和禁忌，還有一欄是怎樣被遺棄，怎樣被發現的。曉荷那欄只有一句：四歲生日當天被遺棄在教堂。
派出所有更多資料，但是院方沒有派人調查。也就是說，整個福利院，誰也不知道她是怎樣被遺棄的，經歷過怎樣殘破的童年。院方不肯挖掘她的過去，只是想要矯正她的行為。
曉荷的行為，我更傾向是她經歷過傷痛，保護自己的方法。想要讓現在的她變得溫順，不扎人，首先理應瞭解她的過去，再慢慢來，而不是把她身上的刺，通通拔掉。
所以當院裡找來心理醫生，召集大家開會時，我提出意見說：“沒有必要總是盯著一個人身上的問題，她四歲被遺棄，有創傷也正常，就像親人去世我們也難過，會哭，雖然是負面情緒，但那是正常的情緒，不是病。”
如果我能拍板，我一定派出福利院最溫柔、最善良的阿姨，讓她把曉荷帶回家，以寄養家庭的方式和曉荷相處。寄養不是真的收養，孩子戶口，責任方仍然在福利院，每天仍然到院裡上課，參加活動。
但是這樣做，能夠培養阿姨和曉荷的感情。我再檢查阿姨和曉荷的相處狀態，不讓阿姨問那些敏感的身世問題，半年甚至一年後，兩人建立足夠深厚的情感連結，再循循善誘，讓曉荷傾訴沉重的過往。
可是當時的我，只是在福利院兼職的社工，沒有權力決定一個孩子的命運。
聽到我的意見，領導只是點點頭說：“這個再說吧。”
就這樣，曉荷後續的治療和檢查，我都像是“麻煩”被隔絕開了。
每回心理諮詢結束，我都偷偷地去找曉荷，想看看，刺蝟女孩是否如院方想象那樣，能夠被矯正，被馴服。
結果，曉荷每回都躲在角落啃指甲，下一次更拼命地逃跑，被老師更用力地抓走，關進治療室中。她更焦慮、更抗拒，身上的刺更堅實了。
我本身就對院方的做法不滿，有一回被她發現，悄悄給她出主意說：“你下次進去，趁醫生不注意你就裝睡，她說什麼你就說，我聽不懂你說什麼，把她逼瘋！”
曉荷捂著嘴，咯咯咯地笑了半天，滿意地點點頭。
自那以後，心理醫生都是氣沖沖走出諮詢室，曉荷跟在後面賤兮兮地說：“您要走了呀？注意安全，下次再來呦！”
心理醫生瞪她，“你不要再和我講話了。”
兩個月過去，矯正行動終止，心理醫生被活活氣走。院長不得已放棄“治療”曉荷，凡是領導來視察，就把她支出去，讓阿姨帶她到附近的超市門口坐遊戲車，吃冰激凌。
曉荷成為福利院裡的小霸王。往後再有人糾正她的行為，她也不跟多廢話，直接來一句經典口頭禪：“那你把我丟出去。”
當所有人都躲著她，厭棄她，我卻無意中發現這個女孩“正確的開啟方式”。
曉荷對待我，和對待其他成年人沒有什麼特別，面對她，我也感到害怕，緊張。
有一陣子，我每天都要穿一身賽車服那樣的衣服。一個是讓她覺得我很兇，不好惹，另一個就是這衣服硬，裹得嚴實，她打我，朝我丟玩具也不要太疼。每天上班前，我還要給自己打氣：
別害怕！別緊張！別主動和她說話，我怎麼對別人，就怎麼對她。
有一次，有個外國志願者做了很多漂亮的餅乾，放在精美的紙袋子裡，一人一份，餅乾有不同造型，有星星月亮的，有字母，有動物圖案，志願者一人分一包，我分到一個可愛小熊造型餅乾，很喜歡。
曉荷坐在離我不遠處，瞅著我，悄悄朝我這邊挪了挪，和我說：“喂！我和你換。”
我學著她平時懟人的模樣，哼地一聲，再附上一個白眼，沒說話。
曉荷愣住了，她挪了挪，坐在我的對面，語氣緩和一些，說：
“你和我換吧，我這個也很好看的。”
我搖搖腦袋，說：“不！我就喜歡這隻小熊。”
她氣憤地說：“你是大人！哪有大人和小孩搶東西的！大人就應該讓著小孩的。”
我把餅乾裝進口袋裡，一副保護好，不能被搶走的模樣，一本正經地說：
“大人憑什麼要讓著小孩。你一個小孩每天啥也不幹，吃了玩，玩了睡，我們大人每天干那麼多活，那當然是大人拿好的！啥活也不幹，還想拿好的，沒門！”
曉荷噘著嘴，吐了幾口氣。她叉著腰，模樣就像是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不說什麼，又氣不過，只能把屁股下的坐墊狠狠摔到地上，氣呼呼走掉。
我也沒去追她，小心翼翼地拿出我的餅乾，拍了個照，樂滋滋地開啟吃起來。
回想起來，這樣做其實是沒有把曉荷當作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在我看來，成人世界設定了一個“正常”的標準。我不喜歡這種標準，人是生命，不是一個個要解決的問題，就像多肉有多肉的養育方式，百合有百合的規則，曉荷就是她獨有的樣子。
說得簡單點，我不想矯正曉荷的行為，也不給她說“丟掉我”的機會。
自那以後，我一直堅持這樣做，曉荷漸漸地不再與我針鋒相對了。我讓她上課，她就去，不再哼一聲表示敵意，也不再拿玩具砸我。
儘管她還是不會主動靠近我，也不喊稱呼，直接說“喂”，可是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蒙對考題的孩子，無意間解開一道謎題，讓曉荷的刺，往回縮了那麼一點。
往後三年多，曉荷竟然和以往有了很大改變。有時候，她跟在我身後，但是不像其他黏著我的孩子那樣，非要拉著衣服，貼著我。
她要跟我保持距離，也不拉著我，我一回頭，她就假裝幹別的。
看見我幫孩子換尿不溼，她主動幫我摁著小孩，讓他不要亂動，自己倒水的時候，順便給我倒一杯，還在兩個小孩同時嚷嚷要我抱時，把其中一個搞走，找個玩具塞給他。
可是她仍然會懟別人，任何企圖矯正她、馴化她的人，都要遭到她的無情攻擊。
直到曉荷八歲那年，在一個孩子的靈堂，我終於明白她身世的秘密。
福利院裡有一個孩子膽道閉鎖，需要換肝才能治好，可是沒有等到肝源，去世了。當時這樣的孩子有三四個，沒有肝源，他們只能活到三四歲。
福利院有裡外兩棟樓，一旦有孩子去世，靈堂安排在外樓的活動室，同時把孩子們聚到裡面和後院，不讓他們看到。只會讓一些年紀較大、心智相對成熟的孩子過來幫忙。
火化前一天，我們在疊金元寶，曉荷不知什麼時候，跟在我後面，跑到靈堂裡。誰也不敢要她幫忙，都害怕被她懟回來，沒想到曉荷突然說：
“你們這些笨蛋，還這麼多，沒有我怎麼行呢，我就勉為其難，幫幫你們吧。”
聽到這話，我們都想笑，但是又不敢笑。
金元寶疊到最後一點，我讓阿姨帶其他孩子們去吃飯，自己留下最後收尾。其他孩子都主動去吃飯，阿姨喊曉荷，喊了兩回，曉荷不動彈，也不理人家，半天才說：“我不餓。”
阿姨無可奈何，只能自己走掉了。靈堂裡就剩下我們兩個人，曉荷突然問：
“你為什麼不像他們一樣要求我？你從來沒有要我做一個懂事的人。”
我想了想，說：“你沒有經歷過我的痛苦，沒有資格勸我堅強。”
說完這話，我盯著曉荷，想看看她的反應。
曉荷沒有說話，繼續疊著金元寶，哭了。我沒有追問，靈堂裡靜悄悄的，我們各自疊著金元寶。
大概幾分鐘後，曉荷手裡疊著，輕輕地說：
“她扔了我三次，我都找回家，最後一次是我不想回去。她既然不想要我，那我就走吧。”
她沒有說“媽媽”兩個字，我確認了一下，“是你媽媽麼？”
她點點頭，不願意說出那兩個字，接著面不改色，依然疊著金元寶。
我的心臟，卻好像抽搐了一下。
那時我已經在福利院工作挺久了，隔三差五就有孩子來，基本上都是遭到遺棄的，我覺得已經挺了解他們的，沒想到曉荷的身世是這樣。
遭受遺棄的孩子，多是一出生就被扔掉，兩歲以上的都很少了。因為孩子越大，就越有感情，遺棄也就越難完成。
我想不通她媽媽為什麼這樣做，如果對孩子沒有愛，為什麼不一出生就扔掉，非得等到四歲，孩子和媽媽有了感情？
也不太可能因為窮困。室間隔缺損手術，並不是特別費錢、特別難治，能走醫保，一次手術也就能解決。多年以後我下鄉調研，還特意問過縣城醫生，2010年左右，你們能治這個病嗎？回答是能治，不難。
那到底為什麼，能讓一個媽媽，連續四次扔掉自己的孩子呢？
更讓我震驚的是，當年四歲的曉荷說：“那我就走吧。”
她能走到哪裡去？回想起她的檔案寫著“四歲生日那天遺棄在教堂”， 教堂可能就是她選擇的。也許覺得那裡的人不會馬上“丟掉她”，總要給她一口飯吧。
我感覺受到巨大的衝擊。她把這些說給我，就好像把自己過去的秘密託付給我，而我接過了一個沉重的東西，不能什麼都不做，也不能無動於衷。
我走到離她很近的位置，想要抱抱她，說點什麼。可是她察覺到我的動作，一躲閃，手裡伸出一張疊金元寶的紙，故意岔開話題：
“這紙太小了，疊不了元寶，疊星星行不行？”
我看過一篇論文，是講述國外新生兒教育的，呼籲母親在孩子一歲以前儘可能多抱著。因為此時孩子對世界是陌生的，唯一熟悉的就是母親，充分擁抱，就會產生安全感，反之如果此時沒有得到充分擁抱，可能終其一生安全感匱乏，想要弭平得花數十倍力氣。
曉荷不光沒有足夠擁抱，還被媽媽丟棄過四次。殘破的童年，讓她內心安全感缺失，成為刺蝟女孩，想要變回“普通孩子”那樣，幾乎不現實。
我只能退回去，點點頭，把心裡的話嚥了回去。
那天夜裡，我偷偷哭了半宿。
在福利院工作那麼久，我經歷過的遺棄事件已經很多了，可是曉荷依然讓我揪心。
我沒有目睹曉荷媽媽是怎樣丟棄她的。可是腦子裡，很多畫面在反覆重映。
她媽媽第一次把她丟出去，她找回去，那她在那個家怎麼生活？小心翼翼嗎？看著母親的臉色，膽怯、卑微，不敢有任何出錯的地方，甚至飯都不敢多吃一口。
通常丟棄孩子都是放在很遠的地方，就是怕孩子找回來。而她媽呢，當曉荷找回來，她媽媽是什麼反應，有愧疚嗎？可能沒有吧？
曉荷回來以後，怎樣跟媽媽溝通？你是把我忘了，還是故意丟我的？這些沒有質問過媽媽？
也許她根本不敢問，而是求媽媽，不要扔掉她，她會做一個乖小孩。
曉荷的口頭禪是“那你把我丟出去吧。”
我想，對她來說最糟糕的不過是，你把我丟出去，還能把我怎樣。
以往印象裡，她一直是昂首挺胸，鋒芒畢露，總是很拽的模樣。是不是因為，她在四歲之前一次次找回去，已經把頭低到塵埃裡，把這輩子的卑微用完了呢？
那天夜裡，曾經讓我害怕緊張的，刺蝟女孩身上的刺，好像蕩然無存了。
我們被刺蝟扎傷過，但是沒有人想過，刺蝟渾身長滿刺的過程，自身是更疼的。想到這點，即使她在福利院再霸道，我仍然不想去矯正、甚至訓斥她，而是疼惜她。
那個夜晚，我感覺肩膀上擔負起這個孩子的未來，想要做點什麼，改變她的處境。
曉荷繼續待在福利院，是沒有出路的。
這個孩子不適應福利院，周圍都是要矯正她的人，而她對這些人非常抗拒。她的年齡越來越大，周圍和她同期的孩子都被收養走了，她卻遲遲沒有訊息。
福利院幾乎每天都有想要收養孩子的人來拜訪。收養人對哪個孩子有意向，負責收養的老師就要把孩子的情況告訴收養人。
但是這些老師，都不知道曉荷過去，卻一味地想要矯正她。在他們嘴裡，曉荷能是什麼樣呢？
怎麼可能透過他們，給曉荷找到願意接納她的收養人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有人用三五年的光景，讓她變得柔順一些，不是強行拔掉她的刺，而是自然而然地，讓她感受到溫暖與關愛，不必再像以往那樣，對周圍劍拔弩張。
雖然她的脾氣是有理由的，但是以後步入社會怎麼辦呢？終究還得過日子吧？
這個人，只能是我了。
我打算以寄養家庭的身份帶她回去，像兩個同居女孩一樣生活。
當時我在市區做一份記者的工作，每個月掙4000多點，如果寄養曉荷，就要搬回福利院附近租房子。我那時每天9:00上班，如果由附近出發，需要每天清晨5:30出門，下班回來也要深夜。
村裡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20分鐘，公交車半小時一趟，遲到可不得了。我找到一位開三蹦子的大爺，打算以每月300的價格，每天早上載我去公交車站。
盤算這些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人，也許能幫助我改變曉荷的命運。
有一天，我在辦公室準備教案時，遇到一位諮詢收養的外國人。
她叫薩拉，一頭金髮，看上去只有二十多歲，實則已經三十多了。當時薩拉和負責收養的老師說：
“我想收養一個年齡大一點的女孩，我有兩個妹妹，爸媽去世得早，我把她們養大成人的，所以擅長和大一點的小孩相處，不太能跟太小的孩子打交道。”
當時我躲在電腦屏幕後面，聽到她們的對話，突然像被點醒了一樣。
“媽媽”在她心裡就是一個壞蛋，這已經成為她性格的一部分，就像出廠設定。強行干預只能適得其反，這是難以幫她找到一個家的根源。
然而是誰規定，一個家裡必須有“媽媽”這個角色呢？
如果收養曉荷的，是一個姐姐呢？
我抱著期待，偷偷觀察薩拉。後來兩次在福利院見到她，她都是找七八歲，年齡比較大的孩子，陪他們玩遊戲、教他們說英語。
等到第三次遇見薩拉，我打算和她聊聊，當時她正要離開，我也差不多要下班，趕緊追上去和她套近乎，“你想收養孩子？”
薩拉說：“我怕疼，嘿嘿，不想生孩子，但是我很喜歡小孩。我先生是中國人，很想有一箇中國孩子。”
我說：“那很好啊！我可以和你講講福利院的孩子，他們的身世和心理創傷，如何和他們相處。”
其實我只是找個理由，想要遊說薩拉收養曉荷。
薩拉很激動，“好啊好啊，那週末我請你吃飯，叫上我先生，你好好給我們講講。”
我們在三里屯一家西餐廳見面。
薩拉是加拿大人，她把兩個妹妹撫養成人，還收養了一個海嘯中成為孤兒的波蘭女孩，現在七歲。一大家人每週都要聚會，每年都要拍一套家庭寫真集。
她的丈夫是華裔，幾代定居加拿大，不會說中文，沒有在中國生活過，血脈相連總是心繫中國，這才想要收養一箇中國孩子。
我覺得自己的直覺沒錯，薩拉就是能夠幫助我，改變曉荷命運的人。
我跟夫妻倆講了曉荷的身世，包括她被親生母親扔掉四次，最後一次放棄回家。薩拉顯然牽動了情緒，邊聽邊哭著說：“怎麼會有這樣的母親？怎麼能一次次下得了手的？”
薩拉當時就說，下次到福利院，會特別留意這個孩子。
可是，曉荷真的能接受薩拉嗎？相處這麼多年的老師，都拿她沒辦法，一個陌生成年人，讓曉荷不產生牴觸情緒，太難了。
我打算把自己的秘訣告訴薩拉。
和曉荷接觸四年多，我已經摸索出一套和她相處的方法。其實早在小熊餅乾時期，我就無意中觸碰到她的“正確開啟方式”，不過那是我瞎蒙的，還搞不懂背後的門道。
真正讓我想透背後邏輯的，是一個自閉症的孩子。
有一回，一個家長帶著自己的自閉症孩子到福利院參觀。家長給孩子們買了零食，多數孩子湊過去，就在她分發給大家的時候，那個自閉症的孩子，竟然和角落裡的曉荷玩起彩筆。
自閉症孩子拿彩筆往曉荷的臉上畫，把曉荷畫成一個小丑，曉荷也給她畫，兩個小孩看著彼此的鬼臉，嘎嘎笑，特別開心。
我看在眼裡，突然意識到，這個自閉症孩子，完全掌握了和刺蝟女孩相處的精髓。
不管是福利院裡的老師，阿姨，甚至其他孩子，大家要麼覺得曉荷有“病”，要麼覺得她可憐，都把她當成一個麻煩，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或者一個需要特殊照顧的怪小孩。
終歸一句話，所有人都想要改變她。
每當曉荷感受到這一點，就會繃直“身上的刺”，直挺挺地懟回去。
那個自閉症小孩，沒有這種特殊對待，啥也不知道，就拿曉荷當成普通的小朋友，也沒想過改變她。曉荷倒是和她玩得特別好。
我那回和她“搶餅乾”，也是偶然做到這點，拿她當成普通、平等的人看待，曉荷從此就不再懟我了。
所謂的秘訣，就是拿曉荷當成一個普通、正常人看待，別想著規訓她，也別給她什麼特殊照顧，和這個人正常相處就行了。
但是福利院的老師只想矯正她的行為，把她當作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壓根不願意耐心和她相處。
改變一個孩子很難，改變成年人更難，明白這一點後，我也不願意去說服他們。
儘管和薩拉接觸幾次下來，我都覺得她應該可以做到，可我還是作為解釋，把我和曉荷相處的經歷和她都說了，很希望這對“姐妹”能成功匹配，我還特意和她強調：
“只要曉荷的世界沒有媽媽，她可以很快樂的生活，媽媽只是一個稱呼而已。成為世界上最相愛的人，這就夠了，是不是媽媽，不重要，不用提及這個概念。”
後來，薩拉過來找曉荷玩了幾回，兩人的合拍程度令我驚訝。
有一回，我看到她們玩棋盤遊戲，竟然有說有笑，這幅畫面在曉荷身上，簡直罕見。每次我不在的時候都問阿姨，最近有沒有外國人和曉荷比較親近，阿姨說是有一個。
我問是加拿大人嗎？阿姨說，這我不知道，是個金色頭髮的女人。
薩拉大概又來過四、五次，就向福利院提出申請，正式收養曉荷。在法律檔案上，薩拉是曉荷的養母，但是兩人互相稱呼名字，薩拉也不在意，曉荷是否管她叫“媽媽”。
每個孩子臨走，福利院都會彙總一份資料，上面展示孩子的全部資訊。我看過那份資料，遺棄那欄依舊寫的是，“四歲生日當天被遺棄在教堂”，說明院方依然不知道，曉荷被遺棄過四次，最後一次自己走掉了。
離開中國那天，我對九歲的曉荷說：“你過來，我和你說幾句話。”
別的孩子，這時要麼想多拍照留念，要麼哭著不願離別，曉荷兩種情緒都沒有，好像離別也沒什麼大不了，拍照都不願意，跟我說：“你就在這裡說。”
於是，我又把心裡的話咽回去了。
這時我已經認識她五年。曉荷不再是當初的刺蝟女孩，見誰扎誰，可是也拒絕與任何人變得親密，更拒絕所有肢體上的親暱與接觸。
我不清楚，這是否會成為她離開中國以後的問題，只能把希望寄託在薩拉身上。
果然，曉荷去加拿大以後，麻煩接踵而至。
她陷在自己的空間裡了。
曉荷到加拿大兩週，薩拉給我打來求助電話。
“如果她在專注做一件事，這時候要吃飯了，不吃的話，對她的身體有什麼影響？”
“她不健康的生活習慣，我應不應該干預呢？我管她的時候，界限在哪裡？”
我問薩拉，曉荷平時都做什麼？薩拉說，她幾乎不怎麼和我們聊天，就喜歡待在自己的房間裡玩電腦遊戲，螢幕上有綠色的小怪物，吐一些彈丸，打殭屍。
我有點著急，轉念一想，就明白了。以前在福利院，所有東西都是大家的，沒有自己的房間，還有一堆想要矯正她的人，這下突然變了，曉荷這是放飛自我了。
我故作平和地對薩拉說：“曉荷的身體已經康復了，如果偶爾沒有按點吃飯，也沒有太大問題，至於管她的界限，你就按照自己最自然的判斷，不用顧慮那麼多。
“跟她最好的相處一定是自然的，不要隱忍或者迎合，做自己最自然的樣子就好了，該發火就發火，對別人什麼樣子，就對她什麼樣子，不要把她當作需要特殊照顧的孩子。”
過了兩個月，我再問薩拉情況如何？她說現在還不錯，曉荷很少一個人待著了，跟他們吃完飯，都會在客廳聊天，還學會“討價還價”。
薩拉家有打掃衛生的阿姨，但是為了讓孩子學會做家務，兩個孩子輪流洗碗。有一天曉荷和波蘭妹妹說：“該你洗碗了，我這周洗五次了，你才洗了三次。我們來定一個值日表，印一個有我們頭像的印章，在紙上蓋章，誰的章少誰洗碗。”
這種“討價還價”也許說明曉荷已經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新家吧。
可是沒我想得那麼容易，曉荷又給我們倆出難題了。
被收養半年左右，我和薩拉影片，問她最近怎麼樣。
薩拉說：“倒是都還好，也沒有什麼衝突和矛盾，相處也比較和諧，但好像她沒有把這裡當作她的家。我們逛商場，她看到一個燈，說這燈很適合你們家，看到一把椅子，說椅子很適合你們家。總是說——你們家。”
我頓時一愣，腦子裡也沒想到什麼好辦法。和任何人都不顯得親密，這是曉荷的性格，只能給她更多的時間，冒然地做什麼，強行讓她融入，恐怕只能適得其反。
沒想到一年後，這個難題，竟然被薩拉解決了。
我趕緊追問，想知道她怎麼把曉荷嘴裡的“你們家”，變成“咱們家”。
薩拉告訴我，有一天接到曉荷老師的電話，得知曉荷在學校裡和一個男同學打架。男同學說曉荷不是加拿大人，媽媽不是生她的媽媽。
曉荷雖然嘴上不承認那是“咱們家”，可是已經把薩拉當成最重要的人，這些話對她來說難以接受。
老師打電話的目的，是讓薩拉注意關照曉荷的情緒。結果放學回來，曉荷表現得很正常，看不出什麼情緒。薩拉知道，曉荷沒有向她吐露真心。
她沒有找曉荷談這件事，而是不久後找到老師，希望由她出資，請同學們去一個農場郊遊，要求是每個人帶著自己的寵物。
加拿大家庭多數都有貓或狗，薩拉就組織一場寵物農場遊。等到大家都玩累了，薩拉叫同學們圍坐著，問他們，你們的狗是哪裡來的？
有些同學說是買的，有些說是收養的流浪狗，有些說是外婆去世了留下來的。
薩拉又問，它們都是什麼品種？
有同學說，我的是柴犬，有的說我的哈士奇是俄羅斯的，有的說我的邊牧是英國的。
薩拉問同學們，你們愛你們的狗狗嗎？
同學們說當然啦，它是我的親人，有的說，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薩拉看著和曉荷打架的男生說：“所以愛，與是不是本國的，是不是你生的都沒有關係。曉荷的確不是我生的，她也不是加拿大出生的，但是這一切並不影響我們彼此相愛，對嗎？”
她沒有批評男生，也沒有再繼續說下去，就帶著狗狗們來了一場運動會。
自那以後，那個男生再也沒有找過曉荷的麻煩，兩人竟然還成為不錯的朋友。
從那時起，曉荷嘴裡不再有“你們家”，雖然她不喊薩拉叫“媽媽”，但是彼此敞開心扉，什麼都能說。不管學校裡的事，還是曉荷喜歡的同學，她都和薩拉、兩個阿姨（薩拉的妹妹）分享。
我不禁為薩拉的做法叫好。當初真沒看錯，薩拉果然是能幫助我改變曉荷命運的人。
直到要寫下這篇故事，我特意去問薩拉，好奇她究竟有什麼“魔法”時，薩拉向我講述了她的童年經歷。
我這才明白，薩拉其實就是曉荷的翻版。
薩拉的父母是戶外愛好者，常常揹包去行走一些小眾的、甚至是極端的旅行線路，在薩拉14歲那年，父母因車禍意外去世。
三姐妹唯一的親人就是外婆，但是外婆年紀大，無力照顧三個孩子。當時二妹9歲，小妹4歲，薩拉瞬間成為家裡的頂樑柱。
父母葬禮後，三姐妹即將被送進聖嬰院（兒童福利機構），薩拉把兩個妹妹叫到一邊說：
“誰要收養我們，或者把我們送到別的地方，我們堅決抵制，我還有幾年就成人，可以養活你們了，我們三個堅決不分開。”
就這樣，三姐妹決定好了要永遠在一起。
小妹從爸爸媽媽去世，直到進聖嬰院好幾天，還是在哭，薩拉和小妹說：“你不要哭了，我們都要接受現實。”
聖嬰院的院長聽到，和薩拉說：
“讓她好好哭吧，哭好了才能接受現實。想哭到什麼時候，就哭到什麼時候。”
院長給三姐妹找了一個活動廳，準備好床和生活用品，讓阿姨給房間裡準備充足的零食、麵包、飲料。老師和薩拉說，每頓飯都放在門口，如果想吃就把飯端進去，不想吃，過了點阿姨就收走。
活動廳有很多氣球，是不久前的兒童節活動剩下的，院長說，你想扎就隨便扎，想出去就出去走走，負責好妹妹們的安全就行，想哭，不想接觸其他人，就在裡面好好哭。
聽到這裡，我為院長的做法拍案叫絕。
我們總是勸別人要樂觀，想開點，希望內心受傷的人脫離悲傷的氛圍，實則是不大允許這些人悲傷。
這樣做，賦予了悲傷一種負面標籤，沒有給負面情緒一個體面的位置。結果是，受傷的人通常把負面情緒隱藏在內心的角落，任憑這些情緒，隱性地侵蝕著他們。
為幫助三姐妹銜接新的生活，聖嬰院的老師接她們回家，住了半年。這位老師有個女兒，得知有三個失去爸媽的孩子，要住進自己家時，女兒問她，該怎樣對待這三位剛剛失去家人的小姐妹呢？
老師說：“就像對待你的同學一樣，該吵架就吵架。特殊照顧，就會讓她們覺得自己被悲憫了，等於不斷地提醒她們，她們失去了父母。反而會放大她們的悲傷，我們不掩蓋，也不放大，正常相處就好。”
後來有一次，老師在衛生間聽到薩拉的二妹在哭，老師問她怎麼了，她說我想媽媽。老師讓二妹去拿媽媽照片，接著帶她到一個房間，對二妹說，你對著媽媽的照片和她說話，告訴她你現在的生活。
二妹邊哭邊說，老師說，你以後想媽媽，就和媽媽說話，帶媽媽去你生活的地方。
老師還帶三姐妹來到天台，問她們，天上的星星，哪個是媽媽？小妹說，最亮的。
老師說，那你們就對著最亮的那顆和媽媽說話。
薩拉帶著妹妹們喊：“我們在這裡生活得很快樂，你們放心吧。”
隨著三姐妹漸漸長大，開始幫助老師照顧更小的弟弟妹妹，即便是小妹也很嫻熟了，老師誇讚她說：“你很棒啊！你照顧小寶寶很有媽媽的味道。”
小妹驕傲地說：“媽媽就是這樣照顧我的，我現在是媽媽，媽媽就會安心了。”
有一天小妹突然說：“媽媽回來了！”
薩拉問：“在哪裡？”
小妹說：“我們照顧弟弟妹妹的時候，我們就是媽媽呀，她就在我們的肚子裡。”
小妹胖乎乎，肚子圓滾滾的，二妹調侃她說：“你這個是大肥肉。”
小妹說：“媽媽以前總是怕胖，不敢吃大肥肉，現在她可以吃大肥肉了。“
二妹說：“那我們就多吃大肥肉，越吃媽媽越快樂。”
三個孩子說到這兒，咯咯咯笑個不停。不知不覺中，她們已然走出爸媽去世的悲傷。
我意外地發現，聖嬰院的院長和老師，對三姐妹的方式，和我對待曉荷的方式不謀而合。
我們都不強行干預，不打擾悲傷，不強行關起門要治癒她們，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了有愛、自由、包容的環境，她們的傷口就自然癒合了。
良好的環境就像免疫系統，把時間交給它，它自有能力讓我們復原，而不是開啟心理的傷口做手術，一遍遍剖析她們的傷痛。
真正的治癒不是拔掉刺蝟的刺，而是給她一個柔軟的環境，讓她找到可以讓自己卸下硬刺的家人。
刺蝟的刺不是一直繃著，只有緊張、發脾氣時才是鋒利的、刺人的。它放鬆的時候，身上的刺很順，一點也不扎人。
其實曉荷剛到福利院那一兩年，是我在這家福利院最艱難的日子。
不單曉荷被當成麻煩，我也是福利院的麻煩，因為對待孩子的觀念不同，我和領導們都不對付。院方曾經有一段時間，像監視曉荷那樣，監視過我。
福利院裡的老師、行政人員，沒必要為了孩子和領導起衝突。保育員阿姨倒是和我有相同的立場，但是她們在這裡打工，只能私下贊同我，也不敢正面反抗上級。
只有我，和福利院沒有利益相關，也不靠這裡的工資生活，才能跟領導層“唱反調”。
我時常有一種孤軍奮戰的感覺。跟誰都不是一派，只能自己去思考，什麼選擇是對孩子最好的，再自己承擔責任。在處處碰壁的環境裡，做著我認為正確的事，挺艱難的。
直到2021年前後，我再次見到曉荷，我突然覺得這些年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薩拉的丈夫是蘇州人，他們要回蘇州探親，那年想約我見面，我剛好在紹興旅居，我說最近有烏鎮戲劇節，我們就相約烏鎮吧。
時隔五年，那是我和曉荷第一次見面，我有點小緊張。他們到的時候，我已經在烏鎮的大門口售票處等他們了，曉荷看見我，敲了敲我的棒球帽的帽簷，說，“hi”，好像昨天才見過。
在烏鎮期間，我們沒有敘舊，沒有談到福利院的事情，就是聊話劇，吃飯，划船。
她還送給我一個骷髏圖案的帽子，說“不要做庸俗的人類，咱們是外星人。”非要讓我戴著拍照，後來這張照片被她洗出來，放在書櫃上。
曉荷給紀良安拍的照片，帽子是她送的禮物
最後兩天，我當時的男朋友來了，曉荷總算逮到一個機會，以要給加拿大的朋友買禮物為名義，拉著我的男朋友獨處了片刻，可能是想考察這個人合不合格吧。
曉荷問：“你為什麼喜歡她？你喜歡她什麼？”
男朋友說：“如果真的能說出一二三條，也太功利了吧，沒有具體的原因，因為是她。”
曉荷說：“那你給我個承諾吧。”
我男朋友說：“承諾什麼？永遠愛她嗎？”
曉荷哈哈笑著說：“才不要咧！只有軟弱的人才需要一個人永遠愛她，她才不需要這種東西呢，你要承諾，你會尊重她的每一個想法和選擇，即使那個想法是荒唐的。”
在我印象裡，這是她第一次主動關心我——這隻小“刺蝟”輕輕地抱了我一下。
寫這個故事之前，我徵求曉荷的同意，沒想到，她完全不在意，想都沒想就說行，只有一條要求：“別說那個人是我媽。”
直到現在，曉荷的身世秘密，唯獨親口告訴過我，連薩拉，她也沒有親口講過。
她把這件事告訴我，就好像把自己的創傷和過去託付給我。我總覺得自己，應該代表這個世界回答她一些東西。
這份回答，在疊金元寶那回，擁抱她的時候想說；她臨走時，我叫她，也想說，但是都被她打斷了。等到現在她長大了，我又覺得沒必要了。
這份回答，在我心裡成了一個逗號，藏了很多年。
趁著這個故事，我想把這個回答說出來，把我心裡的逗號變成句號：
她不要你，不是你的問題，不用懷疑自己，也不用懷疑這世界，你值得最好的，我很愛你。
今天的後記，是紀良安想要跟大家說的話：
在日常生活裡，我們好像總能遇見一些專家，他們總是想給我們強行定製一套“幸福標準”，好像偏離了這套標準，我們就得被矯正。
我覺得很多問題就是這樣產生的。每個人出身不同，經歷也不同，怎麼能被簡單粗暴地塞進一個“正常”的模板裡評判呢？
在這篇故事裡，我沒想過改變曉荷身上的怪異，而是想為她的怪異，尋找一片自由發揮的土壤。
也許真正的愛，不是改變那個人，而是給他提供一個溫暖、舒適，能夠包容他的環境。
我也想和所有的“曉荷”說：
人是生命，不是一個個要解決的問題。多肉有多肉的養殖方式，百合有百合的規則，你就是你獨有的樣子，不必盯著自己的問題，也不用和自己過不去，活得舒服就好了。
讓廣闊的世界去理解你。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畫：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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