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杼/詹裕農（Lily Yeh and Yuh-Nung Jan）自從建立實驗室，一直在UCSF（舊金山加州大學）。

早期葉/詹實驗室基本都是美國人，而且背景很強，例如幾位博士後來自哈佛（Chauncy Bowers、Diane Papazian、Tom Schwarz、Leslie Timpe、Ethan Bier）、普林斯頓（Bruce Tempel），等。Papazian在哈佛的博士論文是設計一個巧妙的方法“沉澱”/分離純化轉運蛋白。

這樣眾多優秀美國博士後，可能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是記錄，有可能是沒有華人打破過的記錄，而那還是1970年代後期、1980年代初。現在很多華人實驗室也難以招到美國學生/博士後，遑論名牌大學有突出論文發表之後還加入的。

我的教育背景（江西醫學院）不僅是那時的最弱，而且可能是他們實驗室全部歷史最弱，也很可能是舊金山加州大學全部歷史教育背景最弱的研究生。

不過，因為我是葉/詹實驗室第一個華人研究生，而且來自中國，詹裕農老師在學校講中文的物件就只有Lily 和我，而用中文講故事教育學生的物件只有我一個。

現在回顧起來，猶如學術文化傳承的獨生子。但當時還經常擔心自己做的好不好、問題好不好，老師是否接受、認可、高興？

講故事有獨特的課外教育作用。

他們後來有英文自傳，其中大部分內容我聽過，有些不止一遍（雖然本文的題目是誇大）。

故事對學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無法以考試上課衡量，但不一定不是更大。

有人生價值觀、有科學標準、有研究品味、有文化聯絡。

詹老師的故事，永遠是科學界、科學家、科學工作。

唯一例外的是他父親去世後，他赴臺灣奔喪回舊金山後，說了幾句他父親的情況。他是江西玉山人，與姚期智的父親是很近的工作關係，他們兩家住的也近。他們中學都在臺北建國中學、大學都在臺大，有些競賽關係。

葉公杼是臺北第一女子中學（北一女）一貫的尖子生。免試入臺大。詹裕農高中時期平時不夠認真、成績不夠，但聯考（高考）全臺灣前十名。兩人相繼入臺大物理系。葉老師是不信同學的哥哥說女生不能學物理和工程而選的物理。詹老師是不願學醫而學物理。

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很強。那年研究生突然錄取三位臺灣來的，葉/詹都入選。他們在物理系覺得自己年齡超過了歷史上一批出類拔萃的物理學家（這是詹老師當年口頭對我這麼說的，但自傳好像只寫了他們受生物的影響）。那三個哈佛博士之一還告訴我詹裕農老師資格考試沒及格，但看來沒有這回事，是學生輩悄悄傳錯了。一位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後來告訴我們幾個研究生：詹裕農的博士論文的理解是錯誤的，研究本身沒有問題，不過理解和結論錯誤。這好像是說對了，詹老師自傳也說後來其他人發現他的理解錯誤，不過迄今也沒有人能夠理解。就沒有人在後面傳葉老師什麼，一輩子猶如金身的塑像。

他們兩人的生物學博士論文都不起眼，但他們成功地轉型，並得到大科學家Max Delbruck的教育。他們一輩子科學論文中，與Delbruck的最不重要，但他們念念不忘“Max”的教誨，給兒子也是這樣命名。Max是物理學轉生物學獲獎，恐怕也是他們尊重的重要原因。

學過物理學，特別是理論物理的人，恐怕一輩子都無法真正尊重生物學，無論什麼領域，至少是無論迄今已經有的無論什麼生物學領域：曾經滄海難為水。

他們的第一個博士後導師Seymour Benzer，是物理學轉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奠基人之一，到1960年代後期轉而研究果蠅的神經生物學。他的工作足夠獲兩個諾貝爾獎（基因突變的本質、行為的分子機理）。Benzer開創的生物鐘分子機理研究，在他去世之後，諾獎頒發給了他的學生和其他另外，三位都是繼續Benzer的生物鐘基因研究，特別是Benzer與學生髮現的“Period”基因。葉/詹跟Benzer學習了果蠅和遺傳學。也開始了電生理記錄。特別是篩選到了Shaker突變果蠅，並提出可能編碼鉀通道或鈣通道。

為了打好神經生物學基礎，他們居然做了第二個博士後。一般人只有第一個沒有做好才做第二個，他們為了更好而做第二個博士後。

他們去的是世界上唯一的神經生物學系：哈佛醫學院。導師是系主任Steve Kuffler。Kuffler在二戰中繼承歐洲傳到澳大利亞的神經生理學，帶到美國，現在霍普金斯大學，後建立哈佛醫學院神經生物學系。Kuffler的早期學生David Hubel、Torsten Wiesel在Keffler基礎上前進，獲得諾獎。Kuffler一直支援他們，而不搶他們的功勞。而按一般情況，他完全可以繼續與學生在一起，可以共享功勞。但這位猶太科學家，非常慷慨。

葉/詹在Kuffler實驗室的工作，在當時的神經生物學界非常引人矚目：神經肽與小分子神經遞質不同，可以彌散到附近神經細胞，而不今僅是直接近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