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煉：過去14年裡，我國貨幣政策取向一直用“穩健”表述，在此期間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地緣政治風險加劇，主要國家貨幣政策從極度的量化寬鬆到大幅度快速加息收緊。

新冠疫情暴發後，國內房地產市場走勢逆轉，經濟週期波動、宏觀政策總體穩定的同時也進行了適度調整，貨幣政策取向雖然表述未變，但實施的導向、方式、力度等都有變化，事實上趨向偏寬鬆。

此次貨幣政策清晰地給出了從“穩健”到“適度寬鬆”的取向，這是一個重要變化。

首先，體現了對國際形勢嚴峻複雜的判斷，對外貿易受限於以關稅戰為主的壁壘，產供鏈重構引發國際投資異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受到一定的打壓遏制。

與此同時，國內經濟受房地產、地方債務等問題所累，投資消費信心不足，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從物價這一貨幣政策核心目標看，我國由過去數十年高速發展轉型換擋期轉為面臨通縮的威脅。

這些國內外形勢的巨大變化，使宏觀政策長期對通脹保持高度戒備的取向發生改變，必須用鮮明政策態度和立場應對當前經濟下行風險。如果僅僅透過內涵調整而表述不變，不能更清晰地反映對經濟形勢和走向的判斷，不能充分體現政策的力度，難以有效提振對宏觀調控的信心。

所以，我認為貨幣政策表述的變化意義十分重大，向社會傳遞的訊號是：全力以赴穩增長，透過利率和流動性的調整，促投資擴消費，堅決遏制經濟下行風險；積極有為穩市場，透過創新工具，最佳化職能，促進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發揮投資和融資功能，助力提振信心；審慎穩妥防風險，透過特定政策支援，助力化解地方債務和房地產等重點領域風險，減緩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數量寬鬆防通縮，透過在二級市場交易國債，使用多樣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繼續保持流動性合理適度，支援經濟結構調整最佳化，推動物價水平回升到正常合理區間。

胡曉煉：當前實施的“適度寬鬆”貨幣政策與15年前實施的“適度寬鬆”，雖然表述一致，但內涵還是有不小的差異。

15年前，我們處在全球化經濟合作發展為主基調的大環境下，國內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但當時突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了外需，使經濟下行壓力陡然增大。

而當前我們面臨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挑戰主要來自巨大的不確定性、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競爭主導的經濟競爭。國內經濟增長模式和動力轉換、長期快速增長積累的問題浮出水面，處於發展的陣痛期。所以，黨中央把暢通國內大迴圈、以創新引領發展作為應對挑戰的決定性一招。

因此，如果說15年前的適度寬鬆是外延式寬鬆，以大規模刺激為主要特徵，以超高速貨幣投放和貸款增長、專案貸款快、數量多為表現，那麼當前的適度寬鬆則是內涵式寬鬆，以促進經濟轉型發展、著力提升發展質量為重心。

當前，規模數量不是最主要的目標，結構和對經濟發展的長期作用才是重點。這既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要求，也緣於這些年我國貨幣供給和信貸規模總量已經足夠大，數量作用的邊際效果明顯減弱，適度寬鬆需有利於化解長期積累的矛盾和風險，而不能只顧眼前的風險。

下一階段，我們觀測貨幣政策效果，不宜用傳統的眼光聚焦貨幣供給量增長是不是夠快、信貸規模增長是不是夠大，而是要看對創新支援、對中小民營企業支援、對消費以及民生領域薄弱環節的支援是不是有力有效。

胡曉煉：超長期特別國債是中央政府發行並承擔償還責任的超長期債務，主要用於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超長期國債並不直接增加地方政府的債務。

當前推動經濟回穩，需要擴大有效投資和促進消費雙輪拉動。傳統上擴大內需起效快、作用大的方式是增加投資。過去在遭遇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不利外部衝擊時，我國都是透過擴大投資穩定經濟，保持經濟增長。

但長期依靠擴大投資的增長也帶來比較明顯的副作用，傳統領域的投資潛力已經充分挖掘，新興領域的有效投資需求還沒有充分展現，重複投資、低效投資成為妨礙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頑疾。此輪為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穩定經濟增長而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其用途與傳統的擴大投資有顯著的差別。

首先，在用途方面，重點投向薄弱環節、民生短板、中長期能力建設等領域，聚焦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升糧食和能源資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等方面的重點任務。

其次，超長期國債可以改善投資專案的內部收益率，適用於專案短期效益不突出，但長期來看對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專案，可以減緩近、中期財政收支壓力。發揮好投資對穩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拉動作用，除專案儘快開工建設形成實物工作量以外，需重視增強重大基礎設施投資的財務可持續性。

我認為，發行國債會增加國家整體債務水平，未來償還債務還要以投資效益為基礎。需重視發揮好市場作用，政府主導專案准入管理雖有助於聚焦重點、實施速度快，但歷史經驗教訓也表明，政府對具體微觀經濟活動參與越深、越具體，除易產生道德風險外，還可能導致投資效益不彰。

因此在具體專案選擇上，要更加註重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重大專案實施既等不得，也不能操之過急，應將積極進取與精心規劃、科學設計、認真研評風險收益、高質量開展建設結合起來。

胡曉煉：在當前嚴峻複雜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下，我國貨幣金融領域開放充滿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資本投資雙向流動遭遇更多障礙，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來華投資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施加諸多限制，尤其是對科技創新研發等領域的投資進行嚴格審查限制。

同時，中國對美投資也面臨重重阻礙，雙向投資活動受到制約，金融為實體經濟提供跨境投資服務的空間受到擠壓。

其次，人民幣國際化程序受到阻礙，美西方國家為維護其貨幣霸權地位，打壓非國際主要貨幣的使用，甚至威脅對不使用美元從事國際貿易投資活動的經濟體加徵關稅。這種立場對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序構成威脅。

四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受到很大影響。在香港特區一些美資機構正在逐漸撤出，金融市場交易量有所萎縮，市場動盪加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被壓降。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要積極加以應對。首先，應該繼續擴大金融開放，特別是增強資本市場的吸引力，在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繼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序，將香港、上海打造成人民幣金融資產的配置中心，為國外投資者在中國投資創造便利條件。

其次，要切實保護好中國金融資產安全，透過運用國際法律手段、資產投資多元化、研究加密數字貨幣資產開發、儲藏、使用、監管等制度設計，未雨綢繆。

胡曉煉：我國金融業開放是一個範圍不斷擴大、深度不斷拓展的漸進過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這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金融開放的重點，體現出對金融開放的質量要求。與以往降低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允許開辦更多業務品種、增加入市投資額度等開放舉措相比，過去主要還是體現在數量開放上，而現在更強調質量。

金融高質量開放蘊涵著透過開放使金融更好服務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以及防範金融風險衝擊國家經濟安全的底線要求。基於此，要吸取國內外發生重大金融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風險的教訓，從風險的成因、引爆、傳染、處置等全過程入手，系統性建立風險預警、防範、化解體制機制，這是制度型開放的組成部分。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是防範風險的決定性基礎，金融機構強化治理穩健經營是防範風險的重要保障，健全的制度法律和有效的監管是防範風險的屏障。

開放會帶來金融活動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從而增加管理的難度，增加風險的可能性。要防範風險造成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沖擊，關鍵是在開放中堅持以我為主，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要求，堅持與時俱進、靈活高效。

胡曉煉：在我看來，主要有消費、民生、創新、改革等關鍵詞。期待在這些方面的工作有更全面、具體、實在、有力度的舉措，推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