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是經濟活動展開的基本元素，也是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範疇，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以“資本”為核心概念構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完整理論體系。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程序也與不同時期對資本的認識，以及資本對實踐的作用緊密相關。

2022年4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必須深化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國各類資本及其作用的認識，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並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這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研究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這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礎上深化資本理論研究提出了明確要求。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深化對資本性質的認識必須從現代化實踐出發，總結資本作用的歷史經驗，梳理資本運動的當代特徵，瞄準資本發展的目標定位，在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中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為我國穩步邁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強調生產力在社會變革中的決定作用。就生產力而言，資本是人類創造財富、提高生產力水平的重要要素。與其他要素相比，資本具有更強的流動性、粘合性，其對啟用其他要素、形成要素組合發揮著“樞紐”作用，因此對發展生產力也就具有重要推動作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在實施計劃經濟體制的背景下，透過政府指令形成了資本積累，這支撐了國家工業化戰略，但因抑制了微觀主體的資本發展而導致經濟低效率。改革開放之後，我國實施了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併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創造條件，由此微觀主體的資本形成和運動空前活躍。1978-2020年中國資本形成總額從1383.3億元增至43.96萬億元。2010-2021年我國登記在冊的市場主體從4627.3萬戶增至1.54億戶，這為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提供了強大力量。我國曆史上處理資本的正反兩方面經驗，證明了資本作為生產要素對生產力發展具有重大推動作用。

就生產關係而言，資本不僅是物，而且是以物為載體的社會關係。資本運動體現著生產關係：一是在微觀層面，資本在組合各種要素中具有“樞紐”功能，由此，資本所有者必然與其他要素所有者產生經濟關係，這種關係也決定了不同要素的生產組合方式，以及不同要素所有者對企業產出的分配結構。二是在宏觀層面，資本運動涉及微觀主體與國家（或政府）的關係。資本所有者進行資本積累、開展資本運動的動機是獲取經濟收益，如果國家追求長遠和整體目標，則微觀目標與宏觀目標的耦合性就是一個重要問題。改革開放之後我國資本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生產關係轉變，例如：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導致所有制突破了“一大二公三純”，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形態。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型別企業的產業進入、要素獲取、盈利狀況等並不相同，而勞動者報酬和營業盈餘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也在發生演變。

資本具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資本所有者基於逐利動機進行的資本運動，在客觀上創造了就業崗位，刺激了技術創新，形成了財政收入，推動了市場擴充套件和經濟增長。但這些作用是有條件的，如果不加規範和引導，資本自發運動對經濟社會發展也會產生不利影響。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資本被定義為能夠帶來增值的價值，逐利性、增值性是資本的本性。導源於不斷增值的內在特性，資本在生產環節會引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就業崗位相對縮減，在流通環節會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和勞動者消費能力不足，在分配環節會導致資本所有者依據生產資料佔有地位而形成收入分配優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釋了資本運動因分配兩極分化、供求對接失衡而導致了週期性經濟危機，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也揭示了資本收益率高於經濟增長率這種長期失衡關係。基於這種本質特性，資本傾向於流入短期收益率更高的虛擬領域，從而加劇經濟的金融化和虛擬化；資本運動也可能損害生態環境，從而對整體經濟產生“負外部性”。概言之，資本對經濟發展具有“雙刃劍”效應，微觀主體的逐利動機可能會損害宏觀的經濟執行，並透過多種渠道對經濟持續平穩發展產生衝擊，資本運動存在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的偏差。

從理論和實踐來看，我國現代化建設要客觀認識和細緻辨析資本的作用，既為資本的有序發展提供更平等、更有利的制度條件，又要防範和規避資本對經濟社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馬克思在深刻揭示資本主義內在弊端的基礎上，科學闡釋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演變規律，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在認識和利用資本方面，具有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優勢，可以透過制度安排來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我國現代化建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目標追求。共同富裕既要考慮發展性，透過社會財富增長來解決“富裕”問題；也要考慮分享性，透過社會財富分配來解決“共同”問題。這裡的社會財富包括物質財富、文化財富和生態財富，且發展性和分配性貫穿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兼顧效率和公平、短期和長期、物質和精神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要求，這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重要體現，對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初心使命的重要體現，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體現。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追求需要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在中國，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政治問題。從實踐角度看，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提供了制度基礎，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的重大成就為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基於實踐形成的資本發展規律為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提供了理論資源。

中國現代化程序中的資本作用與不同時期的經濟體制息息相關，而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市場關係。新時代我國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需要透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深入推進政府-市場關係調整來實現。應針對資本運動的障礙和短板，堅持疏堵結合、分類實施，著力推進制度完善和長效機制建設，以實現資本運動與宏觀目標的高水平契合。

一方面，“引導”資本發展主要針對資本要素配置“不足”，旨在“疏通”資本配置渠道，鼓勵資本規模進一步放大、型別進一步擴充套件、流動進一步增強。為此應加快資本市場建設，完善資本市場體系，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不同型別企業提供平等的市場機會，透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國有企業改革並拓展民營企業發展空間。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以激勵工商資本進入農村，消除企業、地區、產業獲取資本的制度壁壘，透過產權保護和交易成本降低進一步提高資本配置效率，提高金融資本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這些集中體現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取向。

另一方面，“規範”資本發展主要針對資本投機行為“過度”，旨在“堵住”資本運動風險點，防範和化解資本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可能衝擊。為此應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消除一些領域形成短期“暴利”的條件，引導資本從“脫實向虛”轉為“脫虛向實”。加快土地制度、財政體制和地方政府激勵機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對要素配置的介入，消除土地、財政、金融相互扭結所產生的風險。加強對資本形成和運動的監管，規避資本和權力結合及其對整體發展的危害，消除市場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對經濟秩序的衝擊。完善產業政策和收入分配體制，充分發揮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消減資本配置對收入分配和生態環境產生的不利影響。這些集中體現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改革取向。

總之，依靠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效組合，我國有條件有能力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進而推進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成就。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