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播的《夢華錄》改編自關漢卿雜劇《趙盼兒風月救風塵》。《夢華錄》劇中，姐妹三人團裡的宋引章是個比較有爭議的角色，談得一手好琵琶，頗有事業前景，但也因為一心擺脫身在樂籍的官伎身份而一次次陷入自以為是的“真愛”。歷史上，像宋引章這樣的官伎，生活狀態是怎樣的呢？
不知道諸位是否注意到一個現象：中國古代文人與青樓文化密切相關，在有的時代甚至可以說攜妓出遊是讀書人和官員的標配。舉凡名妓如薛濤、李師師、柳如是、董小宛、陳圓圓等，莫不與名士密切相關。唐代應舉士子結束考試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平康坊，白居易《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憶昔嬉遊伴，多陪歡宴場。寓居同永樂，幽會共平康。”說的就是長安著名紅燈區平康坊。平康坊以北的崇仁坊北街當皇城之景風門，與尚書省選院（即禮部南院，與吏部選院同在今天西安鐘樓的西南）接近，進京趕考的書生在京城無第宅者多在此租房居住，去平康坊十分方便。另外，平康坊南側的宣陽、親仁兩坊也是書生們集中住宿之地。孟郊《登科後》雲“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您可想過這個“花”是什麼花？到了明代，南京秦淮河畔有江南貢院，貢院附近即是青樓，這與唐人別無二致。文人似乎是離不開流連花叢的“雅緻”，青樓也偏愛文人，因為他們有錢有閒又有才，是理想的消費人群。
青樓寄託著男人們的夢想。自古禮教嚴格，“良家婦女”不僅要三從四德，而且正言、正視、正聽，正位乎內，“內言不出於閫”，即便是所謂婦女地位較高的唐代，《女誡》《內範》之類約束婦女的行為規範照樣被人們廣為接受。婦女們不僅循規蹈矩，而且多數文化水平有限。這樣的婦女是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一手構建出來的。
即便是夫婦也有所謂敦倫之禮，漢宣帝時期大臣張敞為夫人畫眉，“有司以奏敞”，漢宣帝特地詢問，張敞回答：“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這是句大實話，但是“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漢書·張敞傳》）。這種夫妻間的戲謔之舉也被有司奏稟皇帝，可見那時之禮教觸角是深入家庭的，張敞只是說了句大實話，諷刺這種形式主義，但仕途也照樣受到了影響。
宋代司馬光夫人因為兒子早亡，於是主動張羅為丈夫納妾（司馬光紀念妻子所寫《敘清河郡君》：“御婢妾寬而知其勞苦，無妒忌心。”可能指的就是此事），但是司馬光毫不心動，該妾盛裝入書房，逡巡一番後拿出一卷書搭訕道：“中丞，此是何書？”司馬光行拱手禮，曰：“此是《尚書》。”（《清波別志》）小妾鬧個無趣，只好訕訕退出。像這樣的男性似乎是動靜有禮的“典範”，在當時被作為正人君子的象徵受到讚揚，這就是那時候的價值觀。
但是封建禮教的虛偽就在這裡：男人們心中有一種自然原始的慾望，這種慾望不便在家中釋放，而是要在特殊的場合釋放，其實他們心目中有“完美的女性”有才華、有自由奔放的性格以及較大的性自由，可以給予男性更多的溫存。毫無疑問，青樓女子就是這樣的人。
無數騷人墨客留下了關於青樓的無數文字，從青樓女的外貌、言談、詩文、樂聲、戲謔到居所、器具無所不包，其中有笑，有嘆，甚至還有淚，像《北里志》這樣由文人撰寫的“紅燈區指南”似乎一點也沒有羞澀感，反倒有一種自誇的得意，以及與青樓女性心氣相通的人生慨嘆。文字涉及過青樓的名人更是舉不勝舉。青樓文化以唐代為最盛，文人墨客莫不以攜妓春遊為樂且津津樂道，當時法律亦不禁止官員宿娼，且有官妓專門為之服務。這一點甚至引起後世之“羨慕”，宋代《中吳紀聞》卷一：“白樂天為郡時，嘗攜容、滿、蟬、態等十妓夜遊西武丘寺，嘗賦紀遊詩，其末雲：‘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即唐代官員尚無嫖娼禁令，所以白居易、杜牧、元稹等才如此風流，清代趙翼《題白香山集後詩》：“風流太守愛魂消，到處春遊有翠翹。想見當時疏禁網，尚無官吏宿倡條。”似乎頗有些豔羨之情。
在這無數有關青樓的文字中，有一個格外突出的現象，也是很多人曾經問過我的問題：為什麼古代詩人不怕性病？怎麼不見他們記載得病？
我想看到這個問題，可能很多人會脫口而出一個答案：古代青樓不是妓院，青樓女子賣藝不賣身，伎不等於妓……諸如此類。這是一個大錯特錯的觀念，這些年隨著某些“大咖”在網上的“科普”變得大行其道，誤人深矣！中國歷史絕大多數時間段不存在“賣藝不賣身”這個現象，只有到了清代以後才有了所謂“清倌人”，多多少少有了點“賣藝不賣身”的意味，但除此之外的歷史時間段，青樓女子就是以色和藝侍人，妓與伎相通。後面我們還會談到，清倌人的出現極可能是梅毒催逼的結果。
“青樓”則原本指的是華麗高樓，《晉書》卷八九《麴允傳》：“麴允，金城人也。與遊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遊，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南齊書》卷七《東昏侯本紀》：“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後來又指女子居住之地，曹植《美女篇》：“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唐施肩吾《冬日觀早朝詩》：“紫煙捧日爐香動，萬馬千車踏新凍。繡衣年少朝欲歸，美人猶在青樓夢。”
把青樓與妓院正式聯絡起來的是風流才子杜牧。《唐闕史》記載，牛僧孺擔任淮南節度使期間，杜牧曾任他的幕僚掌書記。當時揚州商業發達，娼妓業興盛，據說九里三十步長街，無數絳紗燈映紅了整個天空。杜牧在其中流連忘返，每晚悄悄溜出去嫖娼，“無虛夕”。牛僧孺器重他的才華，經常派負責治安的街卒穿便裝暗自跟蹤保護。後來杜牧被徵召為侍御史，臨走向牛僧孺告別。牛告誡曰：“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杜牧還掩飾稱自己“常自檢守”，牛僧孺笑而不答，拿出了整整一箱檔案，全是每晚街卒的報告，內容均是“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杜牧大慚。此事又見唐丁用晦《芝田錄》，但是文字較為簡略。杜牧《遣懷》詩描述了自己的這段風流生活：“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此詩不脛而走，自此青樓正式成為煙花柳巷的代名詞。
杜牧《張好好詩帖》區域性，張好好為杜牧早年結識的歌伎。
青樓女子並不存在賣藝不賣身的現象。古人用字較為隨意，娼、倡、妓、伎從字面上來說並無本質區別，《說文解字》：“倡，樂也。”李善注《文選》曰：“（倡）謂作妓者。”此處“倡”與“妓”等同，而且此時的“倡”男女皆有，指有技藝之樂人，《漢書》卷九三《李延年傳》：“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此即明證。而“娼”字乃是後出，要晚到魏晉南北朝，顧野王《玉篇·女部》：“娼，婸也，婬也。”明代《正字通》：“倡，倡優女樂……別作娼。”《康熙字典》：“娼，俗倡字。”唐房千里雲：“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清代趙翼《題白香山集後詩》有“尚無官吏宿倡條”一句，指的是唐代沒有禁止官員嫖妓的條例。此處小結一下，“倡”等於“妓”，也等於“娼”。
至於“妓”，與“伎”也沒有本質區別。《說文解字》：“妓，婦人小物也。”《華嚴經音義》上引《坤蒼》稱：“妓，美女也。”《康熙字典》：“妓，女樂也。”也就是說，“妓”就是女樂，這就與“伎”等同了。而正如前文所述，女樂別寫為“娼”，與一般意義上的妓女沒有本質區別。西安碑林博物院藏有唐代《故妓人清河張氏墓誌》，是唐代名相李德裕的侄子李從質紀念自己的伴侶張氏所做，墓誌中用“色豔體閒，代無罕比。溫柔淑願，雅靜沉妍”來形容張氏，可見感情之深。但是李從質在這裡用“妓”命名張氏，毫無諱言之意，顯示出張氏極可能就是伎人，即歌舞演員，二十歲時候跟隨了李從質。這樣的女子本來可能隸屬教坊，有人看中則轉而為家妓，可見妓與伎之間本無本質區別。要說有區別，大約也就是以才藝為重還是以色相為重的區別，但不可簡單地以“有”和“無”來衡量。
所以說，並不存在所謂“伎”不等於“妓”的現象。經常有現代人喜歡在古代文字上故作高深，某碑、某牌匾、某古籍上出現的某字只要與一般寫法不同，總有人能闡發出一番微言大義，似乎其中隱藏著密碼一般。實際上古人寫字真沒有今人九年制義務教育語文課那麼嚴格，通假字、異體字、俗體字混用，更不要說古代各個階段發音往往不一樣，文字出現寫法的不同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文字上不存在“伎”不等於“妓”之說，那麼古代究竟有無賣藝不賣身的現象？
王書奴《中國娼妓史》（1934年）是研究娼妓問題的奠基之作之一，他把中國的娼妓史劃分為五個階段：殷商巫娼階段、周秦漢的奴隸娼和官娼階段、魏晉南北朝家妓與奴隸娼妓並行階段、隋唐至明代官妓鼎盛時代、清代以來私營娼妓時代。這其中“殷商巫娼階段”沒有什麼確切的證據，是王書奴根據蘇美爾及巴比倫神廟女祭司同時擔任“聖職妓女”（sacred prostitute）推論出來的，但是我們在中國的史籍中找不到這樣的“職業”。
商業化妓女和紅燈區的出現以唐代最為典型。王書奴將唐代妓女分為宮妓、官妓、家妓三種。黃現璠《唐代社會概略》第一章第二節“娼妓階級”中則將唐代娼妓分為家妓、公妓二類，而公妓中包括宮妓、官妓、營妓三種。日本石田幹之助《長安之春》（增訂版）所收《長安的歌妓》將唐代妓女分為宮妓、官妓、家妓與民妓。
但不管怎麼劃分，青樓文化最盛的唐朝的妓女在才藝贏人的背後仍然有皮肉生意，王書奴《中國娼妓史》認為，唐代妓女以言談詼諧、善音律為主，“以色為副品”。《北里志》是晚唐孫棨的作品，專門描述長安平康坊青樓逸事，堪稱“紅燈區指南”，這裡面可以看到，雖然平康坊妓女名義上隸屬“教坊”，當屬於某些網路大咖所說的“賣藝不賣身的藝伎”，但實際上卻與一般的妓女沒有區別。宋德熹《唐代的妓女》中認為：“像北里（平康坊）這種有組織之妓館的形成，在娼妓史上便代表一個新里程碑，意味著近代式商業化妓女的開始。”廖美雲《唐伎研究》觀點類似：“總之，從《北里志》的內容看，書中娼妓均具商業性質，她們更接近於今天人們所理解的妓女，活躍於民間，服務於社會和私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因此《北里志》中妓女的屬性當為市井妓女。”
當然，才藝是吸引年輕讀書人的重要法寶，唐代文人為什麼總少不了妓女題材的詩作？除了他們生性風流視其為雅事之外，還有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著名文人相當於今天的“大Ｖ”，他們對妓女的褒貶直接左右妓女職業生涯，所以妓女們爭相巴結他們，希冀並慫恿他們寫詩。例如《唐才子傳》記載了崔涯故事：“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聲價頓增，毀之則車馬掃跡。”晚唐《云溪友議》卷中的“辭雍氏”亦云：“每題一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他們的一個“好評”，能讓妓女門庭若市；他們的一個“差評”，能讓妓女門可羅雀。正是因為如此，詩歌唱和似乎成了青樓主旋律，但背後的皮肉生意還是存在的。《北里志》記載唐長安平康坊名妓顏令賓頗有才華，喜詩歌。“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祗奉，多乞歌詩，以為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病重之後由侍女服侍，看到落花而流淚，寫詩曰：“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令侍女拿著到宣陽、親仁等坊，看到新科進士及考生就對對方說：“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然後在家中宴請這些文人，歡樂之餘，忽然長嘆說：“我不久矣，幸各制哀輓以送我。”其母（其實就是老鴇）認為這是向賓客們索取賻贈（白包），想著能在顏令賓身上最後賺一筆，甚喜。等到顏令賓去世，賓客們送來的是一首首輓詩，老鴇大怒，扔到街上。
還有一些妓女，以與眾不同的性格或舉動吸引顧客。《北里志》記載有妓女迎兒無姿色也無口才，“既乏丰姿，又拙戲謔”，但性格彪悍，“多勁詞以忤賓客”，總是罵客人。還有一位更彪悍的：“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為事。”此女專門以打人為己任，能一把抓花客人的臉。這些女子卻很受某些有特殊愛好的客人的喜歡。《北里志》作者孫棨曾為妓女王福娘題壁三首，其一曰：“試共卿卿戲語粗，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為膏郎有無？”所謂“寒肌不奈金如意”就是體表有傷之意，白獺膏可能指的是白獺髓，外傷用。此處有兩種可能：第一，孫棨與妓女之間的確有某種性遊戲。第二，用典，《拾遺記》卷八：“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汙袴，嬌奼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孫棨疑似以此暗示自己與福娘之間關係如孫和與鄧夫人一樣香豔。古代有醫書曰《白獺髓》，涉及外科瘢痕之類，《本草綱目》卷五一也有“水獺髓”可以“去瘢痕”的記載。
當然，也有非常矜持的妓女，其目的是製造“奇貨可居”的氛圍。《北里志》記某妓女，其實姿色平平，但善辭令，深受歡迎。有年輕進士劉覃，富二代，聽說該女子大名，但未曾謀面，於是出重金求之，損友給該女出主意，禮金照收，就是不見，“得到不如得不到”，結果劉覃越發焦急，出錢越來越多，但該女還是拒絕見面。後劉聽說某吏能制住諸妓，重金賄賂該吏，小吏衝進去將該女塞入轎子抬來，劉覃興沖沖掀開轎簾，卻見該女子蓬頭垢面，涕泗交下，劉覃大失所望，令人原路抬回去！
至於宋代，雖然官府對官員狎妓有所禁止，但發達的商品經濟使得娼妓生意十分興旺。梁庚堯《宋代伎藝人的社會地位》對於宋代包括妓女在內的“伎藝人”的組成、身份和社會地位進行了探討，他指出：“事實上，不少女伎藝人，在出賣技藝的同時，兼且出賣色相。”他還對宋代有名的瓦子勾欄中倡優歌伎的陰暗面進行了論述：“瓦子勾欄給人的印象所以如此惡劣，女色的引誘自然是原因之一。不僅在瓦子勾欄，即使在其他處所，有時倡優歌伎也被用來作為以色行騙的工具。”明代謝肇淛的《五雜組》卷八《人部》對明代娼妓現象進行過概括：“今時娼妓佈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牣里閈。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
唐寅《王蜀宮妓圖》區域性
可以說，在清代以前，娼妓與聲樂密切相關，歌舞技藝、詩詞歌賦、酒席間的詼諧機巧是她們的首要職能，其次則是以色娛人的功能，清代則變得更“庸俗”，隨著私娼甚至洋娼的興起，清代的妓院更多看重的則是肉慾需求，“有清一代，娼妓可謂無所不在。近代以後，尤其是所謂同治中興後，華洋娼妓雲集，更是‘繁榮娼盛’。所不同的是，近代以來，它的文化成分下降，舊時各擅一技之長，與文人騷客詩酒往還的情景已不復舊觀，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情況下，肉慾的內容大大增加了”（潘洪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具文”現象以清代禁賭禁娼為例的討論》）。
（本文摘自於賡哲《疾病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中華書局2021年4月。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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