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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小學語文課本的課文，說的是四川安仁鎮的大地主劉文彩盤剝農民的故事。在那個動盪年代，劉文彩留給世人的印象，就是個私設水牢，逼農交租的惡霸地主。
如今，那個動盪的年代已過去多年，人們漸漸學會了客觀地看待歷史人物。於是，在專家的考證下，人們驚奇地發現，作為劉文彩重大罪名的“水牢”、“行刑室”原本子虛烏有，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安在劉文彩身上的罪名。安仁鎮的不少農民回憶說：劉文彩待人厚道，常對鄰里鄉親扶危濟困，每逢隆冬，都要向窮鄉親發放錢財衣物，實在揭不開鍋的還能分到兩石大米。
除了幫襯鄉里，劉文彩做得最為人稱道的一件事，是一手創辦了設施、環境、師資皆一流的“文彩中學”。當年，文彩中學的校歌中所唱的“仗星公挽頹瀾，學府宏開春風普馨”，其中的“星公”指的就是暮年興學的劉文彩。
土地房屋以二換一
事必躬親三年心血
1941年初秋，在劉文彩老公館的西式客廳內，一場十幾個人的集會正在進行。劉文彩一生中，經歷過無數次這樣的集會，這一次的商討主題是要在安仁街上建一所中學，文彩中學。討論異常激烈，建學校的各種問題包括建築樣式和規模大小，與會的人都提出了多種方案。
劉文彩的心中，對中學只有一個標準：創辦一所一流的中學，他對參會的人說：“幹！拼著2000畝地不算事，等於我給他們四弟兄（劉文彩的四個兒子）每人少買500畝地，辦個學校也有些望頭。”
這是記在《地主莊園滄桑錄》上的一個故事，除去開會的地點有些出入外（劉文彩一般喜歡在茶樓開會），基本屬實。
劉文彩沒念過幾年書，斗大的字也認識不了幾籮筐。功成名就之後，劉文彩常常感到自身文化素養欠缺，始終對文化教育存敬畏之心。在劉文彩的心中，捐資辦學更成為他暮年的一件頭等大事。
劉文彩是個說颳風就下雨的急性子，決定幹了就立刻開始選址、徵地。在安鎮安仁街的南面街口，劉文彩看中了一片稻田，加上附近羅、李、楊三姓的墳園，這一大片區域就成了未來中學的校址。
如何讓農民把農田讓出來蓋學校？一般人肯定會想，劉文彩有權有勢，強行徵地不就得了。劉文彩沒有來硬的，而是制定了一套優惠政策鼓勵農民搬遷。他用自己的兩畝地換規劃區的一畝地，用自己的兩間屋換規劃區的一間屋。
除此之外，個別拆遷戶還有額外優惠。比如有個小農叫陳啟賢，他原本只有10畝地，按規定可換20畝。但是劉文彩當時手中的地契，最少的一張也有40畝，要是到縣府地政部門把地契換零，又要託人，還費時間，劉文彩沒那個耐心。結果除了陳啟賢應得的20畝地，又白搭了20畝。
陳啟賢意外發了筆橫財。但始料不及的是，就因這40畝地，在建國後的土改中，陳啟賢被劃為地主，因福得禍一家子挨批鬥。
徵地解決了，讓劉文彩最頭疼的技術人才問題卻一時很難解決。劉文彩要蓋中學，可他手底下，沒有一個懂工程建築的人，搞繪圖設計的就更沒有。就在劉文彩犯難的時候，恰好安仁鎮上來了一個專家小組。當時，國民政府要在安仁鎮附近修建備戰機場專用公路，這些專家就是負責修路的技術專員。
因為機場臨時改址，工程暫時擱置。專家們閒來無事，就買了點禮品來看望安仁鎮的頭面人物劉文彩。這下讓劉文彩抓住了機會。對這些專家，劉文彩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專家一聽說劉文彩蓋學校沒有圖紙，就自發設計了文彩中學的建築草圖。為了感謝專家，劉文彩特地叫人去縣裡請來30多個高階廚師，給專家小組辦了場盛大宴席，還親自向專家一一鞠躬致謝。
文彩中學開工後，專家小組要調離了，其中兩名川籍專家——張先仕和彭鼎銘——自願辭去了“鐵飯碗”，留下來給文彩中學做起了技術保障，施工得以順利進行。
劉文彩不懂建築，照常理，他錢也拿了，名也出了，剩下的建校事務就不用再管了。可劉文彩還閒不住，一定要事事親力親為才放心。已經快60歲的人了，還整天在為建校奔波。從1941年秋到1944年底，文彩中學建造的這三年時間裡，劉文彩的生活中就只有中學，幾乎天天泡在塵土飛揚的工地。
在文彩中學落成後的碑記中這樣記載：“自是役經始，公無日不親臨監視：嚴冬立雪，手腳皸皺；盛夏量材，汗常浹背，逮目堵皆興，不知耗幾許心血矣！”
劉文彩對學校的建造質量更是要求極高。他自己投資了3億5千多萬元法幣（合當時美元200多萬元），但資金還是很緊張。即便如此，劉文彩堅持不減一磚一瓦，高標準嚴要求，寧虧自家不虧學校。
拿學校的禮堂來舉例。修建此禮堂時，劉文彩要求儘量大些，但是要大到什麼程度呢？長28米，寬23米，面積約644平方米，禮堂的房頂不用一根橫樑，全是鋼材焊接。劉文彩從成都請來了最好的焊接工人，買來了質量上乘的鋼材。如今。這個禮堂至今仍氣派不凡地矗立在學校內。
文彩中學建成了。一個縣級中學，它的規模讓人驚歎，不說鄉鎮，就連大城市也不多見。
開學之日放棄校產 創造環境一流守護
劉文彩要辦一流的中學，自然要有一流的師資。所以，他從成都及四川全省廣聘名師。
文彩中學高男一班畢業生彭學鑫回憶說：“文彩中學的關鍵老師，都是成都甚至四川很有名氣的，教數、理、化、英語，比如教英語的吳世謙是華僑，英語棒極了，對我們的影響很大，真正學到了東西。”這種師資，讓其他官辦和私立學校無法望其項背。
在教學裝置上也花了大本錢，文彩中學儘量增加圖書室的藏書量及其它文化醫療設施，還大量購進理化實驗儀器，以便學生可進行分組實驗。劉文彩還聘專人在安仁修造發電廠，給學校改善早、晚自習的照明條件。
1945年初，文彩中學正式開學，包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孫科、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在內的許多政要送來了賀辭、賀匾。中國最後一個探花商衍鎏更是佩服劉文彩的興學義舉，親自為文彩中學題寫了八幅對聯。很可惜，這些珍貴的墨寶在“文革”中全部化為灰燼。
開學典禮上，劉文彩當眾宣佈：“學校成立之日，劉家對之不再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劉文彩沒有把學校看成自己的私產，放棄了校產，還規定自己的子女不得佔有，更不能繼承。劉家惟一保留的權力，就是對學校的監督權，及每年對學校的財務進行一次清理，僅此而已。
口頭宣佈後劉文彩還不放心，他特意僱人把自己的訓示刻在石碑上，把石碑放在文彩中學校園裡，讓天下皆知，以防後裔隱匿、篡改。
劉文彩這個捐資人，從不干預學校的教學工作，而是本分地履行他文彩中學守護者的職責。他動用自己在當地的權勢，保障師生們一個靜謐安全的環境，校園外的治安動盪在校門前望而卻步。
劉文彩還規定：全校師生凡出門必須配戴校徽。校徽就是學生們的護身符，戴上校徽，“沒有一個被地痞流氓侮辱的，甚至連學生家庭也跟著沾了光。”
劉文彩也確實是一個合格的守護者
學校建成3年後，安仁發大水，全鎮被淹，大水從地勢高的仁和街湧進文彩中學，積水一尺多深。退水後，劉文彩帶人，把仁和街下挖了半尺到三尺，這一下，原來居高臨下的仁和街從此比文彩中學矮了半截。以後再發大水，文彩中學得以保全，可仁和街卻經常遭災，當街商戶損失嚴重。
別以為劉文彩不顧別人的死活，被淹的仁和街是他獨資興建的，街上大多店鋪是劉文彩自己的，所以受損失最大的還是他自己，但為了中學，劉文彩也顧不了這許多。
窮孩子不能失學 好老師待遇更高
劉文彩辦學不是為了斂財，相比於他對學校每年1000畝田產的投入，學生的學費卻非常低廉。據《地主莊園滄桑錄》記載，1945年春，文彩中學招收第一期學生300多人，全部免費入學。以後各期學生，每期學費也不過6鬥米，比當時的一些公立中學的學費還要低。
“文革”中有人對劉文彩晚年興學極盡謾罵之能事，說他辦學是為了培養剝削階級子弟，而實際上文彩中學的學生很多是貧苦農民子弟。除了低廉的學費，劉文彩還設立一項“清寒補助金”，定向資助那些家境貧寒的學生，保證他們不會因家庭經濟困難而輟學。出資人除了劉文彩，還包括安仁鎮的其他士紳。
文彩中學高男一班學生彭學鑫，當年因家庭經濟困難輟學，考入文彩中學後，他的學費和燈油費全部減免，所交伙食費也寥寥無幾，因此在該校順利地讀完高中，後來成了著名的機械專家。
彭學鑫曾這樣回憶自己的母校：“文彩中學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養了許多人才，特別是把許多貧寒子弟培養出來，這實在是不簡單的事。”
不僅對貧寒學生照顧有加，對外地學生，劉文彩也想得周到。抗戰勝利後不久，二十四軍分到八輛卡車（二十四軍為劉文彩六弟劉文輝的部隊），劉文彩立刻挑了一輛，當成了文彩中學的校車，專供外地學生上學、回家之用，避免學生長途跋涉的辛苦。
對教師，劉文彩更是待若上賓。他之所以能網羅到這麼多的名師，優厚的薪水是一個重要的籌碼。他給老師開出的薪水，是普通中學老師的雙倍，優秀教師的薪金更在原收入的兩倍以上。
還有一項待遇也是非常誘人的，那就是該校老師人人都有一座獨門小院，院內花臺、魚池、書房、客廳、宿舍、廚房，一應俱全，幽靜別緻。就連老師回家探親，劉文彩也是關懷備至，一律派車接送。比起如今民辦學校的教師待遇，文彩中學的老師們堪稱幸福。
文彩中學（現為安仁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