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來自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人員們，分析了特朗普首屆任期內的關稅政策帶來的後續影響，從中總結了一些重要的發現，比如：最終為關稅買單的其實是美國消費者、關稅對美國製造業迴流的作用相當有限、各國的關稅反制會讓美國的一些行業遭受重創等。這對於我們看待當前新一輪關稅戰，或許會有一定的啟發。
上週（2024年11月25日），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宣佈了一項針對美國三大主要貿易伙伴的全面加徵關稅新計劃。在其社交平臺“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他承諾就職首日便籤署行政命令，對從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的所有商品徵收25%的關稅，對中國商品再加徵10%的關稅。此前，他還曾威脅要對中國商品徵收60%的關稅，並對其他進口到美國的商品統一徵收10%至20%的關稅——這一保護主義計劃，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美國經濟。
甚至在這一最新訊息傳出之前，新關稅的陰影——外界普遍認為主要針對中國——就已影響到企業的行為。製鞋公司史蒂夫·馬登（Steve Madden）透露，計劃將在中國生產的商品數量減半，該公司約70%的進口商品源自中國。其他公司則在潛在價格上漲前開始囤積庫存。
不過，這並非無前例可循：特朗普首屆任期內，其政府推行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最為保護主義的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對中國加徵關稅（中國隨後實施關稅反制），使得60%的中美貿易商品面臨20%的關稅。儘管貿易關係後來趨於穩定，但拜登政府基本保留了那一時期實施的關稅措施。
正因如此，研究人員有多年時間研究這些政策的影響——以及它們是否如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預期般發揮了作用。他們還研究了究竟是誰最終承擔了增加的成本。
“當經濟學家問‘誰來為關稅買單？’時，他們實際想問的是‘進口商品價格會下降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教授巴勃羅·法伊格鮑姆（Pablo Fajgelbaum）說，他撰寫了多篇關於中美貿易戰影響的論文。特朗普關稅背後的理論是，對美出口商品數量減少的威脅會迫使中國出口商降價。
然而，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阿爾貝託·卡瓦洛（Alberto Cavallo）表示，實際情況如何取決於眾多因素。卡瓦洛是近期一篇論文的作者之一，該論文研究了2018 – 2019年貿易戰期間實施的關稅對價格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關稅的規模和範圍、受影響商品或服務是否有替代供應商，以及企業對貿易戰持續時間和潛在升級的預期”。
那麼，上一輪關稅究竟達成了什麼目標？以下是研究人員的發現：
1、關稅並未降低中國進口商品成本，美國消費者在特定商品上的支出增加
法伊格鮑姆、卡瓦洛等人的研究表明，總體而言，特朗普首屆任期內設定的關稅成本，主要由美國進口商承擔，在較小程度上由美國消費者承擔（中國進口商也承擔了部分反制性關稅的成本）。
卡瓦洛及其合著者研究洗衣機、太陽能板、鋁和鋼鐵等商品受到的影響後發現，“美國關稅針對的是難以替代的中國差異化商品，所以中國出口商維持了價格穩定”。結果，美國進口商購買中國商品的成本增加，並將部分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
不過，不同種類消費品受到的影響有所不同。“洗衣機關稅很快傳導至消費者價格，因為關稅稅率起初就高達20%，而且針對性強，”卡瓦洛說，“但其他徵收10%關稅的商品價格上漲則慢得多，而且只有在關稅提高到25%時才有所上漲。”
法伊格鮑姆和同事阿米特·坎德瓦爾（Amit Khandelwal）得出了類似結論。在他們的一篇論文中，發現“美國進口商品的消費者透過支付更高價格，承受了關稅的主要負擔，而且……貿易戰降低了美國和中國的總體實際收入，儘管與GDP相比降幅不大”。換句話說，影響確實存在，但程度較小。
其他學者則認為影響更為顯著。今年春季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勞動力與產品市場研究部門負責人瑪麗·阿米蒂（Mary Amiti）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修·戈麥斯（Matthieu Gomez）、孔相勳（Sang Hoon Kong）和大衛·溫斯坦（David Weinstein）認為，基於關稅對企業現金流的影響，貿易戰使美國經濟福祉降低了3%。
隨著時間推移，即使特朗普加徵新關稅的威脅未成真，消費者成本可能仍會持續上升。“當時我們交談過的許多企業都預計關稅是暫時的，所以他們推遲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卡瓦洛說，“關稅持續時間越長，我們越能預期負擔將轉嫁給消費者或出口商。”
2、製造業崗位並未迴流美國
“特朗普政府曾承諾，對中國加徵關稅會使製造業崗位迴流美國，而且我們無需真正擔心中國的反制，”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說，他是一篇研究貿易戰經濟和政治影響論文的作者之一，“我們發現這兩個說法似乎都是錯誤的。”
漢森及其合著者研究了美國關稅和中國反制性關稅的區域性影響，以及旨在補償受影響行業的補貼措施。他們想了解，全球化程序中遭受衝擊的昔日工業中心，受到的經濟影響是否可衡量，同樣，農業領域是否會因反制性關稅而遭受負面後果。
他們發現，儘管美國那些受關稅影響的地區，在就業或收入層面既未呈現積極變化，也未出現消極影響，但中國的反制舉措的確對美國農業造成了損害，並且政府所提供的補償僅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這一損害。
漢森表示，關稅增加的成本並未促使企業將製造業遷回美國，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由於關稅針對中國，進口商只是將採購來源轉移到其他國家，如越南，而非將生產遷回美國。其次，美國沒有閒置產能的工廠能夠輕易替代中國進口商品。美國製造業衰退時，企業不只是縮減運營規模，還關閉了工廠並解僱員工，所以企業大多需要投資新設施，而非擴大現有產能。
第三，如果企業要將製造業遷出中國（或其他高關稅國家），也不能保證這些產業會回到20世紀後半葉主導製造業的美國後工業城市。“過去生產紡織品、鞋類和傢俱的地區，其20世紀的工廠每產出一美元產品所需勞動力，相對於如今的技術水平而言要多得多，”漢森說。尋求投資新制造設施的企業有很多選擇，無論是考慮越南或瓜地馬拉等國家，還是在美國尋找最優方案，昔日的製造業中心可能無法奪回這些崗位。
“特朗普經濟政策的前提——製造業崗位流失對美國來說很痛苦，對美國工業中心地帶尤其如此——完全正確，”漢森說。但就如何應對崗位流失而言，他認為，“關稅的作用相當有限。”
3、受關稅反制影響的行業遭受重創
“實施關稅時，你針對的不只是一個行業——你針對的是一個地區。中國反制措施對就業的影響顯而易見，”漢森說，“中國針對的是那些它確信能造成打擊的行業。”具體而言，目標指向美國農業——中國是美國大豆、玉米、小麥、豬肉和牛肉等農產品出口的最大市場，這些產品都面臨25%的關稅。漢森及其合著者發現，反制性關稅不僅減少了農業領域的就業，還影響了受針對地區運輸、倉儲和商業服務領域的就業。
卡瓦洛表示，這之所以奏效，是因為中國針對的商品可以從其他地方採購，這迫使美國出口商降價以保持競爭力。與特殊商品不同，中國能夠找到這些大宗商品的其他來源。因此，美國生產商因面臨來自其他地區的競爭，維持價格穩定的能力較弱。卡瓦洛及其合著者發現，受影響的出口商價格下降了約7%。
雖然反制並不意外，但美國政府為減輕損害所做的努力，其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有些地方得到了補貼，但其實並非真正需要，而有些需要補貼的地方卻沒有得到，”漢森說。補償計劃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這意味著既涵蓋了受影響較小的州，如北達科他州和蒙大拿州，又在很大程度上遺漏了受影響較大的地區，如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區和加利福尼亞州中部。
“所採用的方案只是基於對美國生產實際情況的一知半解，”漢森說，“這並非特朗普政府特有的問題。總體而言，我們的商務部對美國產業叢集和產業供應鏈的現狀，缺乏準確、最新的資訊。”
這一切能讓我們對未來有何預期？“我們如今在貿易政策上達成了新共識，即對中國實施高關稅。這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實際政策實踐中都認同的，即便未在官方綱領中體現，”漢森說。即便如此，很少有專家預測我們會這麼快——甚至根本不會——看到對墨西哥和加拿大實施高關稅。“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美墨加協定助力北美在航空航天、汽車和醫療器械領域發展出了世界級的供應鏈，”他說。
對許多公司而言，這要求它們在經營思路上做出重大調整，因為這意味著要在新正規化下運營。漢森表示：“我們花了近30年時間，基於貨物跨境流動的便利性構建了全球供應鏈。然而，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這一構建過程變得愈發艱難。因此，針對特定情形制定計劃變得極為困難，畢竟可能產生的結果範圍似乎極為寬泛。但當下我們正步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無論形勢怎樣演變，相較於唐納德·特朗普上臺之前，如今針對商品生產地進行風險對沖的需求都要重要得多。”
漢森指出，雖然企業有時間為與中國的新一輪貿易戰做準備，但這一最新事態發展可能會打亂他們的計劃。“因此，‘友岸外包’似乎並非最初看起來那樣能有效應對反全球化浪潮。貿易不確定性在一段時間內仍將持續。”
關鍵詞：宏觀經濟
托馬斯·斯塔克波爾（Thomas Stackpole）| 文
托馬斯·斯塔克波爾為《哈佛商業評論》高階編輯。
豆包 | 譯 周強 | 編校
推薦閱讀
《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 聯絡方式
投稿、廣告、內容和商務合作
↓點選閱讀原文進入哈評中文網，獲取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