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紐約投資銀行部門實習的馬克·莫蘭(Mark Moran)即將面臨新一週的辛苦工作，這一週的工作時間還是長達90小時，他知道，自己需要藉助外力才能熬過暑期實習的剩餘時間。同事給了他一個小建議：去華爾街的一家健康診所就診，跟醫生說他難以集中注意力。

在第一次就診之前，他花五分鐘時間填寫了一份問卷。其中一個問題問他是否難以保持條理，還有一個問題問他是否愛拖延。隨後，他見到了一位醫師，醫師對他說，他的回答表明他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他拿著醫生開的Adderall處方離開了診所。

儘管一位當心理學家的家人並不認為莫蘭患有多動症，但莫蘭發現，自己服用Adderall之後可以一口氣工作好幾個小時，而且能夠饒有興趣地去做投行業新手不得不做的一些瑣碎工作，比如在PowerPoint上對齊公司標識，或者在微軟Excel中設定單元格的格式。

他還想向老闆證明自己的勤奮，最終，他在讀完研究生後獲得了高薪全職工作。

“他們給了我開了處方藥，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我就上癮了，”莫蘭說。33歲的莫蘭現在經營自己的投資者關係公司。他在社交媒體上也十分活躍，就金融、政治和文化問題，包括處方藥的使用發表犀利評論。“你會變得要依靠它才能工作。”

華爾街金領為非法藥物和紙醉金迷的夜生活而大舉揮霍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可卡因一直是華爾街最愛嗑的藥，電影《華爾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便刻畫了這幅圖景。

如今，藥物更多被當作一種最佳化工作績效的工具，特別是對分析師和助理職級的銀行業底層打工人來說。他們的工時長，工作枯燥，還要卷升職加薪——找醫生開興奮劑，比如Adderall和其他多動症治療藥已經成為家常便飯。

曾在舊金山富國銀行(Wells Fargo)從事醫療保健行業投行業務的喬納·弗雷(Jonah Frey)說，一位同事有時在“牛棚”（銀行業初級工作人員坐在一起辦公的公共區域）的辦公桌上吸食碾碎的Adderall藥片。“看到的人連眼睛都不會眨，”他說。

還有人過量使用Zyn等尼古丁袋或飲用能量飲料。一位2017年至2019年期間在休斯頓工作的銀行員工描述了他的同事們喝“魔爪炸彈”的情景——把一瓶超強5小時能量彈倒進裝滿魔爪能量(Monster Energy)飲料的玻璃杯裡，一口氣喝下去。其中的咖啡因含量相當於一次喝下近五杯咖啡。

在華爾街因迫使初級員工承擔大到危及健康的工作量而招致批評的背景之下，有這種不靠興奮劑就無法完成工作的感覺就不難理解了。

2024年8月，《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對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年輕員工的工作待遇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工作時間過長，違反了該公司的政策，並造成了健康問題。2024年5月，一名初級員工為做完一個價值20億美元的收購專案，連續一個月左右每週工作逾100小時，之後不幸去世。這篇文章發表後，美國銀行和整個行業都表示將設法解決超時工作問題。例如，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現在要求初級員工報告他們的工作時間，並將在某些情況下進行干預，以確保他們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80小時。

不過，就如何應對長時間高壓工作這一問題對十多家銀行50多名現任和前任投行員工進行的採訪清楚地表明，在工作場所，人們會公開討論興奮劑的使用而且可以親眼見到。

本文提到的大多數銀行要麼不予置評，要麼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總的來說，一些銀行已經表示致力於改善員工的工作條件。一些銀行則表示，它們將這些例子視為個案，並稱員工自行就處方藥作出事關健康的決定。

在華盛頓特區的Ascend Capital從事併購業務的銀行人特雷弗·倫斯福德(Trevor Lunsford)說，他服用Adderall已有七年時間。“這是我生活中一個非常核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他說。

他說，有一個月的時間，他每週周初要趕早晨6點的航班，經底特律轉機飛往丹佛，去見銀行的客戶。他要花八個小時聽取管理層的介紹，然後再花四個小時參加晚宴。

“一週總有那麼幾天，每天要工作20-22個小時，”他說。“如果不能服用Adderall的話，我就無法堅持工作，無法集中精力，無法迅速作出決定。”

製藥資料公司Iqvia向美國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2022年年底，約有1,400萬人擁有多動症藥物處方，較2012年增長了26%。由於線上醫療服務使藥物更容易獲得，新處方數量激增，尤其是在成年人當中。據醫療資料分析公司Truveta稱，2024年，30歲至44歲人群首次使用Adderall的處方量較2021年增加了27%。

Adderall和另一種常用的多動症處方藥Vyvanse被歸為“附表2”藥物，與可卡因和阿片類藥物同屬一類，因為它們有很大可能被濫用。而濫用會造成行為異常和心臟問題。

塞繆爾·格萊澤(Samuel Glazer)是紐約的一名精神科醫生，為華爾街那些高效能銀行人提供諮詢服務，他說，對Adderall等藥物長期影響的研究還不充分，而這些藥物往往會成為通往更危險藥物的入口。他說，曾經有客戶在來找他之前試圖從毒販那兒買藥，因為他們每月的處方藥吃完了。

他說，在華爾街工作，能夠取得豐厚的經濟回報，從業者的起薪可達20萬美元，這促使人們不惜使用藥物來提高業績，他還說：“只有當你真的很想做出成績，才會花這麼長的時間來工作。”

他說，安非他明在工作場合已經洗去了汙名，他擔心這會導致許多人產生終身依賴。“我的許多患者在考慮服用興奮劑時，就像考慮服用複合維生素或膳食補充劑一樣隨意，”他說。“人們目前對待這類藥物的態度比20年前對待阿片類藥物要隨意得多。”

精品診所（比如莫蘭光顧的紐約診所Trifecta Health)的興起以及在疫情期間蓬勃發展起來的遠端醫療站為獲取多動症藥物提供了便利。

擁有並經營Trifecta的精神科醫生愛德華·弗魯特曼(Edward Fruitman)說，他的客戶有50％來自華爾街。他說，這些人向他求助，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因為那種高負荷工作如果不借助外力幾乎不可能完成。“任何人真正能夠產出，真正能夠做完的事情都是有限度的，”他說。他還補充說，在工作中遇到困難，可能表明有未經治療的多動症。

對於多動症患者，“我在嘗試建立一個不會給治療帶來任何其他障礙的系統，”他說。這位醫生還說，該診所努力防止濫用興奮劑，而且會尋找藥物覓求行為的蛛絲馬跡。

Trifecta不接受保險。患者首次就診需支付350美元，之後每月支付240美元。疫情暴發後，Trifecta開始提供遠端醫療服務。（弗魯特曼還經營整形外科業務，提供肉毒桿菌毒素注射、填充和麵部拉皮手術，並提供包括成癮諮詢在內的精神科診療。）

從2016年到2019年，莫蘭一直在這家診所就診，花費超過5,000美元。他最終將藥物從Adderall換成了Vyvanse，處方劑量也慢慢增加到一日70毫克。他說，有人告訴他，使用者會對藥物產生耐受性，因此增加劑量是正常的。一開始，他每月去一次診所，讓醫生給他開處方，但他說，後來他不需要去診所也能拿到處方。

在他最後一次就診時，一位醫生助理提出繼續為他開一日70毫克的Vyvanse（該藥的一日最大劑量），外加一日20毫克的Adderall。他不同意新的方案，大約一週後，他就不再去這家診所了。

那時，他在紐約的精品投資銀行Centerview Partners工作。他在辦公室為一位客戶準備融資簡報，一直忙到凌晨5點，然後回家換了身衣服，上午9點左右返回公司與客戶會面，中途服用了Vyvanse。

當天上午晚些時候，他在修改一個財務模型時開始心悸，感覺就像剛剛跑完一場800米比賽，“只不過我是在做微軟Excel，而不是在跑道上。”

“我知道我必須停下來了，”他說。

2020年，富國銀行的職員弗雷拿到了Adderall的處方，弗雷是在一家名為Teladoc的線上醫療保健公司將他轉介給一名外部醫師之後拿到處方的。本文發表後，Teladoc告訴《華爾街日報》，其平臺上的醫生不開Adderall的處方。

他想要嘗試Adderall是因為他的一些同事用過這種藥，他們告訴他，該藥有助於應付長時間的工作。在舊金山辦公室，常常需要從凌晨4點開始工作，與東海岸的銀行客戶通話，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點左右才結束工作。

2021年，他在紐約的Leerink Partners（矽谷銀行的前投資銀行部門）找到一份新工作，負責組建一個專注於醫療保健業務的團隊。

他要建立複雜的財務模型，製作多達100張幻燈片的簡報，力爭在大型併購案中擔任關鍵的顧問角色，除此以外，他還要從事業務開發工作，並幫助經驗較少的分析師掌握工作技能。“我的工作量至少增加了兩三倍，就在那個時候，情況開始變得糟糕，“他說。

他在每月一次的就診時告訴醫生，他的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許多，醫生提出可以增加劑量。他同意了。

“我開始上午服用一次，下午服用一次，一開始是一週服用五天，後來變成一週服用七天，因為我大部分週末都在工作，”他說。

他開始分不清星期幾，因為這些藥片讓他不眠不休地瘋狂工作。他食慾不振，體重下降了約25磅。

最後，他在2022年辭去了工作，並停止了服藥。

他搬回家與父母同住。大約過了一個月才感覺恢復正常。他晚上會冒冷汗，要麼連續睡12個小時，要麼根本不睡覺。他努力讓自己有事可做，包括透過應用程式多鄰國(Duolingo)學習法語。

“我瞭解使用Adderall的負面風險，”他說。“但我得到的回報是，我當上了董事總經理，拿到了七位數的薪水。我覺得自己必須要有競爭力才能做得到。”

停藥後，“可以說我不得不重新學習一些基本的東西，學習如何作為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而不是僅僅在辦公室裡玩命工作，”他說。停藥兩個月後，他進入商學院學習，現在已經重返工作崗位。

一些銀行人依靠Zyn等尼古丁袋和能量飲料來為自己充電，完成枯燥的工作，包括建立只要輸錯一個等式就可能毀掉整個專案的大型財務模型，或者花費很多個小時，為私人公司的潛在買家梳理晦澀的財務資料。

Zyn是菲利浦-莫里斯國際(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旗下Swedish Match的一款產品，採用曲棍球大小的容器包裝，每盒15小包——使用者可以把小包放在嘴唇和牙齦之間。一些銀行業從業者說，他們看到有同事在一天內使用大量Zyn小袋，攝入的尼古丁量相當於吸了至少一包香菸。空盒通常堆在“牛棚“周圍，就像一座座金字塔。

據三位曾在Jefferies休斯頓辦事處工作過的人士稱，一些分析師在做財務模型和PowerPoint幻燈片時，一次會往嘴裡塞進兩包Zyn。

他們說，Zyn幫助銀行人熬過了工時激增的2024年，在這一年裡，他們為一些大宗交易連續多日工作到凌晨4點，比如Diamondback Energy和Endeavor Energy價值260億美元的併購交易。

這款產品在網上和零售店經常售罄，包括投資銀行附近的商店。在曼哈頓，Jefferies街對面熟食店Smiler’s Deli的一名收銀員說，該店一週進兩次Zyn，一次的進貨量接近100盒，通常沒幾天就賣完了。該店在櫃檯後放了一袋Zyn競爭對手品牌的產品，以便在下一批Zyn到貨前提供給需要補充的顧客。

一位前銀行業工作人員說，他2017年至2019年期間在紐約的金融服務公司Guggenheim Partners工作時開始服用Adderall，因為他發現，許多其他同事都在服用這種藥物。辦公室裡“到處都是藥瓶，”他說。

富國銀行的一名員工說，他每天早晨服用50毫克Vyvanse，晚上有時會再服用20毫克Adderall。據格萊澤說，典型的起始劑量是一日30毫克Vyvanse或5毫克Adderall。

由於多動症藥物持續短缺，這位員工經常要大費周折來尋找可以按處方為他配藥的藥店。他的備選藥店名單上約有10家藥店，每月都要嘗試不止一家。他說，當他發現自己居然坐上一輛城市公交車，到距他的辦公室近一小時車程的皇后區一家藥店買藥時，他意識到自己上癮了。

他還說，這些年來，他覺得自己因為使用藥物而變得與社會疏離，變得很孤僻。

他說，安非他明影響了他在工作中與人聊天的能力，因為他感到焦慮，一心只想著工作。他不參加社交活動，幾乎每晚都在公寓附近的健身房鍛鍊身體，或者一個人玩電子遊戲。

他說，他覺得藥物讓他變得像個機器人，滿腦子都是交易，沒有興趣與陌生人社交——因為他從中看不到直接的增值。

一位在波士頓從事大宗商品金融工作的女性使用過Adderall，在用藥後的第一年，她感覺這簡直是一種神藥，能夠讓她精力充沛地工作到深夜，在辦公室一待就是48小時。她說，服用這種藥物後，她可以集中精力分析大宗商品市場的晦澀趨勢，建立複雜的電價預測模型，接連幾個小時都不需要休息。

她的體重下降了約30磅，而且很少吃東西，但她在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因此決定不要多想。

她說，這種藥物慢慢改變了她的個性，使她變得過於自信，在財務上變得不負責任。她會利用短暫的工作間隙，用自己的積蓄投資風險很大的仙股。

經過近兩年的時間，她意識到如果不靠這種藥物，她就沒有精力去做任何事情。她試圖徹底戒斷。她不再上班，她投資的高風險仙股開始出現鉅額虧損，虧損了數以千計的美元，但她並沒有把這些糟糕的賭注給賣掉，因為她感覺沒有動力去任何地方，也沒有動力做任何事情。

2021年，她辭去工作，賣掉股票，搬到加利福尼亞去住了一段時間。從那以後，她一直在與抑鬱和復吸作鬥爭。

Adderall還作為一種街頭毒品廣泛售賣。但風險在於，假藥可能含有芬太尼，而芬太尼是一種通常會致命的阿片類藥物。2022年，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兩名大學生便因服用含有芬太尼的假冒Adderall藥片而死亡。

紐約的精神科醫生格萊澤說，濫用興奮劑的人更容易尋求其他型別的毒品。

29歲的邁克爾·布盧姆(Michael Bloom)於2022年加入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的紐約辦事處，在轉入投資銀行部門後，他渴望證明自己。他所在的團隊從事金融科技行業的交易，兩名曾在該團隊工作過的人表示，該團隊以工作時間長、人員流動大而著稱。

一位熟悉布盧姆的人說，一位上司曾把布盧姆拉到一邊，對他使用Adderall來應付工作表示擔憂。布盧姆告訴上司，他認為自己吃藥並不是什麼問題，他需要靠吃藥來集中注意力。

據三位瞭解布盧姆日程安排的人說，2023年4月11日晚7時左右，布盧姆從辦公室回家，在家裡工作了整整一夜。其中一個人說，他團隊中的一個人在晚上9時左右給他打電話，問他是否有餘力來開始一個新專案的工作，布盧姆說他做不了，因為他已經太忙了。其中兩人說，布盧姆在凌晨3:30左右又接了一個電話，是他的同事打來的。

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發現他倒在地板上死了。屍檢結論是，他死於芬太尼和乙醇共同作用下的急性中毒。無法得知芬太尼是如何進入他體內的。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一位發言人說：”失去同事和朋友令我們感到極度悲痛。我們將繼續關心他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